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恢缘何附葬中山陵

    光绪末年，清廷迫于列强压力，同意由英商承建宁沪铁路，当时官府在江浙农村征募大批劳工，二十出头的江苏泗阳青年韩恢，因为在家乡生活无着，也应招加入。某日入南京城，路过戒备森严、富丽堂皇的两江总督署，衣衫褴褛的韩氏自惭形秽，触景而叹，对同伴大发了一顿感慨；后来党人蒋作新为他作传，追述当年情景，历历在目：

    至督署，仪卫森严，叹曰：“若大好房屋为满奴所居，大可惜。”好事者笑曰：“若何不入而居之？”烈士（按指韩恢）曰：“请君记之，不十年吾必逐其人，以居其室。”蒋作新：《韩恢事略》，载《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年，第470页。

    韩恢的这番话，颇似秦朝末年，陈胜与人佣耕垄上时，心怀异志，与一起做工的伙伴相约“苟富贵，勿相忘”时，所出感言：“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距韩恢的“夸海口”仅七八年光景，到了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当时已成为工党领袖的韩氏，在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出走后，偕同上海《民立报》主笔何海鸣，潜入南京城，运动陆军第八师官兵发难，宣布江苏再次独立讨袁，一时间声震江南，举国瞩目。在这期间，韩恢担任江苏讨袁军副总司令，果然占据了两江总督署，组建第三军并自任军长，率领数千民军据守南京，与张勋辫子军、冯国璋北洋军浴血厮杀了一个多月。这场保卫战，虽以金陵城池失陷而告终，却也证明韩恢这个人实非等闲之辈，他从一个新军普通兵目，成长为孙中山身边的亲信，靠的就是忠于理想、凡事做到剑及履及。

    有志者事竟成

    韩恢，字复炎，少时读过几年私塾，他的名与字都是自取的，“推翻满清，恢复炎夏”之意，不指自明。在那个时代里，如此彰显自己的种族革命思想，实不多见，于此一端，可见其人忠悃勇猛的秉性了。他的好友蒋作新在小传中描述其风度：“身材短小，气宇轩昂，语言讷讷，不轻诸口，而胆识过人，不拘小节”，也是十分传神的。

    韩恢的革命生涯，开始于他22岁入伍这年（1908），此时南洋新军第九镇已在南京成立，大量招收苏省农村青年中略有文化者，韩恢修建宁沪铁路归来，困居乡中，“孤贫无衣食”，乃与一批同村壮丁应募，跻身其列，被编入第三十三标。这一标的标统（团长），正是革命党人赵声，当时第九镇中革命空气浓郁，反清潮流涌动，营、连长中秘密加入同盟会的，已过半数，后来著名于时者，就有策动安徽大通新军起义的熊成基、辛亥年初领导广州新军发难的倪映典、攻克南京的镇军都督林述庆、南京武备学堂总办林之夏，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苏第三师师长冷御秋、江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等人。

    这种氛围，对韩恢这样素有大志的青年，十分有吸引力，后来他升为正目（班长），乃投身军中革命活动，参与组织士兵俱乐部、设立阅书报社，赵声很赏识他，庚戌年秋（1910），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韩恢的泗阳同乡、民初国会议员张相文，也曾为其作过一篇小传，其中所说清末时韩氏“以征兵留金陵，多与贤豪长者游。所得俸金随之周济贫乏、无留宿者，于是军中无上下皆翕然称之。（韩）恢既闻革命排满之说，遂入同盟会，时时鼓吹于军中，每公言之不讳也”云云，就是当时他在第九镇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张相文：《淮上党人录》，载张业修主编《张相文-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由于革命党人在第九镇活动频繁，行迹为满探侦知，两江总督端方下令严格查处，已暴露身份或遭到怀疑的同盟会员，如赵声、柏文蔚、熊成基、倪映典等，或请调、或退伍，陆续离开该镇，以避其锋。赵声应广东督练公所之邀，赴粤训练新军，在离开南京前，特约韩恢谈话，委以日常联络三十三标同志、加紧宣传革命思想的重任。韩恢在军营中的身份只是一个兵目，因为好与其他标营的军官们交往，常常一起外出活动，时间久了，引起本队队官（连长）的不满，多次以违反军规、言行不轨为名，对他迭加呵责。韩恢性本耿介，同时有恃无恐，每每予以不客气的回敬。蒋作新在所撰韩传中列举的一例，就十分生动有趣：

    一日以私出故，为队官郭某所觉，窘之。烈士曰：“私出为思想耳。”郭问思想为何？烈士曰：“队长以堂堂晋东学生，尚不知有思想耶？”郭无以对。在军中行动多类此。蒋作新：《韩恢事略》，见前引书。

    与上级作对的结果，自然是遭受排挤，由于冲突屡起，难以调和，韩恢只好选择退伍，以免祸及同志。1911年年初，他从赵声来信中得知，同盟会将召集海内外志士，在广东发动大举，于是束装南下；到广州后，与赵声之弟赵光招募的数十名江皖同盟会员，组成敢死队，在行将爆发的起义中担任先锋。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黄兴率领一百多名革命党人，携着炸弹、短枪，向两广总督署发起猛攻，韩恢也在阵中，冒死冲锋。这场战斗中，革命党人殉难八十余名，殓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人，其中江苏阵亡者四人，分别为阮德三、徐国泰、叶树棠、华金元，都是第九镇下级军官。在激烈的街战巷争中，英雄饮血，志士弹亡，韩恢得以突出城外，仅幸免耳。国民党党史会编撰的《革命先烈先进传》，存有《赵光、韩恢覆林森、邹鲁补述黄花岗烈士事迹书》，其中对于江苏志士作战情形，叙述颇详。起义失败后，幸存的党人们陆续逃回香港，不久，赵声忧愤成疾，口吟“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郁郁身亡；韩恢骤失依靠，不愿在外乡漂泊，于是只身返回南京，伺机以动。

    几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江苏军界，因为同盟会在新军、巡防营中活动多年，已遍播革命火种，不少中下级军官跃跃欲试，图谋响应。三十三标原二营管带柏文蔚，也潜入南京，策动旧部发难，计划攻占江宁将军铁良公署、夺取清凉山弹药库，不料举事前夜密泄，两江总督张人骏调张勋江防军入城，大肆搜捕，参与此事的党人大多逃散。如此一来，众人都期望移驻城外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此时能够振臂一呼，群起而拥之；无奈徐氏犹豫彷徨，多日不能决断，于是韩恢和原第九镇军官苏良斌等，与督署卫队、巡防营暗中联系，约定了起事时间，并派人密请徐绍桢届时举兵攻城。11月8日，即上海宣布光复次日夜间，卫队、防营按时行动，韩、苏还派同党崔瑛收买江宁县署衙役，将几十个囚犯从狱中放出，共集合起四五百人，分头向督署、汉西门等处发起进攻。一时间，城内多处地方枪声大作，火光冲天，秩序大乱。但因南京深夜闭城，给徐绍桢的密信未能及时送达，韩恢指挥的义军很快不支溃散。

    拂晓时分，韩恢率领一干人马逃到城外，与第九镇开到雨花台的前锋会合；在攻打江防军炮台的战斗中，他的残部被编成敢死队，以所携炸弹冲锋陷阵，徒手夺得机关枪两挺，被誉能战。攻城进行到天亮，第九镇士兵因缺少弹药，分批退出火线，在这场战斗中，敢死队47人阵亡。韩恢带着剩下的弟兄，一路向镇江撤退，投入林述庆镇军，被任命为炸弹队司令。其后，中部同盟会总会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江浙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南京，韩恢所部随同镇军出发。当联军围攻紫金山天保城炮台时，便以镇军炸弹队为前锋，向上仰攻，韩恢身先士卒，所率队员都是赤膊上阵，以志有进无退；经过两夜鏖战，队员死伤枕藉，终于占领天险，控制大炮，联军才得以向城墙推进。

    韩恢的拼死命、打硬仗，遂在军中有名。到二次革命失败后，讨袁、护法诸役中，国民党不少高级干部贪生怕死，斗志衰退，孙中山对出身于军队底层的韩恢独具青眼，屡予重用，便是欣赏他临阵不畏，危急时刻敢于用命这一点。

    血战南京城

    辛亥年（1911）初冬，南京光复后，韩恢与镇军团长臧在新衔命率部渡江，进占清江一带，以谋取根据地，因知府蒋雁行已宣布反正，自立为江北都督，于是罢师返宁。这时，因为林述庆与徐绍桢争夺宁军都督，镇军发生内讧而解散，又值南北议和高唱入云，韩恢以“破坏已终，当谋建设”，遣散了炸弹队，转而投入政治活动。转眼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韩恢与南京临时总统府庶务科长朱卓文、上海工人领袖徐企文等组织中华工党，为劳工谋求利益，颇活跃一时；几个月后，孙中山下野，韩氏又与国民党激进派胡侠魂、何海鸣等建立“铁血监视团”，宣布以监督袁世凯为己任，誓死捍卫共和。1913年春上，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大借外债，充实军备，准备与南方革命党铁血相见。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黄兴两派为如何应对北方的挑战，而争论不休。韩恢等人却不管这些，他们在工党和“铁血监视团”旗下集合百余人，于5月29日夜，冒雨向上海制造局发起进攻，计划夺取军火、占领全市后，宣布独立讨袁。但因寡不敌众，甫一接战，所部即行溃散，韩恢逃入租界，匿迹不出，徐企文被捕后押送北京，不久被杀，其他同志也多有因此送命者。

    民初政坛，乱象纷呈，利用江湖会党介入政争，虽非从韩恢起始，但他却是驾轻就熟之人，而且每每能干出一番大声响，这是孙中山欣赏其才能的另一原因。

    一个多月后，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黄兴先后在湖口、南京就任赣、苏两省讨袁军总司令，宣布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很快，北方军队张勋、冯国璋两部，沿着津浦铁路迅速南下，部属在徐州一线的讨袁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黄兴在南京仅坚持了十余天，便因为饷械两空，悄然出城，亡命日本。在这群龙无首之际，革命党人依靠的陆军第八师官兵仍斗志高昂，愿意与北洋军决一死战，但亟须一有力人物挺身而出，主持局面。国民党《民立报》主笔何海鸣与韩恢政见相同，一拍即合，相约一同赴宁，捡着黄兴留下的场面，打起孙中山代表的旗号，共谋一番大事业。韩恢一生中最为传奇的一幕，由此揭开。

    8月初的一天，韩恢与何海鸣从上海搭乘“大福轮”，星夜赶赴南京，从仪凤门入城。韩氏早年当兵时，长驻金陵，眼下与驻防南京的江苏第一师及宪兵、巡警等处军官，不是同乡、便曾同事，和在宪兵队做事的党人蒋作新、刘传铣等，更是多年好友，由他出面联络旧部，运动起来得心应手。南京同志听说韩恢偕一国民党大人物入城，认为是孙中山派来的代表，纷纷要求会面，如此，他们很快发动了江苏第一师官兵及宪兵二百余人，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因安徽政局变乱而退到南京城外的一个卫戍团及江北讨袁军，则作为警卫和策应。8月8日凌晨三时许，城外富贵山炮台忽鸣一炮，城北断断续续响了一阵枪，复归平静；一片混乱当中，由安徽卫戍团开道，宪兵练习所一班士官护送，何海鸣、韩恢被拥到空荡荡的江苏都督府里，分别就任江苏讨袁军正、副总司令，并贴出布告，宣布“卷土重来，恢复独立”。

    守卫南京之战，由此轰轰烈烈拉开帷幕。城内守军，陆军第八师的基本部队第十五旅，经过徐州一战，打得残缺不全，仅剩下不到两千人，江苏第一师实力也只有两个团，两部加起来约在五千人左右。韩恢又从南京周边城乡招募新兵，名为第三军，这些稍加训练即发给枪械的壮丁，有名无实，只能在各城门维持治安，辅助守卫。随着张勋统率武卫军、冯国璋督带北洋第二军，从扬州、镇江两个方向渡江，先后朝南京压来，城内局势屡屡告急，在太平门、朝阳门等几个主战场，北洋军合力进攻，几度推进到了城墙根下，在守军拼死抗拒下，无法入门。但是，经过十多天连续作战，一、八两师死伤严重，因南京城门多而守兵少，官兵疲惫不堪，得不到休憩调整，随时可能失守。

    在战斗间歇，担任调解的英国医生马林在太平门城楼找到韩恢，劝说他休战并与北洋军讲和，韩恢斗志犹存，表示将竭力抵御，把战事进行下去。南京陷落后，马林在一次集会上向听众报告当时情形：

    ……统带官之杰出者，可推韩恢为最。韩少年有为，每战辄亲临前敌，剧战中余往见，韩曰：“我军血战数昼夜，疲困已极。请君为我传言北军，息战三日，然后择一平野之地，一决胜负，如何？”余笑却之。与韩相谈时，韩每朦朦睡去，可见疲乏不堪矣。这是马林在南京战事结束后一次演说中的回忆，载《时报》1913年9月21日。

    最后，在何海鸣、韩恢宣布第二次独立二十二天之后，南京城池终被攻破，北洋军炸塌了富贵山南侧大段城墙，蜂拥而入，韩恢率领残部撤到钟鼓楼、鸽子桥一带，仍与穿蓝大褂、拖长辫子的张勋兵卒展开巷战。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韩恢又冲出聚宝门，退向雨花台，集合了从城内逃出的数百名溃兵，欲与敌人决死一战；直到遥见城内都督府燃起了熊熊大火，他才与总司令何海鸣、代理都督张尧卿等，在武定桥下乘坐小船，躲进日本海军陆战队设在成贤街的驻屯哨所，随后潜入日本领事馆避难。张勋在攻入南京次日向袁世凯报告说：

    ……据降兵供称，此次宁垣抗命，日人暗助实多。昨日何海鸣、张尧卿、韩恢三逆，自破城后即逃匿该（日本）领事馆，现我军行经该处，日人即从窗内放枪外击，应请严重交。《张勋致袁世凯电》（1913年9月3日），载《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此后，他们从南京赴沪并躲藏月余，又乘坐日本轮船逃出上海，也多赖日人协助。据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编制的一份逃亡东京革命党人名单，韩恢抵日时间为10月21日（与何海鸣同行），先到下关港口上岸，由等候在那里的日本友人护送到长崎，几经辗转，最后抵达东京。在袁世凯签发的革命党人通缉令中，韩恢其名列入“首要分子”一栏，赏悬十万大洋以购之。

    讨袁打先锋

    在日本一年，韩恢频繁谒见孙中山，进呈反袁计宜，孙中山对其忠诚革命、勇猛善战，十分欣赏。不久中华革命党成立，要求入党者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领导，国民党重要干部中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多有不从者，唯韩恢不计条件、主动要求加入，益得孙中山赞许。避居东京期间，曾独自潜回上海，召集旧部，欲与张勋、冯国璋决一高下。这便是到了1915年8月，他以一己之力发动起来的南通之役：

    复积同志谋再举，又得各方军人赞助，约定清淮扬镇苏沪金陵于次年一月一日同时举，事为伪同志改充郑汝成侦探之孙某王某所破坏，樊炎、贺新、张铁庵等三十人死焉。又举又败，马升甫、崔道平诸君又死焉……是时总理在日本，恐失长城，迭电召之，乃东渡共商大计。蒋作新：《韩恢事略》，前引书，第471页。

    参与此役的党人，多是流落在上海、南京的退伍军人，几同乌合之众，虽号称某军某团，且有日本人接济的武器装备，但人数不敷建制，战斗力有限，故在南通登陆，与县警备队交火后，即告不支。韩恢并不气馁，又集合残部，与南通镇守使管云臣所部一千余人大战于城外，勉强支撑到第三天，终于败退四散。不久，他在徐州招抚营兵、会党数百人，准备再度起事，因北洋军布防严密，无处下手，只得作罢。韩恢的这种干法，虽勇气可嘉，为讨袁造了不小的声势，但毕竟以弱击强，无济于事，孙中山在东京闻报，担心韩恢行事鲁莽，屡仆屡起，徒伤同志性命，这才电召其返回日本，从容酝酿，以待时机。

    到了1916年年初，袁世凯大张旗鼓，帝制自为，在日本的革命党人陆续回国，预备举事。在布置讨袁军事时，孙中山指定长江方面总负责人为陈其美，江苏省则为韩恢、周应时（原江苏第一师师长），可见对韩氏器重有加。韩恢旋即回国，在上海密设机关，鉴于南通扼守苏北大门，北洋军向苏北皖南一带运输给养、军火，多经过此地港口，决定再次派遣党人潜赴该地，组织大规模举义。未几事败，军事骨干伏龙等十四人被捕，江苏督军冯国璋下令一律执行枪决。当地《通海新报》报道云：

    连日在港捕获的党人和炸弹，已有数起之多。均系暴力分子来通捣乱者，内有早经密缉的伏龙等一并在内。捕获后由警察队送往镇守使署讯问，当于昨日早晨将伏龙、沈岭南、张廷桢、赵亚杰、顾锡九、龚士方、梁峻泉、吴良臣、张同一、李子洲、李武卿等十四名一并押赴刑场，一律执行枪决。转引自储子润整理《烈士韩恢生平史略》，载《泗阳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泗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第12-13页。

    到这年6月，袁世凯病亡后，孙中山回国发起护法运动，韩恢离沪赴粤，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奔走效劳，其间曾隶许崇智、蒋作宾麾下，参与援闽援鄂之战。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从桂林出师北伐前，任命韩恢为江苏招讨使，遣他先期回省布置策应，迎接北伐军到来。韩恢在江苏立足未稳，即传来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越秀楼，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消息。这时，孙中山身边缺乏忠诚可靠的领军人物，于是电召韩恢返粤，委以讨贼军总司令一职，令他重整旗鼓，向叛军发起反击。此后一月余，韩恢亲率先锋五百人，与陈炯明粤军大战于黄埔、海珠，缴获敌舰数艘，逆势才得以扭转。在此期间，孙中山先后批给韩恢活动经费贰角票伍万元、粤币大纸弍千元，在当时筹饷异常艰难情况下，如此之数已为巨款，可见孙中山对韩氏信任之深，属望之高了。到1922年8月，忠于孙中山的许崇智部不敌粤军，官兵溃败，孙氏判断僵局一时无法打破，乃决定率亲信离粤返沪，再作计议，同行者有蒋介石、汪精卫、陈策、韩恢等。

    回到上海后，韩恢居家一个多月，这是他二十年革命征程中最为闲适的一段时光。他与妻子许慧贤于1916年结缡，岳母许张氏原是经营珠宝的商人，在租界霞飞路仁和里拥有一座二层楼房，当时韩恢刚从日本回国，在上海恢复中华工党，即设总部于此。因韩氏开展政治活动，兼以岳母生意严重亏损，几年后，这处房产被巡捕房判处破产拍卖；其后，他的妻儿依附家族，在公共租界八仙桥附近赁屋而居，生活十分局促。未料，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家人团聚了。

    附墓中山陵

    按照国民党官方的说法，韩恢护送孙中山回沪后，本拟再往福建参加讨伐陈炯明之战，临行之前却被友人出卖，密告于警探，遂被淞沪警察厅捕获，于10月30日解至南京。江苏督军齐燮元以韩恢此前潜来苏北组织军队、煽动举事为罪名，随即下令枪杀。据《中华民国国父实录》所记：

    本（十一）年夏，国父大举北伐，任韩为江苏招讨使，以策动陆海军下长江收南京。适陈炯明之乱作，国父避于军舰待恢复广州，韩受命讨贼，立总司令部于黄埔，夺海珠、获逆舰，出生入死者数十日。兹国父在沪，韩亦随出广州来上海，近以闽事得手，韩本欲候船赴闽，不料为友所卖。韩启行之前，友设宴饯行，韩醉后遂为诱捕，本日解至南京，苏督齐燮元即令在督署内杀之。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三十一日纪事，台北：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第4121-4122页。

    以上所述韩恢被捕情形，是根据同年11月13日《顺天时报》报道而录，不知可信度如何。在此期间，上海《申报》刊登的题为《民党巨子韩恢被捕解宁枪杀之经过》的详细纪事，叙写韩氏被杀经过，却颇不相同。这篇报道称，韩恢被获，起于他潜居租界期间雇用的某汽车夫，在与警察厅一车夫谈天时，无意中透露雇主姓名；而警厅车夫恰好知道韩恢其人，正是通缉令上大名鼎鼎的革命党人，乃密告厅长徐国梁，并与租界车夫合作谋韩，以期领得重赏：

    ……上月二十八日，韩乘汽车至租界之某处转角某戏院观剧，当由韩之汽车夫赶即通知该厅汽车夫，该车夫赶即报告该厅长，该厅长立派侦缉队长，率带探员四人，携一迷药手帕，乘坐汽车，飞往该戏院门首守拿……侦缉队之汽车，尾随在后，各探员跃登韩车，将其紧抱，即以药帕塞其口鼻，立时昏倒，随即进行解厅，略讯数语，立办解文，密解南京，至督署后，略加讯问，即行枪毙。载《申报》1922年11月9日。

    当韩恢在上海被捕后，同志即向孙中山报告并请救援，孙氏于11月3日急电齐燮元，开列种种理由，请速释放，却哪里知道，这已是韩恢遇害后第三日了。南京方面则以韩恢其人，“因北京政府有令通缉，并悬重赏，即淞沪护军使署，亦曾有通缉明文”，且韩氏几年前在南通屡屡举事作乱，被误认为“江北土匪”已经处决等辞，作为答复，以塞责任。

    孙中山得此噩耗，以营救不及，顿足叹息再三，数日后又得消息，汉口军事特派员金华衮也在上海被侦探绑架，押赴武昌后，即遭湖北督军萧耀南下令枪决。于是分派党内同志赴宁汉办理丧事，并致电齐燮元、萧耀南，对于杀害党人行径，加以痛责。电文略云：

    报载武昌杀金华衮，南京杀韩恢，皆密向上海租界诱捕，不与审判，遂处极刑，而杀之之名，则以金、韩曾隶民党，党人惶惑，奔走相告，文（孙中山自称）自来沪后，已密令各省党员，停止军事进行，黎（元洪）、曹（锟）、吴（佩孚）及抚万（按齐燮元字）先生，信使往还，亦共商和平统一之方，开诚相见，不图斯时乃有任意捕戮党人之举，破坏和平，孰任其咎？……金韩两君，私人行止，别为问题，然当不至遽蒙死罪，若以往事谋国，概被以土匪恶言，则海内志士，人人自危，前途险恶，将有不堪设想者，共和国家官吏视民命如草芥，此于两公令望，不无歉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为金韩被杀致齐萧电》，载冯超编《中山外集》，中央图书局，1927年，第81-82页。

    是年韩恢35岁，大志未酬，被陷敌手，死有憾恨也。自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屡屡组织讨袁，1917年回国后又连续发起护法、护国之役，在频仍战事中，手下不乏能征善战之良将，然而像韩恢这样每上战场，身先士卒，且敢于冲锋陷阵的“死士”，却不多有。孙氏曾发感慨，革命党人若个个“不爱钱、不怕死”，则革命早已成功矣！而身边期属之人，又弱一个，他哀痛非常，久久不能释怀，在1924年底定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特电召韩恢妻子许慧贤偕年仅6岁的幼子韩定国，赴大本营见面。韩定国回忆：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召我母子去广州，在大本营亲切接见……那天孙中山先生慈祥地向我伸出一只手，手上托着一节毫洋（当时使用的角币），给我作见面礼。我走上前去向他一鞠躬，头正好碰在孙中山先生的手上，将洋毫撒落一地，引起了在场的人们一阵笑声。孙中山先生怕我难为情，连说“不要紧”，笑着抚摸着我的头说：“长大了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革命奋斗。”并亲手批了300元抚恤金，又以大元帅命令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韩定国：《纪念先父韩恢烈士》，载《泗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第134页。

    韩定国所说追赠其父一事，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四月十一日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命令，内称韩恢、伏龙“生立功勋，死极惨烈，经交由大本营军政部议复，请予赠恤。韩恢着追赠上将，伏龙着赠陆军中将，均照阵亡例给恤，以昭忠烈。”《追赠韩恢伏龙令》，载《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追赠上将军，在国民党内可谓哀荣已极，早年在同盟会中居领袖地位的赵声、陈其美、黄兴等死后，亦恤如此，韩恢以一名下级军官、党内中层干部而膺殊遇，可见孙中山的一片情义。

    韩恢在国民党内受到的尊崇还不仅如此，到了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始建中山陵，韩恢遗体也由当年就义的南京小营荒地中，移葬于中山陵左侧的卫岗，并竖立石牌坊一座，上书“烈士韩恢墓道”。其后，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以国葬规格附墓于此的党国元老，仅廖仲恺、范鸿仙、谭延闿三人而已；韩恢若泉下有知，且能与孙中山会面，将复何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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