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鲁迅病得很重，已经极度表现出支持不下去的样子，连日记都不能自己写而是由许广平代笔。就在这种情况下，于6月10日由O。V。笔录，鲁迅发表了题为《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访问者的文章，清醒明确而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从“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进攻上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向中国华北发动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察哈尔，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占据了中国东北以后又对中国华北已经垂涎三尺。面临严重国难和民族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2月9日，北京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示威游行，12月16日，北京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一次示威游行，终于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接着，全国各地学生群众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1936年5月，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与当时在西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实现了停战。全国人民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和革命形势走向新高潮，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鲁迅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十分关注。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8月，鲁迅接到了“左联”成员徐懋庸一封来信，诬蔑鲁迅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鲁迅一生受到过许多次诬蔑，如翻译苏联的几本文艺理论，被人诬蔑为得到了苏联卢布；爱罗先珂从中国到了德国，说了些中国军阀的黑暗，便有人说鲁迅让他这样宣传；在“一？二八”战事期间，鲁迅避居在内山书店英租界支店楼上，则被人诬为受日本间谍庇护；甚至给一个女士写了一篇《〈淑姿的信〉序》，也被诬为那个女士是他的小姨子。对于这些诬蔑，鲁迅都能够愤慨而置之不理。但是，这次涉及到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徐懋庸的来信代表着某一群人观点，鲁迅觉得这次却不能听之任之而有公开答复的必要。此时，鲁迅在患重病，便委托刚从陕北红军根据地潜回上海的冯雪峰起草了一篇题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执笔起草、又经鲁迅亲自修改定稿之后，发表在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上。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答复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共领导者周扬、夏衍等人的。在这封公开信中，鲁迅明确表达了不分派别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公开信中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鲁迅的文字感召力鼓舞力极强，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就在鲁迅去世九个月后，伟大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附记：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北京）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讲话，宣布对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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