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
一家著名杂志评出目下世界上最为新奇的十大建筑，中国占了三个，且全都在北京。它们是：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国家大剧院和国家体育场。人们习惯称国家大剧院为“鸟蛋”，而国家体育场则被称为“鸟巢”，以形喻名，都很允当。
美国哲学家、文学家桑塔耶纳在评价英国的建筑时，开篇第一句话便是“鸟巢是最早的建筑物”。他接着说：“我琢磨着早在人类直立行走，不再靠尾巴在林间飞来荡去之前，鸟雀便开始筑巢了。”从地球上最古老的建筑到人类文明中最为新奇的建筑，从仅能容下两只小鸟的树枝间的一只小草窝到能容纳近十万观众的巨型建筑，这两者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简而言之，前者是“本能”产生的作品，而后者则是“智能”的完美体现。没有精湛的科学技术，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鸟巢这样的建筑不可能出现在北京。
2008年8月5日晚上，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三天，我第一次走进了鸟巢。它的外观给人以视觉的震撼，但其内部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体育馆。高低不齐参差不一的钢制的梁、檩与椽，在一起旋转、扭动，仿佛一场酣畅淋漓的钢铁的舞蹈。真个是有形中的无形、无序中的有序。强烈的形式感让人产生进入它内部的渴望。
说它的内部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体育馆，这并非贬义。由于体育比赛的各项要求，体育馆首先保证的是它的功能。但是，拥有八万个永久座席的体育馆，毕竟对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之高。在它巨大的空间里面，高科技无处不在。单说地面，它就不止一层。可以说，它由若干层地面组成。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个直径十八米的地球从地下冉冉升起。升到地面的时候，坐在十五排的我，依然可以俯视它。这样一种空间处理，足以保证场内的每一名观众都能看清运动员在场内的竞技。运动场内的地面也非常阔大，开幕式第一节，当两千零八名鼓手推着方形大鼓进入场内站定时，却只能站满跑道内的中间那一部分。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鸟巢”都是世界级的建筑杰作。如果没有奥运，我想，这样的建筑作品不会出现在北京。中国给予世人的印象，一向是保守的、封闭的，甚至是呆板而没有笑容的。但“鸟巢”的出现，却让世界大吃一惊。如果它出现在纽约和巴黎，人们觉得很平常，出现在北京，他们就觉得匪夷所思。这是因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醉心于传统的中国人，都认为北京的建筑代表应该是重檐叠拱的紫禁城，是灰墙黑瓦的四合院。而“鸟巢”与“鸟蛋”等，都过于怪异，无怪乎有西方人惊叹：“中国成了前卫建筑设计师的试验场。”本文开头所说的北京的三个新奇建筑，的确看不出它们在什么地方体现了中国元素。
这让我想到闻名世界的那座埃菲尔铁塔，当它于1889年出现在巴黎城中，几乎所有法国的绅士都不接受它，认为它玷污了法兰西文化。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巴黎的形象标志。可以预见，“鸟巢”与另外两个新奇建筑，若干年后，必将与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建筑一样，成为北京不可或缺的地理标志。
领袖的力量
武汉《上层》杂志社的同人们，依据他们的评判标准，极其谨慎地评选出武汉地区的四十位领袖人物。他们分别来自行政、地产、金融、汽车、商贸、艺术、教育等行业，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都是金字塔顶上的人物。
“领袖”这两个字，历来让我充满敬畏。在传统的观念中，我们所说的领袖人物，通常是指那些掌控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们。“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多少赞美的诗句，像春天的雨水一样洒向他们；多少璀璨的光环，像夏日的虹霓一样围绕着他们。毋庸讳言，领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国家的品质。杰出的领袖是人民心中的偶像。在历史的星空中，领袖像永放光芒的星斗，指引着人类生活的方向。
但是现在，关于领袖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领袖”这个词走下了神坛，它不再只是隶属于政治的专用名词，而是拓展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领域。它有了许多前缀，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诸如宗教领袖、商界领袖、文坛领袖等等。
《上层》的这次评选，由于不是海选，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评审规则，加上不可避免的主观意识和缺乏更为广泛的社会资讯，可能会有遗珠之憾。但是，从入选的名单来看，这些人绝对是武汉地区的各界精英，称他们为地区的行业领袖，并无拔高之嫌。
谚语说：鸡飞得再高，也不能与鹰相比。这句话道出了在物竞天择的世界中，不同种类的差别。在我来看，领袖与常人的差别是，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异常的禀赋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换句话讲，他们不但对周围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更有把握方向回避风险的果断的决策力。当然，仅有这两点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具有完成事业的执行力，并有对社会生活及周围人事的影响力。洞察力、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这四种力，不但是构成领袖人才的主要素质，更是他们能够引导公众生活的魅力所在。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完全赞同这句话：领袖就是力量。
领袖的力量在于：他们不但有着令人信服的感召力，更有着令人尊敬的公信力。古人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在崇奉道德至上的儒家中国，原有着无远弗届的文化基础。中国人是把个人的操守看得比事业更为重要的。不择手段地攫取商业利益，不分是非地谋取个人名位，这种人，或可成功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显赫于一世。因此，公信力乃是领袖的命根子。一个人可以不当领袖，但绝不可以丧失做人的尊严；反之，一个人把尊严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并在此道德的基座上构建自己的理想大厦，那么，领袖的光环迟早会罩在他的头上。
当我们的文化走向多元，当市场这个穷极变幻的魔术师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欣赏。欣赏什么呢？像欣赏阿炳的《二泉映月》、欣赏断臂的维纳斯那样，来欣赏我们这片土地上涌现出来的各个行业的领袖们。因为有了他们，我们这片土地才有了诗意，我们的生活才产生了激情。
记《甲申文化宣言》
2004年9月3日至5日，由语言学家许嘉璐、国学大师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文学家王蒙联名发起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七十余位海内外华人学者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中既有科学家，也有教育家、企业家、文学家及艺术家，都是一时俊彦。论坛成员中的作家一共有六人，他们是王蒙、陈映真（台湾）、白先勇（台湾）、冯骥才、阿来和我。
在两天的大会报告中，共有三十一位学者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切合论坛的主题“全球化与中华文化”，或高屋建瓴，或阐发幽微，都发表了精彩的见解。论坛的组织者中华文化促进会，准备将这些演讲汇辑成册出版，相信会得到热衷于研究中华文化的读者的喜爱。
在会上，我亦被安排发表了演讲，题目是《传媒时代的文学》，因大会给予每一位演讲者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若超过时间，执事者便会摇铃提醒。这么短的时间想谈透一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好在大会事先已印发了演讲稿，可以会下阅读与交流。在会上，登坛者都只是宣读其论文的主旨。
我之所以要在论坛上谈传媒时代的文学问题，乃是因为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的现状引起了我的思考。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不讲，不管东方与西方，以网络与电视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手段，正在向传统的以纸质为主的传播手段提出巨大挑战。在中国，广大的青少年已无法离开网络，而更为广大的农村与城市，电视更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部小说发行十万册，已是令文学界颇为兴奋的畅销书，但一部电视剧的播出，用千万人次计，还不能算是轰动。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亦是传媒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困境。我在论坛上提出这一问题，是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所有的论坛成员中，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许多演讲者，如许嘉璐、杨振宁、王蒙、杜维明、张信刚等等，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大问题，其睿智、其思考，既充满激情，又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论坛的重头戏，乃是与会者共同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借这一纸文字，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宣言草稿出来后，与会者字斟句酌，最后达成共识，每一位论坛成员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份《甲申文化宣言》中，我们首先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并希望经过全球化的洗礼之后，各种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加坚定的认同。我们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我们尤其强调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并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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