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首京华著汗青，群贤欲塑汉唐魂。
挂帆破浪济沧海，举火焚膏照国门。
强国首先强智慧，养生须得养心灵。
诗人不敢忘忧患，何况今年是甲申。
使命与福气
数日前，接到省电视台专题部袁女士电话，告知我入选湖北改革三十年三十位代表人物，要为我做一个专题片。当时我颇感诧异，问她我能代表什么。她说我是文学艺术界的唯一代表。目前，好多地方都在搞三十年三十人的评选活动，作为宣传，这不足为奇，但遴选人物是否妥当，又另当别论。就像我，是否可作为湖北改革开放文艺界的代表人物，的确有待商榷。但是，作为改革时代的文学的见证人，我倒是感慨良多。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老家的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辅导工作。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是苦闷多于欢乐、压抑大于宣泄。读过全会公报，我朦朦胧胧感到国家政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时，我毕竟只是一个阅世甚浅、眼光局促的文学青年，不知道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何处。
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带来了一场风雷激荡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界闻风而动，以“伤痕文学”为代表，写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及极左思潮、为改革鼓与呼的好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的全国获奖作品，无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诗歌，都曾在老百姓中广为传诵。这些作品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既是鲜活的真实，又是冷凝的思考。很多人认为，改革的初期是文艺的春天。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兴奋点不再是批判而是建设，不再是精神而是物质。此情之下，文学艺术开始受到冷落。由于市场化的推进与阅读群的丧失，文学的阵痛开始了，艺术也极大地分化。一些为改革鼓与呼的作家、艺术家，慢慢地被社会边缘化。
21世纪开始，随着民族复兴口号的提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经历了阵痛并日见萎缩的文艺再次活跃起来，文学艺术不但找回了尊严，同时也找到了融入时代的感觉。可与“伤痕文学”媲美的“新时代文学”日见灿烂，一大批文艺新人脱颖而出，文艺的星空值得人们重新仰望了。
经历了改革的三十年，我真的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这三十年中，我出了二十几本书，但我认为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有两个：一是我1979年写作、1980年获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那是一篇为改革鼓与呼的作品；二是我于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这是一部为改革思考的作品。从鼓与呼到思考，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发展的历程，亦可看出一名作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
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一场新思想运动最终导致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一股改革开放的浪潮催生了一个灿烂无比的新时代。这两个三十年，都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一名作家，能够参与新时代的建设并重塑中国的形象，这不仅是使命，而且是福气。
美丽的天命之年
前天中秋节，我收到了一则朋友发来的祝福短信，其文如下：“你生命中的秋天，是枫叶一般的色彩，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时值霜天季节，却格外显得神采奕奕。愿你过的每一天，都像十五的月亮一样成功圆满。”读罢这则短信，我笑了起来。2003年，当我年满五十的时候，我就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秋天。
童年时，五十岁的生命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遥远的概念。那一份陌生，那一份神秘，仿佛从来都不会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今天，当我生命的航船，已经驶过了五十岁的港口，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许许多多的坎坷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到，五十岁的生命，该是一个多么饱满的概念。
今天，当我这个五十岁人在这里祝贺另一个五十岁人的华诞，我感到我们不仅都处在盛年，而且，我们的心态都如此年轻，我们的血管中都还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这是把哲学的年轮刻进我们的生命。当我的五十岁到来的时候，我曾认真思索过什么是我的“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代代相承着一个宝贵的传统，即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民族，始终保持着忧患之心。我生而有幸，在我的五十岁时，欣逢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是盛唐气象的再生，这是千载不遇的良辰。在我之前，多少个世纪的文人骚客，虽然有生花的妙笔，但是供他们描写的只有风霜，只有战火，只有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苦难。而我们却不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只要我们愿意去写，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大地上，每天都在创造着波澜壮阔的史诗，每天都在诞生着浴火重生的神话。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我的理解是：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可以生活优雅，但绝不可精神懒惰；可以有闲情逸致，但绝不可丧失为民族思考的责任；可以愤世嫉俗，但绝不可怨天尤人，把个人的痛苦凌驾于时代之上。基于此，一个作家应该用自己的写作来参与社会的变革，来推动民族的复兴，永远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以上是我对“天命”的思索。它是朴素的，而不是玄妙的；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格言。
祝福你，我的同龄朋友。
祝福你，跨入“天命之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
写好书，出好书，出很多很多的好书，应该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天命”。
盛世的呼唤
2007年9月5日，接获有关方面通知，让我进京参加两天后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颁奖晚会。这是拙著《张居正》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颁奖当日，又接《文艺报》熊元义兄电话，希望我写几百字的获奖感言。说实话，这感言不大好写，因为在获颁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即兴发表了一个简单的答谢词：“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写《张居正》，我告诉他，我愿意选取历史上那些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民族的史诗。过去是这样，将来仍会一如既往地坚持。”
当时就有人笑言：“你这是全世界最短的答谢词了。”我个人认为，它虽短，但却是我当时最想说的话。这次应《文艺报》之邀，再发表一次感想，因不是当场发言，故说得稍长一点：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着与之相配的伟大的文化。而文化的伟大在于它的竞争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凝聚力指向的是族群，而亲和力则是对心灵的吸引。今天，我们谈到经济繁荣，须知创造经济繁荣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难的是保持经济繁荣，它首先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的支撑。政治与经济的竞争力，说到底，是来自一个民族的文化竞争力。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参与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建设与发展。有的时候，它是精神的坐标，譬如魏晋；有的时候，它是民族的风范，譬如唐朝。我坚信，文学不但在过去，即便在现在，甚或在将来，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维生素，是不可缺少的生命的营养。
作为一名作家，所有的忧患与焦虑、兴奋与冲动，都只能落到一个实处，即创造出更多的既丰富又品质优良的维生素，奉献给我们的时代和人民。
既然是感言，当然就应该说自己最为真切的感受和最想表达的思想。近年来，“文化复兴”这个口号一直在激励国人。作为一名作家，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任务。这并不是放大自己，而是明确自己的方向，增强自己的忧患。
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已成为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标志。那么，我们当今的文化标志是什么呢？我想，以文学而言，应该是产生一批卓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没有李白、杜甫，盛唐岂不是一句空话？没有苏东坡与王安石，北宋早期的雄健亦找不到归宿。考诸历史，所有的大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思想的时代会产生震烁千古的思想家，一个文学的时代会产生垂范后世的大文学家，而一个娱乐的时代，会相应地产生一批歌星与影星。时代在选择自己的文化方向，作为一名作家，既要顺应时代，也要有开风气之先的勇气，站稳脚跟，保持清醒，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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