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天气有点阴沉，黄励在忙着收拾东西。
黄润华走到窗前，故意推开窗子，一股阴风迎面吹来，她下意识地向后闪了一下，这时她望见了街巷口鬼鬼祟祟的特务，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又把窗子关上，走到里间屋门口，对正在收拾东西的黄励说：“我去买早点了啊，今天您想吃什么呀？”
黄励没抬头，随口说：“吃什么都行，你买什么我就吃什么吧。”
黄润华说：“那我走了啊。”
她刚出门不久，特务和法租界巡捕就闯了进来，将黄励逮捕了。
黄励惊讶地望着他们，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四天以后，即1933年4月28日，上海《申报》刊出了有关黄励被捕的消息：
捕获女共产党——长沙人张秀兰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鸣恩，于日前接得密报，谓有共产党女党员长沙人张秀兰，即黄丽，现年二十九岁，匿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七二九号弄内九号门牌，在沪秘密工作等情。文局长据报，于前日上午，备文派员投法捕房，声请协助拘捕移提等情，当由政治部长派中西探会同按址驰往，将张拘获，并抄出文件书籍等物，带入捕房。翌日下午介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请讯。三点半时，由周韫辉刑庭长偕郭德彰、樊培思两推事会同检查官开刑三庭提审，捕房律师姚肇策出疾声请延期调查。公安局亦派员到案，请求移提。因庭上宣告案关政治，禁止旁听。闻审讯结果，庭谕改期查明再讯，被告还押候示。
黄励进了巡捕房，精神就高度紧张起来了，在这难熬的四天里，她首先理清了自己的思绪，一口咬定自己叫张秀兰，是一名普通的妇女。而后她就猜测是谁出卖了自己……莫非叛徒就是周光亚和黄润华？她怎么也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测。如果不是他们，那又会是谁呢？……黄励内心迫切地想把消息透露给上级组织，使党组织免遭更大的损失。她知道考验自己意志的时刻来到了，不管从前她怎么信誓旦旦在党旗下宣誓，她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志，而现在她要面对的是魔窟里的敌人，她早就闻听过敌人折磨共产党的招数，但眼下对她来说，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黄励有精神准备是明智的，有备而无患。将共产党视为对民国有危害的国民党警察局，对共产党人的一贯伎俩就是用重刑撬开他（她）的嘴。更何况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共党，那些靠折磨共产党拿大饷的黑皮警察，自然知道对付女共产党的招数，他们能让帅孟奇坐老虎凳并往她的嘴里灌煤油，就能让张秀兰享受同等待遇，甚至是“更高”规格的待遇。
他们对付女政治犯是太有办法了，皮鞭、镣铐、老虎凳、藤条、辣椒水、烧红的铬铁、竹签……比这些更可怕的还有狱警们兽性的发泄。
这个叫张秀兰的女政治犯显然令狱警们兴奋，她既年轻貌美又性格倔强，狱警们最喜欢摆弄这样的女政治犯了，他们的心和他们手中的刑具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欲，他们要设法让女政治犯招供，他们的心就必须与刑具配合出折磨她的花样。
先是一轮鞭打，他们只打她的胸部和背部，以免择日庭审时，被舆论关注而引起公愤。
黄励一声不吭，任凭皮鞭雨点般落在皮肉上，就像落在与自己不相干的物体上。
女政治犯的不以为然让狱警们越发气恼，他们轮换着在她身体的皮肉上甩鞭子，一会儿他们就筋疲力尽了。
经过毒打的女政治犯黄励已经无力出声，但她内心的信念坚定而清晰。
狱警们停下鞭子抽根烟，算是喘息一会儿，这时他们想听女政治犯承认自己是黄丽，于是就用烟头烫她的乳。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黄丽？”
狱警们气急败坏地问，他们看到烟头冒出一股轻烟，挟着人油味。
女政治犯虽有气无力却坚定地回答：“我是张秀兰。”
狱警们简直气疯了，这么狠的鞭子，打在身上已经皮开肉绽了，她还在嘴硬。那就换一种打法吧。
于是他们将她的四肢捆在椅子上，用藤条抽她的下体，对女政治犯来说，这可算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了，经过藤条抽打的女人，走路难迈开步子，那一片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伤后的疼痛可说是忍无可忍。
藤条的折磨使黄励昏死过去，狱警们给她全身泼冷水。
不知过了多久，当她醒来，她听见狱警们说：“想不到女共党也这么经打。”
其中一个狱警笑道：“她们连骨头都是红的，还怕打吗？”
另一个狱警说：“先把她拖回去吧，我打累了。”
其中一个狱警接着他的话说：“也好，免得开庭审训时见不得人了。”
深夜，黄励被两个狱警拖进了大牢，她被黑夜和黑暗围得严严实实。不知她的灵魂在黑夜里挣扎多久，飘向了哪里……
后半夜，她醒来了，浑身的刺痛和冰冷的水泥地让她忆起了刚刚发生的一切……组织上知道她被捕了吗？究竟是谁出卖了自己？党内接二连三出现叛徒，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她不由想起了爱人杨放之，此刻他也跟自己一样遭受着敌人的折磨，但她坚信杨放之绝不会当叛徒，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与自己是一样的。想到爱人意志的坚定，黄励此时稍有一丝安慰，同时她心里又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以绝食与敌人斗争下去。
第二天，监狱的铁锁“咣啷”响了一声，有狱警将饭送了进来。
黄励真有点饿了，自从被捕入狱她就没见过饭，一直被打被折磨，今天总算见到饭了，尽管饭菜像猪食，她仍嗅到了香气，但此时她的饥饿感与她的意志力较量起来了。
饥饿说：“我要吃饭，我快饿死了。”
意志说：“绝食是一种斗争方式，你要是吃饭，你就投降了。”
饥饿说：“可我快饿死了。”
意志说：“共产党员的意志是不能被饥饿击垮的。”
……
一天两天三天……数天过去了，黄励的意志战胜了饥饿，她继续绝食。
这让狱警们惊慌失措，并不是她的绝食令他们害怕，而是公安局的再度提审，绝食的女政治犯身体难以支撑场面。于是，他们强行对她实施了必要的手段。
黄励并不知道今天要被公安局提审，更未想到会与出卖自己的叛徒狭路相逢。
在提审现场，警官问她：“你是黄励吗？”
黄励十分镇静地回答：“你们已问过多少遍了，我是张秀兰，谁说我是黄励呀？”
警官指责道：“你只承认自己是张秀兰，这实际上是在欺骗我们，企图蒙混过关。”黄励冷笑了一声，随后无情地揭露说：“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在欺骗民众？！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又不敢公布，难道这不是欺骗吗？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国人，这岂止是欺骗，简直是卖国！”
警官得意地瞟了她一眼道：“好了，你也不要在这里嚣张了，现在我让你看一个人，等你看到这个人，就不会再说自己是张秀兰了。”
警官说罢，起身向外面招了招手。
西装笔挺、油头粉面的周光亚立刻从门外闪了进来。
周光亚与黄励同为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1931年回到上海。黄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他任黄励的秘书，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成了可耻的叛徒，眼下在上海市公安局特务股说服组做事，专门劝降共产党人。
周光亚走进来后低着头，目光不敢直视黄励，他显然做贼心虚，是他灵魂的堕落使眼前的这个中共女组织部长沦为阶下囚，他怕皮鞭、镣铐、老虎凳还有各种刑具，他因此说出了黄励的身份，让她去人间地狱尝受苦难，当他听闻了她在狱中的坚毅表现时，夜里他曾经暗自脸红和羞愧，而白天当他面对自己脱胎换骨的人生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时，他又厚着脸皮从容淡定地出现在黄励的面前，今天他是作为证人来劝黄励投降变节来的。
无所畏惧、一身正气的黄励，在发现周光亚的一霎那，突然惊愣了一下，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周光亚叛变了，同时她的眼前还闪过了周光亚之妻黄润华温情的面孔，如今看来那是多么的虚伪狡诈……于是她什么都明白了。
黄励瞬间怒火中烧，五脏六腑都聚集起了力量，如同炮火般射向周光亚，她伸出手想狠狠打这个无耻的叛徒两个耳光，可她立刻被站在一侧的警察拉住了，她只好将嘴里的唾沫吐在周光亚的脸上，怒火冲天地骂道：“你这个可耻的叛徒、贪生怕死的可怜虫，居然还有脸来见我？你给我滚出去，不要站在我面前，玷污我的眼睛，我不想看见叛徒的嘴脸……”
周光亚吓得不敢出声，头埋得更低了，毕竟出卖灵魂的人是心怀鬼胎的，而一个心怀鬼胎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凛然正气。
同样惊慌的还有警官，他也被黄励凛然的举止吓住了，吃惊地高喊：“你真是反了，在这里还敢打人？！”
黄励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我打的是叛徒，出卖灵魂、出卖主义、出卖同志……这样的叛徒就要打！”
警官惊慌失措的同时，突然得意地拍着桌子吼道：“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黄励，是共产党员了？”
此时愤怒的黄励已顾不得多想，她把头使劲一扬，齐刷刷的黑发就像鸟的翅膀在半空中高傲地甩过，她的喉咙突然发出豪情万丈的吼叫：“我就是黄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党的事我做了很多，就是不告诉你们！”
警官假惺惺地说：“你承认是黄励，这很好。只要你说一声从此不干共产党，保证给你高官厚禄。”
黄励不屑地瞟了警官一眼，以一副傲然的姿态环顾现场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永远干共产党，什么高官厚禄，见鬼去吧！”
警官紧接着问：“共产党危害民国，难道你不知道吗？”
黄励威风凛凛地盯着警官说：“你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吗？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共产党搞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共产党要民族独立，不受外敌欺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打倒它。”
警官打断黄励的话大声说：“你们共产党要打日本，可我们国民党主张攘外必先安内。”
黄励立刻大声斥责道：“因为你们是卖国贼、是汉奸走狗！日本人侵略我们，你们不打日本人，就是想当亡国奴。”
“你简直放肆！”
警官又恼又羞，担心黄励继续宣传马列主义，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于是，警官慌忙念了一纸判决书：“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有廖平凡（即周光亚）等人供认。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
数天后，法院正式开庭审讯，旁听的人很多，报馆来了好多记者。
黄励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机会，于是她当着众人的面，慷慨陈词宣传马列主义。
她说：“中国需要共产党，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国民党是卖国的。”
法官当庭喝斥道：“你骂国民党卖国，你有什么证据？”
黄励据理力争地回答：“淞沪协定不是卖国吗？强迫十九路军撤退不是卖国吗？逮捕和屠杀爱国志士不是卖国吗？……”
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尴尬地搪塞道：“共产主义理论是荒谬的，它不适合中国。”
黄励大声驳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为千百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指明了翻身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浴血的斗争，看看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屠杀共产党人的吧？……”
法官急忙制止黄励说：“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你讲这些是违法的。”又劝诱说：“你年轻，有才华，懂俄语、英语、德语，要是愿意加入国民党，真能派上大用场呢。”
黄励冷笑一声道：“我怎么可能给卖国政府当卖国人才呢？简直可笑！”法庭变成了黄励宣传马列主义的讲堂，旁听的群众深受感染。
旁听席上，有个年轻的记者将法庭审讯的场景如实记录下来，回去写成文章报道了出去，说共产党人如何英勇不屈。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不久，那个年轻的记者竟被捕了。
接着，上海《申报》1933年5月2日又刊发了一则告示：
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七二九弄内九号门牌，湖南长沙人女子张秀兰，又名黄丽，年二十九岁，在共产党中担任重要职务，在沪秘密工作，其书记某甲于日前在公共租界被上海市公安局派员报请捕房协助拘获，解送高二法院，由公安局移提归案询辩，旋据甲供出张之住所，遂由公安局再请法捕房协助于上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将张逮捕，翌日解高三分院，请询事情已略志前报。兹悉张女充任共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沪活动。闻高三分院提审时，张直认反动，对庭上所询，一味强硬挺撞，答非所问。是日公安局到来迎提，并将其书记某甲带案质对，张见某甲时，怒目狰狞，恨不能一口吞甲下肚，以伸其泄露秘密之恨，闻当日即由庭上裁决被告张秀兰准交公安局来员提去归案询办。
黄励随后被押解到上海市公安局，此时他们对待政治犯又变换了花样，严刑拷打改为威胁利诱加哄骗，这差事主要交给叛徒们来办。
叛徒们大多都因出卖同志而换取了人身自由，有的还在国民党当局谋到了不错的差事，可他们闻听黄励在法庭上大骂周光亚，并差点打了他两耳光，都不敢出面对她进行哄骗利诱，更不敢对她现身说法，到了她面前只是问问姓名而已。
黄励则利用在公安局看守所的机会，了解一切被捕同志的情况，对看守所被关押的同志进行共产主义必胜的教育，鼓励他们坚定立场与敌人斗争到底。
这让公安局既头疼又无奈，他们匆匆为黄励办了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的手续。
黄励被带上手铐，在第二天深夜被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火车，第三天被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政治犯到了南京，大多是死路一条。那里有专门埋葬共产党的雨花台，刽子手们对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从来都不手软，更不会心慈，他们在举枪的时候会又气又恨地喊：“你们这些共产党，连骨头都是红的！”黄励被押往南京的消息，立刻被江苏省委获悉。
江苏省委紧急部署营救黄励的行动。
5月3日，江苏省委立即向各级党支部发出紧急通知：
“黄励同志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坚决的领袖，在营救牛兰夫妇和一切政治犯的运动中，她是上海无产阶级群众的唯一的领袖！她领导过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工人群众所信仰的波尔塞维克的战士！”黄励同志于四月二十四日由于国民党刽子手无产阶级叛徒周光亚和黄润华（周妻）的告密被帝国主义租界当面捕去。叛徒周光亚无耻地指证黄同志。在酷刑虐残之下，黄同志表现最勇敢最坚决，始终是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领袖。她在狱中绝食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们的白色恐怖！她在法庭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们的狰狞面目，骂得他们狗血淋头，真是要一口气把他们吞下肚去！现在黄同志已解到南京，生命危在旦夕。
“我们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们的逮捕酷刑对待黄同志应做最有力的反抗。各支部要立刻举行群众大会，组织营救会，广泛的进行抗议书签名运动，募捐探慰黄同志，各区应在几个群众的营救会基础上，组成区委员会，以至于全上海的营救委员会，派群众的代表团去南京，并要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立即释放黄同志和一切政治犯！”
“同时，要将黄同志的英勇斗争的事实，向广大群众宣传，和周光亚夫妇及一切叛徒的刽子手行为对立起来，提高群众对叛徒的愤恨，立刻在各厂至少两队自卫队或打狗队，集体消灭叛徒。”
“互济会要立刻进行分会的动员，要利用黄励同志所领导的营救牛兰夫妇运动中的经验，进行群众的营救！”
“黄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了！群众的力量、也只有群众的力量才能达到营救黄同志的目的！”
就在江苏省委想方设法营救黄励的时候，黄励已经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了，她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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