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五六月份，全国互济总会派黄静汶巡视东北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及互济会工作方针，并促进对在东北被捕的革命同志的营救。在此期间黄静汶被捕，十月辗转回到上海，分配到互济总会援救部当干事。这天她刚刚在旅馆住下，与她接头联络的援救部长赵世兰就告诉她说：“我们的主任是一位女同志，叫黄励，湖南人，年纪轻，有魄力，又有文化，懂俄文、英文、德文……极有才能，而且政治原则性强。”
黄静汶听罢，立刻想见到这位领导同志，在她心里这位领导极其可亲可敬。但她知道，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地下工作者必须遵守绝对秘密的原则，她不可能直接去找黄励，只能等待组织的安排。
第二天上午，与黄静汶接头联络的赵世兰又来了，随她前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她中等身材，行动敏捷，脸上的肤色有点发黑，可能是在太阳光下暴晒的缘故，脸上两道浓密的眉毛高挑到额头，一双大眼睛炯炯发光。
就在黄静汶打量着眼前这位漂亮的年轻女士时，年轻女士上前紧握住她的手，亲切热情地说：“我就是黄励，你没想到我会来吧？”
黄静汶一愣，这简直太出乎她的意外了，上级领导亲自来见她，她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黄静汶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黄励接着问：“你是湖南人吗？咱们还是老乡呢。”
黄励的话一下子拉近了与黄静汶的距离，让黄静汶放松了紧张的情绪，内心忽然欢喜起来。
“我是湖南人。”黄静汶告诉黄励。
就在黄静汶梳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向黄励汇报工作时，黄励接着说：“你的情况，赵大姐已经跟我谈得很多了。”
黄励于是详细地询问了黄静汶的个人情况以及东北监牢里同志们的斗争和生活情况。
黄静汶汇报说：“我到沈阳后，住在互济会满州济总的一个机关里，工作进行不到半个月，便通知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的省济总负责人来沈阳开会。会议在旅馆二楼临街的房间举行，我刚开始讲话，就听见窗外马路上急促的马蹄声，于是急忙顺着窗子往外看，敌人已在楼下包围了我们，大家迅速销毁文件，这时敌人冲进来，我们就被捕了。”
“敌人挨个询问姓名，我说我叫王淑贞，昨天才到沈阳，因找不到亲属地址，想在这家旅馆住，看到客牌上的一位南方旅客与我家亲属同姓，便进来打听消息，这房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故意大声说话，让一旁的同志都听清我的假口供。他们也都说不认识我。”
“敌人立刻把我们押到沈阳市警察局过堂，彼此仍一口咬定不认识。敌人十分恼火，打我几十手板，其他男同志挨了几十军棍，但都无口供。”
“敌人见我真像冤屈的样子，又是妇女，就先将我押到奉天省的‘济良所’里，这里关押着从妓院逃出的妇女和女孩子，被人贩子拐带、骗卖的女人，逃跑的鸨头等。有个叫温雅文的教师，负责教育这里的女孩子，是一名军医的妻子。我因为寄押，被安排住进她的房间里。她当时情绪低落十分苦闷，闲聊中得知她丈夫在外另有新欢。我趁机对她讲如何争取男女平等，向她宣传妇女解放和民族气节，反帝反封建思想等。她对我由好感变为信任，渐渐地我们成了朋友。”
“我到沈阳后，曾与奉天省立女子第一师范的互济会负责人、女学生王淑雅谈过话，她受省委丁一同志的领导。我写了封信给王淑雅，约她来看我，叫温雅文将此信带出邮寄。我担心原来住处所有文件、印刷机和东北三省被捕同志关押情况等重要材料，我被捕许多天不回去，怕让房东撬门发现，为此寝食不安，急需设法通知组织转移。王淑雅接到信后，立刻来‘济良所’看我。趁温雅文上街去买菜时，我急请王淑雅转报组织，迅速将我住处的东西搬走。她告诉我男监已向组织汇报，住处东西全部转移了，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满州省委将我被捕情况报告给了上海全国济总。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满州省委又向法官做工作，法官答应以交保和交钱的方式释放我。同案的男同志也经组织营救先后出狱。我出来后，满州省委考虑我留在东北工作不方便，就决定让我返回上海了。”
……
黄励听完黄静汶的讲述，立刻对东北互济会应如何工作进行了细致详尽的考虑和安排。
黄励说：“要根据当时当地情况，营救那些拘禁而未判决的同志，使其减少酷刑、减短刑期；还要营救那些已经判刑的同志，争取减少刑期早日出狱；还有如何支援狱中的同志以及东北的组织工作。”
最后黄励要求黄静汶按她的意见给东北互济会写信，甚至把如何写信都跟黄静汶交待明白了。
黄励认真地强调说：“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党中央十分关怀被捕的同志，他们都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宝贵财富。”
黄静汶与黄励的第一次见面，就让她深受鼓舞。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她发现黄励不仅是个具有顽强战斗精神的人，还是个吃苦耐劳对生活十分有热情的人。
两个湖南老乡立刻成了好朋友。
黄励一有时间就跑到黄静汶的住处闲聊，有时黄静汶不在，黄励就站在外面等候。
为了不让黄励在外面久等而遭遇危险，黄静汶将自己房间的钥匙给了黄励一把。
有时黄励晚上与黄静汶聊得太久了，就索性住在她那里了。
黄静汶特别喜欢与黄励在一起聊天，她聊的都是莫斯科的见闻、列宁的经典著作，这让她大开眼界。
“你看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吗？”黄励问黄静汶。
黄静汶说：“没看过，你肯定看过吧？”
黄励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就看过了，我读的是俄文原版的。”
“那你快跟我讲一讲。”黄静汶催促道。
黄励说：“《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六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动国家观，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黄静汶羡慕地说：“以后有时间我也要看一下原著。”
黄励鼓励她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希望你看看原著。原著和翻译还是有些区别的。”
“那你教我俄语好不好？”黄静汶试探地问。
“好呀。”黄励一口答应下来，又说：“只是我没有专门的时间教你，你要自己抓紧学习。”
黄静汶跟黄励学习了很多新东西，她对黄励的学识十分钦佩。
黄励也对黄静汶的工作很满意，恰逢互济会援救部长赵世兰调走，黄励指示黄静汶接替她的工作。
黄静汶显出了为难情绪，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希望黄励派别的同志来接替这份工作。
黄励只好接受了她的请求。
5月份，黄剑津从沪西调到互济总会担任救援部长，7月份，他又调离，仍由黄静汶接任援救部长职务。这天，黄静汶来向黄励汇报工作。
黄励正帮着男士们裁剪衣服，她打量着黄静汶说：“上海人对穿着极其讲究，现在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共产党是穷光蛋，又脏又穷，所以我们出去一定要穿得体面些，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互济会主要是做营救工作的，必须要胆大心细，发展更多的会员就要接近群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样我们必须在着装上有讲究，这是很重要的生活细节。”
黄励说着，又亲自为黄静汶量了身材，她边量边说：“等有时间我为你做一件旗袍，你的身材穿旗袍会很好看。”
黄静汶体贴地提醒说：“你工作那么忙，操持家务的事情可以雇个保姆的。”
黄励笑道：“雇保姆很贵的，组织上没有这笔钱，能干的家务我们就自己动手干了，女人多做些家务没有什么不好，掌握一些劳动技能是有益处的，劳动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思想境界。再说家里多了一个外人，对机关的保密工作也是不利的。”
黄静汶仍坚持说：“感觉你太累了，这样下去会把身体累垮的。”
黄励忽然停下手里的针线活，认真地望着黄静汶说：“干革命就是要不顾一切的，必须要拼命才行，对我来说，每天睡五个小时就足够了。”
黄静汶感慨道：“我真是佩服你的精气神，工人们给你取个‘黄铁匠’的外号太恰当了。”
黄静汶走后，黄励看看天色已晚，就化装成学生去见一个学生家长。
国民党反动当局近日抓捕了一批爱国学生，这些爱国学生中有黄励刚刚发展的互济会员，黄励想趁晚上的时间让另一位男同学带她到被捕学生的家中，鼓动家长们向反动当局要回自己的孩子。
黄励出门时，又戴上了假发童花头，在秘密接头地点找到带路的男学生，本希望这男学生跟她疾步前行。可这男学生见到黄励竟一反常态，谎称自己有病，提出请假回家，拒绝再参与互济会的营救活动。
黄励忽然明白他这是害怕了退缩了，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吓住了，于是她耐心地开导他说：“你是中国人，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屠杀我们的同胞，看着自己的同学亲友在受苦受罪，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病？”
男学生低头不语，半晌才怯怯地说：“我的一个老乡死在监狱里了，他家里人哭得死去活来，我爸妈知道后捎信让我回家去躲一躲，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娃。”
黄励立刻释然道：“果然你是思想有病啊！……试想想，那些被抓起来的同学家长，哪个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如果我们不去鼓动他们给反动当局施压，要回自己的孩子，你的那些同学随时都可能在狱中丧失生命，你能眼睁睁看到同学受迫害而见死不救吗？”
男学生被说动了心思，但仍有所顾忌，不肯前往。
黄励拉起他的手说：“走，如果特务来了，就让他们抓我，我会保护你的。”
男学生只好带黄励去了同学家中，鼓动家长向反动当局要回自己的孩子。
学生家长们谁也不知道黄励是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的主任，还以为她是孩子的同学呢。
不日，就有数十位家长联合起来去向反动当局抗议，要求释放他们无辜的孩子。
反动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了部分学生。
从学生家长那里回来，黄励摇身一变，又化装成了穿旗袍的阔太太，她通过互济会员找到公共租界一位上海著名的律师潘震亚，为被捕的同志辩护减刑。
潘律师是江西人，凡在公租界的案子均由他出庭辩护。被捕的人多时，也聘请潘律师同一事务所的黄绍棠、张星垣律师，两人均为广东人。
在法租界聘请有陈志皋，其父陈其寿是清朝二品大员，陈父曾在法租界任华人董事会负责人，与法院巡捕房关系十分密切。
说到陈志皋，不能不提到他的爱妻中共神秘女特工黄慕兰。
1926年，美若天仙的黄慕兰参加中共，年仅十九岁。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她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
黄慕兰后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过陈志皋成功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关向应。她不仅营救了关向应，还救了周恩来一命，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枢机构躲过了灭顶之灾。
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律师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湖北人，八十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九个指头，是悬赏十万元才抓到的。
曹炳生的无意之言，却被一旁的黄慕兰听进了心里，她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究竟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征的人物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如果此人叛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黄慕兰心急如焚，她在短短两小时之内，想方设法将此消息传给了潘汉年。
潘汉年又迅速将此消息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
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结果他扑了个空。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第二天，周恩来接见黄慕兰。
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慕兰，你表现得真不错呀！你跟潘汉年两人配合，行动得很好，为党立了一大奇功！”
最后周恩来还叮嘱黄慕兰：“一切公开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露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陈志皋和黄慕兰一起在白色恐怖的险风恶浪中同甘苦、共患难。
陈志皋正直热情，追求进步，富有正义感，为人正派，很尊重女性，毫无世家子弟大少爷的纨绔作风，黄慕兰心中对他日益产生好感，两人日久生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中国赤色革命互济总会主任的黄励，自己经常出面找律师，公租界的潘震亚和法租界的陈志皋是她依靠的进步律师，当然1931年秋她回到上海时，中共在上海惊心动魄的这一幕已经翻过去了，但激流险滩仍在延伸。
黄励不光找律师，还找熟悉的巡捕、警察，以消灭证据，为被捕和出狱的同志从轻判刑找保释放，进行援救工作。
对已判刑的同志，去寻找他们的同事、同乡、同学、亲属等关系，到狱中探望慰问，送生活必需品、食品、少量的钱等。
互济会还在监狱的“政治犯”中，建立基层组织，包括有觉悟的法官、看守等。
对于出狱的同志，安排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治病，并接上组织关系。
……
黄励为此不停地奔走。
她几乎没有时间想念爱人杨放之，杨放之也没有时间来见她，彼此都在为革命工作奔波着，在他们心中，革命第一位，个人生活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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