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剑门关依旧挺立在风雨之中，然而，戍边的壮士却不得不撤出前线。此情此景，不禁使陆游无限感触涌上心头：是伤心，是愤怒、是遗憾，还是无奈？这种感情似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于是，陆游自嘲地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
这首诗在凄清之中包含着激愤。由于恢复中原的梦想再一次破灭，上马杀敌的英雄成了驴背上苦吟的诗人，这是陆游所非常不甘心的。
陆游回到四川以后，先后做过蜀州（今四川崇州）、嘉州（今四川乐山）、荣州（今四川荣县）等地的地方官。
1173年夏，陆游被任命为蜀州通判。陆游在蜀州虽然只有1年多时间，但对蜀州感情十分深厚。即使晚年回到浙江山阴老家，也还写了许多纪念蜀州的诗篇。蜀州人民也怀念他，陆游长溘之后，人们在罨花池旁为他和赵忭（〔宋代〕一御吏，曾作蜀州官）修一庙宇，称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现在，“二贤祠”已改建为“陆游纪念馆”。
不久，陆游又被调到嘉州。嘉州是青衣水入岷江的交汇处，在夏天多雨的季节里，江水暴涨，常常危及城中居民的安全。城东二水交汇处的吕公堤，因年久失修，不足防水。陆游于是趁江水下退、冬季农闲的时机，发动农民来修堤。他在《十二月十一日视筑堤山》一诗中写下了当时筑堤时的情形。为了改善当地的交通，陆游还主持在岷江上架设了浮桥。《十月一日浮桥成以故事宴客凌云》一诗记载了此事：“阴风吹雨白昼昏，谁扫云雾开朝暾。三汪水缩献洲渚，九顶秀色欲塞门。西山下竹十万个，江面便可驰车辕。巷无居人亦何怪，释耒来看空山村。竹枝宛转秋猿苦，桑落潋滟春泉浑。众宾共醉忘烛跋，一径却下绿云根。走沙人语若潮卷，争桥烛火如星繁。肩舆睡兀到东郭，空有醉墨留衫痕。十年万事俱变灭，点检自觉惟身存。寒灯夜永照耿耿，卧赋长句招羁魂。”浮桥建成，居民纷涌而来观看，一时盛况空前，陆游心中是快乐的。可他毕竟是客居异乡，官身不定，大业无成，所以热闹之后，更觉空虚。
在1174年10月，陆游又被调到荣州去摄理州事。
1175年，范成大到四川做四川制置使，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于是，陆游又回到成都。
范成大，别号“石湖”，也是南宋有名的诗人，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是陆游的文学挚友。现在，虽然他们一个是长官，一个是下级，但彼此都不拘小节，仍然保持朋友关系，并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互相唱和。由于范成大对陆游非常客气，非常优待，二人不甚拘守官场礼数，所以引起了同僚讥议；又由于陆游的复国抱负和个人的功名事业长久得不到伸展，常以“脱巾漉酒，拄笏看山”为自得，甚至在琵琶腰鼓、舞衫香雾中寻求精神遂又麻醉，因此被视为“不拘礼法”。甚至还有人指责他在嘉州时“燕饮颓放”，并要求罢免他的官职。对于这些庸俗官僚的诋毁，陆游对此并不屑与之争执，还索性自号“放翁”，并在诗中这样解嘲道：“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从此，“放翁”便和他的诗文同著于世。
陆游越发狂放起来，经常出入于歌楼酒肆之中，过着饮酒、赋诗、赏花、听歌乃至斗鸡走马的生活。其实他只是试图用这种生活来消解心头的烦恼，忘记壮志难酬的悲哀。
然而，借酒消愁，纵欢忘忧，终究不能抚平心头的不平，一腔爱国热血又怎么在酒精的麻痹中冷却下来。他在写给范成大的一首赠诗中说：“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送范舍人还朝》）在另一首更为出名的诗作中，这种自我压抑的爱国激情迸发得更为壮烈：“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二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
其实，就是在成都佯作疏狂，纵酒为欢期间，他也没有忘记为国效力。他经常在市井之中寻求人才，以期今后共图大事，甚至还结交了很多武艺超群，行踪不定的侠客作朋友，鼓励他们去为国效力。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表面上的疏狂和消极，都无法掩盖他那始终不渝、永不消磨的爱国精神。
由于陆游诗名日盛，1178年（淳熙五年），孝宗终于重新想起了他。陆游回京后，孝宗亲自召见了他，说了许多关切的话以示慰问。但是，毕竟这时的孝宗早已没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而陆游又是个坚定不移的主战派，所以慰问归慰问，终究不会重用他，只是把他派到福建做了主管钱粮茶盐专卖事务的官员。
1179年秋，陆游从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改任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12月到抚州任所。他一方面用大量精力处理因茶盐官卖后，茶盐户破产，被迫采取私贩和闹事进行反抗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和诉讼；另一方面上书朝廷，主张严惩不法官吏向茶盐户收纳高额茶盐税，趁机大量搜括民脂民膏的行为。
陆游对普通百姓非常同情，在他的辖治范围内，筠州百姓陈彦通，因受高安县押录陈谅欺侮而上告民府。陈谅曾经被治过2次徒杖罪，按法令规定不得重入官府，如改名换姓投募充役，这叫“冒役”，是一条罪状。陈彦通在状纸中附带提出这条罪状，而官府却认为陈彦通告陈谅冒役一事不实，于是按“反坐”之法（即以诬告治罪）将他脊杖。陆游为陈彦通鸣不平，上书《奏筠州百姓陈彦通诉人吏冒役状》，力陈自己对此案的看法和有关法治的认识。从陆游的这份上书来看，他不仅深通法理，对法治和为政之道有深刻的见解，而且他能够公正无私地站在平民一边，这是非常可贵的。
1180年（淳熙七年）春，抚州大旱。5月大雨，山洪暴发，淹没大片田地和村庄，洪水冲到抚州城门口，百姓饥困潦倒。陆游密切注视灾情发展，写下“嘉禾如焚稗草青，沉忧耿耿欲忘生。钧天九奏箫韶乐，未抵虚檐泻雨声”的诗句，同时上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在未征得南宋政府同意前，他就先拨义仓粮至灾区赈济，使灾民免于饥饿之苦，然后奏请拨粮和给江西地方官下令发粮，并到崇仁、丰城、高安等地视察灾情。由于这一举措有损朝廷利益，11月，陆游被召返京待命。行前，他从宦游四方所搜集到的100多个药方中，精选成《陆氏续集验方》，刻印成书，留给江西人民，表达他的为民之心。无奈在回归途中陆游又遭给事中赵汝遇所劾，最后竟以“擅权”罪名被罢职还乡。
从此，陆游一直闲居在山阴故居。直到1186年（淳熙十三年），才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他赴京受命，写了有名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其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得到孝宗的激赏。
严州是东汉大隐士严子陵隐居的地方，这里风景非常秀丽宜人。孝宗此次派陆游到严州，并不是不了解陆游的真正抱负，可能是顾念他是个忠心耿耿的老臣，想为他找个养老的地方。所以孝宗皇帝在他临行前对他说，“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公务繁忙之余，可以作诗消遣，适性自足）。”
虽然新职不合陆游素志，但他还是勤勉从事。忧国忧民的他哪里是个可以寄情山水的风雅诗人！因此一到严州，陆游就不顾花甲之年的高龄，为严州的地方事务操劳起来。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忧民怀懔懔，谋己耻营营。”
严州虽然风景优美，但是地瘠民贫，再加上水旱连年，人民生活非常萧条。陆游一到任，就邀请当地父老乡亲共商治理大计，让他们督促自己的子弟努力耕作，不要游手好闲。同时，他又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腐败，不许官员无故扰民，铺张浪费。经过一番整顿，严州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观。
在严州，慕名向陆游学诗的人很多。陆游不仅悉心指导他们，对那些经济拮据的江湖诗人还慷慨周济——“江湖诗客群叩其门，倾箱倒橐赠施之，无吝色。”
陆游的工作态度勤勤恳恳，每天早起晚睡处理公务，几乎没有一点时间休息，赢得了严州百姓的爱戴。100多年前，他的高祖父陆轸曾经在严州做过知州，现在他又来这里做官，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们祖孙二人的政绩，专门为陆轸立了一个祠堂，并请他题字刻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
陆游在川陕9年，祖国的山川形势、风土民情丰富了他的生活体验，这是他创作上收获最多的时期。陆游对这一创作阶段很珍视，觉得“诗家三昧忽见前”，于是在严州任职期间，陆游将历年所作诗，特别是早年的作品，严加删选，共得2500余首，刊刻为《剑南诗稿》20卷。此书行世后，深得当时文坛赞誉。
1189年（淳熙十五年），陆游严州任满后卸职回家，不久后又奉诏到临安担任军器少监，第二年改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这时，已经步入晚年的孝宗对政治开始感到厌倦，便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敦，退居重华宫过太上皇的悠闲日子去了。
宋光宗赵敦即位后，陆游又一次寄希望这位新上来的皇帝，盼望他能够励精图治，重整山河。于是，陆游连上奏章，他曾在《上殿札子》中指出：“郡县之吏，不能自立，观望揣摩，惟强是畏。豪右虽犯重辟，官吏贪者、黠者，则公与之为市。廉者、懦者，则又自营曰：得无反为所害科？凡嫁祸平人、诿罪僮奴者，皆有司为之地道也。凶年饥岁，虽贫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贫者惟守田亩，孰为当恤？视郡县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体者，皆平民也。”充分表现出他对贪官豪强的憎恶，对苦难百姓的同情。
由于陆游的上殿札子总是锋芒毕露，特别是“喜论恢复”，这些话对昏庸的赵敦来说，无疑是逆耳之言。谏议大夫何澹揣摩透了皇上的心思，以陆游言行“不合时宜”为由头，对陆游进行弹劾。并给陆游罗织了许多罪名，其中之一就是诬陷他的诗篇“嘲咏风月”。1190年12月，陆游被再度罢官。陆游对此非常愤慨，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他采取了在成都时被人诋毁为“燕饮颓放”时同样的对策，索性将山阴镜湖故居命名为“风月轩”，以示讥讽。
被罢官的陆游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临安。他有诗记述离京时的情景：“我年六十四，获谴输鬼薪。束画出东门，挥手谢国人。笑指身上衣，不复染京尘。”
这次罢官是陆游老年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大失落，但从“笑指身上衣，不复染京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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