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心得

    邓洪卫

    中国当代小小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萌芽发轫到逐步繁荣，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二十年间，小小说因为它适合大多数人创作，大多数人阅读，大多数人受益而一直被作为大众文化而蓬蓬勃勃地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大众文化的小小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小小说纯文学意义的追求。而且，在二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些纯文学的小小说精品力作。下面，我想重点谈一谈小小说的纯文学意义。什么样的小小说可以称得上有深度的纯文学作品？就有我个人感觉，大致有这么几种。

    首先是人性深度。表现人性深度有很多种，我个人偏爱能敏锐捕捉出人性细微处的作品。我读过刘庆邦、阿成、迟子建、苏童、范小青、魏微等人的一些短篇小说，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作品非常好，写出人性细微深处的一种坚持与永恒。我读过一篇短篇小说，是魏微写的，叫《尖叫》，写一个少年叫石头，强奸了一个小女孩，由此生活发生了变化，多年后，石头又碰到了这个女孩，彼此都没认出对方，而石头又重复了十几年前的事。小说中弥漫着很刺激的尖叫声，有石头的，有小女孩的，还有邻家女孩的，有青春期的燥热，也有人到中年的迷惘。我觉得这篇小说非常好，写出人性细微深处的一种坚持与永恒。我们小小说作者应该向这些短篇小说大家学习，具有这种洞察人性的细致和坚韧精神，而不是浮于表面。汪曾祺老写过一篇小小说叫《窥浴》，写一个音乐系的学生偷看女浴室，被发现了，遭到围攻，他的女老师解救了他，把他带到宿舍，说她们有什么好看的，你看我吧。这篇小说一般人看可能会说很简单，也很无聊，但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学生和老师的心理和行为是非常态的，是特定时间特定人物的人性深度。写人性，往往从心态人手，心态捕捉得好，也可以折射出人性深处的东西。汪曾祺的名篇《陈小手》应属此类。团长打死了为他老婆接生的陈小手，自己还觉得委屈。侯德云《二姑给过咱一袋面》，二姑去年给过蚊腿一袋面，今年却没给，蚊腿由此恨了一辈子。这都是由心态到人性的典范之作。黄建国的《谁先看见村庄》，没有写小姐们在城市里迷失的生活状态，而是写她们回家，接近村庄时的心态，直逼人性深处。我希望我们的小小说作者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上多探索多下功夫，多从细微处体昧这复杂的人情世态。

    其次是文化深度。这类作品主要靠写人物行为性格的坚守来折射人性、解读文化意义。如许行的《立正》。读这篇作品，很多人从历史、政治等方面来解读，把悲剧原因归咎于外部对他的毒害，蒋介石呀，国民党呀，红卫兵呀，其实，我们更应该换一个角度，从他本身来看问题。这是一种被压迫者奴性的坚持。这就上升到文化高度了。我还喜欢王海椿的《大家子弟》，一个富家子弟吃饭，碗里总要留一点，倒掉，后来没落了，还保持这一习惯，即便是遭到批斗，仍然不改。这是一个性格和习惯的坚持，是一种人性尊严的坚持。后来，他又遇到一个要饭的，要来他的饭，吃了一半，留一半倒了。原来这人也是个破落子弟。两人一起喝了几杯。这是一种相同经历者的理解和支持，是一种人文关怀。谢志强的《陆地上的船长》，应该是一种信仰的坚持。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是最具文化意味的精品。其中有一个名篇，叫《苏七块》，到苏医生那儿看病，先得码7块大洋，即便是那个车夫病得很可怜，在他面前直央求，也不能破规矩。最后是华大夫拿来7块大洋，苏医生才过来瞧病，最后，苏医生又把7块大洋还给了华大夫，并且说了一句话：“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这句话很有意味。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好理解，这苏医生太矫情，何必如此呢？如果从文化层面来看，就好解释了。这也是一种文化尊严的维护和坚持。小说一旦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其意味就变得更加丰饶，涵义就变得更加深厚。孙方友的《雅盗》《女匪》等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第三是发现意义。发现什么？发现生活真相与矛盾。日益复杂的社会使人和生活也变得复杂，我们实在难以分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和话语。如果作家不在这纷繁复杂与千丝万缕中发现，就不能说是创作，更不能说创新，只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一个作家总是重复别人的思想，甚至是直接的抄袭，这是作家的悲哀。无论小小说，还是长小说，还是其他类型的文体，我们太需要富有发现意义的作品。另外，作家不仅应该有揭示生活真相和矛盾的眼光，而且需有智慧和勇气。这是作家的品质。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今小小说界，已经有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陈毓的《伊人寂寞》、滕刚的《仿佛》、申平的《记忆力》、宗利华的《越位》等，都具有着强烈的原创意识、发现意义，把人的表象打破，揭示人内心从不展露的一面，给小小说界吹来劲风和新鲜活力。《客厅里的爆炸》中，热水瓶坏了，不是自己弄的，但要虚伪地说自己弄的，说真话反而是假话，谎言是真理，这是白小易的细心与独到。这样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值得人深思。陈毓的《伊人寂寞》说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一个孕妇的生命，从而成全了一个科学研究项目，永远地保持原貌陈列馆内让人观瞻。这篇小说巧妙地揭示了人和社会、情感和科学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科学的凉意中一遍遍勇敢而无畏甚至是孤独地追问。这样的追问有着相当可贵的探索意义。还有一类作品，对生存环境和社会问题进行发现和揭示，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蔡楠的《行走在岸上的一条鱼》、侯德云的《苦秋》等。

    第四是开放意义。这应该是我们小小说作者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一些小小说，写什么就是什么，就事论事，不留一点余地。不客气地说，是一潭死水。这很不好。最近我读了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很耐读，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无论从结构、人物、情节，都很讲究。连结尾也讲究。结尾写牛爱国去找老婆，没找到，他的姐夫在电话里让他不要找了，他说，得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都没把话说死，留着活扣，2000字不到的小小说怎么就能把话说死呢？我觉得，好的小小说还应该是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小小说要想在2000字以内把题旨说清楚，很不容易。就是字字珠玑，又能怎样呢？“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子呢？”关键是2000字以外的东西。虽不说一句顶一万句，最起码顶个十句八句。所以，我们不仅要自己写，还要留出一些空间让读者去想象，去回昧。这样的小小说，是小小说的字数，短篇小说的容量。这样的小小说应该是越读越厚，而不越读越薄。所以，我提倡把小小说写得大气，而不是精致。小小说本来就小，再写得精致，就更小了。在这方面，我本人作过一些探索，但还不够，要继续努力。

    第五是命运感，小小说还可以写出命运感，特别是写出偶然性命运。这方面我在以前《百花园》的一个访谈中说过，这里就不讲了。

    另外，还有一些类型，应该是我们当代小小说表现最多的，也是竭力倡导的，就是具有美好情操，或温暖人心，或给人以力量的作品。这方面，已经出现了大批好作品，比如王奎山的《红绣鞋》、刘国芳的《风铃》、于德北的《秋夜》、芦芙荭的《一只鸟》、刘建超的《将军》、相裕亭的《杀驴》、秦德龙的《水中望月》，以及袁炳发、沈祖连、陈永林、魏永贵等人的作品。

    杨晓敏先生说，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确实，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小小说为提升和开发全民族的审美鉴赏能力，为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它呈现出来的民间性的大众文化意义，使“小小说现象”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正因为小小说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才使小小说文体虽然在民间遍地开花，而在小说四大家族的文学性方面却是弱势群体，因为非文学类的作品过多而受到一些专家的质询。我们也应该自省，虽然有一部分小小说作家在自觉地坚持纯文学追求向度，而许多小小说作品不仅偏离纯文学的范围，连通俗文学的底线都难以达到，这是我们所担忧的事。我想，只有在小小说倡导者和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坚持纯文学追求，小小说才能呈突围之势，它的纯文学性才会越来越受到主流文学的重视。未来的时间里，小小说应该一方面在大众文化上纵横驰骋，做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在高雅文化上取得突破。而在高雅文化上的突破，应该更为重要。这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进入鲁迅文学奖。虽然，获奖并不能说明什么，但起码是一个肯定。这还需要我们的小小说作家多思考，多写作，努力写出一些纯文学意义上的小小说精品。真正的纯文学小小说作品会给人更多的思考和启迪，而不是陶醉。一味陶醉，必将行之不远。（本篇为中国第三届小小说金麻雀节“小小说论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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