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念家国诗闻天下的陆游-“开禧和议”终北伐 僵卧孤村示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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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让人难以预料,陆游罢官回家后没过几年,朝廷里就发生了一场废立皇帝的重大政变。

    宋光宗赵敦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庸而又怕老婆的皇帝。皇后李氏是个刁蛮无知的悍妇,与退位的孝宗皇帝关系非常紧张。赵敦由于害怕李皇后,平时对父亲孝宗皇帝很冷淡,甚至在孝宗病危的时候也不去问候。1194年(绍熙五年)6月孝宗死后,他竟假称有病,不肯居丧。

    虽然赵敦贵为天子,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儒家的孝道。孝道乃历代王朝的立国根本,不孝乃十恶不赦的大罪。因此,赵敦身为天子,不能做天下的表率,反而行不孝之事,这绝对不能为儒家的名士所容忍。于是,赵汝愚、韩侂胄等大臣便开始密谋废除赵敦的皇位。

    受赵汝愚等人之托,韩侂胄秘密入宫,取得了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的孀妇吴太后的同意,以她的名义废除光宗,改立宁宗赵扩为帝。宁宗于1194年(绍熙五年)7月代光宗即位,次年改国号为“庆元”。

    这次政变虽然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政争也随之而起。韩侂胄是个阴险的野心家,他是新皇帝赵扩的妻子韩氏的叔父,倚仗着皇亲国戚的权势和拥立新君的功劳,他一手遮天,把持了朝政,把弹劾他的理学家朱熹、宗室大臣赵汝愚等人士逐出朝廷,把朱熹之学斥为“伪学”,把朱熹的门人学生斥为“伪党”,并大肆迫害,史称“庆元党禁”。

    宋代是个士风昂扬的时代,知识分子讲气节,重操守,因此,韩侂胄虽然权倾一时,但是却无法赢得人心,更被士大夫阶层所不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想通过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赢得人们的拥护。于是,就开始拉拢一些声望很高的主战派人士,共商北伐大计。

    陆游此时虽然已经在家赋闲很久,但是他始终不渝的爱国热情和抗战主张,在社会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如果起用他,对抬高韩侂胄的声望将会有巨大的作用。因此,陆游就成了韩侂胄一个重要的拉拢对象。

    虽然韩侂胄的弄权行为被士林所不齿,但是,只要能北伐中原,收复失地,陆游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因此陆游应韩侂胄之请,为他撰写了《南园阅古泉记》,希望他“勤劳王事”。1202年(嘉泰二年),陆游奉诏入京,编修孝宗、光宗两朝的实录。陆游这次出山的目的是为北伐做贡献,可是韩侂胄却只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实际上并不信任他。陆游也很快就看出韩侂胄是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小人,他甚至隐隐地感觉到这次北伐会凶多吉少。因此1年之后,在完成实录的编修后,陆游带着无限的失望和担心又辞官回乡去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陆游的预感,1206年(开禧二年),韩侂胄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兴兵北伐。这场像一幕闹剧一样的北伐很快就草草收场,韩侂胄也在投降派发动的政变中被乱棍打死,脑袋被割下来盛在匣子里送到金朝。于是,南宋又一次被迫与金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开禧和议”。由于陆游和韩侂胄曾有上述关系,因此在当时和后来都曾受到一些责难。

    陆游是一个坦诚而外向的人,也是一个善于交际、朋友遍天下的人,又是当时著名的大诗人,因此他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都有比较深厚的交往,比如大理学家朱熹、大诗人杨万里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众多的诗文唱和充分证明了陆游与朱熹、杨万里之间十分真挚而深厚的友情。朱熹对陆诗推崇备至,曾赞“放翁老笔愈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陆游也有诗相赠朱熹,“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陆游被罢官后也曾针砭时弊,对“庆元党禁”进行了理性的评价:“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然而,欣赏和交往都不足以使朱熹摒除党争的思维,在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惨烈的权力斗争中,曾有一幕:官僚集团的领袖姜特立被罢出关,陆游赠诗两首,其中有“君似襄阳孟浩然,十年好句满人间”之句。姜特立的诗才素为时人认可,但陆游却公然与朱熹的政敌应和,这当然使朱熹对陆游不满。陆游最终与朱熹、杨万里分道扬镳、关系破裂。朱熹、杨万里也因此后来抨击陆游有变节行为。朱熹甚至这样评价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陆游的才能太高,业绩又不大,恐怕会为有权势的人所牵累,他的晚节不十分完善)。”其实,陆游在韩侂胄当政时退而复出,主要是为抗敌复国的夙愿所驱使,并无趋炎附势之意。而且,陆游为韩侂胄所撰写的《南园阅古泉记》中也并无阿谀之辞。陆游虽然为朱熹所误会,但他并不在意。朱熹死后,陆游还为其作《祭朱元晦侍讲文》,饱含痛惜怀念之情。

    这次北伐的失败对陆游的打击非常大,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山,虽然赋诗作文不辍,但身体却逐年衰弱。

    陆游从1190年年底被罢官到1210年去世为止,中间除了韩侂胄北伐前到杭州编修了1年孝宗、光宗实录外,这20年都是在山阴故居度过的。

    故乡山阴是个山明水媚的好地方,陆游在幽静但却清贫的生活中过着孤鹤般清高悠闲的生活。他将书室命名为“老学庵”,以坐拥书城为乐,正像他在诗中所说:“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另外,他还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扶衰业耕桑”,“夜半起饭牛”。由于他“身杂老农间”,了解到下层人民的痛苦,而且感到“忠言乃在闾里间”,所以想和他们倾吐满腔爱国热情:“耿耿一寸心,思与穷友论。”

    虽然陆游做了几十年官,但是因为居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所以罢官不久,生活便逐渐贫困起来。最拮据的时候,他不得不靠亲朋邻里的接济勉强度日,有时候甚至为了应付收租的公差,只好典当衣物来交纳租税。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也不愿趋炎附势,为奸党效力。他在诗中写道:“丈夫穷困自其分,饿死吾肩未尝胁!”(《薪米偶不继戏书》)

    这个时期,他经常和山野农夫在一起,自己也“身还民服,口诵农书”,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完全变成一个农家老翁,过着农民的质朴生活。他对医药也有相当的研究,家居无事的时候,便常常背着药囊,骑着毛驴走村串户,免费为乡亲邻里看病。农民们也感到陆游可敬可亲,每当看到他走来,便取出酒菜招待。他们为了感谢陆游治病施药,更是“村巷欢欣夹道迎”,而且生子多以“陆”字为名,以报“活我”之恩。

    淳朴的农家生活使陆游的晚年生活显得怡然自得,他经常和农夫一道开怀畅饮,享受着淳朴的田园乐趣,然而这种田家之乐仍然无法消解他心中的爱国激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种壮志未酬的孤寂、苍凉的感觉常常袭上心头,令他老泪纵横,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在另外一首词《诉衷情》中,这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苍凉表达得更为深沉、悲慨,他写道:“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陆游在这首词中回顾了自己当年在梁州参军,企图为恢复中原、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往事,如今壮志未酬,却已年老体衰,反映了作者晚年悲愤不已,念念不忘国事的愁苦心情。

    上片前两句是当年作者在梁州参加对敌战斗心情与生活的概述。他胸怀报国鸿图,单枪匹马驰骋于万里疆场,确实想创立一番不朽的业绩。“觅封侯”不能单单理解为陆游渴望追求高官厚禄,因为在写法上作者在这里暗用了《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的班超投笔从戎的典故。班超投笔“以取封侯”,后来在西域立了大功,真的被封为“定远侯”。陆游这样写,说明当年他在梁州的时候,也曾有过像班超那样报国的雄心壮志。可是,陆游的愿望并未变成现实,后两句便是眼前生活的真实写照:睡梦里仍然出现旧日战斗生活的情景,说明作者雄心未已,睁眼看看眼前,“关河”毋庸说已经无影无踪,当年的战袍却早就被尘土所封,满目是凄凉惨淡的景象。

    下片紧承上片,继续抒发自己念念不忘国事,却又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郁闷心情。“胡未灭”说明敌寇依然嚣张;“鬓先秋”慨叹自己已经无力报国;“泪空流”饱含作者的满腔悲愤,也暗含着对被迫退隐的痛心。

    结尾三句,苍劲悲凉,寓意深刻。“谁料”二字感叹自己被迫退隐,流露了对南宋统治集团不满的情绪。“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是年迈苍苍的陆游血与泪的凝聚。情感真挚,丝毫不见半点虚假造作;语言通俗,一目了然;悲壮处见沉郁,愤懑却不消沉。所有这些,使陆游这首词感人至深,独具风格。

    韩侂胄草率北伐酿成大败,南宋王朝元气大伤,从此很难再积蓄力量恢复中原了。这件事对陆游在精神上的打击非常地沉重,这时,他已是年逾八旬的垂暮老人。从此,北伐中原的壮志只能在梦里实现了,他也只好把收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84岁那年,陆游由儿孙搀扶再次前往沈园,写了最后一首怀念唐婉的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40多年,弹指一挥,沈园的亭台楼榭已经略显破旧,不复有昔日的光彩,亡妻早已香消玉殒,陆游也已是形影相吊的衰朽残年之身了。这是一种深挚无告,令人窒息的爱情,能在死后60年里仍然不断被人真心悼念,真是一种幸福了!

    也许这时陆游已经预感到自己生年无多,才特意到沈园向自己牵念了一生的亡妻唐婉告别。从沈园回来后,他就病倒了。这场病把自幼习武,身体硬朗的陆游彻底打跨了,从此,病情就一直在好转和加剧间不停反复。

    从沈园回来后,陆游的心病终于放下了一块,因为马上就可以和爱妻泉下相会了。然而,恢复中原这块心病却仍然无法医治,令他郁郁难伸。

    1210年(嘉定元年)12月,为国奋斗了一生的爱国诗人陆游抱着未见国土收复的遗恨,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享年85岁。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恢复故国的志向,写下一首他诗词生涯中的最后一首诗——《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统一中国,一腔爱国衷肠流露无遗。其实,陆游的这一首《示儿》诗,也表现了他对于死的坦然。他乐生而不忧死,除了国家的命运,身后事无所萦怀,生前还给儿孙写有《家训》,批判丧葬陋习,告诫儿孙万勿铺张。陆游之所以告诫儿孙不要对其进行厚葬,并非出于法律的概念,而是认为必须面对现实。他认为人生在世,贫富无常,没有必要逞财使气,追求排场。陆游主张“植木冢上,以识其处”,种树也不必多,因为“林樾浸盛”,必招致“剪伐贸易之弊”,甚至引起官司,“争讼纷然,为门户之辱,其害更甚于厚葬。”在他的《家训》里,甚至劝告子孙“近世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马之类,一切当摒去。”这也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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