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父亲上了一趟茅房，他发现排下来的粪便竟然是深黑色的。父亲这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父亲就又来到乡卫生院挂了几天盐水，可仍然没有好转。医生很无奈地建议父亲去县里的医院检查一下。
就这样，父亲来到城里找我。
父亲说，查出病因来，开个处方，到乡卫生院用药，城里药金贵着呢。再说，快开学了，学生娃等着我去上课呢。这学期，县里要统考。
我说，县医院条件好，我给你找个专家好好诊断一下。
不料，父亲笑了。父亲说，哪用你找，县医院咱有熟人哩。
见我奇怪，父亲的脸上便掩饰不住流露出得意。父亲说，就是何向东呀。我说，就是那个内科主任何向东吗？父亲说，是呀。然后，父亲又加重语气说，他是我学生呢！我说，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听您提起过呢？父亲说，人家是专家，专家怎么能轻易惊动呢？以前都是小毛病，乡里就解决了，现在乡里解决不了，就只好动用他了。
在去县医院的路上，父亲还跟我讲了许多何向东的光辉事迹。说何向东在学校时如何品学兼优，现在医术又如何精湛，医德如何好。
报纸上还专门报道过他的事迹呢。父亲说。
看得出，父亲很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学生感到骄傲。
我却不以为然，现在哪有这样的好医生呢？报纸上的事，许多都是假的。就说这何向东吧，我虽然没见过，却常有人提起他，听说他医术倒是不差，只是医德并不太好，好收红包。
在内科专家门诊室里，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不停地给病人看病。父亲说，这就是何向东，跟小时候没什么两样，只是白胖了些。
当我和父亲坐在何向东的面前时，何向东显然已经认不出他以前的小学老师了。在我的一再介绍下，何向东才拉长了声音说，噢——记起来了。
何向东很认真地给父亲检查了一下。诊断结果很快出来：十二指肠严重溃疡。何向东说，药物已经很难奏效了，只有做手术了。父亲问，那得多少钱呢？何向东说，不多，两三千吧。何向东还说，没事的，医药费你们乡文教会报销的。父亲说，工资都半年没发了，他们哪来钱报医药费呀？何向东愣了愣，说，先住下吧，不管怎么说，病不能拖了。
父亲的手术是在第二天上午做的。手术很成功，父亲的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住院期间，何向东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询问情况。父亲很感动。有几次，父亲还拉着何向东的手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认我这个乡村教书的，看来，我这书没白教呀。何向东极不自然地笑着说，您老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我的老师呀。父亲哪里知道，他老人家住院的当天晚上，我就给何向东送去1000块钱。在社会上混了十来年，我对金钱万能这一社会法则深信不疑，并且时时刻刻都在运用着。
父亲很快就要出院了。按何向东的意思应再住几天，可父亲执意不肯。何向东很热情地为父亲办了出院手续。他还问了我家的地址，说以后多来往。
我想留父亲在我家休养一段时间，可父亲坚持要回去，他说，城里空气不好，城里菜不新鲜，城里没有乡下安静。父亲便回去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回去后的第二天，便不顾她的再三劝阻，到学校上课去了。
何向东真的寻到我家来，出乎我的意料，他将那1000块钱还给了我。他说，学生给老师治病，天经地义，我如果收下这1000块钱，于心不安呀。这倒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以前对何向东的偏见是很不好的。
于是我坚持留何向东喝了一场酒。喝着酒，何向东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胡老师还这样苦，他老人家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了，混出名堂的也不在少数，可他仍然默默无闻地教书，而我们还利用手中神圣的职业干见不得人的事。想一想，我们有愧呀！
何向东最后说，对我来说，胡老师不仅是一个好老师，还是一个好医生呀！
这句话我就听不懂了，父亲明明是个教师，可何向东怎么偏偏说他是医生呢？看来，何向东真的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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