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到两汉魏晋时期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备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音韵训诂在两汉时期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时的汉语已经具有着丰富的词汇、精密的语法结构以及高度的表达能力了。而拓跋鲜卑，其实也具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统治者在草拟文件、发号军令时也多用鲜卑语。北魏建立政权以后，两种语言相互影响并共同被使用。太和改革中，官方语言的确定无疑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孝文帝是想施行汉化的，而汉语恰是掌握汉学经典的前提，更是推行礼教的载体和工具。因此，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为了更好地消除民族隔阂，他决定禁用鲜卑语，在拓跋部推行汉语。

    孝文帝令30岁以下的官员禁用鲜卑语，30岁以上的官员可以慢慢地适应及转变，这一策略是实事求是的。年长的官员其习惯相对根深蒂固，因此在短期之内必定难以适应。孝文帝照顾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制定了这种富有策略性的规定，无疑减少了语言改革当中遇到的阻力。孝文帝公然宣称鲜卑语为“北俗”，视汉语为“正音”，很明显地表露出他对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此时的孝文帝，俨然是以华夏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了。

    在推行语言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身先士卒，以自身作出了表率。他喜好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并且过目不忘。他好为文章，常常在宴饮群臣之时吟诵和乐，以文章酬酢相赠。对于汉语的运用及写作，他简直达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孝文帝还常常督促拓跋部的贵族学习汉语，阅读经典。在他的倡导之下，鲜卑贵族中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鲜卑统治阶级对于汉族的文化也日益了解，这大大地减少了太和改革的顽固阻力，切实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鲜卑族的陋习越来越少了，在生活习性上也渐渐地趋向于汉族。

    鲜卑族的传统服饰虽然也有不少优点，但是在战事基本平定、统治者推行文治礼乐教化的背景之下，就未免显得格格不入。自古以来，汉民族都十分注重服饰文化，因为服饰是与社会地位紧密联系的。服饰是身份的重要象征之一，看服饰而能分贵贱、知地位。朝廷州郡的各品官员，其制服都是有所区别的——就颜色而言，皇帝有其专用的杏黄色，象征着身份的尊贵与至高无上的威严；不同官员朝服上所刺绣的仙鹤、熊、麒麟等动物也标志着他们相应的官职。因此，服饰不定则礼教不兴、名份不定、等级混乱。

    孝文帝十分重视服饰的改革，在迁都之前，孝文帝曾经委托李冲、冯诞等人讨论及制定改革方案，斟酌时间达到了6年之久。孝文帝也多方询问汉族的官员，但最后并没有当机立断地拿出一套改革方案来。迁都以后，由于与汉族杂居，语言生活习惯上多有隔阂，因此服饰改革又被提上了议程。太和十八年（494年）12月，孝文帝正式下诏“革衣服之制”，规定鲜卑人无论男女一律改穿公布样式的汉服。

    在孝文帝的推动下，鲜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原本差异巨大的文化思想也不断地呈现出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趋势。语言难关的攻克，为孝文帝其他的改革措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也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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