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语：“卢沟晓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进攻中国。

    当天晚上，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卢沟晓月。”看完地图，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向仲华、左漠野回来后，就把毛泽东指示向廖承志汇报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与此同时，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人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由于此番谈话是在庐山发表的，又称“庐山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7月13日，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第二天，毛泽东同朱德即发布红军在10天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广东、广西、四川各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各方此时的任务是，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一方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3.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6.国防教育；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

    红军出征在即

    1937年8月4日，毛泽东等发给准备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电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问题的意见。电报强调：对日作战应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被中共中央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彭雪枫的电报中指出，在同各方接洽时，要如实地讲，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电中再次强调，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的特长。

    上述电报包含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由使用兵力；二是坚持打游击战争。这两点相辅相成，构成了红军对日作战战略指导的总方针，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一方针，确定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

    8月9日，洛川会议召开前夕，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在延安召集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分析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7月9日，毛泽东收到叶剑英来电。来电说，卢沟桥事件轰动全国。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一）向南京及全国请求派队援助29军。（二）红军立刻准备进行增援华北的动员。（三）电贺29军卢沟桥的英勇抗战。（四）派员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

    毛泽东接电后，同张闻天当即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同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又致电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指示他们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毛泽东强调只能这样才能应付大事变，再次指出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规定了红军改编后对日作战的指导原则，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

    毛泽东认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会人员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时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洛川会议后，八路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由陕西的三原、富平、泾阳等地出发，经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还在8月中旬制定了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作战方案。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开赴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对此是慎之又慎。

    八路军为何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华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

    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1936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

    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绝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37年11月1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经王明提议，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后来，王明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

    法国共产党曾提出“一切经过共同委员会”的口号。共产国际不明中国情况，让王明把这个口号搬到中国，要中国共产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口号听起来似乎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要搞好团结合作，不要各行其是，以利共同抗日，一致对外。但是，这个口号在抗战时期只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

    毛泽东立即觉察到这一点。他说，法共提“一切经过”，是因为社会党方面不遵守共同委员会的决议，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出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那是办不到的，也是很滑稽的。国民党那时是执政、当权的党，我们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意味着“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经过蒋介石”。这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不利于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大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王明不过是个传声筒。

    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有害的口号，但他并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只是批评了王明。这样他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统战政策，又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为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作出了全面的论述。

    对手为之折服的《论持久战》

    1938年4月，卡尔逊被美国政府派驻延安，是延安的第一位外国军官。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会见了卡尔逊，他曾经问毛泽东，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多久。毛泽东说：“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毛泽东还说：“日本和美国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绝不会因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向希特勒宣战。”此后的形势发展和事实，都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

    这次会见，卡尔逊对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系统地阐述了日本为什么“无法控制中国”。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客观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在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即敌强国我弱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以及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后，对战局发展及其未来前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中国能够速胜吗？答案：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同时，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论调。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中国军队的权威人士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

    《论持久战》的高明，连对手也为之折服。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毛泽东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当初，《论持久战》的书稿送到了武汉的中共长江局时，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不准予刊登。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他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为什么不给予刊登？王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但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论持久战》是一部具有超前认识的创造性著作，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见证了毛泽东的准确预言。

    同三位记者的一问一答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会见了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在延安参观访问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

    毛泽东先问三位记者到延安以后的观感。张西洛说，在郦县县城他们受到国共双方县长的欢迎。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县长的形象：那个身穿毛料中山服、脚上皮鞋闪闪发亮的国民党县长，见了慰劳团只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另一位年纪只有二十来岁，身着灰色粗布服，脚穿陕北式布鞋，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区政府的县长了。毛泽东笑着说：“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按照记者们事先写好的一张问题表，与他们一问一答。在谈到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摩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气愤地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作友军，不叫作‘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绝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毛泽东就这个特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与立场。

    毛泽东同三位记者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讲话刊登在第一版。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

    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招待处，同三位记者一起照了相，送给每人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分别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写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政治原则的出现和形成，应该是在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之后。

    这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这时，张国焘借黄帝陵祭祀之机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方面大登张国焘的文章，还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谬论，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摩擦事件增加。

    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及时纠正了共产党内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这时，有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么，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毛泽东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当时制定的反摩擦斗争的方针。后来，成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原则。

    “三大法宝”

    《封神演义》第38回“姜子牙二下昆仑”中写道：姜子牙上昆仑山玉虚宫，拜见元始天尊。天尊为助他伐纣兴周，赠他三件法宝：一是“四不像”神兽一匹，骑之可“三山五岳霎时逢”；二是“打神鞭”一根，可打各路妖魔鬼怪；三是“中央戊己旗”一面，旗内有简，简上有妙计，观简可逢凶化吉。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这天，正值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古喻今，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为“三件法宝”，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毛泽东的演讲，风趣幽默，引譬生动，给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到抗日前线如何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刊物《共产党人》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主要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描绘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篇章，他明确提出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些文字，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毛泽东就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绝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它科学总结了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新民主主义论》描绘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但国民党却非常恐惧。1940年6月13日，国民党对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义发布了查禁令：“某党发表之《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违背国策，应予查禁；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有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其必发动党内及同情该党之报章杂志作普遍之宣传亦为意料中事，请各级审查机关审查原稿时应切实注意，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予以检扣或删削补送外......”

    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说：“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预料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和项英，要他们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1941年1月，毛泽东所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场灾难这是“皖南事变”。

    早在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l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并称要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1月14日，毛泽东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将领及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不能不说毛泽东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准确预见性。其实早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阐明又团结又斗争的辩证关系。他明确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始终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说，既不是绝对的联合，也不是绝对的斗争，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的正确政策。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自抗战以来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与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演说“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同志们如果能找得到只讲团结没有斗争，那我就不姓毛。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那他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联合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但两者既不是半斤与八两，也不是斗争更重于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联合、统一、团结，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斗争。这是不可缺少的，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如果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着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就只有拿机关枪、刀子去斗争，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斗争不是仅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还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在皖南事变期间及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反共顽固派坚决贯彻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总结。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党内指示，指出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同。

    两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他并没有派人去追查咒骂自己的人，指示了解“骂”的原因。经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

    毛泽东第二次“挨骂”也跟“老天爷”有关。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有关部门将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建议判处死刑。当晚，毛泽东就命令放人。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炸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无论在党内，还是老百姓中间，毛泽东威望是自然形成，不是通过一时一事的刻意宣传树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延安好多年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和老乡们一起围坐在窑洞外抽烟唠家常，一点架子也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威信与个人魅力形成于延安，毛泽东思想确立于延安，这与他有容乃大的政治气魄和虚怀若谷的品德意志紧密相关。特别对两次“挨骂”，表现出一种领袖人物的大家风范，在当时大敌当前的形势之下，这样的容人容“骂”之量，确实难能可贵。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能话说、敢于说话的民主风尚。

    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为此，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

    后来，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飞机楼”上的文艺座谈会

    当时，聚集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大多数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在红色圣地的生活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其思想感情也需要有一个改造的阶段。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准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号正式召开。开会的地点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这座延安少有的现代化建筑，被人们称为“飞机楼”。

    在延安的文化名人都收到了一张粉红色的请帖，上面有毛泽东的署名。下午一点多，一百多人齐聚“飞机楼”，其中包括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萧军等人。

    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讲话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作“引言”。他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当时，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毛泽东作“结论”。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毛泽东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进行一一分析、辩驳。毛泽东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毛泽东还谈到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指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引，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毛泽东的《讲话》影响深远，不但在当时的解放区文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后中共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条条框框，都与《讲话》密不可分。当这篇讲话传到国外后，还被进步文艺人士称为“人类文艺革命史的里程碑”，有的则称之为“人民文艺理论的宝典”。

    “实事求是”，一个古词的新生

    “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动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注解说：“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原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汉书》之后，“实事求是”这个词在宋儒书中多有出现，但并没有流传开来。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也使这个在《汉书》中就出现的古词在现代汉语中得到新生。

    1943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自己动手兴建了中央党校大礼堂，毛泽东应教育长彭真之请为大礼堂的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中共中央党校的历史可以追逐到1933年，当年的3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后来的中央党校，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弼时、张闻天先后担任校长。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底，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恢复建立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

    中共中央党校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941年底，毛泽东曾明确指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据史料记载，1914年，时年28岁的北洋大学的校长赵天麟首倡“实事求是”为校训，早于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面对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中国人需要一种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赵天麟在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实事求是”校训，既科学又精练，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在大学校训中引领新风、独树一帜，倡导了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科学精神。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校长宾步程在岳麓书院手书“实事求是”匾额。在讲堂两旁还有宾步程写的楹联：“工善其事必善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副楹联与“实事求是”的匾额相呼应，告诫工科学生在做人的态度和处事的作风上不能懈怠，必须精益求精，注意方法。

    1916年至1919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的校训，自然在毛泽东的内心留下深深的印记。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作了科学的阐释，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使“实事求是”这一概念获得了新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概念，并作了深刻的理论解释。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从哲学的高度作出具体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解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概括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丰富经验，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包含普遍真理。

    在这期间，毛泽东讲了两个主观主义的小故事。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时，一个同志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个同志哑口无言。因为这位同志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有见过。一个是刚到陕北洛川时，一位同志第二天就下了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答不上来。毛泽东在延安常常通过这些生动事例，使很多干部懂得什么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作风，自己更是实事求是的楷模。对此，周恩来曾经有过评价，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写到：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

    新中国成立后，“实事求是”成为使用最频繁的词之一。如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许多党政机关大门口都能看到。

    “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

    1944年，在重庆的周恩来与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范宣德、约翰·谢伟思和约翰·戴维斯等人接触，建议美国一些较务实的驻华人员到延安去看看。谢伟思回国就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该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

    6月间，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与蒋介石商谈关于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的事宜。

    美国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目的是与中国共产党商量在边区与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中共实际情况，观察其与苏联的真实关系。

    7月22日，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共9个人，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上校领导，包括医生卡斯伯格、20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14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成员是分两批前往延安的。8月7日，第二批观察组成员卢登等9人飞抵延安。

    对接待美军观察组，毛泽东作了指示：要积极主动地协助他们进行工作；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外交分寸。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延安的各个方面。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也使他们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

    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他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一共进行了50多次谈话。在8月23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谢伟思据此向美国政府写了100多次报告，涉及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这些报告直到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立联络处后才陆续公诸于世。报告证明，毛泽东当年在陕北窑洞里就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很有远见和洞察力。

    谢伟思对毛泽东的演说印象很深，他后来说：“如果有过一个演说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正是毛泽东。”

    在与美军观察组交往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表现出了真诚的友谊，并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不凡的气魄赢得了美军观察组的尊敬。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认识和了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客观的报道和推介作用。

    赫尔利的失败

    1944年11月7日，一架C－47气象运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由4架战斗机护航，突然降落在延安简易机场。包瑞德像往常一样去接来自重庆的信使班机，他首先发现是赫尔利少将来了，马上告知周恩来。不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赶到机场迎接。

    赫尔利此行是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来延安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对日作战，也为了避免中国发生内战，迫切要求中国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到延安与中共商谈，在延安的观察组和中共对这事都没有事先得到通知。

    8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说：“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赫尔利拿出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主要有5条意见：“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痛斥了将共产党的军队和领土置于蒋介石领导下的要求。说共产党的军队和千百万老百姓用血和泪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土地，绝不能交给腐败的重庆政府。在会谈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5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

    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可以接受，并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

    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当晚，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经中共中央授权毛泽东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但这个协议被蒋介石拒绝了。这时，蒋介石与史迪威不和，史迪威被召回美国，赫尔利担心也落得像史迪威一样的命运，见风使舵，倒向了蒋介石，转而劝说毛泽东接受蒋介石三条“反意见”，即“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这三条“反意见”最核心的就是交出军队。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赫尔利调解失败，又为了自己的命运一头倒向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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