刘荒田散文精选-渭城朝雨浥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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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和友谊超过三十五年的老友在唐人街茶楼见面,谈及故国的故人,他说起一个名字,我马上记起王维的《渭城曲》起句。这位故人姓关,叫渭城,但和位于陕西省,西出阳关所经的古迹并无任何渊源。名字典雅,仅仅说明起名者的腹笥颇有墨水,至不济也是熟读唐诗三百首的冬烘。

    “关渭城厉害!大发了,他和三个儿子开的水产批发公司,向全城的餐馆批发鱼虾,冷藏车、大货车十多辆,大仓库加上大办公楼,可气派了。前几年,村里修一条水泥路接通公路,他一捐就是六十万元。”友人说到这里,对我做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他的意思,既是惊讶,也是不服气。是呀,这家伙,怎么有这一天!

    去国二十多年间,我对关渭城个人遭际的关注,其热心是异乎寻常的。关渭城既非我的亲戚朋友,和个人利害也无关,每遇到他的同乡,我却总要问:“知道关渭城吗?他怎么样?”

    一

    关渭城,今年该交八十。不晓得他作为拥有好几百名员工的大企业的董事长,有没有过去的威严?我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他的五十岁以前。那时他瘦高个子,骨骼粗大,南方农民中典型的脸膛,黝黑中带着红,颧骨高,下巴似刀削般整齐,鼻子多肉,见了人总笑嘻嘻,大笑时全身抖动。嗓音相当雄浑,在大操场给学生训话,从来不用麦克风。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三十年前的1975年冬天,他在镇里的宣判大会上,被县法院派来的法官判处八年徒刑。一个场面至今为目击者津津乐道—法官在肃静的会场上,向上万人(包括老师和学生)宣读他的罪状之后,两个法警把他押上台前,铐上手镣。这瞬间,他脸如死灰,头下垂的角度一似被砍掉、和脖颈只连着一层皮似的。他扑通跪下来。这可不是“指定动作”,不做防备的法官给惊得打了个激灵。我和坐在看台梯级上的学生却被这出奇利落的屈膝迷住了。看台的一角随即冒出噼噼啪啪的掌声,继而,清脆的童声齐呼:“大流氓,关渭城!”“大混蛋,关渭城!”是一位“文革”中叫惯了口号的女老师领的头,孩子们趁机名正言顺地发泄反叛的快感。须知,关渭城一直是德高望重的校长,上早操,关校长的影子在围墙外晃一晃,满场玩耍的学生便以眼色和手势互作警告,喧哗马上停止,教人想起雨后聒噪的池塘,脚步一到,群蛙肃然。而今却成了不打白不打的落水狗。

    关渭城是在校长任上出的事,用学校附近村庄的农民的说法,他是给不安分的下半身害的。他伤害了不止一位女学生。而女学生们所在的初一(1)班,我是班主任。为了这个缘故,调查组全力收集关校长的作案细节时,我没少惹麻烦。

    我并非情色文学写手,关渭城的案情,虽能颇多挑起人们的兴致,我也不想多着墨。我所着眼的,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的个性和命运的关系。

    二

    1972年,我在乡村一所小学任教两年,送走了“小学办高中”这一教育革命新事物所造就的唯一一届高中毕业生以后,关渭城来就任校长。早在“文革”前,他已是公社中心学校的校长,“文革”中被撸下去。罪名甚多,如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升学第一之类,属于人人有份,并不算要害。坐实的仍旧在“色”上,比如,和曾当过他学生的某香港女子乱搞,调戏女老师。为此,他一直没官复原职,在山区当了好几年普通教师。到1973年,公社党委一有力人物,看中关渭城的魄力,向教革会的雷主任力荐,雷主任再三权衡,最后勉强点头,让这位由他一手整倒的对手出山。关校长履新的第一天,对我格外亲切,握着手摇个不停,叙起旧来。

    早在1960年,我十二岁,在中心小学读六年级。关渭城是新调来的校长。但我知道他的大名,比这还早三年。1957年,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我家还在镇上开文具店。一天,我在柜台后听一群来自四乡的农民,议论刚刚结束的全区拔河锦标赛,好几位粗壮的大汉在大骂:“妈的,关渭城耍阴枪,要不横山乡早输了。”原来是这样:关渭城在横山小学当校长,也是这深山旮旯由打柴汉组成的拔河队的领队。在淘汰赛中,横山队和蟠龙队争夺冠军。最后一场决战中,横山队步步败退,眼看绳子中间的红线头将移到决胜点,满头大汗的裁判快要吹响定胜负的哨子。关校长飞身溜到对手队的末尾,拍拍块头最大,死劲把住“尾缆”的主力的肩膀说:“枉费力气,你们队—输了!”铁塔一般的汉子,头脑简单,发愣一秒钟,问一句:“真的?”手不由自主地一松,绳子马上被拉走半尺。横山队趁势反攻,终于获胜。这一桩小事,可作关渭城一生功业的注脚。

    我当小学生那年,和校长当然没有来往。十多年后,他成了顶头上司,第一次校务会议,就将了我一军,他规定所有老师在学校住宿。我提出异议:只要不迟到,在家里过夜并不碍事。他严厉地说,这是自由主义。我只好乖乖地把被盖搬到祠堂的小阁楼里。

    我当然知道,这不过是小试牛刀。关校长的励精图治,一步步展开。每天一早,他在学生进校前,巡遍各个课室,连同校办农场的菜地。学生上早读,他背着手,在走廊逐个窗口看过去,从一年级到附设初中班,师生一动一静了如指掌。每个星期天夜晚,老师们聚集在教导处,听他布置下星期的工作。照例,场内鸦雀无声,以“权威”自命的初二(1)班语文教师老伍也不敢大力晃动二郎腿,为了帮老婆插秧昨天凌晨便起床,累个半死的民办教师小甄掩住口才敢打半个呵欠。平心而论,校长不算不得人心,一来,他事事带头,单是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巡堂这一点,便教被班里调皮鬼整得七荤八素的女老师们感激涕零;二来,他奖罚分明,责任到人,干练明快,讲求实效,在只尚务虚,吹牛皮吃香的世风中,算得独树一帜。

    在周前会上,关校长戴着老花镜,弯着骨架粗大的身体,看一眼字迹密密麻麻的记事簿,再扫一眼驯服的下属,语调顿挫地布置任务,我坐在他对面的办公桌后面,背靠着古祠堂庑廊特有的南洋坤甸木圆柱,想入非非,拿他和汤马斯·卡莱尔名著《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的各类英雄相对照,试图对号入座。这本书的节录,我是从一本杂志上读到的。为了对抗举世无不臣服的唯一的“英雄”,我急于寻找一位现实的偶像。尽管关校长和我心目中的英雄,罗曼·罗兰所创造的典型—约翰·克利斯朵夫根本无从类比,但我还是被关渭城在世俗无与伦比的精力迷住了。

    怎样一个男子汉啊!那年代知识分子被整成惊弓之鸟,能逃过连轴转的“运动”,已算万幸,谁有心去建功立业?他却总是兴致勃勃地经营着职权范围内的王国,学校的围墙,塌了半截,所在村子的农户,把鸡鸭和猪放进校园拉屎,他在晚饭后带领几位粗会泥瓦活的老师,把墙砌起来。说他只做表面功夫并不公允,他悄悄地给穷苦的学生买作业本,他把老婆在卫生院待产的老师撵回家去,自己来代课。傍晚,他在凤凰树下扫了一箩筐落叶,背到垃圾池倒了,拐进厨房,打一盆水洗洗手和脸,和专司做饭的工友阿伦聊阵子天,呵呵的笑声带着磁性,做得自然浑成,活像老实巴交的老农民。

    我像小女生偷偷爱着语文老师一般,对关渭城有了朦胧的崇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一波波袭来,他居然能在夹缝里运转自如。只因他不是酸溜溜的知识分子,没有风花雪月的小资情怀,有的是庄稼汉的勤快,有汗好流,有活可干,一点从黑板和菜地收获到的精神与物质的成就感,和乡村父老传递“大禄竹”(水烟筒)时的谐谑,青石板上骑着咣啷作响的破自行车经过时,赢得的尊崇和畏惧,对他来说,够了。

    如今倒看那些日子,自己也不得不苦笑。不是厌烦村里广播喇叭天天播出“最新指示”吗?不是被批判会高举手臂高呼“打倒”的场面烦死了吗?为什么偏偏对这位“体制内”的校长如此欣赏呢?

    我也说不清,兴许出于简单的逻辑: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没有世俗英雄的年代,死样活气的氛围,勉为其难的场面,比教书匠袖口的粉笔灰还苍白还微末的人生,关渭城好歹是鲜活的血肉,一个在大地上行走引起回声的强者。

    当然,具体到这位饱经风浪的教育界小头头,生命力的释放不像惯常所见的规矩男人那么简单。他父亲远走南洋谋生,老死他乡。娘独力把他拉扯大,却在中年瞎了眼。乡中父老怜惜孤儿寡母,遣他进村头的关王庙当庙祝公,管打扫和出卖香烛纸钱。他凭着过人的机敏,很得香客欢心,得到赏钱特别多,他靠这点钱,断断续续上了三年初中。在关公的泥塑像前,他利用各种机会揩妇女的油,因此获得“生鸡城”的粗鲁绰号,意思是他的性欲奇旺,一似能“上”众多小母鸡的公鸡。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短期集训班,然后成了公办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他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中大病了一场,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政治上千万小心。1960年他成为红人,从穷山沟的小学调到中心小学当校长。他才上任半年,我便毕业离开。以后,他一连几年放了升学率100%的“卫星”,中心小学成为全专区的模范学校。在“文革”中,他作为当权派,受过批斗,罪行主要在男女关系上。此外,大字报上有一条上纲为“迫害贫下中农子女”的罪状,不大显眼却颇堪玩味:他在中心小学抓升学率,用了别校不忍心使用的辣招—提前劝退成绩差的学生,不让他们报考。暗里进行的第一次过筛,极大地提高了竞争力。我听一位老师谈及关校长能常人所不能的本事时,马上想起他昔年在拔河比赛中以假情报取胜的花招。红尘万事,从社会到教学,勿论口号多冠冕,底下都不缺“流氓特色”。流氓下海,胆子愈大。

    说到底,他是农民里出来的“混世魔王”。他干教育这一行,以“人生规划”论,虽不算下下之策,但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长才。如果他早生二十年,赶上毛主席热烈赞扬的农民运动,能当威震四乡的农会主席,且会抢先实践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名言:在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上几滚。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政,比如说,当上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大跃进”初期“比赛谁不睡觉的天数多”的“苦战”中,仗着野心和得天独厚的精力,肯定成为报上天天露面的“卫星”。自然,当校长也有好处,他从乡村带来的粗豪和肤浅,被的确良白衬衣覆盖着,没那么刺眼。

    三

    1974年春天,全国掀起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底层的百姓,无论是月薪二十五块的民办教师如我,还是纳入国家干部编制、月薪六十三块五毛的校长关渭城,都不可能明白高层波谲云诡的斗争,只是奉命行事。

    然而,浑身精力无从好好发泄的关校长,脑筋一下子通了窍,在天怒人怨的大批判中捞了个盆满钵满。不好说他如何老谋深算,他并没有通天的关系。契机出在一次参观上。运动的高潮中,全体老师带领高年级学生到县城去,进刚刚获得“大批判样板”称号的一所小学,参观“上挂下联批臭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展览。关校长匆忙转了一圈,马上布置任务:由画画小有名气的老师阿民负责复制漫画,其他老师抄解说词。参观完后,让一部分老师带学生回去,留下一部分在展览室继续干。他凭着老关系,和这所学校的校长说好,亮起电灯,让我们把展览照搬回去。

    兵贵神速,第二天是星期天,关校长不回家,拉上阿民和我等几个骨干,从早上忙到深夜,把全部漫画和文字弄好,在大祠堂内拉上几行绳子,张挂起来。星期一,便有了全公社头一个“批林批孔”展览。邻近的学校闻讯而来,三天后,在教革会一辈子以善抓阶级斗争闻名的雷主任指挥下,成千上万的本地师生到我校取经。关校长脸庞更红了,在大操场的讲台上,喉结一突一突地,向前来参观的客人夸夸其谈。照当时的通例,凑合出“四个狠抓”“三个不放松”“六个结合”“五项指标”。在各校校长在座的“传经送宝”茶会上,关校长先笑呵呵地给大家端茶,再用手指蘸蘸口水,把手里一沓《经验总结》分发给众人,随即进入角色,口沫横飞地演说。

    关校长这一招真够漂亮,县教育局把我校选为全县乡村小学的样板,各个公社的校长和老师来了。害得校内唯一的绘画专才、民办教师阿民,从此没一天空闲,不是补画被风刮跑,被调皮的参观者戳破的漫画,就是更新被日头晒褪了颜色的标语。

    公社教革会的雷主任在县教育局局长一行来过以后,好几次骑自行车来找关校长。他们本来是对头,“文革”后期的“斗批改”阶段,雷主任主持关的专案,把“文革”前关的风流韵事整理成材料上报,害得关在边远山区的小学坐了几年冷板凳。如今轮到上司来拍下级的马屁。雷主任是明达人,关校长也是,每次谈完,后者都恭敬地陪雷主任穿过堆满谄笑的校务处,到校门口才告别。

    不出雷主任所料,关校长大红大紫起来。关校长被派到县里去作报告,受县委书记接见。关校长的微笑更多,脸膛更红亮,教人想起早年他当庙祝公的庙宇,香火供奉的泥塑,关老爷的脸也是这般红的。

    春风得意的关校长,不忘安抚为这一战役立下汗马功劳的几位青年教师—管画画的阿民,管撰文的我和管总体规划的阿颖。关校长私下先后搂着我们的肩膀,动情地说:“知道我为什么放开手干一场吗?是因为有你们。”

    四

    “大批判”是务虚,光有笔杆子、嘴皮子,不足以教同行服气。精力永远用不完的关校长,一边指挥拆旧祠堂,把校舍迁到另一面山坡,一边筹划一场实打实的大仗—在校办农场实现产量翻几番。校办农场位于离学校三里外的牛脊山。那地方在“大跃进”期间修了水库,几年后因淤泥壅塞而废弃,水排干后,原先被淹没的田垌露了头。邻近生产队嫌这些水田太贫瘠,都不想要。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关校长吃了几顿消夜,乘着酒意把二十来亩光长茅草的返耕水田划给学校。关校长便把班主任们带到水田旁边,给每个班分上一亩几分。

    我在田埂上弯腰挖了一块田土看看,瘦得触目惊心的红壤,历年被雨水冲刷下来,在田里积成厚厚一层,倒抽了一口冷气。关校长早已胸有成竹,他叉着腰,用草帽扇风,作了一次动员。他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红人以来,对来取经的外人,一定拿足官腔,马列毛语录,斗争,专政,时髦词儿一甩就是一串,可是这回成了沉着的庄稼把式。

    “大家看到了,这鬼地方,种什么死什么是不是?别慌,第一,死马当作活马医,亩产指标定得很低很低—一百斤,还嫌高?五十斤!到人家田里拾稻穗都能拾来这个数。第二,从前我向潮汕老农学了一招:喂肥,土质再差,稻子也不愁没养分。大家不是担忧粮食不够吗?这里出产的稻谷,都归大家,教师食堂每顿加大米二两,落力干吧!”

    一位公办教师,平日看不惯校长的好大喜功,轻声说:“不是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吗?”关校长白了他一眼,没加反驳。在归途,关校长却和这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下属话家常:“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靠我这点工资,说不吃力是假的。我刚刚到教革会去,向互助储蓄金借了五十元,给老婆拿去买木薯干……”

    这一片水田,从此成了关校长的宝贝。说他专在“表面”下工夫,一似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骑单车到各乡村去闲逛,什么活也不干,两条裤管却永远高高挽起,小腿上总有泥巴吧,并不。他每天天麻麻亮,就扛把锄头,到三里外的校办农场巡查,放田水,看庄稼长势,这一举并没有任何官员看到。

    秧苗插下不久,关校长便在校园一角设立肥料加工厂,把沤好的人粪混上少量化学肥料,掺上从菜园挖来的、腐殖质充足的黑土,搓成一个个鸡蛋大的球体。关校长身先士卒,不怕脏臭,用手搓肥料。然后,师生们把肥料球挑到田里去,往一棵棵秧苗的根部喂。

    我那时才二十来岁,干农活却远远落在中年的关校长后面。春天,斜阳在苦楝树上踱金的时光,打赤脚,浑身上下无处不像老农的关校长,挑着满登登的肥料球,走在前头,后面跟着也挑肥料,一路嘻嘻哈哈的学生,殿后的是拧着眉头,在重担下喘气的男女老师们。我们干得浑身筋骨生疼,夜里还得回到教导处备课,改作业,谁不暗里祈求关校长一病不起?

    很难判断,在知识分子都成了惊弓之鸟的非常时期,他玩命出于什么动机?升官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他的底子不干净,在县委组织部的档案袋里,涉及男女关系的劣迹排了好几页纸,即使小有升迁,也是“老鼠尾巴上长疮”,大不到哪里去。发财吗?公办教师涨工资,要等国务院的下发通知。当然,这个彻头彻尾的世俗化的人物,若强加上什么“铁肩担道义”,或者按党委宣传部的口径,把他加工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豪杰,则太滑稽。我猜想,起主导作用的,该是体内的原始野性,中国农民特有的消耗身体能量的冲动。

    夏稻开镰时节,学校已迁到离祠堂群半里远的山坡上。一色髹成奶白的平房,围绕着大操场,比过去挤在村子中间,开阔多了。关校长在走廊里,摇着净谷机的铁把手,脸更像乃祖关云长。他吆喝着,笑着,拿起大秤称量谷子。总收获量是教人欣慰的—从校办农场的红土壤长出来的谷子,一共三千多斤,加上浮报,平均亩产达到四百七十斤,虽比邻近生产队的单产差了一小半,但无论如何都算得奇迹。在《大批促大干,大干出成果》的经验总结里,关校长毫无愧色地向全县的同行宣告,本校农场单产,比往年翻了三倍半。

    穿着新的确良的关校长,被县教育局局长邀去,在全县的校长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回来那天,学校正在上课。我上的是作文课,布置完题目,在课堂里巡视,偶尔向外望去,只见关校长竭力压抑着一腔得意,沉着地在操场上缓缓走着,不时停下,下蹲,把杂草拔去。他走向操场北端的缺口,用脚作尺子丈量着,沉思一会,向荒坡凝视良久。从开始迁校,他便把蓝图画好,从他所站的地方开始,直到横水河滨,覆盖着山捻子树和半人高蒿草的千年荒野,已被他纳入第二期、第三期工程。他拿着棍子,向全体师生讲解总体构思,图纸上,校舍、实验室、球场、田径场、教师宿舍,那个美好,教大家的嘴巴久久张开,忘了合上。家在外地的老师却不相信,说,切,比唱还好听,我只要现成的,哪怕才三平方米,家属来了能安顿。

    我琢磨不透如此复杂的性格,他自己不但管全局,还和最顽劣的学生交朋友。学生的作业本,掉了纽扣的衣服,围墙下的一行新栽的白玉兰,都受着他的关注。他掌校三年,村民提起校风,都竖起大拇指。他上初中班的政治课,任何年级任何科目的老师因事因病缺席,他拿起课本便往课堂走。他不爱读书,只为吸收层出不穷的新提法、新理论,才看看《人民日报》,如其说他修养了得,不如说天生的领袖魅力起作用。他总能教正派人信服,让调皮鬼慑服。他在讲坛上一站,就吸引全体师生的注意力,学生冲着他的诙谐和和气,老师冲着他隐藏在诙谐和和气里面的威严。

    关校长和清苦的民办老师一般,关心墟场上鸡鸭的价钱,有时趁墟替学校采购物品,捎带买上一麻袋米糠,周末载回家喂栏里的两头猪。有一次大女儿到学校来找他,父女小声吵了一阵。关校长回到教导处,重重地坐下,抱着头叹气,低声对我抱怨说:“她妈叫她来要钱的,说布票快过期,要扯几尺凡立丁……”

    有一次,关校长和我一起到县教育局去,我去当笔杆子,写一个本校抓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验材料,关校长去作工作汇报。他晓得,这材料我要是写出水平,对他的仕途大有帮助,便一路和我套近乎,说了些只有知己才说的话:

    我自家的斤两还不晓得吗?顶多出牛力干粗活,要提升为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当然靠你嘛。说老实话,给我升官我也当不长,这毛病……一年了(我惊问:什么病,怎么一直看不出来?以为你的身体是全校老师中最棒的),胸膜炎哩,时好时坏。哎,不瞒你,这种病,坑人!四十八了,老想着那事,丑死了!

    我盯着他的脸,两颊隐隐透出和年龄不相称的桃红,嘴唇轻轻抖动。这是肺病患者特有的亢奋。我早听说过,这类病人的性欲异乎寻常地高涨。我茫然,无言以对。太突然了。他是在教育局的会客室等候局长接见的间隙和我说这些的,嘴巴艰难地嚅动,好像一下子掉光了牙齿,同时,手一页页地翻着记着汇报提纲的笔记。笔记上的语录和高调,和谈话内容成了冷酷的对照。

    我费劲地俯下身体,才看到他的眼瞳,目光散乱,软弱,一似在果园里偷番石榴被主人抓住衣领审问的孩子。我随即想起几个月前一位男老师告诉我的秘密:一个晚上,公社电影队在新校舍的操场放电影,他到堆放建筑材料的备用教室搬椅子,一踏进里面,关校长便和一位女生快步走出。他说,他们一定在鬼混。我大笑说,怎么可能呢?女孩子这么年轻。到了此刻,我仍旧不相信关校长对初中一年级的女生下手。他过去的风流韵事中,女主角都是成年女子。

    五

    县教育局已给“模范校长”关渭城下了调动令:一个月后到县一所重点中学去担任校长。初中学历的人管上千人的完全中学,够破格了。但是这一通知书被公社教革会的雷主任锁进抽屉。在整人方面出色当行的雷主任并非故意刁难潜在的竞争对手,而是为了适应运动的需要。雷主任正要指挥一次“交叉检查”—将公社内三十多所学校的校长分成五个小组,分头到各校调查,重点是老师和领导的作风。说白了,就是抓“乱搞”。那年头,临深履薄地当着“臭老九”的老师们,没有贪污的可能,没有政治上作乱的胆量,对男老师来说,唯一的诱惑是女学生。为了防止串供,参加检查组的校长们不准回自己所在的学校。

    来我校的检查组由雷主任挂帅,不知是听到风声,还是凭直觉,这厉害角色选上这里当突破口。第一步,检查组找学生问话。我当着班主任的初一(1)班,十四位女生在上课时进进出出,被检查组轮流叫去。我晓得,我所负责的班,是重点中的重点。

    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班的女生是学校体操队的主体,五个尖子都是我的女弟子。体操队可是关校长的掌中之珠,发起人是他,置办平衡木和单双杠等器械的是他,平时,教体育的黄老师作辅导,在旁督战的也是他。青年时代在九人排球队当炮手的关校长,只花了三个月,就把这群腰腿并不灵活的乡村女孩子训练成颇有名气的专业选手,一色天蓝运动服,马尾辫,上台时羞答答的,打起360度空翻来却又严谨又潇洒。先在本大队各村庄巡回表演,后来名气大了,邻近的公社也来邀请,还到县里参加了比赛。

    九位体操队员中的八位,向检查组检举关校长,说他常常动手动脚,老不正经。办案老手雷主任一查名单,咦,唯独体操队队长,和关校长关系最好的Y姑娘守口如瓶。于是发起攻坚战,检查组的男女成员轮着上,我也被征召做客串,日日夜夜盘问Y姑娘。Y是班长,语文课成绩不错,平时很得我的信任。我不相信她和校长有什么瓜葛,才十六岁,懂什么“性”?检查组在学校待了一个多月,检举关校长调戏女学生的有三十多人。关校长在别校当着检查组副组长,突然遭解职,关进教革会做隔离审查。关渭城久经风浪,岂会轻易松口?他和Y的攻守同盟,教雷主任又恼火又无法可施。检查组差点无功而退时,突破口出现了,班里一个女孩子鼓起勇气,揭发关在课室里强奸了她。那晚本来要上自修课,同学们和老师到邻村看电影,她独自在课室做功课,遭到关渭城的毒手。关渭城抵死不认,可是,按照当时办案的规矩,强奸案只要被害人指证便可坐实,雷主任凭这一条穷追猛打,三个昼夜的折磨之后,关渭城的防线崩溃,不但承认了强奸罪,也认下诱奸Y姑娘的罪状。教人啧啧称奇的是,直到关渭城被送往劳改场,Y姑娘从头到尾没松过口。倒是老狐狸一点点地“挤牙膏”,交代出从引诱到上床的诸般细节,既极大地满足了雷主任和专案组对色情事件的好奇心,也给法庭提交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受害者(或称同谋者)的旁证,便成了可有可无。我如今回想,仍旧觉得不可思议,遭受关渭城玷污的女孩子,平均年龄不足十五岁,为时一年,我作为每天和她们相处的班主任,竟看不出一点异样。这群女孩子,因营养缺乏,身体均偏瘦,发育刚刚开始,她们在乡村长大,干农活利落,却不晓得爱和性为何物。说她们一开始便明白这是性骚扰,却慑于校长的威严,含泪忍受,也许高估了她们的判断力。我想,她们基本上没想到“性”上头去,以为是“玩耍”。我那时作为班主任,无论人生经验还是心理学修养,都不足以见微知著,觉察到孩子们正在受着足以影响一生的心灵重创。同时,还要顾及,以当时逼供讯的流行,不排除关校长屈打成招,女学生遭诱供,作伪证的可能。

    通过这场“狠抓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反腐蚀斗争”的大仗,雷主任打倒了足以和他抗衡的敌手,自己也捞到若干政治资本。有趣的是,雷主任碍于年龄,也没因此而升官。五年后,这运动老手移民美国,没来得及受被他仇恨一辈子的资本家的剥削,就死于心肌梗塞。

    关渭城一气劳改了八年,没打过折扣。1985年刑满,回到老家。那时已六十开外,这辈子的精力加上斗志与计谋,终于获得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起先骑单车和摩托车,和儿子到沿海地方去向渔民收购渔货,卖给县城的餐馆。渐渐地,交通工具升级,从小卡车到安装了冷冻设备的大卡车。进入90年代,他掌管的公司在县城雄霸海鲜批发业,财产以千万计。

    我没打听到,关渭城被判刑后有没有要求复查和平反,从办案过程看,漏洞甚多,除非确实罪有应得,本人是值得为洗脱污名而奔走呼号的。

    六

    “渭城”作为名字,典雅是典雅,但这个被乡下百姓骂为“老淫虫”、被教育界斥为“斯文败类”的人物,和王维的不朽诗篇毫无关联。我拿“渭城朝雨浥轻尘”作题目,是作文之前画下蛇足,然而,走笔至此,却隐隐然窥到二者之间藏着一个隐喻,这一诗句不是没有可供发挥的意象的。

    春雨是明亮的,一条条斜在东风里的雨线,穿过轻尘,成了金色的绦丝。何其丰盈的生命力!这不正是关渭城的写照?如果关渭城这“雨”下在彼时的香港,在崇尚个性,鼓励自由竞争的沃土上,以他的机警和耐力,无论干哪一行,成大器的百分比都甚大。到晚年,也许成了关“嘉诚”。如果关渭城这“雨”,像他出洋谋生的祖先一般,下在美国的旧金山,即便一辈子摆不平英语,从中餐馆的“厨房牛”熬起,迟早也成一番局面。可惜的是,雨下得不是地方,既不是供野心发酵的政界,又不是拼计谋的工商界,而是好歹讲究点文化和体面的教育界,天晓得是与生俱来的基因作祟还是肺病的激发?他遏制不了过分旺盛的性欲,催生万物的春雨,于是注入罪恶的激流。如果短寿,他的全部生命史只好用来诠释“色空”。还好,老天爷开恩,使他出奇制胜—在晚年居然出现“晓看红湿处”的胜景。

    三十年间我没有见到他,却能想象出这位年龄与我父亲相仿的前上司的形貌:满脸老人斑,步履虽失却四十八岁的气势,但腰杆挺直,声音洪亮。见到我,会笑嘻嘻地伸出粗糙的大手(但愿我忘记它曾是“禄山之爪”),和我相握,作寒暄少顷,便迫不及待地把我请到雅致的总裁办公室,吩咐漂亮的秘书小姐泡一壶功夫茶,也许,我有被邀去吃龙虾大餐的运气。他这么做,是为了刷新在我心中的形象。

    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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