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之后纠“左”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目标是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一场以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在1956年论“球籍”时就对此强调说：“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毛泽东还说道“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虽然不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不赶上英美就会被开除球籍。但是说明，毛泽东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精神。

    “大跃进”运动是在不断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中共中央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1956年“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进而提出了“大跃进”概念。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南宁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在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3年使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的急于求成的口号。

    南宁会议后，农村的“大跃进”已经开始。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宣布：“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的伟大时代。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并推动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竞放高产“卫星”，报刊舆论广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年钢产量1070万吨迅速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到处都有“一切向1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为快速提高钢铁产量，到了1958年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在农业方面，安徽省枞阳县报出号称亩产1.6万斤，地里的稻子实际上是移栽来的。文艺界则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

    “大跃进”还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农业方面的人民公社化。8月初，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他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他肯定办人民公社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随后，各地竞相建立起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即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的“共产风”。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本意是实现强国之梦，可在这场运动中，在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感染下，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的盛行。掀起了一股“浮夸风”和“共产风”。

    1958年秋冬之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经过八九个月的初步努力，“稳住了阵地”，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大跃进”一直持续到1960年冬才告结束。

    今天来看，“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1927年毛泽东在毛震公祠里向乡亲们宣传革命真理时说：“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今天他终于回来了。

    毛泽东这次回乡省亲仅住了两天，6月25日下午到，6月27日离开。这期间，毛泽东接见了部分群众、干部以及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听取有关生产、群众生活等情况的汇报和意见，还连夜写就了《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彰显了伟人的平凡之处。一是到墓前祭奠父母，二是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

    6月26日清晨，毛泽东起床后，独自走出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朝故居方向走去。毛泽东见后面有人来了，回头见是毛继生，便对他说：“今天我要到父母坟上看看。”于是，毛继生领路向前。罗瑞卿得知后，紧紧跟上，还有几名警卫、摄影师侯波及周小舟等。

    在父母坟前，毛泽东默默地站着，由于先前没有任何准备，沈同迅速扯了几根松枝，用野草缠成一个松圈，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并轻轻地放在坟堆上，深深地行了三鞠躬。伫立许久后，毛泽东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沉默一阵后，又说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拜别父母亲的坟后，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下次再回来我还要去看他们。”

    26日晚，毛泽东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共有40多人，主要有毛泽东戚族，如叔伯兄弟，外婆文家的老表；韶山冲的烈属、军属；老地下党员，农民协会老自卫队员。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从席位上站起来，端起酒杯对大家说：“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今天我毛泽东三伢子特请各位长辈、亲朋、革命老人吃餐便饭，敬大家一杯酒。”刚开始，大家不免有些拘谨，都不敢夹菜。毛泽东见大家如此“斯文”，便说：“大家随便吃，愿意喝酒的喝酒，愿意吃饭的吃饭，饭菜尽管吃，不要怕，我们都是一家人。”

    毛泽东向毛宇居敬酒：“宇居大哥，向你敬酒。”毛宇居既是毛泽东的塾师也是堂兄，已是78岁高龄。毛宇居连忙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说：“尊老敬贤，应该应该。”场面顿时大为热烈，大家也都随意地吃喝起来。

    毛泽东又到各席去敬酒，当在一位乡亲跟前敬酒时，那位乡亲诚惶诚恐地说：“主席，我们已喝过酒了，现在正在吃饭，没有陪您老人家。”按湘潭和韶山的风俗，一般是饭前喝酒，否则有失体面。毛泽东笑着说：“喝了酒可以继续吃饭，吃了饭也可以继续喝酒，要打破常规。”当发现大家吃得太快时，毛泽东又连连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延（筵）席延（筵）席嘛！”毛泽东的话引起乡亲们一阵欢乐的笑声。

    饭后一些年长的乡亲还被毛泽东留下来开座谈会，并叫当地的社队干部也参加，乡亲们对征粮购粮、食堂、干部作风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毛继生代表基层干部表示：“我们一定要带领群众建设好毛主席的家乡，把生产建设搞上去。”

    毛泽东最后说：“今后，你们要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情况。不仅如此。你们还要了解周围的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反映。”关心家乡建设之情，溢于言表。

    战犯“一个不杀”

    1959年8月24日的时候，毛泽东在杭州给刘少奇写信：“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的意见。关于特赦条件，毛泽东说：“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为什么在这时实施特赦政策，毛泽东说：主要是又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自己站起来了，人民有神气了，问题是个人民问题”。实施特赦的条件业已成熟。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这个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首批特赦战犯的命令。

    战犯管理机关对在押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全面的严格的审查。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首批特赦释放战犯33名，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等国民党将领，末代皇帝溥仪，还有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释放名单，并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召开特赦释放大会。这些战犯，大多数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和各地参加农业劳动，一部分在劳改农场就业。

    溥仪特赦后，他亲笔写下了一首诗《我怎能不尽情地欢呼歌唱》，来抒发他愉快的心情，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是人间的太阳，是他重生的爹娘。

    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提出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授奖”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战争罪犯非常慎重，毛泽东也自有他的想法。

    毛泽东曾提出的对战犯的处理的原则“一个不杀”。在1959年3月14日、15日召开的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对这一决策作了说明，他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还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分别就战争罪犯问题作了报告。罗瑞卿在报告中分析了几年来战犯的改造情况，提出既要“一个不杀”，又“不能无条件地一概予以宽赦”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对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中的某些人采取宽赦的办法。”

    关于释放战犯的步骤，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逐步释放；另一种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周恩来对此指出：释放战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把握，我们一下子把人放了，文章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在今年的形势之下，还是分批释放的好。”他建议还是按照罗瑞卿的意见“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与会代表对释放战犯的目的、意义、步骤等问题统一了认识。会议作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结论。

    1960年10月17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写报告，提出了49人的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后经周恩来指示又增加李仙洲，共计50名。报告认为“掌握这样分批特赦的一种比例是适当的，既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也适应今后每年都放一点的需要”。这个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11月19日，二届人大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特赦第二批战争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特赦令。28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特赦第二批战争罪犯50名。

    从这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特赦战犯的工作，一直在中央直接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着。1961年12月25日特赦释放第三批战犯68名；1963年4月9日特赦释放第四批战犯35名；1964年12月28日特赦释放第五批战犯53名；1966年4月16日特赦释放第六批战犯57名。

    “文革”期间，特赦战犯的工作一度中断。到了1975年对最后一批战犯进行了特赦。在1974年12月23日的时候，周恩来和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29日，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周恩来还通知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请他赶快与统战部、公安部联系，传达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的指示。随后，公安部召开会议，部长华国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各地清理监狱，清理在押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不久，公安部将清理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1975年3月17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会议提出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的建议，经过讨论，代表们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建议。消息传出后，在台湾方面也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为“中共统战的冲击波”。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第七批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新中国实行的特赦政策，自然受到海外媒体和西方人士的广泛关注。第一次特赦时，西方观察家对一次特赦1.2万余名罪犯“感到惊奇”，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同时也“可能是配合对台湾进行的新的和平攻势”。1975年，一位在香港的前国民党将领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黄维等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生活工作又有照顾，而且他们愿意回台湾的还可回台湾，这说明了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广阔的政策胸怀，只有共产党才有。”

    哪有不犯错的圣人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十年总结》的讲话，这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

    毛泽东的这篇《十年总结》，说是“十年”，其实主要是三年“大跃进”的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并针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接着，毛泽东从1958年的大跃进谈起，一直谈到秋冬季节号召全民“大办钢铁”出了乱子，又谈到1959年的5、6、7三个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继而谈到了1960年的上海会议。对“大跃进”过程中“出了乱子”，毛泽东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于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最后，毛泽东说：“我试图做出一个10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又补充说：“对《十年总结》你们看怎么样？这是从历史说明问题，使我们认识事物，主动性多一点。主要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性，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

    “大跃进”运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顶层设计的一个运动，毛泽东能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认识和纠正“大跃进”以来存在于实际工作中的诸多错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篇讲话更重要的是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同时，也明确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中央决心“转入主动”。

    在会议上，毛泽东请周恩来谈谈农业情况。周恩来提出，这些年来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严重后果。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周恩来还就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指标谈到自己的看法。他说：“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他最后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降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总结和周恩来的意见。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统一了，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十年总结》的讲话，使毛泽东和全党对错误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

    在1960年的时候，中央能够“转入主动”，取决于毛泽东委婉地认错，周恩来等人及时提出对国民经济作大幅度的调整。关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笑谈生死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应邀访华，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蒙哥马利，并谈自己可能有5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9月23日晚上6时许，毛泽东在东湖会见了他，并共进晚餐。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听蒙哥马利谈了一些访华的观感。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俗话：‘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100岁。”这年毛泽东是68岁。蒙哥马利感到不解，毛泽东抽了口烟后又说：“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呀，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就是马克思啊。”

    74岁的蒙哥马利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开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蒙哥马利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有：新中国成立时期，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还适用吗？在谈话中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对这些蒙哥马利感兴趣的问题，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回答。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在谈到生与死，以及继承人的话题时，毛泽东并不忌讳，而且很乐意同蒙哥马利交换意见。

    蒙哥马利说：“你们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说：“什么长生不老药，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又再次说道：“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

    蒙哥马利借机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很干脆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知道蒙哥马利问话的意图，他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毛泽东接着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这五条都作了准备了。他还说人死了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谈话进行到下午5时，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乘船，看他到长江里游泳。毛泽东游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岸。由于蒙哥马利的肠胃不好，没有下水。毛泽东还与蒙哥马利约好，下次来中国一起横渡长江。遗憾的是未能如愿。

    通过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可以看得出他对生死看得是透彻的。此前的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的石屋别墅会见在延安时期就有交往的美国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曾经对自己的死做过假设：“我已六十六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然而，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

    在与蒙哥马利会谈之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生死。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泽东感慨至深，跟护士长吴旭君在谈到生死观时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1975年国庆的那天，毛泽东靠在床头突然说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当时在一旁的护士小孟听了，不假思索地对毛泽东说：“怎么会呢？您别胡想了。”毛泽东缓缓地反问一句。“怎么不会呢？怎么叫胡想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毛泽东岂能例外，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并没有在“万岁”和“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中迷失自己的生死观，对生与死，他看得很轻。

    七千人大会

    “大跃进”和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毛泽东决心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等7000人参加中央工作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也被称之为“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

    为什么要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以及1960年随之而来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多，大城市还存在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刘少奇和邓小平专门主持会议，请来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商讨办法。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来北京开一个会，以“打通思想”。这个建议似乎印证了中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的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也请来。

    “七千人大会”在形式上也有不同。会议没有搞开幕式，而是直接把中央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显然，中央和地方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尖锐地触及“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根据这个动向，中央面临一个选择：是按原拟的主题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毛泽东在16日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经验为主。

    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在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心意思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为这个长篇讲话中，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又一次带头承担了“大跃进”失误的责任。

    大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称赞刘邦善于选择、肯于纳谏。他说：“我们现在有些党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是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被戳痛。”

    原会议是准备在30日结束，毛泽东感觉到大家似乎还言犹未尽，便提出延长会期，让7000人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个建议，显然是立竿见影地落实会议的认识成果。如果只是由毛泽东讲一篇话即宣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完了，地方干部憋在心里的疙瘩还是没有化解，他们希望结合本省区的实际，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得更具体更深入一些。

    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广东、浙江、上海等省市纷纷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各省市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1/3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也可以说是这次大会取得成就的亮点之一。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也暴露出党内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差别。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这里，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还有一个主要分歧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底也曾提到了“人祸”的问题，并且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两个因素，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会愉快的。薄一波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林彪是很少在党内会议上讲话的一个人，这次他却在7000人大会上讲话，以“付学费”的说法淡化“大跃进”中的巨大损失，以“加强党的团结”，“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干扰”为由，为毛泽东的过失开脱责任。毛泽东在大会对“大跃进”的一片批评声中，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受林彪思路的启发，毛泽东决定顺势把会议开成一个“出气会”，形成上下共担责任的局面。在省委书记和部长们的检讨中，对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干扰了主席思想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刻反省。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这样一次规模最大、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这样的评述：“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件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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