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这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上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除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外,东京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见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5页)。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8页)
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
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20日凌晨两点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
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人民以工人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日本工厂工人举行抗日同盟罢工,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
喜和纱厂也加入了大罢工的行列,要知道喜和纱厂的小女工过去是连门都不敢出的,极少参加政治活动,但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她们竟坚持了两三个月的罢工,这显然与黄励同志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她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斗争基础,就不可能有喜和纱厂小女工们参与两三个月的罢工。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死伤一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
不知过了多后因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
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国民党政府天天要捕杀抗日群众,许多同志英勇牺牲。
我们要避免牺牲,要设法营救已经被捕的同志,党交给互济会的工作,也就更加艰巨更加突出了。
黄励总会把互济会的任务清理出一个头绪,运用灵活的工作方法,加上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基础,让许多没有被捕的同志及时隐蔽和转移,而被捕的同志,又通过互济会的社会关系,使他们得到营救避免牺牲。
黄励在营救被捕的罗俊同志时,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同时心生一种隐隐的不安,她不由想到了爱人杨放之,两人自苏联回国后,就投奔到反日爱国的斗争中去,聚少离多,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近日上海斗争形势极为复杂,特务便衣几乎天天捕抓共产党,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先在海员中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并联系纱厂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每天在腥风血雨中穿梭,尽管他们彼此都做好了为党牺牲生命的准备,可他们心里还是不希望有灾难降临。
4月的一天,杨放之在英租界被捕了。
黄励得知此事的时候,已是数天以后。这事犹如晴天霹雳,令她惊惧万分;又如万箭穿心,让她焦虑不安。
怎么办?……
爱人杨放之,她是在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货轮上认识的,她比他大了三岁,她的热情聪慧吸引了这个河南籍的进步青年,他们可说是心心相印,1926年在莫斯科大学结婚,历经风雨的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并肩战斗的时光。
黄励眼前出现了一幕幕与爱人杨放之共度时光的情景,还有他讲给她听的那些故事。
1908年11月24日,杨放之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县(今济源市)合河村一个地主家庭,他先在村私塾上学,不久转入庙街蚕桑学校,后来又到济源县第一高小读书。
1921年夏天,杨放之考入位于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他开始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刊物,思想深受影响,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中。
1925年,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倾向革命的杨放之加入了国民党的左派阵营,后来他参加了河南青年学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选拔,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当时他只有十七岁。
杨放之曾多次跟黄励说起自己的父亲,他在杨放之远赴苏联学习的时候表示支持,特意写下四句话交给儿子:“未来不迎,物来顺应。当事不杂,事过不恋。”当年杨放之惜别家庭,不惜万里远赴苏联,如果不是他志存高远,他是可以留在父亲身边看家守业的。他的家境在当地算是殷实富足的:有田一百二十亩,大牲畜两头,雇有长工一人。
但在杨放之眼里,生存的社会不合理又黑暗,他不想过殷实富足的小日子,他要寻求真理,做个有抱负的青年。
1925年9月下旬,杨放之与河南籍的数位青年从开封出发,到上海后停留数周,再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日本,于11月初抵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
同船前往苏联学习的还有张闻天、王明、沈泽民、王稼祥、张琴秋等,张国焘和李立三也同船前往苏联参加会议。
黄励就是在这货船上与杨放之相识的。
他们于1925年11月下旬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时的杨放之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2月,杨放之由刘少文介绍入团(当时称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杨放之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当上了为中国同学服务的翻译,并兼任经济地理教员。
1927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放之由王稼祥介绍入党,随即担任党支部委员。
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杨放之转入设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任中国代表团翻译和邓中夏的秘书。
从1925年底到1929年8月,杨放之主要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的俄语更加娴熟,有较强的听、说、读能力,可笔译文献资料。他的英语也有一般的会话能力,并借助字典进行一般性的文字翻译。
在苏联的岁月中,黄励与杨放之的爱情日渐成熟,两人结为夫妻。
1929年9月,杨放之与黄励来到海参崴。杨放之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主编,黄励任编辑,度过了他们婚后最平静的两年。
在这里,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但为了工作,又让这结晶化为乌有。
腥风血雨的国内斗争,让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回国参加斗争的欲望,于是黄励与爱人杨放之商量后,向党组织申请回国。其实,回国参加斗争是一种生命的未知,迎接他们的也许就是死亡,但他们已经把生命交给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死亡丝毫奈何不了他们的选择。
党组织很快批准了他们回国的申请。
1931年7月,杨放之与黄励夫妇结束了在苏联六年的生活,经过数日的奔波,于9月回到中国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上演着杀人游戏。
1月17日,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左翼作家在上海被捕,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鲁迅先生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为了忘却的纪念》。
黄励和杨放之似乎未惧怕过死亡,为了正义去迎接死亡光荣而伟大。他们深知自己所居的上海,时刻处在魔鬼的为非作歹之中,他们随时会成为魔鬼的猎物。
还未到一年的时间,杨放之就遭遇了魔鬼。
他是在去基层支部开会的路上被逮捕的。
爱人杨放之的被捕,一定是党内又出了叛徒。
黄励心里很乱,用乱箭穿心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她不知爱人杨放之关在何处,进了魔窟,不死也会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她相信爱人杨放之意志的坚定,她想去看他却身不由己。
这天,黄励坐在办公桌前筹备工作,很多工作要理一理思路。但她坐立不安,心乱如麻,心思始终被爱人杨放之缠绕。手握着的蘸水笔,不时将红墨水滴在桌子上和纸上。
这时,黄静汶走了进来,她打量着黄励,看她心急如焚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黄励没抬头,但她知道是黄静汶进来了,她一边擦着红墨水一边说:“唉,我这个营救革命同志的人,连自己的爱人关押在哪里都打听不到,你说我还像个妻子吗?……”
黄励满脸自责的表情,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却强忍着不敢掉出来,她知道不能让个人的情绪影响工作,更不能让个人的情绪影响同事的心情。
黄静汶理解此时此刻的黄励,不是心如刀绞也是乱箭穿心。
沉默了一会儿,黄静汶走到黄励身边,拍着她的肩膀说:“想哭你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也许比憋在心里好受些。”
黄励仍忍着眼泪说:“我哪有心思哭啊,我只想知道他究竟关在哪里,我们互济总会该如何营救他。”黄静汶急忙说:“我派人再去打听打听,如果打听到杨放之具体关押在哪里,建议互济总会为他请律师辩护。”
几天以后,杨放之关在西牢的消息被别的同志打听到了。因为工作的关系,黄励却不能去探监。
黄静汶代替黄励去西牢探望了杨放之。
临行前,黄励忽然想起给爱人缝制的衣服尚未做好,她急忙找出针线,一针一线将扣子钉牢,对黄静汶说:“请把这衣服捎给老杨,就说我很好,让他放心。请他记住,与魔鬼打交道是要显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骨的,不要听信鬼话。”
黄静汶安慰黄励说:“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捎到的。”
在上海西牢,黄静汶见到被打得浑身是伤的杨放之,将黄励亲手缝制的衣服递给他,悄声说:“姐让我来看看你,这是她为你缝制的衣服。她最近家务太忙不能来,她很牵挂你,让你放心。她让我告诉你,不要听信鬼话。”
杨放之接过衣服,心领神会地说:“让姐放心吧,我是清醒的。”
黄静汶回来后,将自己在西牢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黄励,并跟她建议说:“杨放之目前未暴露什么,赶快采取行动营救他吧。”
于是经过研究,互济总会立刻为杨放之请了律师。
尽管敌人最终没有在杨放之身上审出什么来,但还是判了他两年半徒刑,并被押解到苏州反省院囚禁。黄励心里默默为爱人祈祷,今生今世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但愿他能平安地逃出魔掌。
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了,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已成为民心所向。
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上海的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经常集会,每次集会都要提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口号,国民党当局更加疯狂地捕捉和屠杀爱国群众,每天都有大批同志被捕。
黄励马不停蹄为被捕的同志奔走,请律师,营救他们,她的出镜率太高了。尽管每次都巧妙化装,但还是有很多人认识她,随着江苏省委又有一些同志被捕,特务也开始注意她了。
黄励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边缘,然而她顾不上个人的安危所在,眼下互济总会面临一个万分紧迫的任务,营救牛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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