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陈景华，民国初年在广东素有悍吏之称，担任警察厅长二年，整顿全省治安，摧枯拉朽，不遗余力，兵匪会党、绅商团体，乃至新闻记者皆闻之胆寒。最终以积怨巨多，不容于世俗，又因为策动谋反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氏借进占粤省的广东都督龙济光之手，诱杀于督署，死后几无葬身之所。孙中山、胡汉民等以陈氏为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奇才，颇惋惜之。胡汉民悼亡诗中有“政绩终归名吏传，姓名永列党人碑”之句，也算是对其盖棺定论了。
领衔公车上书
说起来，陈景华这个革命党还是前清举人出身，他天资聪敏，书念得很好，尤擅作八股文，在学馆就读时，课业常被刊登于《课艺日新》《文坛帜》之类的八股范文汇编上，在广州学人圈子里，流行一时。光绪十四年（1888），陈氏参加戊子科考，顺利中举，之后又苦读了数年，直到二十一年（1895）初春赴京师，参加乙未科进士会试，这时他已32岁。在京城等待发榜期间，正值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并赔款白银两亿两；消息传出，各省举子大哗，群情激奋，于是乃有史载康有为所领导的“公车上书”事件发生。
有史学家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以文廷式为首的京官暗中策动组织，梁启超、陈景华等直接参与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五百多人次，这些上书送进宫内，均呈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但是随着情势转变，康氏以“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并未将此条折送入朝廷，上达天听。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今人认为，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上所载，康有为率领上千举子到都察院呈送“上今上皇帝书”而被拒绝一事，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在当时而言，从四月底到五月初，京师都察院先后收到上书数十件，却是确凿的事实。其中规模最大的两起都是广东举人领头，一起是梁启超领衔的80人上书，现存《广东举人梁启超呈文》中，就有“辽边失守，我师败衄，无可如何。若台湾全岛为东南门户，连地千里，岂可未闻败失，遽甘弃捐？”等语，进呈的重点是主张弃辽保台；另一起由陈景华领衔的上书，向朝廷提出诸多建议，也强调力保台湾，勿失天下人心，签名者达到289人。这两起上书不仅内容大同小异，署名也互有交叉。陈景华领衔的呈文后面，就有梁启超的署名。
有意思的是，广东举人参与此事者，后来有不少成了知名人物，除了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还有清末广东候补水师提督江孔殷、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辛亥革命中攻克南京之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民初广东首任教育司长钟荣光等人，足见在英雄成名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凡经历和厚重故事。从中也可看出，众举子推举陈景华在上书中具名领衔，不止因他学历长、资格老，更以其在广东举人中道德、文章皆有影响，才得以荣膺此任的。
陈景华领衔的这一篇呈文，洋洋数千言，呼吁朝廷当此天下人心不稳之际，顺应舆情，以强硬态度对抗日本，“更正和约、勿割台湾”；行文的风格也是端肃凌厉，大有声泪俱下之概，当出自陈氏的手笔：
窃闻和议将成，日本要挟甚多；补费、割地等款，不一而足。道路传闻，人心惶骇！……至如割地一节，关系尤大，为祸尤烈。台湾绅商迭次函电，均称与日本誓不两立，如遽行割弃，则人心愤激，必酿事端，天下闻之，亦将解体……且英法两国，皆较日本为强……一旦见中国弃台湾之易，必援以为例，将何以拒之……举人等诵习诗书，稍知大义。议弃珠厓，深鄙贾捐之论；甘蹈东海，窃闻鲁仲连之风。为此联名上呈，务望代为具奏，坚持定见，勿徇邪谋；庶顺舆情，可弭后患。《广东举人陈景华等呈文》，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第四辑，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293-296页。
从这一节文字中，可看出陈景华不仅具有深厚的骈文功底，且能够融会贯通，为时所用，引伸大义，其眼界之高阔，已不似一般酸腐士子所能为了。然而，历史往往阴差阳错，在当时的公车上书大潮中，康党虽未起到关键作用，却通过从1895年夏天起，在上海运作出版《公车上书记》一书，并“为人传抄，刻遍天下”，于是，康有为、梁启超暴得大名，一跃成为公车上书的领导者，和天下士子们崇拜的英雄，这就为数年后光绪帝起用康有为等人，实行戊戌变法埋下了伏笔。而在康门弟子编纂的“上书记”中，陈景华只得退居幕后，且隐其名，成了“某某举人”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公车上书，对朝廷当时的政治决策所起的作用，可说是微乎其微，这对士子们是个不小的打击。对陈景华而言，更是人生选择的一个关键，他后来舍弃文章进身之道，做县官、做革命党，都因为对清廷政治腐败不满，要出这一口恶气。
分发广西知县
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中，陈景华虽名落孙山，却因时逢朝廷六年一度的“大挑”，以孝廉得入仕途，分发到广西出任知县。此后数年，历官容县、桂平县及贵县，这几个州县地处桂东南，山峦叠嶂，谷岭相间，皆边远蛮荒之地。当地百姓生存艰难，故世代沿袭，深山老林中盗匪成群，出没四乡，以打劫敛财为谋生之道。到这里当过差的县官，对盗匪都持畏而远之、得过且过态度，直到陈氏来了，情形大变。
陈景华到任后，对于设馆劝学、修桥架渡之类的政绩善举，没有什么兴趣，不知怎的，却对境内治安剿匪等事格外用力，几年之间，打打杀杀，遂以酷吏扬名。他“酷”到什么程度呢？多年后，贵县县志编修人梁岵庐，根据旧时记载，甚至作了一篇酷吏陈景华别传，缕述他执掌县印时的杀人故事，颇让人惊诧：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间，贵县萑苻（按盗贼）四起，劫掠时闻，长吏以为非用严法不足以戢乱。其冬，檄景华署县事，景华初到官，逼岁除，巡视狱中，见溺秽狼藉，系囚为满，蹙额曰：“来日，当为汝辈洗涤之。”囚闻之窃喜。明旦，悉驱诸囚出西门，无论重囚鼠偷及钱债细故待鞠（按审讯）者，骈（按摩肩状）戮之，凡百许人，县狱一空。梁岵庐：《酷吏陈景华别传》，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1983年，第234页。
证之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印《贵县志》卷十七，其中有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陈景华署县事，屠杀监犯一百一十八人。景华，广东香山人，性残酷，十二月十七日视事，翌日，既洗监，凡系狱者不问姓氏案由，尽屠之”，当可相信。《贵县志》又载陈景华“铲村”事，说他在上任半年时间里，马不停蹄，率领官兵围剿“涉匪”村落，“惨杀男子妇孺凡二千余人，其纵兵杀人于村野间者尤不可胜数”，用语虽或有夸张，但情节大致属实。其中记叙二十九年（1903）癸卯正月，陈氏在红泥村剿匪时的暴行，尤令人胆寒：
初，县衙亲兵围捕著匪赵观福于蒙公（按该县圩市名），观福遁走，或其妾及赃物，遂宿焉。及旦，观福纠党八人，潜至红泥村威胁（村民）禁声张，设伏以伺，亲兵回至红泥江，渡将半，匪狙击之，伤毙亲兵四人，匪亦遁去。景华以是（连）坐红泥村皆匪，发兵屠之，且谕兵目曰：“男必杀，女则护之，财物恣所欲，不汝曹咎也。”见《酷吏陈景华别传》“注五”，前引书，第236页；另见余热：《暴官陈景华史事补正》，载《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6年，第118页。
这一场“严打”，据云红泥村男丁四十五人被杀，妇孺三十五人被掳，房屋数百间悉为灰烬；捕一土匪，而全村遭难，陈景华之治事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此举一出，风闻县境，盗匪销声匿迹，四乡为之安宁，陈氏虽屡遭地方人士控诉，告他“性嗜杀人”，胡作非为，但他的“酷行”毕竟收到震慑一方的效果，在官府考核中，赢得了真心出力、报效朝廷的评语，却也相安一时。他虽是一个文士，且身材短小精悍，入乡缉捕时，却常常是短衣草履，腰悬双铳，杂在卫士队中，人莫能辨。对于捕获的盗贼，往往不问姓氏，也不按程序审讯，一旦被逮，即行枪决，人们送他一个外号“陈不问”，形容其骄横无道，嗜杀成性。
此后一段时间，陈景华对于清乡剿匪，审理办案等，事事躬亲，更加乐此不疲，因所率亲兵多是招抚而来的绿林，旧性难改，执行公务时常有杀人越货事发生，他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冒着纵兵为匪的危险，继续“替天行道”，于是愈杀愈滥，不可收拾，以至于到了“日不杀人，心不愉快”的地步。如此，横祸临门，也在不远了。
时值岑春煊主政两广，驻节浔州（今桂平县），为了密察各处匪情，并招抚柳州当地巨匪陆阿发，他委派两个武弁黄英全、陆乾，到各县督办军务；道出贵县北郊七里桥时，被陈景华部下误拿。在讯问时，大概这两个武弁有恃无恐，出言不逊，陈氏一怒之下，便以该两人曾经为匪，作恶多端、本性难改，未经请示岑督，擅自就地正法。岑春煊闻讯，以陈景华如此骄横，目无上级，大为恼怒，加之此前已有多人控告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于是饬令拘押陈氏于桂平县署，并大动干戈，奏请朝廷将其革职法办。
陈景华被拘后，迟迟未被开释，知道大事不妙，乃于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出逃。他设计的越狱过程，也颇见其心智之高，手段之妙。《酷吏陈景华别传》曰：
桂平县令甲，以同官谊，除斗室居景华，许一仆从。久之，景华诈有疾，时遣仆出市药裹，桂平令以景华重犯，恐叵测，常阴伺之。一日，见景华垂帐卧，帐下辫缏微露，而景华久久弗起，怪之，揭帐而视，则缏乃伪设，景华主仆悉远遁。盖仆假市药于外，实已暗为部署矣。时光绪二十九年八月，西林（按岑春煊字）劾景华草菅人命，旨下论死，乃先一日遁去。桂平令惧罹重谴，遂吞金以殉。梁岵庐：《酷吏陈景华别传》，前引书，第235页。
陈景华是这样的“酷”，就连常叹“安得猛士守四方”的朝廷，都不能容忍，他的无法无天程度，可想而知了。从清《德宗实录》卷五一九里，可知处决陈氏的指令，是光绪帝亲自下达的：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壬辰，又奏：“已革贵县知县陈景华，残忍异常，行同盗贼，请加重惩。”得旨：“陈景华着即行正法。”
岑春煊领旨时，陈景华已经出逃。据桂省国学家罗功武《粤故求野记》所载，“当陈景华之逃也，已预备健者数人，舁山兜俟之城外，既脱，即易西装若洋人，疾出北海，逃往安南（按即越南），转赴南洋及印度”。载《高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高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5年，第123页。陈氏胆略绝人，心机细密，由此可见一斑。
加入革命党
陈景华从桂平县署逃脱后，先赴海路，再遁内陆，最后在暹罗（泰国）现身，在华侨聚居地曼谷，他以倡言反清排满，渐渐扬名。陈氏的政治立场转变之快，确也令人刮目相看。要说他这个革命党，是由清朝大吏办事不得法而逼出来的，也不为过。章太炎在与吴稚晖讨论革命党人种种反清动机时，曾举陈景华为例，说明此人从一个严廉干练的“能吏”转而参加革命党，并非为了免官报仇，说到底，他骨子里就是个愤世嫉俗的反体制者：
若如香山陈景华者，杀岑春煊差官，因被拘劾，遂入革命党中。当其攻杀差官时，已有鲠直犯上之气，故其言革命为可信，亦谁得以陈景华为免官报仇者？《再复吴敬恒书》（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436页。
避居曼谷的几年里，陈景华先是为当地富商做代理人，谋得生存之道，又与反清组织三合会成员、律师萧佛成等创办《湄南日报》，充任主笔，并成立中华会馆作为联络华侨之所，很快成了侨界领袖人物。斯时，华侨在东南亚一带居住者，以曼谷人数最多，同盟会于1905年夏天成立后，与康梁保皇派争斗十分激烈，这期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受命也来曼谷办报，宣传维新保皇主张，陈景华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主张甚表赞同，因与徐勤常常在报上打笔仗。丁未年（1907）夏，孙中山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失败，部众溃散，躲过清军追捕的党人，分路逃奔香港、星洲及泰国，到曼谷的一路，就由萧佛成、陈景华及时接应，妥为安置。到1908年秋，孙中山、胡汉民为了建立同盟会分会，从新加坡抵达曼谷，萧佛成、陈景华偕侨领于中华会馆开欢迎会，孙、陈都是广东香山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晤面中，孙对陈有“干练之才”的评价。几天后，孙中山在《华暹新报》（《湄南日报》改名）楼上主持成立暹罗同盟会，即委任萧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长。
孙中山曼谷停留期间，徐勤笼络一批华侨，利用各种场合集会演讲，宣扬保皇派主张，气焰正盛；陈景华组织同人写文章反击，在报上连篇累牍与之论战，直到对方偃旗息鼓，才做罢休。孙中山在与新加坡同盟会会长邓泽如通信中，也曾提到：“闻徐勤以递解出境驻暹（罗），推想彼逋逃之余，陈景华已足对付之，不足摇惑人心……如有与弟之要信，可寄暹罗《华暹新报》陈景华转交于弟。”《复邓泽如等函》（1908年11月20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98页。如此器重之殷，期望之厚，已非寻常了。
宣统元年（1909），新帝登基，国内空气稍有松动，陈景华便回到了香港。返港之前，他曾赴新加坡面谒孙中山，请示机宜，适逢孙氏刚从张静江处得到一笔赠款，于是全数交给陈氏，托请交给正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胡汉民、赵声，作为港岛同仁的活动经费，可见对他信任之深。到港岛后，为了维持生计，陈景华由其连襟、太古洋行买办莫藻泉介绍，以该洋行旗下佛山轮买办的名义，经理业务，按月领取薪酬。因他此时还是戴罪之身，被通缉在案，不能随轮往返于省港线路，只好另派一亲信代理其职。他在洋行里的邮箱，也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通讯处。
陈景华的兄弟陈自觉，时任香港实践女校校长，也是香港同盟会秘密组织“支那暗杀团”的核心人物，其后两年里，庚申广州新军举义、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刺杀广州将军凤山等，陈氏兄弟充当谋划角色，无役不与。以上诸役虽败，却极大地鼓舞了党气与民心，为辛亥年秋广东的和平光复打下了基础。先是盛夏八月，当广东局势动荡、危机四伏之时，革命党人说服时任广东清乡总办的江孔殷，乘机运动两广总督张鸣岐，具折奏请朝廷特赦汪精卫、陈景华，派返粤省差遣，参与调和政局；党人的这个举措，名义上是与官府和谐相处，实际上是为光复全省，接管政权做准备。
此时，张鸣岐苦于革命浪潮高涨，正无计可施，为了缓和空气，乃上奏朝廷，吁请特赦汪、陈，以平粤局。其中称陈景华“心本无他，才尚可用”，建议“开复原官，以收后效”。阴历八月十一日，两宫旨下，硃批曰：
陈景华著准其交张鸣岐差遣委用，随时查看，俟有劳绩再行请旨。《两广总督张鸣岐奏在逃已革知县陈景华请开复原官折》，载《内阁官报》宣统三年八月十五日第四十四号。
可是，到了八月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到省，广东同盟会乘势组织民军，陆续在顺德、佛山一带起事。张鸣岐鉴于革命党人声势浩大，虽派兵镇压，也料定必难取胜，于是接受幕僚“宜早为计”之建议，派代表到广州总商会参加各界代表会议，并同意广东反正。同时电告香港各界及陈景华，请速推举代表来穗，至此，陈景华才离开香港，得以公开到广州露面。
据有关资料载，阴历九月十九日，即粤省宣布独立前夜，绅商学各界曾在省谘议局集会，讨论推选都督、成立军政府等事宜，“是日到会数千人，举陈景华主席”。本来会上议定，为顾全大局计，仍以张鸣岐、龙济光为正副都督；当陈景华等三人奉命将印信文件送往督署时，才知张鸣岐暗察大势已去，已逃往沙面租界躲避（不久潜赴香港）。陈氏乃提议举胡汉民为都督，在胡未到省前，由新军协统蒋尊簋代理其职。当天的会议上，代表们又举陈景华为民政部长。郭孝成：《广东光复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1页。次日，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第一号通令，便是由蒋尊簋、陈景华及政务厅长邓慕韩三人，共同署名发布的。
以杀人著称
九月二十日（阳历11月10日）一大早，胡汉民偕港商十余人上省到任，政权平稳地过渡到革命党人手中，广东大局才算落定。这里面，陈景华起了很大作用。《胡汉民自传》中“余受任之际，全城官吏尽空，等于无政府，余乃即日任陈景华为民政部长，先使理警察之事”云云，说明胡氏主持粤政之初，百事待举，安民第一，他整理乱局，维持治安，也是倚陈景华为左右臂的。
陈景华主持全省警务之初，正值革故鼎新，百废待举，拿广州城来说，各路民军蜂拥入城，纪律废弛，秘密会党勾结绿林，各霸一方，治安形势十分恶劣。上海《时报》1912年1月5日刊登报道说：“无论何军，皆可以逮捕国民，且借搜查军火为名，入室抢劫，无所不至。视人命如儿戏，以省城为战场，千百成群，怀挟枪弹，一言不合，轰声即起”。可见民军骚扰之剧。更有各种新成立的民众团体，各树其帜，争权造势，一时间城乡警情迭出，治安大乱，仅省城一地，每天劫杀案就达二十起上下，几同于无政府社会。
陈景华采取的办法，就像他死后墓志铭所概括的：“强项之令，猛以济宽”，说白了，抓到犯罪分子，一经审问坐实，从重从速，快刀杀人。且陈氏凡事亲力亲为，依然如故，各类案犯，多由他亲自出面刑讯，酌情量刑：对一般犯人，怒目相向，严加申饬后，予以释放；拟判枪决者，则苦笑点头，而后发给“强盗牌”香烟一支，代替了立即执行的命令。没过多久，人们对他又有了嗜杀成性的非议，和暴虐施政的指责，士绅们向代理都督陈炯明申诉未果，遂由省议会向胡汉民呈文，弹劾陈景华滥杀无辜。
此时，胡汉民远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府秘书长，但对粤省政务仍有遥控之效。胡氏与陈景华是多年同党兼密友，深知目前动乱时期，维持治安已属不易，至于杀人过多，却可以收乱世重典之效哩。按照他的话来说，“此固不得已之苦衷，亦无如何之办法也。”因以文绉绉地批了一段文字，除了称赞陈氏“奉令之后，甘冒不韪，罔辞劳咎，严行惩治不法匪徒于敛迹，牺牲一己之名誉，维护全局之治安”，责备省议会的几句如下：
未思家哭路哭之言，不究多数少数之义。既未妥定专律，使行政官厅有所依据，迨地方粗定，秩序渐复，乃从而议其后，岂得其平。
表示对省议会呈文“未便从议办理”。议员们大为不满，便在当地《民生日报》上公布了陈景华于1912年3月至5月，所枪决56名犯人名单，以此证明其，手段野蛮，杀人如麻。陈景华也不含糊，几天后在该报上登了一则告白，便是对此所作的答复。看了这一段文字，读者诸君对陈氏为人处事风格，以及他何以被称作“悍吏”，自可明白：
景华以杀人著称，人所尽知，无劳弹述。反正之初，经众推举，即膺此职。当时兵匪不分，广州市内，纷纷劫掠，居者逃遁，此等现象，夫谁不知。予以为秩序之乱，无有其甚于此者。景华近含一种慈悲性质，颇不以杀为然。目击此等乱机，仍不欲再为冯妇之攘臂。不若我方爱人，而若辈则为可欺，劫掠益甚，不得已使用猛烈手段。日来所获之匪，施以枪毙者，最多不及三十人，均属罪无可逭者。载《民生日报》1912年5月14日。
陈景华是举人出身，一向擅长作文，据时人记述，他办事严廉干练，素以行政才能见称，在任职警察厅长期间，公文告布等多是自己主稿，不肯假手他人，而且行文浅显，不用套语。以上文观之，这种开门见山、直来直去的文字，一定是他躬亲所为。
其实，陈景华维持治安，并非只有“杀人”一法，据当年6月间，警厅在报上刊登的一通关于设立南石头惩戒场的告示，内称“广州无业游民，流而为匪者甚众。不教而诛，固所不忍。且诛不胜诛，唯有设法捕收之，教以工艺，使其学成后以出糊口，不致再蹈法网”云云，可知对于轻罪人犯，如盗贼赌徒小偷乞丐之类，尚有宽大处理一途。只是适逢乱世，陈景华更相信“刑乱用重”之义，操之急切，不得不以杀人为震慑手段，维持地方治安而已。不料，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中秋夜遭暗算
在警察厅长任上，陈景华的甘冒不韪，不止在好杀匪党，在有关社会秩序的其他方面，也进一步大刀阔斧，禁烟、禁赌、禁娼，甚至创办女子教育院，对官僚士绅乃至商人利益冲击渐大。人们先是群起攻之，继而倍加抵制，但遇到了陈氏这种愤世嫉俗的“悍吏”，也只能徒呼无奈了。他的“愤世嫉俗”又是怎样情形呢？陈氏的一个友人还记得，民元夏天时，以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收尸，而受人尊敬的同盟会员潘达微在广州提倡文明戏，组织艺人排演话剧《声声泪》，请陈景华题词，他居然写了“天地不仁”四个字相赠；署款更与众不同，曰“世界罪人陈景华”，把革命党的历史与自己改造社会的志愿，融为一体，也算是独此一家了。又有一次，他在周末照例去香港度假，恰好海关警察上船，抽查到同一轮船上的一位司帐先生携带银毫逾额；这位司帐先生与他一向熟识，且每次在船上照顾得十分周到，乃向他央求保全面子、免于处罚，而他却以妨碍公务，当堂令嘱警察照章置议，严行查办。虽是公私分明，但在常人眼里，这种不顾情面，已异常理了。陆丹林：《陈景华事略》，载《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年，第313-315页。
此时，胡汉民刚刚随孙中山下野，对广东政局的控制已力不从心，陈景华虽还在台上，仇视者对他无可奈何，但已属强弩之末了。到了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失败后，在省垣主持讨袁的粤省军政官员，从都督陈炯明，到各师旅军官，都向香港、澳门逃亡，以避袁世凯锋芒。陈景华自以为没有大张旗鼓加入讨袁阵营，北京方面对他无如之何，仍安于其位。随后，龙济光奉袁氏之命率部入省，就任都督，他的日子一下窘迫起来。广东光复时，龙济光曾被举为副都督，但畏于革命党势力，不敢上任，当时胡汉民还未入省，主政者是陈景华，在他授意下，龙氏不久被民军逐出城外，进退失据。这一箭之仇是早晚要报的。
说起来，陈景华本该在同盟会失势之际，一走为上的；硬撑下去，迟早会有杀身之祸。果然，龙军一入广州，旧势力乘机崛起，豪绅们的诉状也接踵而至，龙济光正欲去陈，乃采用借刀杀人法，把案子一下捅到了北京。这时，袁世凯刚刚镇压了孙中山、黄兴在南方各省组织的独立讨袁，对革命党人是有一个杀一个，何况陈景华这样一条漏网大鱼呢？袁氏迅即密电龙济光：“斩立决”，当天正是1913年中秋佳节。陆丹林《革命史谭》记述：
龙接电后，假借赏月为名，请陈氏到督军府欢叙。陈不虞其他，毅然而去。寒暄几句，龙即出示袁电给陈看。陈知事已到此，申辩也无济于事，只教给他白兰地酒一瓶。饮毕，龙嗾使卫队，如电办理。陆丹林：《民初悍吏陈景华》，载《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0页。
其后公布罪名，是“密谋煽乱、残害民命、私运军火”，消息传开，举众哗然，大家都知道陈景华的处事，素有操之过切、不稍灵活之病，但他不贪污、不徇私，一切公来公往，却是有目共睹的；舆论也认为，龙济光为了向袁世凯献媚，向粤省士绅们示好，而深文周纳，诛锄异己，竟把陈景华做了袁氏报复革命党人的祭品，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数日后，上海报纸刊登一条消息，评价陈氏其人其事，倒是颇为中肯：
警察厅长陈景华昨经枪毙，闻由袁总统密令龙济光行事，其弟陈仲宾因被告暗通党人，图谋不轨，亦经枪毙。行刑之前未问一言，故此闻报和平主义之人多相错愕，闻袁总统仅凭报告之意而下正法之令，按陈景华自光复后任警察厅长至今已近两年，行事虽近苛刻，说者皆谓其为人耿直，有胆于社会陋习多所改革，因此而招一部分人民之嫉忌也。原载《申报》1913年8月18日，引自林忠佳等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八）1910.4-1913.12》，广东省档案馆，1995年，第453页。
陈景华死后，家人为之收殓，办理后事，哪想广州城的棺材店因为旧怨，又受了土豪劣绅的鼓动，竟联合起来拒售，以示报复。陈氏家属只好向沙面洋行订购西式棺椁，悄然运往香港咖啡场埋葬。靠了陈氏自己的人寿保险及同志资助，才抵消了丧葬建墓等费；其身后萧条竟然如此，党人多有落泪者。
十多年后，胡汉民作了两首悼念陈景华的诗，对这位有“能吏”之才的老友，追思不已，深为怀念，其一曰：
五羊城廓久无春，完卵孤巢系以身。不信虎狼尽当道，可怜蛇蝎早甘人。事非樊哙谁骖乘，占到薪巫不食薪。虎口余生十年事，牛恩李怨莫深论。
蛇蝎甘人，惋惜陈景华年未半百而亡也；樊哙骖乘，怀念陈景华当年为其保驾护航也；薪巫食薪，比喻陈景华身居可以敛财的要职而清廉也；牛恩李怨，则以唐代牛僧儒、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争，感叹人生无常，世事艰难，而历史终有公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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