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骥竟然是冯国璋女婿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驻守南京的陆军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部响应黄兴领导的江苏独立讨袁之役，全国瞩目，有名于时。史书及零星资料，多载他是同盟会早期秘密组织“丈夫团”成员，又是“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的女婿，在革命党人里，这算是个异数；当南京被北洋军攻陷后，第八师溃散解体，也与他这种双重身份大有关系。然而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则每每语焉不详。细细追索起来，陈之骥波澜起伏、内幕重重的一生，却是一篇另类革命党人的大故事呢。

    留学日本，结缘冯家

    陈之骥字叔良，他的革命党经历，始于1903年去日本的留学生活。陈家祖上是浙江义乌人，清雍正年间迁移到北方，以后定居直隶丰润（今天津市宁河县）东丰台镇，从事运售大米生意，以经营有道，渐成当地首富。到了陈之骥这一辈，家里三个儿子，老大做了本镇镇长，另外两个都被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老二之驯学绘画，老三之骥则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这在北方大户人家里，也是让人刮目相待的事。彼时，对于赴日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日本政府要求甚高，必须先入东京成城、振武等士官预备学堂，补习日语及科学约需两年，取得优良成绩者，分发到日军联队充当士官候补生；又经过一年左右的训练，考查合格出队，才能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陈之骥这年20岁，在东渡扶桑后，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陈之骥列名第五期步兵科，作为士官生，在校时间为明治四十年（1907）夏至四十一年（1908）秋，一年又四个月。与他一同毕业共58人，大部分都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何成濬、袁华选、王孝缜、黄恺元、石陶钧、姜登选、雷寿荣、陈仪等，后来都崭露头角，成为民初军界风云人物。与陈之骥同时留日的同学，如李书城、何遂等在回忆文章中，都说他是同盟会员，陈之骥若曾加入同盟会，当在此时；但是到了暮年，他对此予以否认，明确说：“我并未参加过同盟会，现虽年过八旬，始终未参加过任何党、会。”陈之骥：《二三补充和订正》，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606页。陈氏晚岁居住北京，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在生命之最后一年（1964），为何作此表示，让人殊不可解也。

    据李书城回忆，1906年夏秋间，黄兴在加入同盟会的士官生中挑选忠诚可靠同志，另组建一个更加严密的团体“丈夫团”，等于“盟中加盟”，便于今后担当军事指挥重任，“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锡、黄郛、尹昌衡、黄恺元……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80页。陈之骥既列名其中，想来也是黄兴眼中“忠诚可靠”之一员，数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大江南北举兵响应，各省充任都督及师、旅、团长的革命党人，多是“丈夫团”骨干成员。此外，黄兴还鼓励富有家财的同盟会员出资捐官，混入清廷要害部门，以便更快更大获得兵权。不少忠实的同志积极响应，如徐锡麟从日本回国后，斥资取得道台资格、到安徽候补，随后调任省巡警学堂会办，才有刺杀巡抚恩铭的壮烈一幕；湖北宜昌富家子黄恺元向家中索款一万元，捐了道台；陈之骥则用银元六千两，得到郎中名义，这在当时革命党人中，都是“毁家纾难”的佳话。到1910年，黄恺元、陈之骥都被朝廷召到北京陆军部军谘府任职，于此大有关系。

    陈之骥毕业回国后，先到了桂林，应同盟会会员、时任广西省兵备处帮办纽永建之邀，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担任教官，这时“丈夫团”的骨干李书城、王孝缜、赵恒锡、黄恺元、尹昌衡等都已云集这里，酝酿筹建广西新军。计划是先开办陆军学堂，训练一批军事干部，再招募青年士子入伍，等待时机，共谋大举。然而，真正运作起来，事机难保其密，又因党人内部纷争，结果不到一年，大部分同志辞职离桂。不知怎的，时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对陈之骥为人讲义气、做事情肯负责，很表欣赏，留他做了兵备处教练总办兼干部学堂监督；陈氏在这职位上干了近一年，直到陆军部调任蔡锷调为干部学堂总办，他才应召北上京师，其后遂有与冯国璋女儿结缘之事。

    在京城候命时，陈之骥被冯国璋看中，做了这位陆军部军谘使（相当总参谋长）的上门女婿。这时，冯氏已被朝廷赏赐头品顶戴，兼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前一年秋天，他还被任命为考试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考大臣，正是利用这一职务之便，在考核遴选留日士官生时，他锁定了陈之骥。有资料表明，陈之骥与冯家长女冯家逊的婚事，又经过同乡人孙润甫居间介绍，才最终促成的。这与《冯国璋年谱》所载不同。

    《冯国璋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条称：“是年，长女冯家逊与陈之骥相识”，不知据何。公孙訇编著《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这年冯国璋43岁，任职于北洋军政司，在保定先后创办教练处、练官营，主持训练各兵种军官；以年龄计，陈之骥、冯家逊这时都是19岁，两人因何相识、是否结下姻缘，均无相关记载。倒是后来孙润甫的做媒，有据可查。潘荣：《冯国璋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孙氏名庆泽，直隶玉田人，其父靠经营草帽缏生意发家，送他到京城八旗小学堂读书，1901年又转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第一高等学校、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回国已是宣统二年（1910），经廷试授以工科举人，任邮传部主事。留日期间，各省学生经常举办同乡会，孙润甫、陈之骥已经很熟识，后来在京城同任朝廷官员，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陈氏与冯女这桩姻缘也便种因于此。

    冯国璋共有五子四女，宣统元年（1909），他为重修冯氏家谱作序时，规定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冯家逊为第一个夫人吴氏所出，辈分是“家”字。冯家逊从小随着两个哥哥在河间老家读私塾，父亲在天津小站及山东各地打拼那些年，她也经过若干苦日子，据说有年春节连猪肉都吃不上。所以，当冯国璋发达后，门槛抬高了，反而不肯轻易将这个女儿嫁出去，直到1910年吴夫人病死，冯家逊已经27岁，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老姑娘，才恋恋不舍地将她托付给陈之骥。进入民国后，大约冯国璋有了前车之鉴，加快了送女出阁的节奏，次女冯家述嫁留美学生、化学家王竹村，三女嫁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子孙雷生，年龄都在十五六岁，且为正室，然均无所出。四女冯家蝶早夭。据陈之骥家乡人说，陈氏早年在丰润老家已娶妻生子，他在兄弟中居三，因而冯家逊这位新妇入门后，就被称为“三姨太”了。www.tieba.baidu.com：宁河吧/东丰台陈之骥。后来，两人育有二子一女，皆从“海”字。

    在清末民初革故鼎新的大背景下，陈之骥做了冯国璋的女婿，并非一桩寻常姻亲，从此以后，他的革命党人身份与冯氏的政治地位及影响力，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一连串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

    奔走京津，出入豪门

    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乱作一团，与陈之骥同在军谘府担任科员的李书城、黄郛、何澄等人，借办理公务之机，陆续离京南下，而以陈氏留在京城做内应，联络京津革命党人。李书城到了武昌后，投入湖北军政府，被战时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参谋长；黄郛、何澄则转道上海，参加了陈其美组建的沪都督府，分别担任参谋长和二等参谋。陈之骥回忆说：“这些消息，上海的报纸也早已发表过了，可是我还可以拿黄、何、李三人的私章代他们领了两个月的薪金。”军谘府的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掌握一切军机，本是朝廷指挥协调作战的核心，其昏暗麻木如此，何堪一战？陈氏笔下，对于朝廷内部的腐败无能与张皇失措，也有一些形象描述：

    辛亥八月十九晚武昌起义时，鄂督端澂发出十分火急的电报给清廷军谘府，报告武昌革命党人和新军起义的情况，吁请迅派大军南下“平乱”。当我将端澂的告急电送给毓朗（按军谘府大臣之一）时，他看过后说：这件事情我不管，你打电报报告载涛贝勒好了。过了一天，载涛回到北京，我将端澂的电报送给他，他即发出两道紧急命令……荫昌奉命后，慑于革命军的声势，不敢到湖北去，在北京逗留三四天之久……所部第六镇混成协协统李纯本来已上了火车，但他却叫军车停止开动，而他本人则转回北京，我见到他时问他：“你的军队开走了，你为什么还来北京？”他说：“我们部队没带子弹，我是回来要子弹的哩！”陈之骥：《二次革命前后回忆点滴》，载《辛亥革命在广西》（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页。

    武昌新军起义后，陈之骥颇为活跃，自述“奔走于京、津各地，出入窥测于权贵显要之门”，亲历亲闻北方革命许多内幕。当时，同盟会干部李石曾组织津门秘密会社“理门”、胡鄂公领导“北方革命协会”，计划在京、津、保等地同时举事，陈之骥都曾参与策划，并担任指挥，不久两事皆败，以多人被杀而告终。这期间，陈之骥还先后三次到滦州运动第二十镇张绍曽，劝其在群情沸腾之下，率部起义，可惜张氏游移不决，旋以内部分歧，演化成为一场兵谏，虽有部分官兵起事，终被清将王怀庆率兵扑灭。当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组织第六镇起义时，曾约请大批革命党人前来协助，准备开往山西，与阎锡山部众组成燕晋联军，直捣北京。陈之骥也是被约党人之一，因在京中为公务羁身，未能及时赶到，而惨剧已经发生。据他回忆：“当吴被刺之夜（按时为1911年11月16日），我在保定途中，正拟赶到石家庄与吴同入山西，不料火车已中断，闻此噩耗，只好折回北京，旋归天津”。

    这时候，南北议和正在紧张进行之中，袁世凯对革命党人频频施展笼络、羁縻权术，同盟会重要干部多有入其毂中者，汪精卫就是其一。汪氏被清廷特赦后，京津保同盟会党人举他为支部长，孙中山也任命他担当南方议和代表团参赞，奔波于南北之间，调和南京临时政府与北廷意见。在这同时，汪氏与袁世凯秘密协议、相互利用，还干过一些拆同盟会台面的事。又一次，他受命从南方带来款项，接济京津党人，但不知为何，却拉了熟悉天津情况的陈之骥、华世忠等，由北京一路相伴到津，召集同盟会员在老水师学堂开会，以两三千元的代价，遣散了大批同志。陈氏后来忆及此事，颇引以为恨。

    天下大乱之际，陈之骥身为军谘府职员，屡屡外出参加谋反，返回京城后却相安无事，乃是借助于老丈人冯国璋的庇护。武汉前线告急后，冯国璋统领北洋第二军与民军作战，一月之间，已相继攻克汉口、汉阳，正当汉水一鼓可渡、武昌城唾手可得之时，忽然奉到袁世凯“暂缓前进”的命令。几天后，冯国璋又被调离湖北，由段祺瑞接替指挥战事。段氏于12月中旬就职后，揣摩袁世凯意图，是要一边以清军优势威胁革命党，一边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为了助其计谋，他下令自汉口退驻孝感，联合众多北洋高级将领通电响应共和，敦促朝廷交权，一时间局势大变。冯国璋此时已回到京城，眼见段祺瑞得势，自己打了胜仗反被撤职，愤愤不平，闭门谢客。正在冯家隐居的陈之骥看到这样一幕：

    段（祺瑞）在保定通电响应共和之后，即派靳云鹏（按时任段部总参赞官）代表自己到冯宅要求见面，冯不知袁的翻天覆地手段，反将靳云鹏大骂，指斥他出主意响应共和，其实是当面骂靳暗地骂段。靳不敢作声，下不了台。当时我住在冯宅西院，冯夫人找我出来劝架，才把靳拉到我的住房，了此一场。陈之骥：《北地见闻散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五），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438页。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南北仍在对峙之中，冯国璋调充禁卫军总统官，负守卫近畿及清宫之责，陈之骥身为革命党人，寄居在力主反对共和的岳父家中，又如何能够谈到革命呢？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清廷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一时间，南北共建和平之声，响彻全国。2月中旬，南京临时政府特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等八人为欢迎员，偕同北京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不料，迎袁专使团到达后第三天，就发生了曹锟统领第三镇兵变事件，变兵成群结队，四处放火抢劫，京师秩序大乱，并且殃及保定、天津。在此期间，陈之骥参与了平乱，后来追述若干见闻，虽语焉不详，但略可看出，他是奉冯国璋之命而行事的：

    北京兵变之日（按1912年2月29日），冯国璋因事从天津召我来北京，我正在冯宅用晚饭时，听到枪声。冯立刻给袁打电话询问情况。回电说：“宫保为兵变之事已经气死了，曹锟正跪在宫保跟前认罪。”……我回到天津，是经手未了之事，才下火车，就看见车站已经乱成一片，因北京抢过的兵已经开到了天津。我首先找到严范荪（按即严修）告他北京和火车上凌乱情形，今晚天津可能不免于祸，应速找总督张锡銮赶紧在车站上惩罚几个逃兵镇压一下，或可制止兵变之祸，无奈严等经我两次劝告都不采取措施，天津终于遭乱兵蹂躏。陈之骥：《北地见闻散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五），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438-439页。

    北京兵变发生当天，冯国璋将陈之骥召回京师，是为了让他协助禁卫军布置警戒，镇压乱兵；次日，风闻天津也起骚乱，故再命陈氏前往联络直隶总督张锡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等，几经弹压，终归平静。经过这场风波，袁世凯终于达到了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目的，冯国璋随后收拾残局，也赢得了有力保护地方秩序的名声，而陈之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其特殊身份和背景，既不似为袁世凯帮忙，更不类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只能看作他后来对革命所持态度的一个注脚了。

    参加讨袁，兵败出亡

    冯国璋女婿这一招牌式的身份，对于陈之骥来说是光环抑或阴影？他自己没有明说过，但是在1912年初夏南北和解达成、两方领导人握手言欢之时，他因此而受到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看重，却是事实。在南方，孙中山下野后，留守南京的黄兴也于两个月后自请解职，革命党人由此失去重心，转年南北失和后，一下子陷入重重危机，就是这时埋下的祸根。辛亥年末，江浙革命联军攻克金陵城时，各省陆续开到南京会师、准备北伐的民军曾达十数万；到南北议和时，袁世凯压迫南京临时政府遣散军队，以示建设共和诚意，孙中山、黄兴也因江浙一带地域有限，无法供给众多军队，下令大规模裁撤民军。黄兴留守南京期间，乃将聚集在金陵附近的军队尽数裁减遣返，除了苏省军队划归江苏都督统辖外，仅以当初参加北伐的广西邑龙标和湖南混成协为班底，组建了陆军第八师，隶属中央，驻守南京，械饷皆由陆军部拨给，算是南方革命党硕果仅存的一点实力。

    第八师建制为两个旅，下辖步兵团四、炮骑团各一，团、营干部，多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同盟会员，革命热情很高，且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部队的装备，除了日式六五步枪和马枪，机枪连还配有马克沁机关枪数挺，这在当时是最优良的武器了。高级军官中，先任命了两个旅长陈裕时、赵恒锡，师长人选，一些热衷于向北京政府示好的军官，都属意陈之骥，盖以为冯国璋在袁政府中炙手可热，如此安排便于与北洋系合作，军饷械弹皆可无忧也。时任南京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回忆：

    他（按指陈之骥）被推为第八师师长，是陈裕时首先提出来的。陈裕时是一个多计谋、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时从广西带来一支军队，编入第八师为一旅，他也被推为第八师的一个旅长。他认为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会受袁世凯的抑压，将来还可大有发展。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推举陈之骥为师长。同时，推定两个旅长，除陈裕时之外，另一个旅长是从广西带来一支军队的司令赵恒锡。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3页。

    在同人眼里，这时的陈之骥，“个头高大白胖，戴托克力眼镜，性情有点暴躁”，看起来不似威猛的武夫；李书城说他“为人忠实耿直、尚义气、重然诺”，却是标准军人的作风了。湖南党人程潜则认为“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虽具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到袁氏的本领”。事实上，任用陈之骥的决定，出自孙中山、黄兴，这一点，陈氏在《二次革命前后回忆点滴》中，就有“南北议和时，孙中山先生叫我到南京，黄兴任命我为第八师师长”的表述。由陈之骥担任师长，通过冯国璋的关系，对第八师饷械及编制扩充等，固然多有助益，但到了1913年孙、黄发动讨袁二次革命时，从津浦路南下镇压的北洋军，恰恰是冯国璋率领的第二军；为了保存第八师的实力，陈之骥等高级军官煞费苦心，甚至与冯军接洽谈判，引起部下的不满与反抗，又从内讧发展成为兵变，最终导致官兵溃散、全师解体。回顾往事时，革命党人对孙、黄不乏怨言，对陈之骥则愤恨甚多。

    陈之骥刚到南京接事时，正值民初国家多事，政争纷纭，第八师整编未竣，转年因为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大借款案，南北遽然决裂，二次革命爆发了。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通电讨袁，三天后，黄兴也潜赴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并就任全省讨袁军总司令，麾下主要兵力，便是陈之骥统领的第八师。在此之前，为了是否兴师动众与袁世凯开战，孙中山、黄兴意见不一，陈之骥与几个旅团长商议，也认为目前南方革命党力量不足，应该谨慎从事，并向黄兴陈述不能出兵的理由。未料，孙中山派亲信朱卓文等，携款数万到南京，运动第八师下级军官，使杀上级，声言“不讨袁即通袁”，并预备有所行动。王孝缜、黄恺元闻讯大惊，一面叮嘱向他们举报此事的某营长保守秘密，尤其不能告诉性情耿直、脾气暴躁的陈之骥，以免激起兵变、贻误大事，一面赴沪向黄兴请示。黄氏本来是主张法律解决争端的，至此也只好亲自到南京坐镇，动员第八师讨袁了。

    7月14日，黄兴到宁当晚，就在李相府第八师军官宿舍内的陈之骥住宅召集会议，当他向若干高级军官征询对胜利有无把握时，陈氏的回答倒是很见其性格，说：“一切唯你之命是听，你要我站着死，我决不坐着死。”次日一大早，陈之骥带着一个营包围江苏都督府，并护送黄兴面见都督程德全，力陈讨袁大义，请求其协助。当程氏嘿然支吾之时，“当时有若干高级将领自第八师长起，纷纷下跪，语极诚恳”。赵正平：《癸丑讨袁》，载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3页。陈之骥即其中领头下跪者，他的这一举动，既有自我解嘲的做戏成分，更多的却是陈氏真性情的显露。

    黄兴就职当日，立即下令江苏第三师冷遹部一个旅，向进逼江北的北洋军开战，随后又派第八师一个混成支队驰援。但是战事不利，仅过了十几天，讨袁军在徐州、蚌埠一带构筑的防线相继被突破，局势急转直下。陈之骥等高级军官眼见讨袁之役已呈败象，为了脱离政治旋涡，共同主张息兵讲和；黄兴勉强支撑到7月28日，又闻江西讨袁军也告失利，痛恨交加，意志更加消沉，乃以赴沪请援名义，由一连宪兵护送到下关，乘坐日轮“静冈丸”离宁，一走了之。临行前，他嘱咐陈之骥妥善维持南京秩序，免遭乱兵蹂躏。黄兴之子黄一欧回忆称：由于出走匆忙，“先君离宁时身无一文，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赶来送别，临时凑集银币七十元，赠作旅费”，可见情况十分紧急。《黄兴致章士钊函》（1915年1月29日），见黄一欧附记。

    主将出走，南京陷于群龙无首状况，留下来照看局面的陈之骥，下令第八师参战官兵退守南京，等待增援。就在黄兴出城次日，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也召请陈之骥及南京要塞司令马锦春、宪兵司令茅乃封、警察厅长吴仲信、县知事陆维李、商团会长仇继恒等，集议维持秩序、保护地方，商定了取消独立字样、电请出走上海的程德全回宁、军警民团分段巡逻市内等事宜。这时候，在北洋军占领徐州后，袁世凯发布进军南京电，命令冯国璋、张勋各督所部，兵分两路迅速前进，一路由运河水道南下扬州、攻取镇江，一路由津浦路扑临淮关、再趋浦口，两军会合后，夹击金陵城。

    陈之骥形容当时南京的形势是“陷入群龙无首状况，人心惶惶，一夕数惊”，他既是革命党人，又是冯国璋的女婿，这次参加独立讨袁，本是迫于孙中山、黄兴的压力，现在黄总司令一甩手走了，留下的局面既危急又微妙，一方面讨袁大势已去、部下激愤难平，一方面北洋大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他虽兵权在握，却因身份敏感，非常为难，“战则取胜无望，和则可以保全”，该怎么应付呢？为了保住第八师，他只好同意取消独立，致电北京报告维持南京秩序情形，对中央作不即不离的表示。

    没想到，讨袁阵线内部这时又起波澜，黄兴离宁后，第八师中下级军官表示与袁世凯势不两立，都主张干下去；借此机会，国民党中的反袁激烈派分子何海鸣、韩恢等携款入城，运动百数兵卒发难，于8月8日占据了都督府，何海鸣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宣布“卷土重来，恢复独立”。而陈之骥不愿南京再出乱子，更不能容忍被他视为“浪人”、“不法痞徒”的何氏煽动军队造反，“乘机猎取功名”，一怒之下，派兵抓捕何海鸣，力图平定事变。

    8月11日，陈之骥得知冯国璋统率北洋军西路，正沿津浦路开来，已抵达安徽固镇，便急忙乘船过江到浦口，商谈和平解决办法。但是，女婿与老丈人如何谈法呢？及见面，口称唯唯，受命而已矣。就在这当儿，第八师主力二十九团哗变，代理团长李俊及副官毕壮飞都被打死，军士鼓噪四散。陈之骥正在津浦路火车上与冯国璋谈话，接到旅长王孝缜急电，得知第八师兵变、高级军官多已逃逸的消息，未敢再进南京城门；加上他的名字已列入北京发布的通缉令，唯一的出路就是远走高飞。

    当天，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护送陈之骥到下关码头，搭乘兵轮转渡上海，亡命东洋。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告别革命，息影津门

    到日本后，国民党人检讨二次革命，对于南京讨袁失败，孙中山、黄兴痛心疾首，陈之骥因为在开战前曾持“稳重主义”，又造成第八师溃散解体，一度被军中激进派视为通袁分子；有趣的是，随后袁世凯签署通缉革命党人令，陈氏又成为其中“执重要事务者”。他的嫌疑虽释，处境仍十分尴尬。许多年后，陈之骥回顾往事，说自己东渡日本，亡命年余，是为了“暂避袁世凯凶焰”，这使人联想到他逃离南京前，谒见冯国璋一事。冯氏政治经验丰富，且对袁世凯了解甚深，料想袁氏既能将陈之骥列入通缉名单，便也能堂皇而杀之；倘若再株连起来，后果更不堪设想。因而陈氏选择出逃东洋，想必也是这位深谋善断的老丈人面授机宜的结果。忆及在日本避难期间度过的艰苦生活，陈之骥感慨良多：

    我离开南京后，亡命日本一年多，待到钱用光了，甚至困顿到连饭也几乎没得吃了，才回国。从那次回国到今天，整整四十八年了，我没有做过官，就是我的岳父冯国璋当上了大总统，我也没有当过他的差。我觉得，我算是对得起同盟会的。陈之骥：《二次革命前后回忆点滴》，前引书，第6页。

    陈之骥说自己“对得起同盟会”，固然不错，他从日本回国后，没有再参加革命活动，顶多算是国民党一个脱党分子，他自称没有当过冯国璋的“差”，却非实情。1913年9月，北洋军占领南京后，冯国璋当上了江苏都督，金陵历来为龙盘虎踞之地，不久袁世凯又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立将军、民政长，冯氏以军功被授予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实力日渐雄厚，以至于袁氏意欲帝制自为时，也要看看麾下这位虎将的脸色了。到了1916年初春，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反对，陷于四面楚歌，冯国璋领衔致电北京政府，劝袁氏及早退位，各方息兵言和，此举加速了洪宪帝制的崩溃，这里面也有陈之骥的功劳。

    这时的陈氏，不知怎样避过袁世凯的惩处，奉岳父大人电召，已悄悄从日本赶赴回国，先与冯家逊一起隐居上海，不久又住进了南京冯府。他第一次抛头露面是在3月份，与冯国璋的侄子冯家祜一道，陪同四川督军陈宦的代表胡鄂公谒见冯氏，传递西南方面联合倒袁之意。胡鄂公在辛亥革命时受黎元洪指派，组织京津同盟会起义，当时陈之骥也曾参与其间，有了这层关系，冯对胡信任不疑，才同意发出劝袁早退位通电。随后，为树立个人威信，冯国璋又联络长江巡阅使张勋、安徽督军倪嗣冲，电邀各省军政首脑派代表赴宁，会商挽救时局办法。为了表示自己诚意，冯氏在开会期间特派陈之骥、冯家祜及参谋长师景云、总参议刘恩源出面招待，会议从5月20日起断续召开，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袁世凯于十余天后暴亡了。而陈之骥作为冯国璋代表奔走南北、联络各方的使命，这才是开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冯氏设立副总统办事处于金陵，一时在政坛上十分活跃，陈之骥为其出谋划策，也最得信赖。这期间，陈氏曾受命以中央特派员名义赴湖南，调查省议会弹劾督军汤芗铭贪赃枉法案，结果不了了之，但冯国璋对女婿的历练栽培之意，尽显其中。到了次年7月，张勋在北京上演复辟一幕，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电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为了是否进京，冯氏本人犹豫不决，直系内部也意见不一，陈之骥力阻岳父离开江南地盘到北京做空头元首，倒显出了远见之明。在与国务总理段祺瑞达成幕后交易后，冯国璋还是赴京就任了大总统，然而还未施展身手，就因是否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与主张“武力统一”的段祺瑞发生冲突。

    不久，孙中山也回到国内，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对峙，于是护法战争爆发。这次南北交战首在湘南接火，迎击北洋军的是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曾任南京第八师骑兵团团长）、湘军第一旅旅长林修梅。这期间，冯国璋“派其婿陈之骥秘密赴湘，对刘、林声明用兵非其本意”，同时在陈氏暗示下，北军将领王汝贤、范国璋临阵发表通电，要求停战议和，并自行从衡山前线撤退到长沙。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载《近代稗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5页。陈之骥策动的这次倒戈，直接导致了段祺瑞辞职。

    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年有余，这个时期，陈之骥依附其间，虽无任职，但冯氏所持与南方护法军政府罢兵言和的主张，与这位爱婿对其影响，关系甚大。显然，此时的陈之骥虽已脱离国民党，但对于孙中山及自己早年在同盟会的经历，仍有怀恋之情。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陈氏的身价自动升级，“大姑爷”决策于宫闱，斡旋于沙场，成了京师主和派一个有力人物。南北对峙期间，冯国璋极力推行“和平统一”政策，与段祺瑞针锋相对，到了1917年年末，直系内部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出面召集北方各省督军代表在天津开会，讨论战和问题，陈之骥以冯国璋代表名义到场，表明冯氏的立场。当时报纸报道：

    唯本月三日，陈之骥赉冯公手书至津。（书中内容，大概大奖各督之热诚，再转到议和不成再行主战之旨趣；次嘱曹、张等静候明令，勿遽发兵，届时当以饷械接济。）曹锟欢迎之，同至孙家花园列席会场，而自捧河间（按指冯国璋）手书，以极庄重之态度，行一种督军会议之特别朗诵式……陈氏归后，述其状于京中，京中多谓天津会议亦为奉冯命令。《天津会议之里面》，载《中华新报》1917年12月7日。

    1918年8月，随着直、皖两系分立，冯国璋与段祺瑞矛盾激化，于是通电辞职，返回河间故里养病，一年后去世；陈之骥夫妇遽失大树依靠，只好迁居天津，到意大利租界做寓公了。冯国璋素有爱财之名，自发迹后在老家河间、天津、北京聚敛土地财富无算，据称仅房屋就有千余间，死后都分给了子女们；陈氏夫妇在津门的寓所律纬路仁仁里，即其一也。此地今称之中山路一带，曩时是军政大人物筑舍结庐、聚居盘桓的所在，陈之骥搬到这里后，与北洋系失势官僚来往密切，维持地方，参议政务，并投资实业，在当地仍有影响。其间他与冯氏三子冯家遇及老友孙庆泽创办天津东方油漆厂，所生产的“灯塔牌”油漆，驰名北方，销路甚广。直奉军阀混战后期，陈氏与时已转任张宗昌部总参议的师景云等人，纵横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之间，对于消弭北方战火，多有贡献。

    陈之骥晚年的生活，据有关记载：“解放后，（陈之骥、冯家逊）夫妇将天津住宅及花园捐给天津铁路局充作铁路职工托儿所，家逊曾任该托儿所名誉所长。此后，陈之骥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按时为1960年），举家迁往北京居住。1966年9月，年逾八旬的冯家逊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见《冯国璋家族》，第218页。其时，陈之骥已先于两年前病逝，他未及在“文革”中遭到同样厄运，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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