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亚伟
一、公善施材总社的社会救济事业
（一）施材
1928至1939年是公善施材总社的施材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近12年的施材活动中，除1939年末的3个月，仅施材247具外，其他年份均超过1000具。
（二）恤嫠、冬赈、医疗救济
1.恤嫠：意即体恤孤寡，它是公善施材总社仅次于施材的社会救济事业。从1929年至1935年，每年恤嫠都不低于6000户，恤嫠的方式，一般是每月20日定期发给孤寡家庭粮食。
2.冬赈：一般来说，冬赈的方式较多，有施粮、施衣、开设粥厂等。
3.医疗救济：公善施材总社的医疗救济事业，一个重要方面是施药。但总体来看，施药活动并不突出，倒是以种痘为代表的防疫事业规模更大。
二、公善施材总社与理教的关系
公善施材总社与理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其慈善思想受到理教影响，总社及其分社多设在理教的公所之内，不少社员同时还是理教的头面人物三个方面。
三、公善施材总社与天津商会和地方政府
（一）与天津商会的关系
天津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年夏秋之交，自成立起，便对天津商业起到领导作用。公善普施材总社的领导成员如张月丹、唐士珍、萧少棠等，多是地方绅商，且所办理社会救济事业的款项来源，多是绅商捐助，故该社直接受到天津商会的领导。反映天津商会与公善施材总社之间有一定的从属关系。
（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的赈灾救济机关，其前身为李鸿章所设的直隶筹赈局，光绪二十七年更名为赈抚局，晚清天津的慈善组织，均归其管理，公善施材总社自莫能外。
1946年，市社会局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直接指导包括公善施材总社在内的天津各慈善团体的冬季救济。
1934至1937年上海口岸对失业归侨和侨民的救济活动——以上海侨务局为考察中心
顾宇辉
一、上海口岸失业归侨的概况
从侨民的籍贯看，由法国遣返的侨民籍贯以山东占多数。从苏联遣返的侨民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由法、苏联遣返的侨民多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战华工”。从日本遣返的侨民，其籍贯多为浙江温州、永嘉、青田、瑞安、福建福清等地。
从居留地国别看，1934年12月，上海侨务局成立后，经由上海口岸遣返的归侨居留日本、法国、苏联占多数。
就归侨的年龄看，除少数年老幼儿外，20至50岁的青壮年占多数，具有生产能力。在受教育的程度上，归侨多数受教育水平不高。以职业论，可分无技艺者与有技艺者。
总体而言，上海是被遣归侨的中转站，而非目的地。抵沪的归侨，或是乘船抵沪然后中转香港、厦门、广州等口岸后，返回闽粤原籍，或是在沪稍作逗留赴侨乐村垦殖或返回原籍。
二、上海口岸失业归侨和侨民的救济
（一）上海市社会局主导的侨民救济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市的归国侨民救济活动主要有社会、公安两局负责。1933年，侨务委员会拟具《救济失业华侨办法》，该办法分为海外救济和国内救济两部分。
（二）上海侨务局主导的救济归国难侨活动
上海侨务局成立初期，其侨民救济工作主要是对抵沪的归国失业侨民的救济。救济的方式主要有临时救济和长久救济。对失业归侨该局主要采取分类救济的方式。除进行侨民救济外，该局亦进行与归国侨民密切相关的保护和服务。除此之外，亦开展指导与咨询侨民出入国事宜。
在办理包括救济归侨在内的侨务工作时，该局遇到诸多困难和问题，为此，作了一些补救措施：
1.设立华侨问事处
2.与公安、社会两局联合救济难侨
3.遣送归侨入侨乐村垦殖
（三）上海市公安局在归国难侨救济中的角色
上海市公安局该局第二科设有救济股，专门处理与沪上难民、流民有关的救济事务。在遣返难侨的过程中不仅仅作为救济秩序的维持者，它本身也参与了遣送的实际工作，1935至1937年间为遣送贫侨多次向市政府申请临时支出预算。
三、救济工作的成效及原因分析
上海口岸在救济难侨时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上海口岸的地域特色又造就了上海侨务局难侨救济的特殊性，并深入影响其成效。上海口岸的地域特色，于难侨救济存在两个面向的涵义：首先，上海口岸就侨务而言，它是侨民的中转站，而非目的地。其次，上海口岸行政管辖的特殊性造成了侨务局自身力量的有限性与救济难侨工作的多面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上海可以根据自身口岸特点将绝大多数难侨遣回原籍，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这一流动的失业群体，关乎社会安定，关乎政府在海内外华侨群体中的形象，更关乎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生成。
《社会学杂志》描述的1920至1930年代社会民生
邹千江
一、《社会学杂志》的内容与特点分析
《社会学杂志》是我国最早的以社会学命名的专业学术杂志，1922年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所刊发论文大多为第一手资料，生动真实地记叙了民国1922至1924及1930至1932年间民众所处社会环境及基本生活状况。
《社会学杂志》文章内容丰富，大致分为社会理论分析、社会调查和时事选编、书评及学术信息等类。社会理论主要是社会学理论，也有一些与社会相关的理论，包括社会群治术治、社会和教育、政治阶层、文化、家庭、宗教、人口殖边等。关于《社会学杂志》调查类文章的特点，主要是秉承了社会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学科宗旨，力求细致刻画民众的日常生活，使其区别于当时其他的报纸杂志。
二、从《社会学杂志》看当时的民生
（一）匪兵警
首先，匪横行出乎现代人的想象。其次，兵、警察武装力量。
（二）平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救济
因没有有效地发展工商业，不善于开发利源，故此生产缺乏，民众生活难以提高，民生凋敝。由于贫民过多，救济机关应时而生。
（三）婚姻家庭与女子教育
以妇女为例，青年妇女不可踏出闺阁，农村女性很早出嫁，普遍存在缠足的现象。从结婚的程序看，定亲情况普遍。
女人接受较少教育。专门为女性设立的学校始于1844年英国到华的教会学校，政府没有宣布为女性提供教育。
（四）宗教迷信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大批的庙田收归村公所，真庙改造为学校。随着科学观念和新行为习惯的倡导流行，民间迷信活动相应减少和发生改变。
社会责任与生意经：以刘鸿生与定海中学为例
姚清铁、公丽君
一、定海中学创办始末：1921至1935
（一）筹设
刘鸿生作为定海中学最大的出资人，虽然他的初始角色是名誉董事长，但从1921年定海中学创设，到后来合并成立“舟山中学”，刘鸿生的身影始终保持高度活跃，即使是到了1948年，在舟山中学的往来函件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刘鸿生对该校补助资金，输血扶助的活动。
（二）运转
以教员的资质为例，分别从性别、籍贯、年龄、履历、入校年份及担当职务6个方面对定海中学附属小学的师资做具体的考察。
薪资一直是企业较为重要的激励手段，从1929年定海中学教员薪金水平看，最低的书记员月薪为15元，校长月薪120元，教员则从20至60元不等。其中女教师月薪较男教师明显为低；同时，薪资水平与学历及工作经历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从学生总体数量来说，规模总体呈现增长态势。
（三）学潮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生逐渐热衷于表达爱国热情与政治见解，激进而频繁的学生抗议行动，成为1920年代学界的特色。学生三天两头地要为去除恶政而奋斗、而牺牲。在此大背景下，这把学潮之火最终也烧到了定海中学。
1928年夏，校长方同源在给刘鸿生的信件中称，国文教员洪某因不愿签订新聘书而被除名，之后，被除名教员煽动部分学生闹事。事件一直进展，直到11月30日学生聚集大礼堂开拒绝校长的会议。1929年3月1日，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签署文件，准许定海中学停办半年进行改组。董事会于5月24日决定复校并报浙江大学备案，经筹备最终于1929年9月2日正式开学。至此，学潮事件的影响方才渐告消散。
（四）并校
定海中学的更名及并校主要源于1933年8月3日浙江省教育厅的训令，学校于1933年12月27日，正式启用新名“私立舟山初级中学”。
面对资金不足，1935年5月15日的私立舟山初级中学及私立鸿贞女子中学两校校董联席会议上，全体董事讨论后通过了两校合并的建议，并决定解散女校校董会。
二、定海中学的重商烙印
定海中学在创办之初，即呈现出其重商特色。
（一）重视英文
学校从入学即注重英文的基础。
（二）商业教育
1928年定海中学的初中部课程表中，共设选修课五门：英文、珠算、簿记、应用文和商业常识。
（三）组织控制
定海中学经1929年改组后依然实行的是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是学校最高的管理机构。
三、对刘鸿生创办定海中学的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责任
定海中学在创办过程中，虽然称私立学校，但一直呈现着强烈的公益性质，表现在其主要经费来源长期依赖刘鸿生的助款。而办学义举的规模，则往往与企业家在经济层面的成功程度呈正相关。
（二）生意经
总结起来，刘鸿生创办定海中学的过程，中间无论是1928年严重的学潮、1929年的停办，还是1935年刘氏家族企业濒临危机，却始终没有停摆，而是有序地走了下去，单单用狭隘的生意经是不足以解释的。或者，我们更多地应当把它看作是刘鸿生这一披着西式外衣而内法儒家的家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只是这种社会责任是有所指向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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