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拳头”和“一个屁股”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所谓“三线”，就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做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是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当时，东北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还有沿海工业城市，分别在苏联还有美蒋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空中力量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大部分工业基础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空中力量打击范围之外。

    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4月，军委和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以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和西北部为三线的工业建设布局，并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关于“三线”，最初在中央是有不同认识的。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三五”计划时，最初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这种安排显然与毛泽东的思路不一致。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促使大家的认识扭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大家认识到在计划中对西南的建设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铁路没有安排，湘黔铁路只安排了一半。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时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

    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时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当年8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

    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作好了准备。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当然也是说给苏联人以及蒋介石集团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从当时来看是“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从现在来看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也正是三线建议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沿海、东北重工业基地和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道路重上井冈山。22日到达，29日离开。

    毛泽东两次上井冈山，时间跨度达38年之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通过艰苦实践，摸索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明确了“支部建在连上”、“执行三大任务”的重要制度。

    毛泽东对井冈山是有特殊感情的，他先后三写井冈山（1928年9月写下《西江月·井冈山》，1965年5月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由此可见，井冈山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据的分量。

    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上井冈山，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演时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1958年7月，尤金转达赫鲁晓夫就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以及设立长波电台，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极为不悦地说：“你们要是建联合舰队，我就把中国一万公里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去井冈山打游击去！”

    1967年2月16日，“四帅三相大闹怀仁堂”。毛泽东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关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观点有人认为是“文革”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存在争议。在毛泽东这次上井冈山之前，他的讲话中表示了对刘少奇支持的“包产到户”反对。

    毛泽东关于“包产到户”的谈话，是在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途中对随行的张平化说的：“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活动和谈话基本上是这样：

    5月22日，毛泽东到达茶陵，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茶陵经莲花中午到达永新。午饭后，毛泽东接见了当地党政领导。随即，向井冈山进发。当天到达茨坪宾馆。

    5月23日，毛泽东指示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专列上的工作人员，还有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助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对汪东兴等谈当年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哪几支部队组成的情况，讲述了出击赣南、闽西的概况。

    5月25日，中午1时左右，毛泽东通知下午见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下午2时许，在毛泽东住处会客室。在询问并听了三人对此次来井冈山的观感后，毛泽东“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讲了两个多小时后，毛泽东说：“我今天说的是1927年至1928年底井冈山的情况。先后到赣南、闽西地区。在东征福建后，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又扩大到江西瑞金一大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由王佐领导的32团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今天说了不少话，就先说到这里。”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道：“38年了，今天的井冈山是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但是日子过好了，井冈山的艰苦奋斗精神不能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能丢了......”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井冈山精神”，并提出“井冈山的精神不能丢”。

    5月26日，毛泽东在住地附近散步时向陪同的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询问了井冈山的建设情况后，提到当年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谈及还健在的井冈山斗争时期老同志，无不痛惜地说：“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在党、政、军领导岗位的领导同志如朱德、罗荣桓、陈毅、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萧克、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来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今天和你们谈及往事，心情激动是当然的。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战斗，没有工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不去起来推翻反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敌人的几百万军队，是不会自行倒台、自行灭亡的。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井冈山。”

    5月27日，毛泽东指示给党中央、国务院周总理发电告知平安，如中央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往南昌樟树机场，然后用汽车送上井冈山。下午3时，中央派人把文件送到井冈山。

    5月28日，毛泽东上午看文件。下午接见井冈山革命群众。5月29日，毛泽东对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说：“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新鲜，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下午4时，毛泽东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登车离去。

    “六二六”指示催生“赤脚医生”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泽东知悉这样一组数字后大发脾气，指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这个指示是在6月26日作出的，因此卫生部把这个指示又称为“六二六”指示。也正是因为这个指示催生了中国“赤脚医生”。

    何谓“赤脚医生”？就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他们一方面要背起药箱为农民治病，另一方面还要赤脚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经过卫生部门的组织和业务培训，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农民。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王桂珍，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的黄钰祥，他们像过去乡村游医一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事迹在1968年夏被上海《文汇报》以《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题报道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作“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赤脚医生”这个词不但随之流行，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鼎盛时期“赤脚医生”人数在100万以上。当时编辑出版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不仅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这个“半农半医”群体当时是农村的主要医疗力量，也广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

    到了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现在“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一封家书谈党内政治问题

    1966年6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第五次回到了韶山，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韶山滴水洞的别墅里住了11天。关于这11天，有众多说法，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话题。毛泽东此行高度保密，知道真实情况的仅周恩来总理一人。一般的说法是，毛泽东这11天基本上不出门，“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就连上屋场的故居也没去，“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在每天看到的材料中，林彪5月18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让他思考很多。

    林彪在这个讲话中大谈“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是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是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林彪讲了国际上的政变之后，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情况。他说：“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然后，林彪又大讲个人崇拜，他说毛泽东的伟大作用时，不是论述毛泽东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是大讲“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疑惑地说：“我的话真是那么管用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些话被毛泽东写进了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后来被誉为一封特殊的“预言书”，说明毛泽东把林彪看得十分透彻。毛泽东在信中说：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杭州——本书作者注，下同）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看了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对此，毛泽东还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毛泽东为什么把党内的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这很让人思考。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他对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期望，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在时间的安排上，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久了，两三年足矣！”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在时间和规模上都失控了。

    这封信当时是完全保密的，除了江青之外，看到这封信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因为信的内容涉及林彪，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回北京让林彪看了此信。林彪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毛泽东让销毁原件，保留了抄件。一直到林彪垮台后，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中央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会议文件下发，此信内容才公布于世。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的主旨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认识很不一致。但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一是认为此信是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意在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并以此告诫江青，让她在政治斗争中要谨慎；二是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表示了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认为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证明毛泽东有英明预见，早看出林彪的政治野心。

    暂且不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但毛泽东在这期间写一首未注明写作地点的《七律·有所思》，足可说明他内心复杂的感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以“斗私批修”为纲

    “斗私批修”是“文革”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毛泽东最早提出“斗私批修”是在1967年7月至9月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期间的沿途谈话。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斗私，批修。”

    这是“斗私批修”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斗私”和“批修”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斗私批修”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者自身如何改造主观世界的创举。

    10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说：“斗私批修”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

    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提出开展“斗私批修”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干部和群众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暴露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样，也只有积极地投入批修的战斗，才能深刻触及灵魂，狠狠地斗私”。

    根据当时的理论，每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受了反动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掉，中国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口号。自196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全国各行各业不停地轮番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私批修”。干部群众人人上阵，在“灵魂深处拼刺刀”，“狠斗私字一闪念”。

    毛泽东认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提出“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参加学习的主要是运动初期受到群众揭发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靠边站了”，但思想并没有通。办学习班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学习、思考、斗私批修，真正提高路线觉悟的机会。学习班一般由军宣队负责开办，有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参加，把这些干部集中在一个地方，过军事化生活。在学习班里，不论原来官多大，都以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不少人打掉了官气，以焕发革命朝气。

    但是在那个年代，在“斗私批修”的号召下，许多正确的事物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人民的正当利益被当作“私”，日常生活备受冲击，“斗私”也被一部分人的“私”利用，成为斗人整人的借口。

    “文革”结束后，“斗私批修”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就没有再提，成为“文革”的一个名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早缘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着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发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前后历时25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知青”一词成为那个时代最显眼的名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喊得最响亮的口号。这场运动几乎牵涉到每个家庭，是新中国历史上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之一。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这年9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大显身手的模范事迹材料，于是欣然提笔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其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一年中，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

    到了1969年，也就是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的半年之后，在全国大中城市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革”前10余年下乡知青总数的几倍到几十倍，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同工农群众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当时，《人民日报》有文章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揭开了我国青年运动史的新篇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在当时的口号就可以看得出来。50年代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60年代的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果说，50年代的上山下乡，主要还是属于国家的一种调控政策、一种经济范畴的人事措施的话，那么“文革”高潮后再度兴起的与“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上山下乡，其性质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例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医疗没有保障等一些问题逐步显现出来，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拉关系走后门，还出现了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事件。

    在1970年4月1日，国家计委的军代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费用，必须切实用在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对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报告还说，“对于出身成分不好但现实表现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不得歧视；并要求各地，尽快对当地知青的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切实解决存在问题，尽快对今后的工作做出规划。”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近2000字的长信，反映知识青年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这封信在最后写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罢来信，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于1973年4月25日亲自给李庆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6月10日，毛泽东把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

    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在保护下乡知青权益上，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的办法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征兵、提干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法办。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可以说李庆霖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1977年下放最后一批知青后，伴随而来的是“返城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之后，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当年的知青生活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对一个时代最深刻的回忆，当年那些知青内心深处是美好还是痛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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