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濒临崩溃。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后，随即宣布“引退”，退居幕后操纵。

    李宗仁以主和上台。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兹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废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消停止，冀能培养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月27日，李宗仁亲自致电毛泽东，表示愿尽最大努力，促成和平之实现。

    3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共和谈事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中共要求准时飞抵北平，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由于中共完全掌握了这次谈判的主动权，南京方面不敢明着提出讨价还价的具体方案，因此周恩来建议采取“个别对话”的方式，听取南京方面的意见。

    根据安排，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在个别交谈过程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并强调：“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双方的分歧使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

    由于国民党方面只是从表面上接受“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围绕战犯名单，宣布停战，维持法统，划江而治等喋喋不休，力图达到南京政府所预期的目的，致使谈判几度搁浅。

    毛泽东不仅密切关注着全国战局的发展变化，并且仔细地注视着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为了敦促国民党代表早日签订和平协定，从4月8日起，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分别会见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代表和秘书长。毛泽东对每位和谈代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15日，经过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反复磋商，《国共和平协定》终于达成共识。国民党和谈代表特命黄绍竑回南京，将和谈协商送交国民党政府。然而，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声明，拒不接受这个协定，并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北平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经中共方面真诚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仍留下，多数随后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其实在和谈之初，毛泽东就识破了蒋介石发动和谈的虚伪性和“划江而治”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三野战军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为尔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此时，国共和谈仍在进行，为了争取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取得成功，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之后，曾数度推迟渡江的时间。

    4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有可能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次日，根据谈判进展情况，毛泽东又发电报给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4月15日，国共谈判取得初步成效，双方代表草拟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签字日期限定为4月20日。蒋介石是否同意在和谈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4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后，继续研究渡江作战问题。周恩来对国民党拒绝和谈的条件感到非常气愤。周恩来说：“他们不签字，就按原来意见办，21日是最后期限。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说了算数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就这么办，你作好具体准备，我亲自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晚上8点，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南岸的敌人发起了强大攻击，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之久的所谓长江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

    毛泽东4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新闻稿描述了这一历史进程。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毛泽东在致开幕词讲到：“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它获得全国人民完全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的开幕词，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经过10天的会议，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世界公元；10月1日为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会议还决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还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10月1日，开国大典如期举行。下午3时，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华民族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当广场上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时，毛泽东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人民万岁！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以为，有这么几条不能不说的原因：

    一是中共的建国主张受到广泛拥护，赢得民心。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论述明确、公开地说明了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在今后组织“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构想。他认为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政权的成功延续，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人民做主，以人民的整体意志为主，服从人民的整体意志为主。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中共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赢得民主党派的支持。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各民主党派保持广泛的联系，广交朋友，建立起患难与共的良好而密切关系。1948年，毛泽东发出了“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民主党派的选择。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共产党没有像当年的国民党一样独揽政权。而是通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让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一起治理共产党单独打下来的江山，而之前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并没有这样的胸襟。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共产党的胸襟。当毛泽东获知北平九三学社准备宣布解散时，诚恳地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三是共产党人真诚和卑谦的伟大人格，赢得尊重。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

    莫斯科之行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也是毛泽东唯一访问过的国家。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毛泽东此次出访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

    12月16日晚6点，在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到有关战争问题之后，再谈到中苏条约这个问题。

    毛泽东对斯大林谈道，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回答，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接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苏条约上。毛泽东希望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斯大林却指出，1945年签订的条约，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对这个条约的任何改变都会给美英两国以攻击苏联的口实。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恰恰是毛泽东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因此在一开始会谈陷入僵局。

    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毛泽东想让善于谈判的周恩来来莫斯科。在征求斯大林意见时，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这样一来，会谈只好暂告一段落。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了苏联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苏方对毛泽东关心的中苏条约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使毛泽东有些着急。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当毛泽东再次询问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的影响”，“还是认为周恩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不愿意与新中国另订新约。到了12月下旬，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后纷纷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了下来。

    后来，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主要是两件事促使斯大林的态度有所改变，一是中国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提出的要求；二是英国通讯社有消息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使苏联方面非常被动，也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转眼到了1950年。1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他首先提出，尽管他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但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斯大林说，修改的原因在于旧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同时，斯大林对旧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不再回避，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为了使新的条约区别旧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签字仪式。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来不出席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但这次他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宴会。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饯行。2月17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义重大。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建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虽说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这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颇感不快。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睡觉，第三拉屎。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

    毅然决定出兵朝鲜

    胡乔木曾经回忆，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其中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特别是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后，毛泽东更加关注朝鲜问题，不断地听取各方面对朝鲜战况的汇报，他开始专心朝鲜战争问题，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

    10月3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的急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在两天前，也就是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任弼时因病未参加会议。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

    毛泽东完全可以预料到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设项目将不得不停下来，刚刚开始的新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将会遭破坏，而且解放台湾问题将不得不推迟，全国人民对此会有不满情绪。出兵朝鲜，虽然毛泽东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反复商量过，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这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举动，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困难很多，这个决心确实不容易下。“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常说性命关天嘛，打得好那没有什么可说的，打得不好，危及国内政权，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代呀。”不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上对中国形成威胁，就像三把刀，插向中国。中国和朝鲜又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朝鲜一旦不保，中国便会面临唇亡齿寒的局面。

    10月4日、5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是否出兵的最后讨论。毛泽东出兵的决心在会上达成共识，作出了出兵的决定。毛泽东说：“我主要考虑三条。”他解释说，“朝鲜是我们的邻邦，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如果我们不出兵，让美帝席卷朝鲜半岛后，蹲在鸭绿江边，蹲在台湾，它随时都可以找到进攻你的借口，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你想太太平平地搞建设，过和平的日子，不可能。将来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胃。第二条，从最坏的结局着想，我们被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么。不能怕打烂坛坛罐罐。打完了，再建设。第三条，我们同是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不能让美帝看社会主义阵营的笑话。”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按照事先的协议，支援朝鲜人民军是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在中国政府发布出兵朝鲜的时候，苏联人却放弃了出动空军的承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周恩来：“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

    10月8日，周恩来同林彪飞抵莫斯科。次日，就苏联空军的出动问题，再次和斯大林及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周恩来几乎用苏联出动掩护中国陆军作战为“条件”与斯大林谈判。周恩来说：“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而斯大林给周恩来的答复是：“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所需要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是，斯大林在最关键的出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还是那句话：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斯大林热情地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军事援助要求“可以完全满足”。但是，他在空军问题上开了空头支票。

    10月12日，接到苏联空军不能出动的电报。苏联的态度和决定打乱了中国原定的出兵计划。4天前，毛泽东发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时出动抗美援朝的命令。如果中国因为苏联缓出动空军而停止出兵，不仅朝鲜人民军后果不堪设想，新中国的稳固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向大家通报苏联的态度，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十分压抑。毛泽东说：“如果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也要立即出兵。”大家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出兵朝鲜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决定刚一作出，毛泽东就给周恩来发去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再次约见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照样出兵援朝。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深感意外，动情地说：“中国既决心要这么做，不知要遇到多大的不幸，要付出就得牺牲。”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的问题。刚刚从苏联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商请苏联出动空军的最终结果，大家为苏联采取暂停出动空军的立场感到不快。尽管出兵有许多的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毅然作出了令麦克阿瑟、斯大林，令整个世界大为骇然的决策：“不要再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抱什么希望了，我们务必先走！没有空中支援也要出兵！”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第一个志愿兵”之父

    彭德怀称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毛泽东自然是“第一个志愿兵”之父。

    朝鲜战争爆发时，毛岸英当时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支部副书记。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毛泽东支持儿子参加志愿军。一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担的任务很重，不好离开，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可毛泽东却回答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1950年10月7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离京赴朝前，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为他饯行，叫来毛岸英作陪并向彭德怀推荐。毛泽东说在朝鲜少不了同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岸英懂俄语、英语，又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是个合适人选。经彭德怀同意后，毛岸英要求上前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彭德怀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第二天，毛岸英告别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随彭德怀出发了。但在1950年11月25日，一场不幸向毛岸英袭来，让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

    由于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这天上午11点左右，美军4架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枚汽油弹。已躲入防空洞的毛岸英等4名参谋见敌机飞走，便跑回来。谁知紧接着又飞来4架敌机，扔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毛岸英等再向外跑，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闻之长叹，强忍着悲痛缓缓地说：“唉。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岸英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娘，后来参加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1951年2月20日晚，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不语。然后抬起头来，沉痛而缓慢地对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

    关于毛岸英的遗体的安葬问题，1954年12月24日，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提出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北京安葬。军委总干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主张“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毛岸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既有利于教育中国人民，又有利于中朝友谊。彭德怀给周恩来写信说：“......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当时，金日成也致电毛泽东，说毛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希望把毛岸英安葬在朝鲜。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认为彭德怀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

    毛泽东看信后，在上面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毛泽东还曾对周士钊说：“我是主张派兵出国的，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平淡的言语中无不表露出毛泽东的伟人胸襟。

    “三反”不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

    1951年12月，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所谓“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12月1日，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2年至3年以后，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情揭露后，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他们。毛泽东得知后完全同意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逮捕法办，并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他还及时将薄一波、刘澜涛的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语中说：“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12月1日的《决定》下发之后，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让毛泽东触目惊心。

    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之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

    华北局报称：“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

    中南局报称：“江西金豁县外派干部二十六人，即有十五个贪污，十一个因此脱离革命逃亡回家......”

    河北省报称：“石家庄市整风审干中查出两个干部即贪污三千万元，军区一个团十个连长中有八个贪污......”

    毛泽东原以为通过群众运动，再结合整党整风，“三反”运动“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面对这么多贪污案件，这些严重贪污问题，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认为“三反”一个月的时间是不能完成的。他气愤地指出：“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甚至说：“‘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

    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反映，考虑到刘青山、张子善对革命是有功之臣，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听后深沉地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后来，12月29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到了1951年1月，“三反”的进展，还是不能让他满意。毛泽东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运动之所以进展让毛泽东不满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地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进入“打虎”阶段。“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对打“大老虎”毛泽东极力支持。l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华北军区很快组织了“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5天的时间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毛泽东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于是，全国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积极性高的队员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做预算定指标，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这正反映出毛泽东的焦虑心情，这种心情来源于他对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担忧。很快毛泽东就认识到这样会出现偏差，伤及好人和无辜。于是，毛泽东在强调进度和指标同时，又不断地调整政策。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整个“三反”运动，经审理定案，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其中是否有冤案错案暂且不论，但毛泽东的反腐方略和决心，在当时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党风政纪的纯洁。

    亲自拟定停战谈判方案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鲜战争结束。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从组团至谈判策略、谈判方案以及细节上的具体要求，无不体现毛泽东的智慧。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开始。中方谈判代表团是毛泽东亲点的，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

    代表团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提出了谈判的策略：“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

    谈判之初，中朝方代表就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美方在谈判前也主张在“三八线”停火，这时却说他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但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划分军事分界线时，“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无理地要中朝方后退出所控制的12000平方公里区域。这一强盗逻辑，立刻遭到了中朝方代表的严厉驳斥。

    面对政治讹诈的失败，在8月18日，美国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企图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中朝方提出强烈抗议，8月23日，宣布中断谈判。继“夏季攻势”之后，美方又于9月29日至10月22日发动了“秋季攻势”。结果是美国军队以伤亡157000人的重大代价，仅换得整个战线平均向北推进不足2公里。美国人眼看无法依靠军事力量打破僵局，不得不回到谈判桌旁，并将谈判地点移到双方军事接触线上的板门店。10月25日，在板门店恢复了中断63天的谈判。

    谈判重新开始后，中朝方代表提出：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两公里为非军事区。美方因吃了苦头，放弃了获取1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却又提出将开城地区划入美占领区或非军事区内，实际上要中朝方面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的非分要求。中朝方对此毫不让步。经过激烈斗争，美方于11月27日不得不接受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与谈判时断时续相对应，双方战斗也时起时伏。自从1951年美国军队的“秋季攻势”失败后，交战双方并无大的攻防行动。美国军队吃了军事的苦头，被迫坐回谈判桌旁，可一旦迟迟捞不到预想中的好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冒险，企图以“打时想谈，谈时想打”达到目的。

    1952年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志愿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长期休会，来为美国军队发动新的攻势提供机会。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从10月14日起，“联合国军”集中兵力、火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猛烈的炮火把中朝部队阵地的山头削平了两米。至11月25日，“联合国军”伤亡达25000多人，“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被迫停止了进攻。

    从1951年7月开始，毛泽东就为部署谈判多次发电报，提出作好以两手对两手的准备，实行谈打结合，以打促谈的方针。在美国军队发动“金化攻势”之前，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朝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术反击，歼敌20000余人。战场实力变化呈现不利美方的趋势。

    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时间到了1953年的2月7日，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的叫嚣，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充满必胜信心地宣告：“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1953年1月到4月间，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3次大规模进攻，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美方不得不接受停战协定。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军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美国人“光荣的停战”已无“光荣”可言。

    拒绝命名为“毛泽东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但随着政治建设任务的加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制定宪法以代替《共同纲领》就成为当时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把通过宪法列为年度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

    毛泽东亲自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到杭州起草宪法草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报经中央批准后便着手起草。在三个月时间里，宪法起草小组先后起草并修改出了四稿。3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第四稿后，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宪法草案初稿，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宪法草案。

    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对历次宪法草稿都作了多次修改，不仅在口头上谈过许多意见，写了不少批语，而且在文字上也作过多次修改。他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在后来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落实，但并不是全部。其中一些批语，也有不被接受的。宪法的起草吸引和采纳了各个方面、阶层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民主。

    1954年3月23日到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在这期间，除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外，全国8000名政协委员、党政机关领导、民主党派人士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5900多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最后，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紧接着又说：“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

    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解释了关于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的条文。他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谨慎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毛泽东的这一解释是针对傅作义的发言而作的说明。傅作义在发言中说：“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讨论宪法草案。一时间，一场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当天，在南京，《新华日报》售出8万多份；在福州，300多个扩音器分别以福州话、闽南话向全市50万人播送草案内容；在四川，宣传员向群众作了约15万次宣传，听众达1800万人......持续两个多月的讨论，参加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场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如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9月15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尼赫鲁是“半人半鬼”

    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把这一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基本准则。这首先是指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其次是指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平共处。”

    尼赫鲁与毛泽东的交往算是有些渊源。早在1939年的时候，尼赫鲁冒着战火访华，考察中国抗战的情况。其间，尼赫鲁想由重庆飞往成都，准备在那里参观后转赴西北、华北前线视察，并与毛泽东会晤，由于行程安排失去了谋面的良机，但后来两人建立了书信往来关系。

    15年后，尼赫鲁以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访华，终于实现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愿望。为了欢迎这位“故人”，毛泽东打破外交惯例，破格热情接待。根据印方史料，尼赫鲁乘敞篷车由机场到宾馆时，沿途竟有100万人夹道欢迎。在北京期间，尼赫鲁与毛泽东一起谈话的时间甚至超过他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时间。最令人动容的是，当毛泽东与尼赫鲁在中南海话别时，毛泽东不但亲自送他上车，还心情复杂地吟诵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由此留下了中印两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传奇。

    但毛泽东与尼赫鲁的交往不久就走向了另一面。其原因，就是中印边境领土之争。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着克制和忍让。

    但是，印度当局对此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中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到了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这年的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对于尼赫鲁阴一套阳一套的行径，毛泽东说他是“半人半鬼”。

    1959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他们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对3月的西藏叛乱及随之陡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的态度。在会见中，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半个鬼、半个人，不完全是鬼。我们要把他的脸洗一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

    几天之后，毛泽东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团时，又一次提到尼赫鲁。“尼赫鲁是半个人、半个鬼，不是整个的鬼，也要给他治病。不能无限制地对他让步。他已骂了我们一个多月了。”“当时我们正好在印度。他不大愿意和我们讲话，想握握手就走。我们在印度对他很不方便。”

    在几次谈话中，毛泽东都提到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他是“半人半鬼”。这概括了尼赫鲁对华态度的两面性。

    1959年11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在杭州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

    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会议决定对印度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毛泽东的原则是“以战止战”。尼赫鲁曾经扬言中国不敢打印度，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手一挥说：“扫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3个旅，生擒印军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之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毛泽东回答说：“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11月21日，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都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主动停火的命令。于是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这次历时仅一个多月的自卫反击作战，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中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

    力拒大元帅军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元帅军衔为第一等，分为两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是第一等第一级，为最高军衔。

    在讨论军衔授予方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和壮大中作出的贡献最大，应授予大元帅军衔。但毛泽东却明确表态自己不要当大元帅。全国人大的呼声很高，认为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作出决定，毛泽东也不好不遵从。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于是，他劝大家亲自去说服毛主席，征得他的同意。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过了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

    毛泽东听了彭、罗提出的方案，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在部队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当即表态：“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啊？”周恩来和邓小平连连摆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你们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邓、张等人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一言九鼎：“已经不在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要授衔了。”

    最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刘少奇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已任党中央秘书长、政府副总理，加之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四位都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要军衔也有道理，最后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9月16日，国务院第十八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授予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的第一批名单等问题时，主持会议的陈云解释说：有些同志曾长期在解放军中服役，现在转业了，没有授予军衔。授元帅的同志定为10位，也不是可以授予的都授。如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对建军和指挥作战都是有功的，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考虑可以授予，但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中央秘书长，搞个元帅不好，他自己也认为还是不授予好。毛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授大元帅衔，但经中央和毛主席本人考虑，还是不授了，将来需要，什么时候授都可以。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布授衔命令。9月27日，在中南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朱德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刘伯承、林彪因有病未出席授衔、授勋典礼。

    当毛泽东面对女儿李讷问他为什么不当大元帅时，毛泽东笑着说：“我这个大肚子受不了那个委屈，因为当大元帅要系大皮带。”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正是这样，在后来实施军衔时，因毛泽东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所以，“大元帅”成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开展“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并号召他们重点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他希望通过各界人士的批评，使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而且也设想通过党的若干具体领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5月8日到6月3日和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又分别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号召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5月间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克服党外人士所指出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在全党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由于他们不满党的领导，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鉴于这种情况，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题目原为《走向反面（未定稿）》，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党中央及时注意到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5月16日，党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天才基本结束。

    为了维护党的领导，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坚决进行反击，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上遭到了错误的打击。

    从195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逐步为“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基本都得到了改正。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期间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讲话。

    毛泽东这此访苏，一是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二是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史称“莫斯科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从国际力量对比上看似乎在向外界表明中苏同盟显示力量和影响的最高峰，也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但这次会议也是中苏“蜜月”的最后时刻。

    但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一方面，苏联仍然是普通中国人心目的“老大哥”，在社会主义阵营稳坐第一把交椅；另一方面，中苏之间的分歧在苏共二十大或1956年就已经显现端倪。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使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为什么会这样？

    莫斯科会议，苏联原来设定的会议议程包括三项。一是制定共同宣言，二是讨论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三是创办一个指导各国运动的国际刊物。如果会议实现了这三项，那就等于全面恢复苏联的领导地位和旧体制。中国想法则相反，要搞一个新体制。新在哪里？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和讲话。11月6日，毛泽东对波党领袖哥穆尔卡说，“这次开会实质上是成立新的国际，但没有机构，由各国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不是其支部。在14日正式会议上，他又发表‘以苏联为首’的重要讲话，大意是阵营内部和外部都需要有一个首，它可以随时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为首呢？只有苏联才有这个资格。”毛泽东虽然主张新体制仍然以苏联为首，但不赞同全面恢复苏联过去的领导地位。此外，在共同纲领方面，两党也有一些分歧。

    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还提出了“东西风”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这是毛泽东对苏联与美缓和外交路线的态度，苏联当然也会对中国感到不满，中苏走向交恶也就无法避免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绝非泛泛而谈的“世界”，而是有他自己特定的含义，暗指中苏“蜜月”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而不是中苏友好时的那个“世界”。由此可见，“世界是你们的”，指的是对即将到来的困难重重的那个“世界”的责任与担当。就是说，现在和一定时间内还是“我们”担当，但最终要由“你们”来担当。这段话，一方面是为准备未来担当重任的鼓励，另一方面是为准备克服困难甚至准备战斗而发出的召唤。

    “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苏联负担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后来，苏方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出，此事未果。

    到了7月21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一见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致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同潜艇舰队，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紧急召见尤金。毛泽东对尤金说：“中苏交往以来，波折也是有的，但都无伤大局，但我昨天被这个事气得一晚没睡觉，到现在也没吃饭。为什么？你怎么敢向我提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个建议是对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我们主权的侮辱，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毛泽东还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我这些话你们听着不舒服，感觉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可以惊呼怎么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们就可以说，你们就是要控制我们么，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漫长海岸线，这实际上是要租借权。向我们，在我们的领土上提出所有权各半，这不是政治问题么？要讲政治条件，在我毛泽东这里，半个指头也不行的。”

    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企图说服毛泽东。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共同舰队是苏联领导人的意思，责怪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苏联只有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赫鲁晓夫还提出对等条件，可以让中国的潜艇以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毛泽东说：“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赫还要争辩，毛泽东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毛泽东严厉驳回了赫鲁晓夫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会谈不欢而散。

    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严正立场，赫鲁晓夫自然是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但也为中苏关系最后走向破裂埋下了伏笔。1959年6月，苏联下令禁止正在起运按照合同交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8月，赫鲁晓夫四处发表言论公开反对在远东地区试验核武器。1960年，苏联单方面全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

    炮击金门，我们是整家法

    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对金门的炮击，其方针是八个字：“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毛泽东并不想由炮击金门引发中美之战，也尽量避免与美国人直接交锋。他后来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

    中东事件是炮击金门的导火索。这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了推翻本国亲美政权费萨尔王朝的人民革命运动，黎巴嫩以亲美著称的蒙夏政权也岌岌可危。美、英两国为防止事态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分别于当年7月15日和17日悍然出兵黎巴嫩和约旦，使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国还宣布其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支持蒋介石集团骚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一时间，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毛泽东认为，美国四处伸手，难免不会顾此失彼。此时炮击金门，既可反击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相机收复金、马，又可以粉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支援阿拉伯国家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部队炮火齐鸣，仅两个小时，数万余发炮弹落在金门国民党守军的指挥机构、炮兵阵地、仓库、舰艇和营房上，岛上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给国民党军造成了极大杀伤。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炮击属“火力侦察”性质。他说，打炮的目的不是要侦察蒋介石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果然，金门炮声大大震动了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为中共要解放台湾，下令将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远东，中东形势由此缓和。

    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被截后，面对美台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进行护航，福建前线部队请示打不打美台联合舰队？毛泽东命令照打，以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到底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到底有多深。结果，解放军一通大炮，美舰顿时撕下了“盟友”的假面，丢下台舰及运输船只，掉头遁去，急得蒋舰大骂“美国人浑蛋”。

    通过炮打美军护航的蒋军运输舰队，毛泽东摸清了美国的底牌。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即“边打边谈”：一方面继续对金门开炮，另一方面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进行。会谈过程中，美国决策者眼看玩弄“和谈”阴谋不成，武力恫吓又告失败，遂开始调整对台政策。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如果中共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这个以放弃金门、马祖换取美国长期占据台湾的合法地位、制造“两个中国”的谈话，遭到海峡两岸的同声谴责。

    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基本达到：第一，警告并严惩了蒋介石集团；第二，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第三，调动了国内人民的积极性；第四，试探了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

    10月5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指挥部：10月6、7两日暂停炮击。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新决策。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向台湾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的”。毛泽东还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25日，毛泽东再次新撰《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一致对外”。

    从此，金门炮击战进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阶段，已经是一种象征性的交火，成为中外军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观。美国“划海而治”的分裂图谋被最终挫败。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两岸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停止了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炮击金门前后持续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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