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既已渡海

    2005年4月26日—5月3日，连战先生率领一个包括三名副主席在内的庞大的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对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四个城市进行访问。他选择这次出行的时机真好，华夏的国土，自北向南，都沉浸在浓郁的春光里。在如此明媚的风景中旅行，实乃人生乐事。

    然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连战先生也不是醉赏风月的观光客。当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胡锦涛总书记的手紧紧握到一起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话；当他在西安，欣赏兵马俑并留下一帧世人共睹的照片时，我又想到“少小离家老大回”这句古诗。政治的鸿沟毕竟阻挡不了文化的依归，山河的阻隔更无法影响感情版图的完整。

    国共两党之间，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毋庸讳言，也留下不少精神的创伤。同样的文化胎记，同样的语言族群，让这两大政党都用纯正的中国方式演绎各自的爱恨情仇。最后，一条黛绿色的海峡，又让国共两党分峙，因此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条长期溃疡的伤口，至今尚未愈合。其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四代领导人的努力下，历尽艰难，终于走进了民族振兴的伟大史诗中。而台湾，也在蒋经国的手上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思想的开放，但是最终却因国民党丢掉了政权，而一任“台独”的幽灵折磨两岸国人的神经。

    至今，我还记得在去年连战先生竞选失败后，和宋楚瑜先生一起于深夜走上街头，向支持他们的民众发表演讲时的那份苍凉。不知为何，当时我想到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两句唐诗。从执政党转为在野党，不仅仅是一场噩梦，更预示着暴风骤雨的未来。

    输掉了选举，不可再输掉未来。连战先生终于鼓足勇气访问大陆。一俟走出狭窄的精神天地，这位国民党主席立刻就找到了“风飘飘而吹衣”的载欣载奔的感觉。

    我一向认为，激情不仅仅是诗人的专利，它同时也应该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因为激情可以产生想象力，更可以产生智慧。这一点，从连战先生在北大的演讲中，已可以得到证明。他希望两岸坚持人民的福祉，化干戈为犁锄。稍远的去国的悲痛，较近的分裂的忧患，都在他诗意的表达中，多次获得北大学子赞许的掌声。因此国人称连战先生的大陆之行为和平之旅。这样一次旅行，应是激情的产物。可以乐见这激情不是烟花，只是在人们的视线中留下短暂的璀璨。更进一步说，政治家不仅应该有激情，更要让这激情恒久地保持。连战先生虽然目下只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领袖，但是，我们可以期许，他的关于两岸的和平的馨祝，一定可以获得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与支持。

    据报道，连战先生在西安长安区的清凉寺旁祭奠埋葬于此的祖母，主事者请琴师用板胡拉响了凄清婉转的秦腔曲牌〔柳青娘〕。连战先生闻听此音不胜哀恸，特意用闽南话在墓前致辞祭奠并答谢前来陪祭的众多好友。秦腔与闽南话相去甚远，〔柳青娘〕的曲调，撩人情怀的也是古典的哀愁。然而，不管是南腔还是北调，是古典还是现代，都无一不是鲜活的中国特色。一湾海峡可以隔断乡愁，却隔不断波涛汹涌、地火奔突的文化的承传。

    当连战先生离开墓园并一步一回首时，我就在想，这是多么好的兆头啊！亲情既已渡海，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阻挡它的屏障呢？报载，宋楚瑜先生将继连战先生之后，率亲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他不但要去陕西黄帝陵祭奠中国人共同的祖先，还会回到故乡湖南拜望阔别五十六年的乡亲。游子归来，亲情如火。这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也不会熄灭。

    和谐是一种艺术

    中国历史中，虽出现过令人鼓舞与景仰的太平盛世，但为数不多。更多的日子，是被劫难与忧患填充。因此，古人在经历太多的风霜坎坷之后，不免惊悸地发出“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的呼号。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们，一旦身临安定的社会环境，往往都会经历人心思变、人心思定、人心思富、人心思适几个阶段。这“人心思适”的“适”，既含悠闲，也含适意。它不仅是一种平安的生活，也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我认为，这种生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

    “和谐”不是一个新词，但每个时代的和谐都有着不同的内容与品质。古人认为“士有所用，农有所耕，工有所务，商有所营”是社会和谐的标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都能够工作着并幸福着。如果我们的社会，一部分人“饱暖思淫欲”，而另一部分人却“饥寒起盗心”，一部分人利用权力聚敛财富，而另一部分人却孤苦无助啼饥号寒，则社会的和谐只是一句空话。

    从政治的层面讲，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构成它的三大要素应该是健康、安全、幸福。

    何为健康？就是影响和谐的诸如腐败、迷信、拜金主义等一切毒瘤必须切除。何为安全？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充分享受政治文明的阳光，都能真正地过着公民的生活而不被梦魇纠缠。何为幸福？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有人的快乐汇聚起来，便成了我们国家的勃勃生机与缤纷生活。

    因此，我们今天所期望的和谐，绝不是一部分人迎合另一部分人，更不是强势集团担任赈济的角色，向弱者送一杯羹。和谐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有悲天悯人的优雅情怀。

    在技术社会中，和谐是一个人文的概念；在人文社会中，和谐绝不是一个技术的概念。和谐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和谐更不是高不可攀的玄想，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和谐是什么？和谐是远归的游子到家时母亲给他端上的一杯热茶；是夫妻们常常体验的“小别胜新婚”的那种甜蜜；是二三友好，相约走在踏雪寻梅的路上；是进城的农民工，看不到任何歧视的目光。

    和则美，美则愉悦；谐则畅，畅则通达。一个美而愉悦的国家，一个畅快通达的时代，便是远古的哲人所描述的太平盛世。它惠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既是创造者，也是享受者。

    给幸福重新定义

    前不久看到一则报道，在世界性的抽样调查中，中国人的幸福感最强。这令我诧异，中国人真的很幸福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不少令我们不愉快的因素，如腐败横行、环境恶化、矿难不断、民工受到歧视等等。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拒绝“幸福”这个既令我们艳羡又令我们伤感的字眼。但是，为什么偏偏不是别的国家，而是中国的人民幸福感最强呢？

    对幸福的理解，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小时候，祖辈教我背一首类似于民谣的古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于此可知，人生最幸福的事情，都是在奋斗与机遇中实现的。比如说读书人的金榜题名，所谓金榜，就是科举考试最高一级考试殿试后，刊录及第文士的皇榜。登榜者皆为新科进士，前三名即是状元、榜眼、探花。古人用“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来形容金榜题名。能得到这种幸福的人，是读书人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如此说来，我们的航天员从平安降落的返回舱中走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的运动员站在奥运领奖台上聆听国歌的那一刻，我们的企业家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的那一刻，我们的“超女”受到粉丝们狂热追捧的那一刻，都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全世界的眼球、全中国的眼球，无论是充满了泪水的，还是燃烧着火焰的，无论是惊诧的，还是兴奋的；无论是疑惑的，还是忌妒的——且不必分析那些眼球中射出的光谱，单是所有的眼球在同一时刻聚焦于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上，这个人还能有什么理由说自己不幸福呢？

    从多少个王朝的背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从各种各样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中国，从来没有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一样，到处充满了机遇，到处充满了激情。在这个时代里，英雄不必气短，而儿女正在情长；在这个时代里，你见不到“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却可以体会“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浪漫；在这个时代里，虽然腐败横行，但更大面积的疮痍正在修复；虽然环境恶化，但民族的精神创伤正在医治；虽然不能避免为富不仁，但更多的弱者正在得到救助。这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创业者的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奋斗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财富》杂志举办年度幸福人物的评选活动，可谓择机而行，拜人心所赐，襄时代之盛。尽管很难对幸福做一个量化，但《财富》杂志的同人们仍然制定了诸如身价、财富增值度、受尊重度、家庭感情以及运气等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些指标虽然不能涵盖幸福的全部，但至少反映了当下这个时代的幸福的要素。

    曾有一位年过古稀的画家，非常感叹地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好看的女孩子不多，如今满街都是靓丽的女郎。”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美了，因此美女才多”。同样的道理，因为时代赋予了奋斗者更多的机会，所以成功人士就多。历朝历代，我们的民族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志士仁人，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在错误的年代，他们只能当烈士，给轰轰烈烈的生命打上一个悲怆的句号，因此毫无幸福可言；在正确的年代，他们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犹如鲜花回到了春天，骏马回到了草原，那些璀璨的光环，回到了成功者的头上。于是，这个时代便成了一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如此宏阔的充满人文生机的时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幸福进行到底呢？

    前面已讲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经历，对幸福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毋庸讳言，在一个创造价值的年代里，幸福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大大拓展。眼下，我认为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可以大胆地追求幸福，更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给幸福重新定义。

    共和国今夜无眠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在上海文广大厦的十九楼上，一位导演朋友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放下电话，惊道：“我的头好晕啊，觉得眼前的楼在摇晃。”这时，楼层里的人都站起来，说楼就是在晃啊，悬挂的电视机都在摇摆呢。大家意识到地震了。一分钟后，我远在武汉的家人打来电话，说所住的高楼突然摇晃起来，大家都吓得跑出来了。接着，深圳、西安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他们都感受到了地震的余波。我意识到，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这么多的地方都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感，这地震一定不小。十分钟后，我收到了一则短信：“二点二十八分，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后来修订为8.0级）地震。”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又接到另一条短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启程前往灾区。”

    短短两个小时之内，汶川就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在前往九寨沟旅游的途中，我曾在汶川县住过一个晚上。这个隐于岷山枕着岷江的小县城，离都江堰五十余公里，是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门户。境内崇山峻岭，羌汉杂居，全县只有十万左右人口。那一夜，在汶川县城的一家路边店里，我品尝着当地特产——又香又辣的荞麦面，听着岷江时缓时急的涛声，感到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悠然的小城让我感到惬意。第二天上路，我看到路边时而闪现的羌寨，那种用块石垒起的碉楼一样的房子，以及墙上挂着的红红的辣椒串，心里头更羡慕这里充满诗意的生活。

    我乍一听说地震发生在汶川，十几年前那一次短暂的旅程便迅速闪现在脑海中，并由此感叹，人类诗意的生活原来如此脆弱。

    但是，在这脆弱中，我们却感受到了更温情的、更强大的诗意。

    共和国今夜无眠。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那些战士、记者、医务人员、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都在为汶川祈祷，为所有的受灾地区和人民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我听到了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常委会部署紧急救灾工作的新闻；我看到了温家宝总理俯在废墟上视察营救学生时泪流满面的镜头；我看到解放军战士试图穿过黑夜寻找道路前往震中灾区做出的种种努力；我看到电视转播车在震区的大雨中匆促驰过；我看到那么多医疗队都在赶赴灾区的途中；我看到海外华人紧急募捐的场面；我更从网上读到天南海北数以万计的网友发给灾区的情真意切的寄语。

    短短几个小时，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原来一直在彼此关心、彼此相爱。不要问他们的民族，也不要问他们的身份，不管他们是远隔重洋还是近在咫尺，今夜，每一颗中国心，都在为灾区的同胞而跳动。有一句话表达了我们的感情：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此情之下，我不禁固执地想起汶川县城边上那一家简陋的小餐馆，那位满脸笑容给我端来一碗荞麦面的女店主。她还活着吗？她的小餐馆倒塌了没有？我打电话给成都的朋友，想打听汶川的消息，他的回答是汶川的交通、电力、通讯全都瘫痪，谁也不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于是整夜守在电视机前，但是，汶川依然在所有焦灼的目光中，没有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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