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中共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毛泽东在作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中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

    会议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

    会上讨论的焦点是，“一个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是依靠单枪匹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这后一个就是关门主义。毛泽东对关门主义作了精辟的剖析：关门主义要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中间力量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能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策略就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博古认识不到国家面临灭亡危险，仍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教条。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会议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会上，毛泽东的发言一针见血，很快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大家纷纷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这些批评对一向颇为自负的博古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他深感煎熬，晚上甚至拿出手枪在自己头上绕圈圈，把身边的同志吓坏了。手枪被夺下来后，博古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趴在长条桌上，有气无力地说：“手枪空膛，我是在换脑子。”

    就在这个晚上，博古痛定思痛，抛弃了“左”的那一套，并作了深刻反省：“‘左’倾路线造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瓦窑堡会议对博古来说，既是个终点，又是个起点。会上最终形成决议，决定了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什么国的大政方针，高举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在军事战略问题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开辟我们的红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

    在政治上提出并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批评关门主义倾向。在军事战略上决定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宣布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容纳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和集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去没收富农的土地；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都给予合作；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发展实业。“人民共和国”口号的提出，以及各项政策的改变，很快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使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系统地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倾向，全面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上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转变，联合更多人进行抗日，使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

    红军东征播下抗日火种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陕北渡黄河，东征山西，确定东征的时间为2月中旬，重点是讨伐阎锡山。

    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山西。红军东征是根据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部署和战略方针进行的，《决议》指出“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省去。”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根据新的形势确定党的方针路线和作出渡河东征的重要会议。

    关于红军东征在中共中央内部曾有争论：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在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红军主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1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毛泽东是熟知中国历史的，在东汉末年南阳的一间草庐里，诸葛亮对流浪的汉朝宗室刘备说，往北走，是强大的曹操，往东走，是团结的孙权，只有荆州是衰老的刘表。“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对毛泽东和红军来说，山西的战略地位好比当年的荆州。与当年不同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所处的时代主要矛盾是抗击日寇。

    2月18日，东征军总部在延川县清水关附近的古峪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有三个任务：一是从外线分散敌人兵力，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反内战反饥饿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还指出：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阎锡山吹嘘的钢铁山西，我们一定要打破它。

    同一天，彭德怀、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19日，毛泽东致电各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毛泽东在红军东征中的历程大致如下：

    2月23日，毛泽东从清涧县西辛关渡口登船，在石楼县东辛关靠岸登陆，到达石楼县留村。

    2月24日，毛泽东在西卫村主持召开了重要会议，就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扩红筹款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已渡过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20多年的“白地”。为实现预定的吕梁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要迅速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

    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壁垒全线崩溃后，急忙调兵遣将，阻挡红军。他一面把已入陕参加“剿共”的4个旅撤回山西，一面从各地向晋西调集兵力，编成4个纵队，由3月14日开始，向红军反击。

    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村的一个窑洞里又进行了形势分析，决定分兵左、中、右三路的行动方案，号召红军迅速东进，打到同蒲铁路、汾河流域去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坚决消灭一切阻拦抗日去路的反动分子。同时要迅速扩大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

    3月中旬，红军以少数兵力组成中路军包围石楼和钳制附近敌人，右路军挺进到同蒲铁路沿线，占领晋西南广大地区，左路军逼近太原近郊，活动于晋西北的广大地区。红28军亦由吴堡北上，收复了神木、佳县的大部失地，扩大了神府苏区。

    红军的凌厉攻势，使阎锡山惊恐不安，一再请蒋介石派援军入晋。3月下旬，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入晋中央军总指挥，调集10个师进入山西。4月初从南北两路分别出动，寻歼红军的左右两路军。蒋介石还强令东北军和17路军进攻陕北根据地，企图封锁黄河，摧毁陕北根据地，围歼红军。

    根据敌情变化，原拟首先经营山西，然后向河北、绥远作战跳跃的战略计划已经无法实现。

    基于以上形势，毛泽东作出了红军回师陕北的果断决策。

    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我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同时，至电洛甫，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

    5月2日至5日，东征红军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集结于延长、延川地区休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海陆空军发出呼吁：“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从2月20日东渡黄河到5月5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共消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俘4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炮20余门，红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在三晋大地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为日后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东征只完成了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三个步骤中的前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标即从山西经绥远、外蒙打通苏联的目标并未实现。

    《彭德怀自述》对红军东征有这样的论述，就是“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后来认为此次我军东征的目的有：一为打通到华北抗日前线的通道；二为筹粮筹款；三为扩充兵员；四是打击阎锡山的军事力量，逼他调回在陕北围剿红军的四个旅兵力；五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全国反内战高潮；六是壮大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谈话成就的名著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秘密来到保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访问的外国记者，后来他写下了令世界震惊的名著陕北红都采访录——《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在出版中译本时，为防国统区查禁，改名为《西行漫记》，为世界了解红色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

    斯诺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3日抵保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还为斯诺制定了一份需费时92天的采访计划。

    在斯诺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次谈话主要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上。

    7月16日，毛泽东请斯诺前往他的窑洞里谈话。在斯诺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毛泽东还详尽地论述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的战略方针等问题。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一般形势、发展规律，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阐述了中美、中英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合作、外国在中国投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的立场和主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这一敏感话题。毛泽东巧妙借助外国记者口笔，冲破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主张向全中国、全世界进行宣传，既有力地驳斥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和诽谤，又有效地维护了党的声誉和形象。

    毛泽东在对斯诺的谈话中，总结或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他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公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也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预见等。诸如此类的重要论断在他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内容是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阐述。

    谈话一夜接一夜地继续。

    在回答斯诺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的提问时，毛泽东作了篇幅较长的回答，毛泽东先是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他指出，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和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没有人会说因为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绝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

    毛泽东最后说：“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毛泽东还说：“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对于斯诺的采访，毛泽东无疑是重视的，因为这时在国民党统治下，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著述不可能公开发表。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现出原形，进而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得到广泛的支持。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斯诺来说是夜宵，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通过这种交往，斯诺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生活中的各个侧面。

    谈话中，斯诺也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还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但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过程中，通常很少提到他自己或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在斯诺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根据斯诺的要求提供“个人历史”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不大认为有必要提供自传。斯诺力争说，用你个人历史“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10月间，斯诺从前线部队回来，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考虑了很久才同意。他谈了自己的生平梗概以及红军的长征经过。

    斯诺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一书，1937至1938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该书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译本，毛泽东曾经看过，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曾作过一个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指《西行漫记》——引者注）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总结或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同时，毛泽东的谈话道出了诸多的第一：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第一次公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预见等。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呼吁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此前提出的口号是“抗日反蒋”，为什么现在要“逼蒋抗日”？其中又是怎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呢？

    1935年秋冬之际，初到陕北的中共打出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在瓦窑堡会议上，无论是决议还是毛泽东的报告，都把抗日与反蒋并提，认为抗日必须反蒋。原因是：一方面由于1935年下半年国民党对日本态度虽有变化，却不十分明显，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另一方面共产党党内对这一个政策还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完善。

    到了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蒋日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寻找中共要求谈判，中共认识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与蒋介石联手更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便及时地将“抗日反蒋”策略调整为“逼蒋抗日”。

    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职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

    5月5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这份通电中，国民党既然成了“兄弟”，当然也就不会再弹“讨蒋”、“反蒋”的旧调了。过去谈到蒋介石时，总是称之为“蒋贼”，现在则称之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

    6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两广事变及形势发展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并与朱德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尽快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中共中央于7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工作的领导。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南京政府作为谈判对象，“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并且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写道：“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判断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与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谈判的具体方针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挽救民族危机付出了极大努力。

    9月8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信中说抗日反蒋不能并提，明确提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

    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无疑是毛泽东谋略的又一次卓越表现。西安事变后，又从“逼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这是后话了。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终。西安事变也是迫使蒋介石放弃对共产党的“剿”、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当天，联名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天清晨，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蒋介石被扣留后，呼声最高的是“枪毙蒋介石”。张国焘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当天，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统一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事变的发动首先是为着实现抗日，西安事变的解决必须服从于推动抗日运动。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原则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步设想。

    在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当天中午，毛泽东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为了促进和谈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在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走后的18、19日，接连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保证蒋介石安全，在蒋介石同意联合对外等条件下恢复蒋介石的自由等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和强大社会舆论的迫使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4日，蒋介石承认了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代伟人的大智大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成为中国抗战史的一个分水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了“维护领袖威信”，自己亦随同护送蒋回南京，后被撤职长期监禁。毛泽东曾感慨说张是“让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杨虎城的囚禁生活达12年之久，1949年9月6日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毛泽东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这样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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