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部署进攻陕北的军事战略。3月10日，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

    延安的命运如何，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便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从整个战略考虑，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但毛泽东有言在先，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

    3月13日，毛泽东接见从山西前来保卫延安的新四旅、教导旅的部分干部，向他们说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延安的战略意图与对敌斗争的策略。毛泽东指出：“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让他来嘛，不只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暂时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是要给我们放下的。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只是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毛泽东又强调说：“作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保存自己，收复失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越多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将来人民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3月18日黄昏，在一片枪炮声中，毛泽东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一年多的历程。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各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打电报，请党中央、毛泽东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相对安全的地方。朱德、任弼时也建议党中央东渡黄河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地，因为那里相对安全，也便于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坚持要留在陕北前线。他说：“我留在陕北前线，才能拖住胡宗南，减少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别的战场打胜仗。”毛泽东讲了两条理由：“我们在延安住了10多年，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要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见面。我决心和陕北人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前线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我军只有2万多人，陕北战场敌我兵力对比是10比1，我们的其他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兵力对比不这么悬殊，常委分工要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前线，谁在陕北前线？现在好几个解放区刚夺得主动权，我留在陕北前线，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到别的战场上去。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上就可以减轻点压力。”毛泽东最后说：“留给我们四个半连，其余的人立即过黄河。”

    3月29日，中共中央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根据会议决定，周恩来会后立即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

    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成一支名为昆仑支队的短小精悍队伍，由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

    两天后，三路人马分别离开枣林则沟村，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中央后委挺进晋西北，毛泽东和昆仑支队继续北上。至此，共产党中央机构一分为三，布下了与国民党决战天下的战略格局。

    4月12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在这个秘密的小山村里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

    民主党派拥护的“五一口号”

    1948年5月1日，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国民党方面“国民大会”闭幕，总统、副总统宣布就职；共产党方面新华社发布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的起草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廖承志当时是新华社社长，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请示中共中央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五一口号”初稿一共24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面的致敬和问候，口号的最后两条，即第23条是欢呼“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24条是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看后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纷纷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联名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日，上述人士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高度赞扬中共“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就连和蒋介石结为金兰之交的冯玉祥，也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不满，他在国外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这表明蒋介石已是孤家寡人，走向穷途末路。

    同在5月1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并提议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同时还随信附了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并就联合声明的内容、文字以及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等问题征求李济深和沈钧儒的意见。

    毛泽东在此信对收信人称兄道弟，语气是商讨，语调是谦恭。当时，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时年分别63岁和73岁。毛泽东55岁，对年长的友党领导人以弟自称，充分地表现了对长者和友党领袖的尊重。同时，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真诚意愿。

    三大战役白了一根头发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进驻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此前，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把这里作为办公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已先后到过这里。毛泽东来后，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都在这里会齐了。

    叶子龙曾回忆道：“到达西柏坡的第二天，毛泽东散步到柏坡岭，登高俯瞰西柏坡村，一座座黄土干打垒结构的院落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中央机关大院与其他农民的住所一样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柏树林中。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

    这个总指挥部也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只住了10个月，但正是这10个月，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这里一共指挥了24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家常说的三大战役。

    根据当时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审时度势，认识到只有通过战略大决战，在大兵团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才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而这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心向背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对我们十分有利，打几个决定性的大仗的条件已成熟。因此，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毛泽东抓住时机，在西柏坡亲自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次大决战，并使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一个战役，也是最为关键的战役，整个战役历时52天。解放军将大规模的运动战与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阵地阻击战相结合，先集中两倍半于敌的兵力，迅速攻克了战略枢纽锦州；攻锦州后迅速回师合围了廖耀湘兵团；在合围的同时，乘敌慌乱，猛烈进行穿插分割；同时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密切结合起来，争取了一部分敌军起义，加速了战役胜利进程，实现了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封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在东北境内予以各个歼灭的决策，取得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大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严重动摇了国民党上下的独裁梦想。同时，我军的力量大增，士气高涨，大大增强了解放全中国的信心。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标识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统治的瓦解。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展开打好了基础。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大战役。平津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历时64天，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被歼灭和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平津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尤其是和平解放北平，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舒了一口气。一天午睡后，他在西柏坡农家院里的一棵树下让警卫员给他梳理头发。警卫员发现了一根白发，拔下来。毛泽东将这根白发捏在手中，调侃地说：打胜三大战役，白了一根头发，值得！三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表现出毛泽东宏大的革命气概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及时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择了决战方向，对前线的作战进行了宏观的指挥，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同时也为毛泽东军事著作宝库增添了大量的精彩文献。

    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毛泽东是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里指挥的。在决战时刻，美国人评论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于，蒋介石有铺满地毯的总统府和“美龄号”总统座机，可以飞来飞去地指挥部下作战。漫步在乡间小道上的毛泽东，却是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土“司令部”里，用手写电文指挥着一场世界上罕见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

    的确是这样。在三大战役期间，前线的电报接连不断，毛泽东要阅读、复电、发指示，所以工作常常是通宵达旦。仅为辽沈战役，他就写了77封电报。

    600字退敌十万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大获全胜，蒋介石于10月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密商，拟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石家庄。毛泽东一纸600字雄文，结果让蒋介石、傅作义的3个军4个师10多万人不战而退。

    当时，人民解放军攻克东北重镇锦州后，国民党营垒内部人心浮动，军心涣散。蒋介石急于挽救连连受挫的被动局面，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命令傅作义组建一个突击兵团，准备偷袭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企图一举摧毁共产党的最高统帅机关，从而挽回败局。为此，蒋介石和傅作义决心集结10余万兵力于保定，然后南下向西柏坡发动偷袭。为此，蒋介石还亲自飞到北平督战。担任突击的各部队计划于10月23日开始行动，预定于28日拂晓发动攻击。一切部署完毕后，蒋傅联军开始了秘密偷袭西柏坡的军事行动。

    中共中央机关刚迁到离石家庄不远的西柏坡，华北解放军主力都远在察绥地区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一座空城，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正在这个时候，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及时探知蒋介石、傅作义的偷袭计划，并于25日通过地下电台以急电报告了党中央。这份电报很快被交给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都看了电报。不久军事情报部门也收到同样情报，两个渠道的情报完全相符，都证实了这次偷袭行动。大家立即围着华北作战地图，共同研究对策。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机关作好撤离的准备，同时组织军民积极备战；一方面决定采取揭露阴谋、虚张声势的战法，以动摇蒋、傅决心，扰乱敌人各偷袭部队的军心士气，大摆“空城计”。

    毛泽东在10月22日为新华社写下《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并每隔一天为新华社撰写一篇新闻，7天内共写了5篇新闻。第一篇消息是新华社10月25日播发的：《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毛泽东把蒋介石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公诸于众，使其阴谋昭然若揭。第二篇消息是10月27日播发的：《华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同日播发的第三篇消息是：《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毛泽东把我军的战斗情况明明白白告诉敌人：我解放区人民已作好充分准备，蒋、傅军胆敢来犯，必将有来无回。第四篇消息是10月29日播发的：《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让我军民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军了如指掌，我们已作好战斗准备。

    10月31日，新华社播发了第五篇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毛泽东在这篇仅600字的述评中，说蒋介石“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关于蒋、傅具体部署和后顾之忧，毛泽东说，“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零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字里行间无不把敌人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和后顾之忧，讲得清清楚楚。无不透出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聚而歼之的气势和决心。

    蒋介石和傅作义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后，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已被识破，不仅感到偷袭已失去意义，还怕继续南进会中计，只好作罢。毛泽东“雄文堪当百万师”，600字退敌十万，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佳话。

    “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又再次警告全党“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向北平。

    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两个务必”的提出无不包含毛泽东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也成为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

    其实，“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了“能跳出这周期率”，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防止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

    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一连四天连续登载了郭沫若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延安很快读到了这篇文章，自然也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给予高度的评价。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推荐下，《甲申三百年祭》还作为整风文件印发，供党内学习。延安《解放日报》也全文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还印成单行本。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他还在会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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