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古称锡兰山国，又称狮子国，领土面积六万多平方公里。具有扼印度洋咽喉的天然海上交通优势，是600多年前郑和船队北上印度、西去东非的必经之地。郑和前几次出访把主要的目标放在树立明朝的威信重新打开外交局面上。若解决问题，单凭几名使节或者几道文书是不够的。使节和文书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撑，什么使者和文书都不起作用。而郑和恰恰带来了二万多威武之师，据《明史·兵志》记载：郑和船队中还有一支仪仗队，其成员是船队中的官校、旗军、勇士、力士，“服饰灿烂，”“乐师为云”，彩旗飘扬，刀光剑影，令人生畏。仪仗队的作用是壮声势，扬国威，给人心理上的震慑。这支庞大的舰队令南洋各国望而生惧，再加上郑和的远见卓识，机敏果断，不久，郑和的外交活动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郑和到了南洋各国，总是做国与国之间的调解人，他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要安分守己，不可以欺凌别的国家，否则会玩火自焚，自取灭亡。郑和挟大明朝的国威，又有强大的船队做资本，所到之处，矛盾无不迎刃而解，多次化解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也有几次动用兵力，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基本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尽量避免武力冲突。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生。胡惟庸为了颠覆明朝政权，勾结海外势力阴谋发动政变。事发后，洪武皇帝严厉镇压了胡惟庸集团，稳定了国内局势，但是在海外各国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国家认为中国人软弱好欺负，时而想挑衅一下。
锡兰山国国王亚烈苦奈儿拥有五万军队，称霸于南亚广大地区，经常侵犯邻国，屡屡派兵劫持邻国的使者，附近国家叫苦不迭。更有甚者，锡兰山国王还敢打明朝的主意，根本不把明朝使者放在眼里，对明朝派去的使臣肆意敲诈勒索；虐待中国去锡兰山国拜佛的佛教徒。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奉命解决锡兰山国的事情。郑和前两次来锡兰山国时，也曾经对国王苦口婆心地劝过、警告过，可是，该国国王却每每阳奉阴违，根本不买郑和的帐，甚至还想害死郑和。这一次，锡兰山国王表面上表示愿意与郑和谈判，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当郑和来到锡兰山国时，国王亚烈苦奈儿避而不见，只是派他儿子向郑和索要金银珠宝，遭到郑和拒绝后，亚烈苦奈儿以此为借口，下令自己手下的数万大军，阻断交通，分兵劫持郑和的船只。郑和临危不惧，从自己带来的三千官兵中，拨出一千人迎击敌人大队人马，自己带领两千官兵，在夜幕掩护下走小路，半夜里攻入王城，抓住了还在睡梦中的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老婆、孩子，连王室的成员也一起俘虏了。这一仗，郑和以少胜多，大获全胜。
随从参战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对锡兰山之战是这样记叙的：“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赏赐国王头目。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我正使太监郑和等深机密策，暗设兵器，三令五申，使从衔枚疾走，夜半之际，信炮一响，奋勇杀入，生擒其王。”这段记录很重要，其中的“谋害舟师”，说明郑和是在进行自卫反击，出师有名。“深机密谋”说明郑和军事指挥上很有智谋。“信炮一响”说明郑和船队使用了火炮。“生擒其王”当然是战斗的结果了。郑和指挥官兵把锡兰山国王及其同伙押回国内，交给永乐皇帝处理。永乐皇帝训斥以后，放他们回国。同时，另选邪把那为国王，并授给诰印。从此，锡兰山国平静下来，海路也畅通了。
更多的时候，郑和每到一个国家，常常代表明朝政府向这个国家的国王发下诰印，承认国王的合法地位。这样，许多国家的国王都得到了明朝政府的诰印，就等于说明这些国家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争端自然也就少了。
郑和妥善解决南海地区的国际纠纷，保持了南海地区的稳定，为明朝的对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船队下西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郑和还在南洋各国广泛传播伊斯兰教，同时也尊重其他的宗教信仰，以此来联络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情，以求在各国之间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友好局面。郑和所到的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在深情地纪念着郑和，在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中仍保存着一块郑和留下的布施碑，历史学家也称此碑为“郑和布施碑”或三种文字碑。碑名全称为《布施锡兰山佛寺记载》。碑文说：“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为慈尊，圆明广大，通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这块碑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实物见证，也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这块刻有龙纹和汉字、明显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碑。由于年代久远，石碑上的文字肉眼已经难以辨认。在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执行馆长拉吉特·希瓦吉先生的帮助下，人们辗转找到了石碑中文碑文的拓片复印件。
斯里兰卡人信奉的是佛教。源于印度的佛教，在阿育王后期开始向外传播，以锡兰山为中心向东南亚各国传播的一支称为“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向西亚及中国传播的一支称为“北传佛教”。佛教在锡兰山国的传布，具有悠久的历史，唐朝时候，玄奘大师西天取经曾经来过这里，在狮子国留下了生动的传说。
锡兰山国内佛教的建筑也很多，全国最大的佛寺是锡兰山佛寺。在锡兰山佛寺，供奉着佛主，前来烧香上供的人络绎不绝，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达官贵人。佛主的神座前，跪满了善男信女，人们有祈祷，有许愿，香炉里香烟缭绕，供桌上摆满了人们的各种布施。
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来到锡兰山，郑和就曾经到过这座佛寺，瞻仰了佛祖，布施了诸多礼品，表达了自己的虔诚之心，也向锡兰山人表明郑和船队尊重各国人民的信仰。郑和原来信仰伊斯兰教，可是，当与信仰佛教的国家和人们交往时，他并不排斥佛教。郑和以其超凡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对世界两大宗教兼容并蓄，珠联璧合，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特别是凭借佛教这把金钥匙，打开东南亚佛教诸国大门，沟通交流，促进友好，弘扬佛法，从而成就旷世伟业，彪炳千秋。
郑和第二次来到锡兰山国是与同事王贵通等人有备而来，带来向锡兰山佛寺布施的礼品。这次布施礼品比上一次要丰富得多。在经过繁琐的宗教参拜仪式后，郑和及其随从献上了布施礼品。这些礼品包括：“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立寺供养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苎丝五十匹，织金苎丝宝幡四对，红二对，黄一对，青一对。古铜香炉五个，戗金座金朱红金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二千五百斛，蜡烛十一对，檀香十炷。”同时立下了这块《布施锡兰山佛寺记载》碑。
碑高约145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13厘米，顶部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形图案。这块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用3种文字刻制的，除了中文外，还有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它们是当时印度洋地区商人间的通用语言。中文碑文记载的是郑和等受明朝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向佛教寺庙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后面列有布施祭品的清单，碑文的落款是永乐七年二月，即1409年2月。泰米尔文的碑文表示的是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敬献；波斯文的碑文则表示对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给予敬仰之情，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
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却能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表示同样的礼敬与尊重，一方面反映了郑和以及明朝统治者对各国人民的尊重和宗教上的宽容性；另一方面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至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可以说，这块石碑是郑和以及当时明朝皇帝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同时也表明中国当时具有极为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为以后的继续出访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南部约120公里的加勒市，有一条称为克里普斯的路，布施碑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而在距离克里普斯路几百米远的地方，则是欧洲殖民者留下的高大城堡。那里如今是一个旅游胜地，也是斯里兰卡过去那段历史的永久纪念。斯里兰卡的一位女教授曾经把郑和的访问与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做过一个比较。她说，郑和时代印度洋地区进行的是一种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和平交往，郑和碑正是这种交往的象征。与之完全相反的是，16世纪的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是狭隘、暴力和对当地文化的灭绝。
由此可见，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荣光，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想象与期望。不同国家之间呼唤沟通合作，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尊重和对话，在世界多极化、国家冲突民族争端连续不断之时，在国际关系日益跌宕的新格局中，纪念郑和七下西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走向。它告诉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姿态，人类可以书写另一种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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