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贵叔行年七十六岁，身高一米八五，在个头偏矮的南方人中，站到哪里都是鹤立鸡群。不但高，而且壮实，宽肩粗腰板，到老也既没赘肉，又没弯曲。头发像猪毛刷般粗硬。国字脸膛，红里透黑。右眼有毛病，眼白把眼球吃掉大半，顾盼时头部大幅度转动，显得笨拙。向来龙精虎猛，在村前的青石板路上走，噔噔作响，先声夺人。这样的壮汉，年轻时的雄风可以想见。

    乡村的人际关系，深远虬结。贵叔的家族和我的家族，是两棵百年前同根的榕树。我的祖父刘康和贵叔的父亲刘友，都是孔字辈，分属堂兄弟。我的曾祖父在18世纪漂泊到秘鲁谋生，终老他乡。曾祖母独力抚养独子，他就是我的祖父。祖父长大后经商，从中药店学徒做起，中年终于混出了头脸，在镇里开一爿杂货店，经营油糖海味，在村里建了两层高的青砖大屋，还有数石田产。祖父的堂兄刘友，我这一辈称为“长公”，骨节粗大，高高个子，性情木讷，不识字，标准的作田把式，不工心计，不懂发财术，被见过世面的熟人讥笑为“除了打牛屁股吗事不会”。他的老婆，即我们口里的“长婆”，倒是厉害角色，善察言观色，出言泼辣，和我那绰号叫“鸡婆”的祖母旗鼓相当。不过，我祖母里里外外当掌柜，长婆虽在年齿上居长，但在祖母面前不能不低声下气。

    长公和我祖父，出生在1900年前后，饱受上世纪的风雨。我祖父育两子—我的父亲和叔父，叔父无后，我母亲一鼓作气生下三男三女。长公夫妻更不含糊，养下四男三女。四个儿子依次从“荣华富贵”取一字，拼合出种田人朴素的理想。长子荣和次子华，新中国成立前到暹罗谋生，开头混得不好，并没有钱接济乡中父母。刘友的两个女儿早早出嫁，在家的两个儿子，阿富和阿贵，都是出名的壮汉，可惜空有一身牛力气，种几亩薄田，仅够糊口而已。

    从抗战胜利到实行公私合营的1957年以前，十多年间，我家逐渐发达，在小镇经营的文具纸料店“永益隆”，成为行业的翘楚。那年代，乡村人家维持宗法社会约定俗成的关系，生意人刘康为尊，种田人刘友为卑。刘友夫妻三天两头来我家所开的店铺走动，长公刘友当搬运工、码货工、杂工，长婆，即刘友嫂替我祖母当跑腿，帮我母亲带孩子。亲戚分上，不能算是雇佣关系，但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则，主人以实物或礼物支付工钱。比如说，墟期完了，刘友夫妻在铺子里忙活一天，要回家去。生性吝啬的祖母，怎么心疼也好，都得设法把刘友夫妻带来的“去村篮”塞满，不是大米、食盐、片糖，就是蔬菜、海味，再不济也得把剩饭剩菜倒进大肚子陶甕。新中国成立前我家开海味店时，外快更多，举凡“箩底货”，比如蚝豉、虾米、鱿鱼、腐竹、江珧柱，破碎后卖相不好的，都会用“纸角”（三角形的纸制容器，现在不再流行）盛好，让长公夫妻带走。祖母说，长公家养了一群饿鬼，什么都能吃精光。

    我在童年对乡村婚娶的第一手印象，就是长公两个儿子的婚礼。50年代初，阿富和阿贵娶亲，都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居处在深巷内，原先是祖产，我的曾祖母和刘友的父母各占一半，我祖父做生意赚了钱以后，在别村建了新屋，迁了出去，刘友家占了整栋。这种老屋，墙壁足有两尺厚，是用黄泥拌上黄片糖夯出来的，表层剥落后，露出山岩一般的纹理。没有窗户，喜庆之日挂满了贺幛，把天井的光也遮住，神龛前点上十多根粗大红蜡烛，屋里仍旧昏暗。地板是泥地，经多少年人和牲畜踩踏，乌黑的地面比水泥还硬。我清晰记得，比所有宾客都高出一个头的新郎贵叔和矮他两个头的娇小新娘子行最隆重的跪叩之礼，先向着天井方向拜天地，再向厅堂东面端坐在板凳上的父母拜，最后向坐在西面竹椅上的我的祖父母拜。祖父笑呵呵地搀一对新人起来，祖母念叨着“连生贵子”，给他们送上分量挺重的红包。我躲在祖父母身边看热闹。新娘穿小凤仙装，头上的凤冠金箔闪亮，在穿阴丹士林布的村姑群烘托下，无乃是开屏的孔雀。凤冠在乡村婚礼中，算是最高级的饰物，它是从我家所开的文具店借去的。我家从广州十三行专卖戏服的商家买来，放在加锁的铁桶内，出租给办婚事的人家，这回当然免费。

    1957年以前，长公的家族和我的家族比，后者占了上风。长公的媳妇和女儿见到我祖父，都恭谨地低头，怯怯地唤一声“大老爷”。我家和刘友家，代表的是两股社会力量。刘友家吃口浩繁，除了种田别无活路。我家是“殷商”，小镇黄金地段上有自置的店铺，蒸蒸日上的生意，乡间有田产和新屋。我叔父是岭南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后当过镇里第一任地方工商联主任，胸前常常挂着燕子尾巴，兴冲冲地进城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祖父则气定神闲地坐镇店面，卖纸笔墨之余哼唐诗，写毛笔字。常常见长公进铺来，沾满泥斑的作田装束换成黑色薯莨唐装，袖子总要挽上几挽，神情从来没有轻松过。我小时好几次在铺尾的厨房，见到他向祖母借钱。祖母当然晓得，无论他说的是什么名堂，“没本钱请猪郎给母猪打种”“阿富的囝仔出疹子”“阿珍上中学没钱交学费”，借出去统统是“肉包子打狗”，所以多半不会如数给足，借两块只给一块或者一块半。长公借不够，回到家难免老婆一顿臭骂，更严重点夜里不准上床，于是瞅准祖母上街买菜，偷偷找上不管钱的祖父，祖父从买烟的用度上省，给老实巴交的堂哥几毛钱。

    二

    我家从土改起开始走下坡，到了“大跃进”后跌进谷底，店铺充公，祖父进了中药店当抓药工，月薪三十元，祖母在文具经销店当售货员，月薪二十元。在国营百货店当副经理的父亲下放到农场去。家里总笼罩着愁云，大人没一个有好脸色。成为讽刺的是，“永益隆”这“大宝号”不是悬挂的招牌，而是镶嵌在骑楼外两扇窗户之间砖墙上的浮雕，永远不消失，肥厚的颜体见证着“刘家铺子”的凄凉末路。

    那年代，我们一家具体而微地感到刘友家的冷淡。尽管大家长刘友木讷如故，但他的婆娘、儿子和媳妇们，都应了广东人讥讽势利人的谑语：“反转猪肚就是屎”。最先觉察出这种变化的总是敏感的女性。我称为“长婆”的胖女人进小镇，不再到“永益隆”来，向她过去口口声声地叫“嫂嫂”的前老板娘问安。村人辗转传来她对我家的讥评：“看到吗？‘肥仔康’一家连正门都让供销社占了，我才不拐小巷从后门进去。”事实也是这样，铺子前一半给供销社征去当茶楼，只给我家留下楼下尾部的厨房和二楼。长婆在墟上买菜，年轻的同村女子阿顺替她提篮子，一似旧社会有钱人家的做派。买下五六斤重的鲩鱼、稀罕的腊肉腊肠，善体人意的“丫头”会有意或无意地把鱼尾巴和系腊味的红绳子暴露在盖子外。遇到祖母迎面而来，长婆拉拉丫头的衣角，在摊档前蹲下或弯腰，装作挑选货物。祖母当然晓得她用心良苦—碰上面，不打招呼说不过去；打嘛，要尊称我祖母做“嫂嫂”，气又不顺。

    好几次祖母上墟场买菜回来，黑着脸说长婆的不是。祖母是粗线条人物，对长婆刻意的怠慢并不大觉察，或者说觉察到也没感到难过。她的人生哲学是直接和现成的：人家阔了，当然该有派头。只是，她忍受不了长婆迫不及待地摆阔的暴发户嘴脸。“呸，有钱也不用‘晒命’嘛！刚才我在墟口撞上‘刘友马’（这是乡间一种奇怪的称谓，在丈夫名字后加一“马”字，是“刘友家婆娘”之意），猜她怎么着？吩咐阿顺打开篮盖让我看。她假惺惺地对我说，阿嫂，广海大虾米一斤卖三块八，我买了三斤，不知买贵了没？分明寒碜我！我就说，论成色算很好的了，这些年，几时看过上等货？可是她不肯罢休，不阴不阳地来一句：就是嘛，要是货好，我一买就是十斤，让阿富阿贵各家都拿上几斤。我给气坏了，便说，倒也是，和从前三埠黄坤记批发来的帆船牌比差远咯，人家一只只成色多鲜亮，三五只放进汤水里，味道就足足的。说到这里，祖母为自己又得体又尖锐的言辞得意起来，呵呵地笑。祖母明白，最容易教刘友夫妻难堪的，就是重提他们潦倒年代的“劣迹”，例如来铺子讨箩底的虾米碎腐竹末回去煮粥。祖母提起黄坤记的海味，长婆当然会联想到自家倒霉的过去，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终于，长婆的气上来了，甩下一句：“阿嫂，康哥一个月的薪水也买不了几斤，说也白说。”怕我祖母回击，长婆匆忙和阿顺开溜了。

    长婆身先士卒，她的两个媳妇，即老三阿富的和老四阿贵的老婆，更是变本加厉。论泼辣，个子奇矮、齐不到老公阿贵腋窝下的阿英比妯娌阿春胜一筹，也许是听婆婆涕一把泪一把地说道过吧？她报仇心切，几天以后找上门来，对我祖母—这位她嫁来刘家那天行三跪九叩大礼的长辈叫板，为了宣示足够的傲慢，“大安人”这一尊贵的称呼被省略，开门见山地说：“嘻嘻，是这样，我家孩子多了，床不够，你们借去的那副床板，该还了。”祖母拧着眉头，盯着故意正眼不看她的晚辈，想不出什么时候欠她家一副床板。阿英提示道：“说话几十年了，你家搬到新村去那阵，不是把老屋的床板也拿走了吗？”祖母说：“是啊，那是太婆婆交给我们的，怎么成了‘借’你家的呢？”“你老人家忘性大了不是？这事我婆婆清楚，太婆婆的两副床板，一副交你家，一副交我家，你家在新村起了新屋，搬家时大老爷说入伙那天客人多，要床板搭铺，把我家的那副也搬走了，一直没还。”祖母素来以门槛精出名，马上想起来了，说：“慢着，是有这回事，可是入伙以后，你家老爷亲自来，用鸡公车载回去了，那是民国三十六年的事。”阿英却一口咬定，婆婆说的，你家没有还。祖母猜出来了，那副床板刘友讨回后，给了阿富家，她想赖掉，让阿贵家的女人出面多讨一副。反正那年代借物，不兴打借条。一副床板值不了十块钱，我家闲置的床板至少三副，可是祖母断断无法吞下这口气，刘友家从前是刘康家的佣人，世道是变了，穷人是翻身了，但怎么也轮不到刘友家的晚辈来讨根本不存在的老账。外号“鸡婆”的祖母岂肯示弱，叉着腰吆喝起来：“你回去跟婆婆说，要是有半点良心，就不要耍横。刘友家从刘康家拿了多少，半夜里捂着心口想吧！”

    三

    其实，在先是合作化再是人民公社化的上世纪50年代，刘友这纯粹的农家，经济地位并没有多少改善，相反，比新中国成立前更为紧巴，至少，从前能三天两头来我家打打秋风。

    乡人有一谚语：“石头瓦片也有三年运。”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刘友家却摇身一变，成为远近瞩目的首富。“发”的源头在出洋的儿子。刘友的大儿子阿荣，二儿子阿华，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泰国去，开始时不过是曼谷的打工仔，勉强赚个温饱，从来没给父母寄过钱。二次大战结束后，中断多年的侨路重新接通，远在北美洲的金山客陆续把钱汇回家，靠侨汇养活的“二世祖”们又花天酒地起来。但刘友家没这个福分，尽管媒婆给阿富阿贵兄弟说亲时，总把“两个哥哥在暹罗，大把世界”作为第一优势。好在，阿荣否极泰来，他在一家华人开的铁器厂打工，老板的千金看上了他，结婚以后，岳父委任他当总经理，不久，岳父岳母相继身故，全部财产顺理成章地由独生女儿继承，阿荣自此成为出入曼谷华人上流社会的大亨。阿荣发迹后没有忘记拉老二阿华一把，让他在厂里当上个小头目。

    阿荣是孝子，有了钱，马上想到报答父母，第一次寄回来的款项，把侨批局送汇员的绿色袋子塞得鼓鼓的。苦了一辈子的刘友，对着桌上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一个劲搓手，喃喃自语：“死咯死咯，怎么花呀！”那时长婆因长年营养不良，身板干瘦，发福是有钱以后的事，嘴唇颤抖好久，终于迸出号啕的哭声。老两口出尽洋相，才清醒过来，觉得家里静得诡异。长婆睁开婆娑泪眼，蒙眬中看到地上黑压压一片人，原来阿富阿贵家老小闻讯，全从地里赶来，齐刷刷地跪下，等大家长发红包。教儿孙辈暗暗遗憾的是，抠门大半辈子的刘友夫妻，只给每人发二十元。那是1959年，正处在公社化的高潮，集体食堂每人每餐的开销少于五分钱。

    背井离乡二十五年后，阿荣兄弟终于衣锦还乡，那是1965年。依据乡间俗例，出洋客的风光在于大宴乡亲。流水席设在村前禾堂上，池塘边用泥砖垒起的八口大锅，由村里自古以来专负责红白大事的细崽挥动铲子，把咕噜肉和陈皮鸭炒得烟气蒸腾。几排脱了朱漆的八仙桌上，一拨男乡亲吃了，抬起衣袖揩揩油汪汪的嘴巴退下去，换上另外一拨。到末尾，女眷蜂拥而上，吃过后，各自把剩菜倒进钵子里，拿回家去。这是她们来这里帮忙—开始时切菜杀鸡鸭，最后洗碗扫地，才赚到的特权。

    这里须交代一饶具讽刺意味的插曲：在刘姓村庄里，每一分支都拥有若干户“细崽”，他们的祖先是同姓或别姓的“下户”，归附到一个祠堂，成为专属的奴仆，举凡族里各户红白大事，如婚嫁、殡葬、拜山、孩子满月，都由细崽的户头烹调和接待，代代相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细崽仍旧拥有“当奴隶，听使唤”的“专利”，这意味着有大树遮阴，总比孤苦伶仃好。宗族内的人家，即便一贫如洗（如新中国成立前的刘友家），眼红细崽们从“主家”大篮大包拿走剩菜，还拿工钱，赏钱，也不能染指。此外，除非万不得已，非细崽户不愿自降身价，去干抬棺材拾骸骨一类“贱业”。乡村中阶级或等级的交错复沓与微妙幽深，由此可见。刘友家终因长子大发，应了私塾老夫子所教的自歉语：“蓬荜生辉”。细崽户一反过去的冷淡，倾巢而出前去当帮工，不在话下。

    我那时在城里上中学，没能吃上大餐，这一乡梓间多年未有过的盛事办过后的星期天，我从学校回来，家里的大人仍旧兴致勃勃地议论。祖母以鄙夷的语气说，说什么“宴开百席”，末尾就座的女人连“肴尾”都吃不上，只能往白饭上浇菜汁。“刘友马”不承认自己孤寒，买的菜不够，却赖细崽早早把整只鸡藏起来，私带回家。更让祖母咬牙切齿的是，刘友的三媳妇阿英在席间，假惺惺地给祖母这“大安人”敬茶，不咸不淡地送上一句：“上次和你提到的床板，我们不要了，大伯父这次送了许多礼物……新床都睡不完，稀罕印着尿痕的旧木板！”气得祖母整晚睡不着，和祖父一起细数刘友家早年的困顿和我家的仁慈。

    几年以后，我因偶然的机缘，进了长公在村外小镇新建的铺子，终于识得出洋的堂伯父的庐山真面。刘荣个子高大，一如乃弟，骨节粗突，脸庞黧黑，容貌上兼有老三刘富的精干和老四刘贵的笨拙。我怯生生地站在八仙桌旁边，端详着刘荣，对他充满了怜悯。别看乡人以妒忌的口吻描绘他回乡的“架势”（这一词在广东话里，有体面，耀武扬威等意义），忧心忡忡的神情还是镌刻在皱纹粗大的脸庞上，总是若有所思，怕出错，闹笑话，无论和谁说话，都不时走神，经他机警的母亲提醒，才猛然省悟，害羞地笑一笑。无论祖母还是母亲，都不提陪同哥哥荣归的老二刘华，他替哥哥打工，归根到底是“没名堂”，人们懒得理他。乡村的势利眼，是世世代代贫贱的累积。

    四

    长子暴富以后，刘友想到开洋荤，到香港去“叹世界”。钱不再是问题，问题是政府不批准出境。那是国内政治气候稍稍宽松的“文革”前夕。我家铺子斜对面，是管理华侨事务的公社侨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叫阿介，秃头的中年人，一说话唾沫就聚集在两个唇角，白花花的，颇能为口头允诺增加气势。刘友来找阿介，换上簇新的薯莨布唐装，折痕永远鲜明，人仿佛成了一口被折痕捆着的箱子。因为顺路，加上刘友向来佩服我祖母遇事明断，稍稍收起还嫩着的富人架子，上我家又勤起来。只是小家子气依旧，比如，他陪阿介到城里的华侨商店，阿介要什么就买什么，这等事绝不透风，怕我家说他“大细超”（广东话，意为待人不公平）。偏偏阿介爱臭显，每次带刘友去县统战部“反映情况”，刘友给他的甜头，总添油加醋地向好奇的祖母说道。可惜刘友的钻营并没有理想的结果，最后县里看刘友的大公子乃泰国著名侨商这分上，额外批准他一个人赴港，但取的是特殊途径：偷渡，也就是说，在中方是合法的，但港英当局不予承认，刘友须坐货船，躲在集装箱里头出关，港方的验关人员可能用锐利的探针刺入箱内检查。这么一说，土气远远胜于享福念头的老农刘友，只好打退堂鼓。

    在父母亲终于养尊处优起来的年代，初入中年的阿贵进公社的搬运站当工人。在这家以单车为工具的合作社，无论身坯还是体力都领袖群伦的贵叔，当然是第一号台柱。这些年回国，和贵叔见上面，只要有机会聊天，我必然提他的“当年勇”。并非讨他欢心，如果凭势利眼估量“利用价值”，贵叔只有一样：我们去扫墓之前托他把山坟修整一番。我是出于对男子汉“力道”的英雄崇拜。他被我搔中痒处，乐不可支，眨巴着眼白丰富的眼，干咳一声，说开了：“我的单车轮子，普通人骑可吃不消，用的是最粗的9号辐线，双梁。载货的最高纪录？难说，总之有得载，尽量装，装不下才歇手。一车八九百斤嫌轻松了点，一千来斤难不倒我。我常常在车尾架横板，载两个客，中间再放水泥，一叠就是八包，光货就是八百斤。客人怕我摔倒，给水泥压着。我拍拍胸口说，死怎么轮到你？他看我的身板，他们便乖乖上车。”

    70年代初，国内在政治高压下，民生凋敝，刘友家族因了泰国来的侨汇，一枝独秀，气势到了顶峰。我家没有直接的海外关系，靠勤俭和父亲的精明，勉强维持着温饱。两个家族除了扫墓和婚娶等必须联手的场合，平时没有什么往来。这样的疏远，在刘友家族，未必有怕人沾光的小鸡肠肚；在我的家族，却是剑拔弩张的防范，怕遭村人讥笑为“巴结”。

    可是，我家族的人稍不小心，依然会遭到虽小但刻骨铭心的轻蔑。有一回，父亲逢上休息日，骑单车载着孙儿到小镇去玩，途中经过旧村。他早听说贵叔在祖宅地旁边加建新房，出于好奇，拐进去看看。时近中午，是“三行佬”（泛指建筑工人，原意是木工、泥瓦工和铁工三行业）吃饭的辰光，贵叔看到我父亲，勉强敷衍了一会，便走开。不一会，贵叔的老婆阿英把一大锅粥和点心挑到工地上。贵叔仰起头，向在房顶上盖瓦片的工人吆喝：“下来，吃饭啰。”语气是雇主的威严掺和着乡亲的亲切。说罢，贵叔揭开盖子，蒸汽腾地冒上来。他斜眼看了看父亲，并没说话。这冷场不到一分钟，父亲却按捺不住，甩下一句：“走了。”跨上自行车，飞快离开。在父亲看来，贵叔的无礼到了极端。按乡间风俗，在这样的场合，客套万万缺不得，装也要装出来，主人务须诚恳地说：“哎呀呀，平日请都请不来哩，群他妈，盛两碗来……”若客人不肯，得稍作拉扯，功夫做足，如果客人执意不吃，才连连摇头，万分遗憾地送客。不过贵叔穷惯了，与生俱来的小气使他换了一种思维方式：哼，早不来晚不来，瞅准人家开饭才来，分明是想蹭一顿嘛！

    这等“猪尿泡打人—打不死人气死人”的事件，每发生一次，在我的家族内迟早引起一次和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年年讲”并行，以“奋发图强”为主题的小型思想教育运动。气氛往往足够热烈，围着家里八仙桌上一盏暗淡的煤油灯，婆媳矛盾、代沟，瞬间均消失，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一致要“雪耻”。家长们的教育方式有别，祖母爱以妒忌的语气，数说刘友家“发”了以后的洋相。她说，刘荣在泰国，先做乘龙快婿尔后幸运地继承下岳父的家业，当上老板，从此好几次带上老二刘华回来探望父母。华侨入境可免税带“三大件”乃至更多，如单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刘友在乡下的女儿、儿子，在分礼物的场合，总斗个死去活来。“笑死我！今天阿友的大女阿香和老三阿富的老婆开仗，阿富家要缝纫机，说回回分礼物，都没把缝纫机分给她家，不公平，她当场把分到手的大三针梅花表退出来。刘友马说，阿香的女儿出阁，媒人婆早和男家头讲好，一部蝴蝶牌缝纫机作嫁妆。不要争了，下回你大哥带一部‘胜架’给你家。”祖母在厨房里边洗菜边兴高采烈地对祖父说：“阿香恃是长女，当父母的面，教训阿富家：‘想和我争？先去托生，下辈子来吧！’阿富老婆骂大姑是白眼狼，说阿香偷娘家谷子，在箩面盖一层芋头。阿香横惯了，脸挂不下，当即命令弟弟：‘你不教训家里的，我当大姑的就出手！’阿富当场扇了老婆一巴掌。刘友两公婆坐着发呆。刘荣看不过眼，一边说‘报应报应’一边走上二楼。”祖母说到解恨处，呵呵地笑。祖父猛摇了一阵子头，然后吟了没头没脑的唐诗：“共知人事何尝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我祖父性子软，不那么把“吃碗面反碗底”（广东谚语，意为“忘恩负义”）的势利世情当回事。晚饭后把水烟筒抽得咕咚咕咚响的间隙，他对我和弟弟说：“说来也好笑，前段日子，我回村里去，家里人上学的上学，出勤的出勤，我自己在厅堂里闲坐。趟栊外有人喊‘康叔在家吗？’我走近大门一看，是刘阳的二崽。我暗喜，大崽阿荣发了，再也不认阿叔，阿华倒有良心，从旧村走这么远来看叔父。我把他让进门，一看，手里还拎着两大包。又是一喜，他替大佬打工，钱没多少，却记得‘一饭之恩必报’的古训—抗战胜利前，台山大饥荒，他饿出了水肿病，我给他家送了一袋米，一包腊肉。不料，阿华没落座，只说，他待一会就走，来这里是为了找巷尾的阿传，阿传嫂说阿传去趁墟，过一会才回来。果然，和我说了一阵子话，阿传嫂来叫，他就提着两个袋子走掉。我看着他的背影，哈哈大笑。这小子，六七岁顽皮闯了祸，老豆（粤语，即父亲）骂一句：今晚铁定要你吃‘黄鳝煮细粉’！夜里阿华迟迟不去睡，他妈妈问他为什么，他说要等‘黄鳝煮细粉’。他不晓得，‘黄鳝煮细粉’就是挨藤条。刘友后来当笑话向我说起，我就给他起了外号‘大傻华’。你看，到南洋闯荡这么多年，蠢可没改过一分一毫。没礼物送我也罢了，却把送人的礼物提来我家，说成心气我，他倒没那份机心，整个就是不通世故！”祖父为了一个外号管用二十多年，无比自豪。

    父亲在“工地吃粥事件”受了贵叔的侮辱后，一直耿耿于怀。他对自家六个儿女的教诲，归结起来就是：绝不要被“狗眼看人低”一伙比下去。于是，我们这个没有侨汇的家族，在生产队出勤之外，靠打草包，编竹帽，上山打柴，养猪，俯仰不愧地生活。

    刘友家族的鼎盛和没落，都和刘友的去世有关联。刘友重病不起时，中国正处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大家长两腿一伸，这远近闻名的富户，人丁又如此兴旺，丧礼哪会草草了事？事亲至孝的老大和傻帽老二都从泰国赶回来，当然实行乡村最高规格的土葬，尽管政府正雷厉风行地推行火葬。一向来，生产大队的头头不时上刘友家吃夜宵，这次给了刘富刘贵兄弟面子，没加干涉。当然，道士打谯，和尚念经这一套高级仪式，因了批判“克己复礼”正如火如荼，即使泰国回来的老板敢以身试法，也难找到穿道袍和袈裟的专业人士。好在，雇请一群乡村老太婆对棺号丧不难，《前世歌》被她们声泪俱下地吟唱，造出肝肠寸断的气氛。出殡的队伍足有一里长，从村口排到牛脊山，打头的是附近村庄请来的“八音”（乐队），一把凄厉的唢呐，吹得天地变色。这场面，给下乡抓革命大批判的工作队看得清清楚楚，县城来的干部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可是担任队长的县委副书记，一向以“对敌斗争坚决”著名的独身老姑娘不肯罢休，说刘友的丧礼，居然以每人一块钱“利是”，雇三十多名小学生扛哀旌，这不是复辟？看坟上插的“白旗仔”写的什么玩意？“三更月冷鹃犹泣，万里云空鹤自飞”、“大雅云亡”、“斗山安仰”。“地地道道的封资修嘛，你们的党性喂了狗吗？”老处女副书记在批判台上一声质问，全场不寒而栗。宣传干部马上把刘富刘贵兄弟叫到公社党委会，狠狠教训一顿，声言如果不看他们的贫农成分，便要作“复辟四旧”的典型，全公社巡回批斗。老大刘荣和老二刘华，在政府采取行动前，父亲“头七”没过便匆匆忙忙赶回泰国。

    长公刘友，还有两年后因中风去世的长婆，两口子的坟都在牛脊山上，和我的曾祖母、祖父母的坟靠得很近。每次扫墓，都是刘友和刘康两家的后人合办，说是联合，无非是事前通个气，双方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前去。这是一年中两个家族的成员唯一见面的场合。刘友夫妻和我的祖母去世后，轮到刘贵兄弟和父亲这一代当家，即便过招，也是轻描淡写。到我们这一代，恩怨情仇更是淡薄。不过，我出国之前，每年扫墓，春雨溟蒙，杜鹃啼叫的山冈上，看着两个家族的年青一代，还是隐隐感到“较劲”的意味。长公刘友的孙辈，在泰国的不算，刘富刘贵都赶在严厉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前，生了一群儿女。刘富三个儿子，都体形高大，虎背熊腰，其中又数大儿子最抢眼，肩膀上的肌肉差点把崭新的深蓝青年装撑裂了。刘贵的后代则承袭小个子母亲的基因，个头矮但粗壮。论总体，刘友家的后人胜在体力，比赛挑担插秧一类农活，肯定把我家远远抛在后面。我家兄弟姐妹也许智力上有优势，但在那个年代，知识并不能换工分。精明一世的父亲，也认了命，不再思量离开乡村，从新中国成立前经商的积蓄中提了8百元，买下村里远亲的瓦房，为儿子成家做准备。

    五

    我家在父亲带领下，以过人的勤劳，在底层谋取了温饱。同一年代，大家长身故后的刘友家族走向没落。说来说去，灾星还是那位对刘友的丧礼开展过大批判的女书记。在1977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简称“路教”）中，刘富因为划分宅基地对驻村工作队员不满，和几位宗亲去大队部找“工作同志”论理，争得不可开交时拍了桌子。这一小小失控被女书记上纲为向“路教”反攻倒算，批准逮捕，判了七年徒刑。“屋漏偏逢连夜雨”，刘荣在泰国的企业，被仇家纵火烧了厂房，从此一蹶不振，开头还禁不住弟妹雪片似的求援航空信，极勉强地汇点钱给各家。到最后，精疲力竭，派老二刘华回了最后一趟家，把弟妹们召集起来，宣布了大哥刘荣的决定：目前正面临银行清盘，自家是过河的泥菩萨，无力给弟妹们以最起码的支持，请各人不要依赖外援，好自为之。

    到了80年代，我和妻小出国。在侨汇历来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侨乡，俗语称为“出路”的出国，乃是人人向往无比的发财捷径。不管人在海外，是靠剪线头维生的车衣厂工人，还是电脑程式设计员，在家乡的标签都是划一的：“金山客”。我家族从父亲一代起中断的“侨路”从此接通，在乡人中，面子增添了好几分。不过，琐碎而周密地投射到家乡人际关系中的差别待遇，小而至某次请客是否有资格占上座，大而至是否可参与讨论宗族产业的售价（我家和刘友家都属于最阔气的“自尊祖”，先人在香港置下价值港币数千万元的楼宇），都与我无关。如果说，艰难的青春时代，在乡间耳濡目染，使我多少抱着“为家族争气”的信念，在海外谋生多年后，宗族观念更遭“地球村”意识稀释。不错，“血浓于水”，可是，健康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输血”，却不能缺水。

    即便是多次受辱的父亲，移民美国后，诸多的陈年恩怨，要么付以遗忘，要么报以无可奈何的一笑。“阿贵对我好客气，知道我回到家，提一只大阉鸡上门，哥前哥后的，我晓得这人，一定有事相求。果然，一杯茶下肚，就诉开苦，说三个女儿，两个嫁了，都没混到好日子，当年图女婿打政府工，如今那点死工资顶个屁用。哥你人面广，在三藩市介绍个好男仔给我家阿秀，我家没一人在外面，死枯枯的……”父亲言下倒没有“这势利鬼也有今天”的解气，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近亲。他回到旧金山后，四处打电话，为堂侄女阿秀说亲。

    六

    我去年回乡，扫墓之后，在村里摆了小规模的酒席，招待前来帮忙的乡亲。席间，贵叔仰头灌了几杯双蒸米酒，脸红红的，被眼白遮没眼球的右眼，竟冒出怪异的光。我作为主人，站在贵叔的背后，和当村长的族弟说修建塘基的事，贵叔突然把筷子甩掉，站到桌子之间的空地中央，叉着腰，干咳几声。碰杯声和说笑声马上停下。天井漏下来的日光，温吞水似的，落在他身上，一似舞台的聚光灯。他清清喉咙，先向我点头，直呼“大侄”：“我刘贵熬苦一世，靠踩单车载客运货养家，人家总以为大佬在南洋发大财，一定多多提携在家的弟妹。别个我不晓，我自己就光得个虚名，有苦难伸！好在我刘贵够大只，吃得苦，几十年也熬过来了！”说罢，重重地捶胸膛，砰砰连声，有如山崩。我感动了，走去握着他那铁丝网般粗粝的手，说：“贵叔的威名，当‘车仔佬’时就传遍水步，谁不佩服！”他豪爽地笑起来。众人举起大碗，和大力士贵叔一起“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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