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上海，特务特别多，用多如牛毛来形容可能都不过分。
特务们构成一个凶狠、残忍、令革命者防不胜防的魔鬼世界，他们随时都会从某个角落冒出来，让革命者突遭围困。要是某位革命者被特务盯住了，迟早会落入他们的魔掌，然后将面对坐牢和酷刑，如果革命者意志不坚定的话，信仰将被颠覆，人格也将发生本质的改变，成为出卖同志的可耻叛徒。或许每个投身革命的人都未曾设想过自己会当叛徒，可最终当叛徒的时候却身不由己。
沪西有几所大学，为了开展工作，黄励首先要培养和训练干部。
她先在大厦大学办了学生干部训练班，又在日华纱厂办了工人干部训练班，黄励亲自讲课，讲《共产党宣言》，讲马列主义，讲国内国际局势……这么多年的学习和见闻经过大脑的总动员，悉数派上了用场，化为一种精神动力。
黄励讲道：“列宁曾说，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走入工人阶级群众中去，还应走入社会各阶级中去，以利用他们的力量。”
……
训练班的干部经过学习，增强了信心。
黄励想要更好地工作，必先学会伪装自己，她不光为自己缝制了多套旧衣服，还准备了假发，她走进校园的时候，一定是穿学生装，梳童花头。
因为闹学潮学运，校园早已被特务盯上，同时这几所大学又是共产党频繁活动的地点，黄励经常装扮成学生参加反帝大同盟的集会，她的演讲极富煽动性，有次刚刚演讲完，黄励不经意往人群里瞟了一眼，发现有几个便衣特务正朝她这里挤眉弄眼使暗号，黄励急中生智，一把扯下头上的童花头假发，在她冲进人群的时候又快速从手包里掏出眼镜戴上，并随手扯下身上的小外衣，只剩下一件素花旗袍，这样她面对特务的时候就是一个文静的女教授了，与那位极富煽动性演讲的女学生丝毫扯不上边。
特务们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数双眼球几乎都要瞪出来了，他们煞费苦心、上天入地的寻找竟让一个激进演讲的女学生在眼皮底下溜掉了，这让特务们十分懊恼，他们工作的失职会遭到顶头上司谩骂的。
而甩掉特务的黄励，此时已装扮成教授又参与到校园反帝大同盟的游行队伍中去了。
黄励利用自己化过装的教授身份观察特务，保护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民怨民愤达到了沸点，这种情绪在校园尤其突出，学生反帝大同盟组织经常集会表达这种情绪。
黄励刚刚落脚到上海就积极参与其中，她既是组织者又是施救者，一旦学生和老师被警察逮捕，她要设法组织营救。
除去沪西的几所大学，黄励跑得最多最勤的地方还有工房，她去工房之前，首先要把自己精心装扮一番，穿上用旧衣服改制的女工服，她的穿着甚至比女工还破，这样她与工人们交谈起来就没有距离了。
黄励最初接触工人们的时候，主要跟他们聊家常聊生活，诸如家里有几口人啊，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工人们见她平易近人，与自己没什么区别，也就从心理上接纳了她，这样黄励就可以更深入地跟他们交往了。
黄励自从跟工人们深入地交往，发现工人们的家境都十分贫寒，有的家里常年有病人无钱医治，有的家里小孩从未穿过新衣服，还有的家里又脏又乱……总之，一个穷字概括了他们的生活。
黄励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地趁此机会给工人们讲革命的道理。
黄励说：“知道我们为什么穷吗？不是我们天生就应该穷，也不是我们愚笨挣不到钱，而是我们创造的劳动价值都被资本家掠走了。”
工人们很赞同她的话。
有天她去看望一个病人时，病人跟她诉说了工厂主的无情。
病人说：“我身体好时，每天加班加点为工厂干活，工厂主几乎榨干了我身上的血汗。现在我生病了，工厂主就一脚把我踢出门外，真是令人伤心啊。”
黄励趁热打铁、接着他的话说：“你身体好时拼命为资本家赚钱，现在你身体病了，资本家不管你了，这说明资本家是靠不住的，靠他们也是养不好病的，我们还是要靠自己，首先要心情愉快，把病养好了，咱们工人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争。身体就是斗争的本钱，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啊。”
她的一席话，让患病的工人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
黄励看到患病的工人妻子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孩子，一时忙不过来，就主动上门帮她做家务，烧饭做菜收拾房间，她还为小孩量体裁衣，亲手为孩子缝制了一套新衣服。
患病的工人妻子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觉得黄励就是自己的贴心人，黄励询问什么，她就告诉什么，对黄励不藏一点心机。
时间久了，工人们都把黄励当成了自己的贴心人，有什么话都跟她说，她也就频繁地给工人们讲述革命道理。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革命，让工人们深刻认识到资本家对自己的剥削，黄励自编了歌曲教给工人们传唱：
北风呼呼声怒嚎，
手提饭篮往外跑，
望一望工厂未到，
哎哟、哎哟……
望一望工厂未到。
马路跑过两三条，
两只脚腿都酸了，
去迟了厂门关了，
哎哟、哎哟……
今天工钱罚掉了。
……
这歌曲很快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唱开来，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黄励因此赢得了众多工人的爱戴，工人们遇到什么困难，或有思想上解不开的疙瘩，总喜欢找她谈心，黄励也会很快为他们找到最佳答案。
黄励工作起来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狂”。
她每天都不知疲倦地奔跑，白天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然后就深入到基层去，在纺纱厂找工人们谈心，了解男女工人的不同情况，再到上海的几所大学开展工作，发展互济会组织，培养和发展党员。
晚上回到家里，她还要通宵达旦编写“互济生活”，挤时间给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写文章。如此高频率地工作，她仍是一副精精神神的面孔，工人们都说她是铁打的，还送给她一个绰号“黄铁匠”。
这天，帅孟奇又要与黄励见面了。
黄励临出门前，特意换上了旗袍，又站在镜子前化浓妆。
朱妈妈走过来看她化妆，不解地在一旁说三道四。
朱妈妈说：“化得浓妆艳抹的，一眼看上去就像个阔太太，都不像你本人了。我就不喜欢女人这样的打扮，像有钱的阔佬似的。我还是喜欢看你穿得像普通女工的样子。”
黄励边化妆边跟朱妈妈解释说：“上海这个地方是以貌取人的，传说我们共产党是穷光蛋，脏货，今天我出去办事也要穿得体面些，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这也是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
朱妈妈打量着她，忽然悟道：“难怪你缝补改制了那么多的衣服，这下我算明白了。”
黄励打趣道：“这就叫孙猴子七十二变，每逢变脸都要面目皆非。”
黄励化好了妆，穿上高跟鞋，挎上坤包出门。
每逢与上级领导帅孟奇大姐见面，黄励都要根据不同的见面地点变换服装，今天她们约好了在黄浦江畔的酒吧见面，黄励自然要精心打扮一番自己。针对外面风传共产党是穷光蛋的说法，为了避免麻烦，上级组织与下级见面时，偶尔也会找一些高档的酒吧，彼此都装扮成有钱的富先生和阔太太。
帅孟奇大姐今天也穿了旗袍，黄励与她坐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人敢怀疑她们阔太太的身份，更不要说与穷光蛋的共产党沾上边了。
她们故意找了一个靠窗子的位置，这样可以看清楚外边的情况。
黄励要了两杯咖啡，一盘甜点，服务生送来后，黄励就开始向帅孟奇汇报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
黄励说：“跑了几所大学和工厂，感觉工厂工人们的生活境况糟糕透顶，家庭生活相当困难，有位生病的工人，在工厂上班时，几乎被工厂主榨干了血汗，现在生病了，工厂主一脚把他踢出厂门，回到家无钱治病，妻子急得不知怎么办。我跟他们说要与工厂主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还为女工们编了一首歌子，现在已经传唱开了。”说着，黄励把自己编的歌曲轻声跟帅孟奇哼唱了一遍。
帅孟奇听完黄励的工作汇报，立刻对她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又将一个工作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
帅孟奇说：“在沪西的日本纱厂中，喜和纱厂的工作最难做，令人头痛。我们过去曾经调查了一些情况，可是工作一直没有深入进去。这个纱厂的日本厂主很会算计，从乡下找来一些小姑娘，这些小姑娘都是童工青工，一进工厂，就再也不准出厂门了，她们的工钱很少，天天吃不饱饭，每天都在饥饿中度日，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在地下室睡觉，一下了工就被厂主锁在地下室里，避免她们受到外界的影响。这些小姑娘连新鲜的空气都呼吸不到，根本没有办法同厂外的人接触，因此我们很多人都难打进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黄励见上级领导面有难色，便自告奋勇地说：“我设法去试试看吧。”
帅孟奇阴郁的脸一下子舒展开了，眼前这个精明强干又会化装的互济总会主任，既然有勇气向困难挑战，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战胜困难。
帅孟奇信任地望着黄励说：“组织上相信你，同意你的请求。”
这次与上级领导的见面，黄励是愉快的，同时也感到肩上担子的艰巨和沉重，任务就是使命，为了完成使命，黄励必须想出一条又一条的妙计。
黄励每天穿上女工的衣服，趁着天不亮的时候或天将黑的时候，悄悄来到喜和纱厂的大门附近，观察上班和下班的成年女工都走哪条路，就势跟着她们走，注意她们在路上都谈论什么，如果听到她们说了一句不满工厂主压迫的话，就趁机搭话问：“工厂主是怎么黑心的？为什么要克扣你们的薪水？”
女工们先是很警惕，莫名其妙地望着眼前这个问话的女人，因为不知道她的来路，彼此相互挤挤眼睛，悄然散去。
黄励自讨了个没趣，内心有点失落，但她并不气馁，继续跟踪女工，凑他们的热闹。
后来女工们发现黄励经常跟她们在一起聊天说话，也就没有什么戒备了。
黄励趁此了解到有几个成年女工住在厂外边，她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办法。
这天，黄励来到一位女工的住处，这位女工姓杨，黄励叫她杨阿姐。
杨阿姐的家境比较贫困，孩子小，生活负担重。
黄励进屋时，杨阿姐的孩子正在哭闹，黄励将带来的糖果剥给孩子吃，并抱起孩子哄着。
有几个女工住得比较近，黄励一来，她们也都带着孩子凑了过来。
黄励为孩子们发着糖果，听女工们发泄对厂主的不满和牢骚。
待女工们说完了，黄励趁机说：“我们一天到晚辛苦劳动，最终还是落个穷困，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女工们相互望望，不知怎样回答，他们期待着黄励说下去。
黄励用诚恳的目光望着她们说：“你们看，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进了工厂，天黑了才回到家中，一年到头只领这么一点薪水，有上顿没下顿，又住在这么简陋的房子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苦呀？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剥削中国人，还要霸占抢夺中国更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当亡国奴，那就会永远被他们剥削压迫，因此我们要起来反抗，不能像猪羊一样任他们宰割。”
黄励的这番话，让一旁的杨阿姐突然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杨阿姐说：“我们就够可怜的了，比我们更可怜的是工厂里那些小女工，她们白天干活，晚上被囚禁在厂房的地下室里。”
黄励趁机问：“纱厂里的那些小女工，她们为什么不出来玩玩呀？她们真应该出来透透空气，哪怕到院子里跑一跑也好呀！难道要在厂房的地下室里过一辈子吗？”
几个女工纷纷为小女工们鸣不平说：“日本人太黑了，让那些小女工没有一点人身自由，简直就是干活的奴隶。”
黄励随即说：“那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让她们出来吗？”
杨阿姐搭话：“我们能有什么好办法想呢？”
黄励沉思片刻说：“那我来想想办法吧，等我想出办法来，大家一起行动好不好？”
几个女工说：“只要我们能帮上忙，干什么都行。”
黄励回去后就编了一些歌曲，她先教会杨阿姐，再让杨阿姐唱给小女工们听。
通过杨阿姐的关系，黄励跟喜和纱厂的小女工渐渐联系起来了。
沪西有个文化补习学校，是党的沪西区委通过一位进步人士的关系创办的，黄励在这里当教员。她除了教工人们识字，还给工人们讲革命道理，让工人们明白为什么受剥削和压迫，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黄励通过喜和纱厂的成年女工串连了一些小女工来听课，她们听了课后，就悄悄在厂里传播革命的道理。这天，两个小女工吃饭的时候，发现米饭已经霉变了，里面还有三四粒老鼠屎。
其中一个小女工放下筷子悄声说：“我们干那么重的活，吃这么破的饭，拿那么一点工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另一位小女工好奇地问：“这叫什么？”
小女工说：“那我告诉你吧，这叫剥削压迫。”
另位小女工用手指堵住嘴“嘘”了一声，而后用眼睛望望四周，见没有什么人监视，便凑近小女工悄声问：“这些词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小女工说：“文化补习学校呀，那里有个姓黄的女老师，讲课可好了，特别生动，她说我们这是在受日本人的剥削压榨，日本人在我们的地盘上开工厂，剥削压榨我们中国人的血汗。”
另位女工急忙说：“那我能不能去听课呀？”
小女工说：“好啊，晚上杨阿姐下班时，我们跟她一道跑出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事不知被谁捅了出去，当晚两个小女工和杨阿姐就被抓住了。
日本工厂主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扬言立刻将住在外边的几个女工开除，这其中就有杨阿姐，同时对小女工严加看管。
黄励得知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于是她向自己的上级领导帅孟奇作了思想汇报。
帅孟奇听后，认真地分析说：“黄励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虽然女工们被日本厂主处罚让我们心情沉重，但你想过没有，革命的种子在她们心中已经撒下了，她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不久的将来，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黄励听罢帅孟奇的话，终于大舒了一口气，顿感天地开阔了许多，忍不住说：“还是领导考虑得周全啊。”接着又问：“那今后我应该怎么做？”
帅孟奇略微沉思了片刻说：“局势越来越复杂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越发肆无忌惮，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国民党不但不抵抗反而屠杀共产党，白色恐怖已在全国蔓延，形势不容乐观啊。如今党在上海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有工人反帝大同盟、学生反帝大同盟、妇女反帝大同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卖国的统治者。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批地抓捕抗日群众，被捕的同志太多，互济会的营救任务太重了。”
黄励目光坚定地说：“我现在正抓紧培训一批做互济会工作的干部，大量发展互济会员，以营救被捕的同志。”
帅孟奇赞许地说：“你的工作方法很对路子，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组织报告。”
黄励接过她的话说：“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解决，少给组织添麻烦。”
这天晚上，黄励几乎彻夜未眠，她将中国赤色革命互济总会的工作情况大体做了总结，又写了一篇文章给《红旗日报》，揭露日本纱厂对小女工的剥削压榨。
天快亮的时候，她疲倦得再也睁不开眼睛了，于是只好在床上打了个盹，这段时间她难有踏实的睡眠，总有一大堆工作纠缠着她的思维，她刚刚处理了这个工作，又等来了那个工作，工作就是她生命的节奏，她为工作而生也为工作而累。至于她的个人生活早已经排在工作之外，她与爱人杨放之又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爱情的卿卿我我在恐怖的上海滩不得不让位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头绪繁多的工作，她甚至没有时间想念爱人老杨，尽管他们同在上海，彼此相隔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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