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但在那个狂热的时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依然不断升级，一度达到顶峰。其实，毛泽东反对搞个人崇拜，特别是“文革”后期达到了讨嫌的程度。

    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周恩来马上叫来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1970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发言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多次讨论到个人崇拜的问题。针对斯诺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毛泽东还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搞个人崇拜其内心是坚决反对的，“文革”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纵容是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毛泽东曾谈到对个人崇拜的认识。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反对搞个人崇拜，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中！”

    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个人崇拜已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景。就崇拜本身而言，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不用去反对或支持，只要是建立在理想和理性上的崇拜，而不是宗教式的盲目的信奉。

    斯诺登楼观礼的特殊用意

    国庆典礼能登上天安门观礼的外国人基本上是国家元首及夫人等政府要员。但美国作家斯诺在1970年的10月1日登楼观礼，毛泽东特意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亲切交谈，他们亲密无间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虽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时期就是朋友，但给予一个美国作家在10月1日登楼观礼礼遇却是独一无二的。

    斯诺为什么有如此礼遇？后来，基辛格在他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的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致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基辛格还颇为惋惜地写道：“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原来这是毛泽东给美国的一个信号，意思是欢迎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因为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后，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还多次公开表示想访问中国，不过当时美国人一时间无法领会这个中国式暗示的深意。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于是，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如果说斯诺登楼观礼只是一个信号或是象征，那在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斯诺进行的谈话就说得很明了。毛泽东谈到“文革”说假话和武斗，计划生育问题，后面又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在谈中美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对斯诺说：“他（指尼克松——引者注）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了。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还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斯诺问毛泽东：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说：“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谈话从早晨8点多开始，直到午后1点，长达5个小时，是毛泽东晚年谈话最长的一次。

    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斯诺的文章，透露了毛泽东曾告诉他的话：“如果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癌症病逝，看不到中美关系史上那重要的一幕。在斯诺患病期间，中国曾派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给他治病。

    斯诺生前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斯诺每次到北京，都要重访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所以，斯诺的夫人洛伊斯将他的墓地也定在湖边。于是，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美国，一半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斯诺部分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

    就在斯诺去世6天以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来到中国，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尼克松将自己访华的一周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毛泽东得知后大笑说：“是他改变了世界，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呢。”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是凭空妄断也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应该是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70年代，在会见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而提出的论断。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横隔着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对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60年代末中共的对内对外战略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在这样的形势分析以后，毛泽东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毛泽东还说：“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无疑是后来“三个世界”的理论的雏形，这里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就是后来的第三世界，第二个中间地带就是第二世界，把美、苏两霸划为第一世界，就是明确反霸的斗争目标。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反映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即从两霸相争到三足鼎立。这就使第三世界有条件团结起来，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毛泽东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在反对国际霸权斗争中，毛泽东还提出“一条线”的策略。1973年基辛格第四次访华时，毛泽东向他提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希望美国跟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最初萌芽、最早雏形、最后提出的过程，在这里基本上是清晰可见。

    就在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后不到两个月，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邓小平在10日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还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新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对中国当代外交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我国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两个超级大国是当时造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从而激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也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对其的极大不满。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能以一弱对两强，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它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虽说意识形态日趋淡化，但文明冲突依然不断，怎样有效地分析世界认识世界，分清敌我友，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供了原则和思路。正如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说：“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所讲：“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一生中的最后一仗

    1974年，中国海军在西沙海域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在81岁高龄决策的一生中最后一仗。

    1973年8月底，当时的南越军队已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并于9月宣布，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余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973年11月，南越军队在西沙海域野蛮地撞毁了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捕鱼船，强迫渔民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随后，南越当局居然公布地图，把西沙群岛全部划归它的版图，还反诬中国侵占了他们的宣德群岛。

    1974年1月11日，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南越当局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再次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渔船进行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中国国旗。南越当局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1974年1月，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和叶剑英签送的关于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报告后，在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指出：“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经毛泽东批示后，1月17日，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为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月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小组，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

    1月18日深夜，决心与中国海军一较高低的南越海军，增派护航舰“怒涛”号赶到永乐群岛海域，与先期入侵的“陈庆瑜”、“李常杰”、“陈平重”3艘驱逐舰会合。

    战斗在1月19日打响，20日结束。经过大致如下：

    1月19日上午，南越海军向中国海军389、396扫雷舰编队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各舰随即开火。经过4个多小时战斗，南越护航舰“怒涛”号被击沉，驱逐舰“陈庆瑜”、“李常杰”、“陈平重”号被击伤后逃逸。西沙海战首战告捷。

    1月19日下午，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1月20日，广州军区增派一个两栖侦察队和3个连，出动战机115批，401架次，陆续登上被南越占领的金银岛、甘泉岛和珊瑚岛。

    下午，南越当局不甘心甘泉、珊瑚两岛被中国军队攻占，派出“麒麟”号军舰搭载1个营的兵力增援珊瑚岛。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空军亦作好迎战的态势。南越当局担心“麒麟”号军舰的增援有去无回，下令“麒麟”号军舰半途返航。于是，中国占领了金银岛。

    在这次保卫西沙群岛的自卫反击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击伤南越驱逐舰3艘，击沉护卫舰1艘，毙伤南越官兵100余人，俘敌48人。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牺牲，海军389号舰损毁严重。

    战斗结束后，南越一度摆出报复的姿态，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驶向西沙群岛，又派两艘驱逐舰增援岘港，并下令该地区的海、陆、空三军全部参战，同时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

    对此，中央军委决定“调东海舰队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以往，由于台海关系紧张，中国海军舰艇从东海到南海，都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而这一次情况紧急，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

    增援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使中越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迫使南越当局不得不作出“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

    关于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一事，毛泽东事后曾风趣地说：“蒋先生还是讲民族大义的。”

    当时，海峡还处于剑拔弩张之势，坊间曾传言蒋介石当时默契配合，说蒋介石有言“西沙战事紧啊”，并亲自下令给增援的导弹护卫舰亮起“请通过”的信号。此说是否属实暂且不说，但南下的增援导弹护卫舰安全通过海峡是事实。

    西沙海战是结束了，但几十年来南海并没有真正太平过，海峡两岸在维护南海主权问题上，要以民族大义为先，更要加快对南海的经济开发，以助于有效控制和占守岛礁。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1976年6月，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等人进行谈话。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时的毛泽东思维依旧清晰，对后事也有准确的判断，但年事已高，说出这番话也证明伟人已力不从心。

    毛泽东“这两件事没有完”：一件是两岸的统一，需要后人继续完成，任重而道远。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知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关于两岸的统一，毛泽东较早就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在1958年10月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他说：“我们就是企图唤醒你们，坚决跟帝国主义离开，跟伟大祖国靠拢，这样难道不好吗？我们无求于你们，只是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均由台湾掌握，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国共双方都不派人员做破坏对方之事。这就是周恩来后来总结的“一纲四目”的主要内容。中央也一再表示，只要蒋介石能够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台工作，他说：“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解决台湾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需要一个过程。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回到大陆的李宗仁。当时李宗仁对台湾问题久悬不决深表忧虑，毛泽东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要和大陆统一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虽说对解决台湾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有长期的打算，但在有生之年没能实现两岸统一，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关于“文化大革命”，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

    林彪、江青通过利用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以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精神，通过对红卫兵运动，使“文革”犹如一匹脱缰之马，把中国引向了灾难的深渊。对这种局面，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毛泽东没有想到“文革”会长达十年之久，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在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局势的一步步发展，他也控制不住了。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其实，毛泽东也多少看到“文革”带来的问题，也听到对“文革”的“不满意”的声音。毛泽东曾说，“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谁是谁非历史自有公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总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决议》是这样写的：“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还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自喻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这首诗是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意思是当年在汉南种下的依依杨柳，是多么袅娜动人；而今的江边潭畔，如眉的柳叶片片摇落，让人感到多么凄婉悲怆。时光匆匆而逝，树木尚且敌不过春秋的更替，人又怎能逃得过岁月的沧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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