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15世纪至16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的船队，那时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他们还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也作了合理解决，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即使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船队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因为有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航海技术，所以郑和的船队很少发生意外事故。他们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或雨天，便使用铜锣、喇叭和螺号等相互通讯联系。难能可贵的是郑和的船队绘制出《郑和航海图》，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下西洋的另一出色成就是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并把中国人的视野向西扩展到了非洲东海岸，提供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图，使中国人对于亚非广大地区的了解更加深入和精确。
郑和船队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开辟了多条航线，并且在中国与东非之间建立起经常的海上交通，这些航线直接为欧洲人的东来，以及随后欧洲航海家的环球航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把亚、非广大海域联通，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辉煌成就。
其次，郑和七下西洋对于稳定亚非国际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之前，亚非国际局势很不稳定，海路交通经常被海盗阻断，甚至来明朝朝贡的船只也被劫掠，东南亚各国之间矛盾很多。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敕谕各国王“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由此可见，下西洋的总目标是建立和平、友好、安定、有序的国际秩序。
郑和高扬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协和万邦”，重振大明“已缀之国威”，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树立起来，得到了世界公认。郑和船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了几次军事行动，歼灭海盗，调停东南亚国家纠纷，稳定了国际局势。这些活动清除了东西方海路交通的障碍，使亚非航道得以畅通，而且使东南亚各国人民重获和平与安宁。郑和下西洋对有关各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明朝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明帝国和东南亚、南亚、非洲地区的国家增进了友谊，一些小国希望明帝国支持他们抵御强大邻国的欺压，而明帝国主持了公道。
在长达28年的航海活动中仅有3次战事发生，没有占据海外国家一寸土地。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航海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中国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吻合。
再次，郑和的远洋航行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整合连结出了亚非国际贸易网。
郑和船队，七次纵横往返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航程10万余华里，到达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郑和船队发现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带来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是一条在战略上重要无比的战略航线，自古至今，各国都极为重视。
郑和下西洋带往各国的物资有丝绸、瓷器、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器、书籍、药材等等，带回的物资大多是土特产，有香料、药材、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珍稀动植物等。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的陶瓷、丝绸、钱币等，都极为喜爱，永乐年间确有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和珍奇异兽等。因而开启了海上贸易之先河；尔后通商贸易，货通有无，海上通商逐渐热络。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作为礼品和贸易物资的丝绸、瓷器、炼铁、茶叶等行业生产的发展。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明朝和各国关系友好，海上民间贸易也得到发展。
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汇合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这促使满剌加从“旧不称国”、“人多以渔为业”的渔村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一个大集市”，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繁荣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西方航海东来，才结束了黄金时代。
郑和下西洋时在海外建了一些航海分点，也是贸易的基地，如：占城、古里、满剌加、溜山等地，都建了保存、中转物资的仓库。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华侨聚居点。东非肯尼亚的巴狄岛上加村的法茂人，就自称是郑和船队水手的后裔。
最后，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华文明。
15世纪初期，亚非许多国家与中国相比，还处于很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郑和船队遍历这些国家，给亚非各国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加快了这些国家前进的脚步。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和造船技术等。
东南亚、南亚、非洲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礼仪、风俗、服饰，历法、度量衡、生产技术等都非常崇拜，纷纷派学生到中国求学。文化的传播加速了他们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增进了和中国的友谊。中国也了解了各国的情况，也学到了外国的生产、生活经验，促进了物种的交流。
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信奉妈祖由来已久，而护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船员十分重要。由于郑和访问西洋各国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机传播到南洋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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