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本部，就设在上海的租界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界两大民族革命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寻求重塑中国的政治模式，当这场政治革命波及到上海的时候，可谓腥风血雨，使上海成为极其复杂的地方。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均被中共卧底钱壮飞截获。
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
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转移。
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等时任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机关的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
但是中共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大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
9月，黄励与爱人杨放之回到了上海，他们刚刚走出码头就感到空气中的腥风血雨，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正在激烈上演，每天都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
上级党组织很快为杨放之和黄励安排了工作任务。
杨放之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组织上要求他先在海员中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并联系纱厂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黄励任中国赤色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这是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党的外围组织之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反对逮捕屠杀革命者，反对白色恐怖政策，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革命战士，救济死难烈士和被捕同志家属为主要责任，并在发展互济会的过程中发展党员，协助地方党组织在空白地区建立支部。按照组织的要求，杨放之与黄励不能在一起生活，与黄励一起生活的是一位朱姓老妈妈，另有一位男同志罗俊和朱老妈妈的女儿朱小云，他们作为朱老妈妈的儿女，还有彭湃的大儿子阿松，对外称是朱老妈妈的孙子，他们组成一个家庭，以掩人耳目。
黄励住亭子间，家具一床一桌另加两把椅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杨放之在沪西区委工作，他和黄励一两周才能见上一面。
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年代，亲情让位于理想，让位于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年轻的革命者从未想到过抱怨，他们的精力全部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了。
黄励甚至没有时间思念爱人，她白天在外边奔波，夜里很晚才能回家，遇到紧急情况随时都要跑出去想办法解决，睡一个完整的觉在她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
中国赤色革命互济总会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援救被捕的革命战士，救济死难烈士和被捕战士家属是她的工作职责。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筑成的”，黄励经常想起斯大林这句话，并用这话激励自己。
在上海日租界，日本帝国主义工厂主勾结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对工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严厉的管制，工人们遭打骂和禁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之地，区的中心地点在小沙渡路上，那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自鸣钟，自鸣钟从白天到夜晚分秒不停地转动着，它用时间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同时也记录着劳动者的血汗。
自鸣钟的周围，有许多工房，这是工人们聚集的地方，这里的工人住得比较集中，人数众多，有着极其光荣的历史，共产党曾经在这里领导工人向帝国主义工厂主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进行过英勇斗争，顾正红烈士就是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党的地下工作十分隐秘，上下线都是单独联系，当时帅孟奇听说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派一批女同志到沪西区的工人中去开展工作，这里就有黄励同志。
帅孟奇负责与黄励接头，这使她十分欣慰，她们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她对黄励的印象很不错，生活朴素，很有才能，文化程度高，俄文很好，同时也懂德文和英文。她还会写文章、编歌子。1928年，她曾与瞿秋白到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不久前才从远东海参崴回到中国，她原来在海参崴职工会工作，回到上海组织上就分配她担任中国赤色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帅孟奇与黄励见面的时候，黄励特别愉快和兴奋，她将自己在海参崴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久别重逢的老同学。
黄励说：“我在海参崴职工会工作时，那里的工人们很关心中国工人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情况，同时也听到过中国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消息。我能够到上海工作，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可以说是回到锤炼自己的熔炉里来了。但我感到自己对这项新工作是生疏的，请组织上给予多多的指教。”
帅孟奇立刻将自己掌握的日本纱厂的情况和工作中会遇到的困难详细向黄励作了说明。
帅孟奇说：“你是从自由环境里回来的，要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工作，不仅要吃苦耐劳、无所畏惧，还要机智灵活，我们是什么情况和困难都会遇到的。”
黄励听罢，信心十足地说：“工作中的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就一定能克服，我既然回到了中国的环境里，就要做啥像啥，我进工厂就要像女工，我进校园就要装扮成学生和教授……只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还是有办法的。我希望能深入到基层去工作，培养和训练一批干部，不管是大学还是工厂，都要对互济会的干部进行培训，增强他们的信心并改进工作方法，请组织上同意我的请求。”
帅孟奇感到眼前的黄励不仅工作有办法有魄力，而且热情似火，浑身散发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党组织特别需要这样积极肯干的革命同志。于是，她立刻将黄励的想法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
很快，上级组织就同意了黄励的请求。
这次接头，让帅孟奇心里踏实，黄励的工作热情如火一样燃烧，并温暖激励着人心。
黄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什么就要马上付诸行动。
这天，黄励在跳蚤市场买了许多旧衣服，这些旧衣服款式不同，风格各异，有的质地还不错。
黄励带回家，该拆的拆，该缝的缝，然后她就坐在灯下的缝纫机旁开始了劳动，她脚踏缝纫机，在哒哒哒的机轮转动下，一件件风格不同的衣服被改制了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黄励感到腰酸背痛了，才停下机子，望着自己亲手改制的不同风格的衣服，欣喜地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试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她忽而变成了学生，忽而变成了教授，忽而又变成了工人……
站在一旁的朱妈妈看得目瞪口呆，惊讶黄励竟怀揣着如此绝技。
朱妈妈夸赞说：“想不到你一个年轻轻的女孩子，竟然会做衣服，还做得这么漂亮。”
黄励被朱妈妈夸赞得越发来了兴致说：“朱妈妈，以后家里人的衣服就不用买了，看好了布料我自己做就行了，这样可以省去一大笔工钱呢。”
朱妈妈心有不忍地说：“你已经够累了，回到家又抢着做家务，洗衣服打扫卫生烧菜，如果再做衣服，那你真成了用人了。”
黄励笑道：“朱妈妈，我们没钱雇保姆，家里的事情一大堆，我抢着干点也是应该的。既然我们是一家人，女儿哪有不心疼妈妈的呀。”
朱妈妈被黄励的几句话说得心里暖融融的。
黄励不仅对朱妈妈体贴，对革命烈士彭湃的大儿子阿松也特别疼爱。
阿松原来和祖母在一起，生活非常困苦，一日三餐难饱腹，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党组织把阿松交给互济会让好好抚养。
阿松来到朱妈妈家，黄励一有空闲就给阿松讲父亲的革命故事，教他学文化。
黄励跟阿松说：“你爸爸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他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他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他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杀害的……”
每逢黄励讲这些故事，阿松都认真地倾听，他小小的心田里已经悄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阿松后来竟出了意外。
一天，济总组织部长王嵩带阿松到法租界去玩，有人在路边叫卖酸梅汤，阿松口渴，想喝酸梅汤，王蒿只好买了一碗给他喝。谁知酸梅汤不干净，阿松回来后竟患了流行性脑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了。
这事太出人意料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最伤心悲痛的就是黄励了，她哭得几乎成了泪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松的身影总是在他的眼前晃动，以致她跟爱人杨放之在一起的时候，仍被此事影响着心情。
杨放之起初不知道此事，便不解地问：“我们都半个多月未见面了，见到我，你怎么阴沉着脸不高兴啊？”
黄励忽然哭了起来：“我能高兴吗？彭湃的儿子阿松死了……”
杨放之惊讶道：“什么？阿松死了，怎么死的？”
黄励解释说：“是喝了不干净的酸梅汤，患流行脑炎死的。孩子的爸爸为革命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却没能保护好烈士的孩子，我们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更对不起彭湃烈士啊。”
黄励又哭了起来。
杨放之不由叹息道：“人生的意外真是难预料啊。”见黄励伤心不已，便安慰她说：“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让它过去吧，你为此总是心情不好，会影响工作的。”
一提到工作，黄励的精神头又来了，她告诉爱人自己正在熟悉上海，并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
杨放之叮嘱他多加小心，黄励笑道：“我会化装，敌人是发现不了我的。”
黄励说着，就拿起自己缝制的各式衣服穿给爱人看。
杨放之欣赏地望着黄励说：“百变神通，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天，黄励特意为杨放之量了身材，她想为爱人缝制一套衣服，他们的工作性质需要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
上海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以衣帽取人的，人靠衣装，遇到要应付的场面，没有一套得体的衣服就会掉了身价，甚至可能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可他们又没钱，所以黄励要自己动手缝制衣服。
短暂的相会很快就要过去了，长夜好像故意在两个年轻人面前缩短了，不留给他们更多缠绵的机会。
天刚亮，黄励就起床了，她已经拿起了剪刀，准备动手干活了。
杨放之说：“你悠着点吧，要注意休息，毕竟是女同志。”
黄励笑道：“我是铁打的，难道你不清楚吗？”
黄励说着，又踏响了缝纫机。
杨放之在爱人黄励的劳动声中离去，这对住在上海的“牛郎织女”，下一次见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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