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照亮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的道路。鲁迅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对伟大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是无限敬仰的（《集外集拾遗？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表示热烈的欢迎（《热风？圣武》），对苏联人民的艰苦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热情地赞扬（《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干涉愤怒地揭露和强烈地反对（《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对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恢复文化交流表示由衷的祝贺（《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作为一位作家，鲁迅对苏联的文化艺术方面成就倾心羡慕，对苏联的音乐、美术、电影，特别是木刻极口称道，对苏联的文学作品极力设法翻译、介绍、传播。尤其是，那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他冒着生命危险向革命青年和广大读者介绍。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反动派害怕苏联、害怕列宁就像害怕烈火，1930年9月10日，鲁迅收到曹靖华从莫斯科寄来的一本《十月》、三本《木版雕刻集》，其中《木版雕刻集》第二本附页的列宁像不见了，包裹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印讫，显然，列宁像被他们撕毁了。反动派听到见到苏联、列宁、共产党的字样或图片，甚至一看到红色就心惊胆战。所以，向革命青年和广大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鲁迅把这种工作比为普洛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准备起来造反的奴隶，所冒着的生命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了。反动派及其走狗污蔑中伤鲁迅，说他宣传苏联、宣传革命是由于“领了苏联的卢布”。但是，鲁迅清楚地知道，维护苏联就是巩固革命阵地，宣传苏联、宣传革命是扩大革命力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他毫无畏惧地和敌人面对面地英勇斗争，沉着地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苏联，是指引着人类走向自由和光明的旗帜，是照耀着二十世纪人类进步的灯塔，人们都向往苏联，鲁迅一家也向往苏联。鲁迅曾有几次得到苏联的邀请，有机会去苏联治病疗养和参观访问，然而，他都放弃了。

    1935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通知鲁迅，请他全家去看电影。于是，鲁迅夫妇带着海婴坐上预备好的汽车，一同前往的还有茅盾、黎烈文两位朋友。一行人乘汽车来到一个停车处，会见了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以后，汽车在市街上转弯抹角兜了一圈，便来到了一座大厦前面停下。走进大厦，苏联大使夫妇和苏联驻沪领事前来接见，招待他们观赏苏联电影《夏伯阳》，此片当时电影院还没开始公开上演，真是先睹为快。房间宽敞结构精致，只有十几个座位，看电影清楚舒适。负责招待的人讲得一口流畅的北京话。看完电影，他们又被请到另一个房间里，各种名酒、菜肴、点心盛宴款待，席间还播放着在苏联新近获奖的《渔光曲》。宴席后，大家到面临苏州河的凉台上聊天，谈话内容是邀请鲁迅到苏联观光。看到鲁迅憔悴的面容和虚弱的身体，史沫特莱等人都在旁边极力劝说，希望他到苏联去治疗和疗养。鲁迅对苏联大使和朋友们的盛情和善意十分感激。鲁迅和许广平也曾设想到苏联去，到那里可以了解到许多新鲜事物，必定有许多交流文学创作的机会，对于旧俄文学与新俄文学的关系可以得到印证，能够亲眼看到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等等，都是他们非常渴望解决和学习的。当然，鲁迅的身体还要在那里进行治疗，以苏联的先进医学和完善设备，相信鲁迅的病能够得到很好的医治和疗养。他们想到，光是文学范围的事情就够忙的了，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再加上治病疗养，所以在苏联至少得住上一两年。甚至于，他们连孩子到那里入托儿所和上学念书的事都想到了，孩子在那里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教育，身体和思想都能得到更加健康地成长，完全不同于中国白色恐怖下所遭受的苦难。但是，鲁迅考虑到，中国正处在国难深重时刻，许多敢说敢为的人先后消沉消灭，自己不能洁身远去，还有一支笔可以战斗；他自己检讨，认为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并不值得友邦如此优待；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理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份能力，还不如仍旧住在中国随时做些于人有益于己安心的工作。这结论，他坚持至死。几次三番，苏联邀请，朋友相劝，鲁迅终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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