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时期，教育分为官学、私学以及家学三部分。其中官学又分为国学和州郡学。国学则又包括了太学、国子学、中书学等等。由于儒家经典是此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上述的教育事业又可称为经学教育。自两晋以来，经学教育就一直是官学的正统。“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博士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两晋对于经学的重视与司马氏出身于经学世家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官学成为了经学发展的重要基地，它不仅为朝廷培养输送了一大批统治者需要的人才，同时也激发起民间部分士子学习经学的热潮。在西晋灭亡以后，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们也纷纷效仿，经营经学的热情并没有减退——前燕慕容皝“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并“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导致了“学校渐兴”。慕容皝自己也“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后秦的姚苌，“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至于汉人自己建立的政权就更是如此了，无论是河西的张轨，西凉的李暠，还是北燕的冯跋，都曾下令营建太学，选拔人才。

    北魏延续了历史的遗韵，从政权建立一开始便十分注重官学的建设。在代国被苻坚灭亡以后，苻坚曾让什翼犍“入太学习礼”，这是拓跋鲜卑统治者最先受经学濡染的发端。北魏立国以后，道武帝拓跋珪“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天兴二年（399年）3月，“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道武帝本人亲自“释菜于先圣、先师”，并“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他还在平城城西三里处，雕刻《五经》的石碑，从邺城石虎文石屋取长石六十枚，每块石头都有一丈长。又在城郊修筑太学，专门为拓跋鲜卑的贵族子弟们提供教育。除此以外，统治者还专门为皇族的子弟设立了“皇宗学”。到了孝文帝时期，官学就更被重视了。特别是在迁都洛阳以后，汉语被认可为北魏的官方语言，儒学经学的地位被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孝文帝“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建立起了比前朝更加复杂、完备的教育体系。

    州郡学在此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北魏的地方办学甚至还超过了南方。北魏天安元年（466年）9月，统治者初立乡学，并设置了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这些政策虽然并非在每一个州郡都得到落实了，但是却也在很大程度山促进了经学的发展。许多官员被派遣到地方，都响应皇帝的号召，在地方积极办学。办学的成效也作为他们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北魏高祐在担任刺史时，“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庠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张恂担任常山太守时，也“兴立学校，亲加劝厉，百姓赖之”。北魏时期，虽然门第依然森严，但是却仍旧保留了汉代举孝廉的做法，太和年间许多裨益于政治的大官，如李冲者，都是通过此种方法走进中央的。虽然出身低微者在朝廷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寒门参政情况的存在，仍旧深深地刺激了当时散落在民间的士子们。因此，北魏时期，地方上学习经学的风气丝毫不逊色于王畿之地。在官学的带领下，民间的私学也被带动起来了。私学与家学呈现出一派如火如荼之势，成为了经学发展的真正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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