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驴友-炎帝的力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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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的历史转折期,武汉的性格便明显占有优势。但是,若要做建设时期的慢工细活,武汉人便显得有些急躁。使惯了板斧,叫他改用绣花针,便产生了有力使不上的无奈。明朝最大的政治家张居正有言:“做好天下事,唯在耐烦二字。”毛泽东主席也说过:“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两位都是楚文化养育出来的伟大人物。以上说到的三个特点,他们身上都有。这是他们摧枯拉朽重造乾坤的性格优势。但是,他们在政治的实践中,也发现仅有这三个优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耐烦与认真。在新时期的深入改革与扩大开放中,湖北与武汉如果保持自己的优良性格,再加上耐烦与认真,就可以期待跨越式的发展,迎头赶上发达地区,创造光辉的未来。

    野山野水

    大凡旅游,一是看山水,二是看古迹。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给人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当然是最大的,作为一个被都市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现代人,他之乐于当一个旅游者,原是为了求得一些摒弃俗累的欢愉。若是让他站在圆明园这样的历史遗迹面前,当一个忧从中来的凭吊者,岂不有违心境?一般的人,既非忧患意识强烈的国士,当然也就不肯花钱来买一个怆然涕下的时刻。就像我,钟情于山巅水涯,对长江三峡、漓江山水、张家界与九寨沟等纯粹的自然风光十分偏爱,可以说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逆反心理。住城市中,红尘滚滚,每日心结万端,常嗟叹失路之心不能自明,那一份疲倦,自是不能轻易排遣得掉的。若是能在秀山丽水中,盘桓几日,于千万叠白云翠霭中度过一段若梦浮生,乃是极快乐的事。

    因此,我之旅游,最乐意的就是游山玩水。名山胜水,的确叫人流连忘返。这是因为名山之所以成为名山者,实在有它高标卓拔的理由。有的山势奇特,有的幽壑清丽,有的松老石峭,有的烟霞千顷。各样都占的,像泰山、黄山、庐山等,则是名山中的名山了。诗人与画家,都是超一流的游山客。“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一辈子目极山林之色,耳极泉瀑之声,把人世风霜变成如花岁月,其乐难言;还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枕石而眠,漱泉而餐,一双抗俗的草鞋,踩过了多少山间水畔的绿烟红雾。真是令我辈羡慕不已的快活人。

    按理说,在通讯、交通甚为发达的现代,当一个李白、石涛那样的快活人应该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现代旅游已成为一项获利颇丰的经济产业,所有的名山大川,莫不人满为患。置身其中,很难获得古人登山临水所产生的那份闲情雅趣。因此在物质文明甚为发达的当今之世,要想获得纯粹的自然,恐怕只能去那些野山野水了。

    当你来到一座藏匿在深山中的小镇,夜晚,在简陋的客舍里,就着一盏孤灯,听潇潇夜雨,或者对着蛛丝一样游动的月光,听不知从何处传来的牛的反刍声,你会感到自然是如此亲切。黎明到来,薄薄的山岚被风撕成条条缕缕,水蛇一样在葱茏的峡谷中游弋,山坡上的各色野花都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摆摆,你又会觉得,自然的盎然生机,存在于每一个我们熟悉的物种中。

    我总觉得,最能体现东方生命情调的,便是这些远离现代文明的野山野水。

    古代的诗人、画家,在他们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中,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清纯的中国山水。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对于风景,儒家的感受力最差,甚至可以说是迟钝的。而禅家、道家笔下的自然风景,无不清纯可爱,但又各具特色。

    在中国,一个优秀诗人的素养,往往由儒释道三家的学问构成。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遇中,他们以不同的心态来看待自然。闲适、恬淡,是禅家风景的特点;寂寞、虚无,是道家风景的内涵;凝重、隐喻,是儒家风景的实质。

    禅与道对自然的态度有相通之处,都讲究“以心接物”。一花一草,一峰一石,都不依傍人类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因此,无所谓欢乐,也无所谓悲哀。纯粹的自然,人置身其中,不是高傲的统治者,而是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儒家风景却迥然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强烈的人格化的自然。尽管渗透于风景中的人格是高尚和优美的,但那并不是自然本身的实相,而是人类情绪的造就。

    自然是一个,由于儒释道三种美学意识而产生了三种风景。就我个人而言,对禅与道尤其是禅的风景意识更为欣赏。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被生活的激流污染很深的心会变得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会变得柔和。而且你会突然感到,平日你所欣赏的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这会儿变得黯淡无光。同自然相比,人类任何伟大的业绩,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

    那么,这种能让人顷刻开悟的风景到哪里去找寻呢?当下,它们只存在于那些远离都市的野山野水之中了。

    无量山水

    明代后期的绍兴人王思任,是个奇才。清人攻入城中,他发誓不入城取食,遂饿死山中。这么一位气节之士,一生耽爱山水,在其《游唤》序中写道:

    夫天地之精华,未生贤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韵,不知费几炉冶,而但为野仙山鬼蛟龙虎豹之所啸据,或不平而争之,非樵牧则缁黄耳。而所谓贤者,方如儿女子守闺阈,不敢空阔一步。是蜂蚁也,尚不若鱼鸟,不几于负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

    这通议论发得怪,却很好。先有名山大川而后有贤者,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名山大川到了今天,虽然并不为仙鬼虎豹所啸据,而相继被开辟成旅游风景区,但以仰慕之心情而亲近山水者,却又是少数了。

    中国历代文人,比较注重生活的质量及品位。出名的才子学者,没有哪个不喜爱山水。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苏东坡的前后两篇《赤壁赋》,都是游江的余绪。朱熹在庐山主持白鹿洞书院,晚年听说有人发现了三叠泉,因腿脚不便不能亲临,便请人把三叠泉画成立轴,挂在书房欣赏。比之古人,今人亲近山水的态度,到底差得多了。

    今人不是不喜欢旅游,而是旅游的方式和目的,都不及古人的高妙。试想一下,乘一只小木船过三峡,和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游三峡,能获得同样的感受吗?

    还是这位王思任先生,对于旅游的方式,也是格外讲究。他在另一篇文章《纪游说》中写道:

    予尝谓官游不韵,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穷游不泽,老游不前,稚游不解,哄游不思,孤游不语,托游不荣,便游不敬,忙游不慊,套游不情,挂游不乐,势游不甘,买游不远,赊游不偿,燥游不别,趁游不我,帮游不目,苦游不继,肤游不赏,限游不逍,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谓游,则酌衷于数者之间,避所忌而趋所吉……

    他的讲究简直苛刻到了迂腐的地步。如他所举,这二十三种旅游皆不可取的话,那么今人的旅游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当然,他首先反对的“官游”,倒的确是大败人意的事。

    我总以为,游名山大川是一件难得的韵事,但官场上的事,却是大俗。如果游山玩水仍不忘官场,前呼后拥,车毂相接,游山的乐趣就早已去掉了大半。

    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讲融合。“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是一种融合,物我相悦;“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是另一种融合,物我相吸;“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更高的融合,物我相忘。现代人过于强调物质,导致了庸俗的享乐主义,这种倾向对我们的生活起了毒化作用。“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这是我小时候读的第一首诗,浅显易懂,算是我人生的第一堂旅游课。我几乎从童年起就热爱山水,但懂得山水的意义则是中年以后的事。我认为山水自然中蕴含的美感,有益于我们的宗教生活和感情生活。在芜杂的人世间,宗教与感情是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精神因素。耽于山水会使一个人厌烦尘世的生活,而去寻找那种幽玄的境界。但是,暂时抛开手头的事务,到自然中旅游几天,让心松弛下来,得以疗养,相信是恢复生命激情的最好的方法。

    生命有限而山水无量。风也罢,花也罢,雪也罢,月也罢,这些抗俗的雅事,在混凝土的森林中是找不到的。为了不让我们的灵性被物欲吞没,还是应该到山水中走一走。用王思任的话说,这叫“避所忌而趋所吉”。

    北纬28°的传奇

    几年前,就有人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的北纬30°穿行的地方,即从上海到西藏的三一八国道所经之地,要么是鱼米之乡,要么是奇山异水,要么是珍禽异兽,要么是贤达高人。这一点,与处在同一纬度的非洲美洲截然不同。我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做过比较,但中国的北纬30°区域,我去过不少,倒是可以印证此一区域的确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毓秀之地。

    近几年,又有一个观点: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北纬28°线上,存在着一个白酒谷。与法国的波尔多,美国的纳帕溪谷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历史悠久,产品更丰富。这条分属贵州、四川两省的狭长的山谷中,在赤水河、沱江乃至长江流经的高山与丘陵之间,出产了贵州的茅台、习酒和四川的郎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等五大名酒,可称作白酒中的五朵金花。按香型划分,茅台、习酒、郎酒属于酱香,五粮液、泸州老窖属于浓香。

    这条白酒谷自贵州的大娄山脉延伸到四川盆地的南端。几年来,对这条酒谷我做过多次游览与考察。先后到过贵州的茅台镇、习酒镇,四川的二郎滩、泸州和宜宾。这里的气候与地理的确奇特。同一座山峰上,亚热带与寒温带的植物可以同时生长,南方的荔枝与北方的水蜜桃可以成为它的水果之王;喀斯特地貌与褐红色的土壤连绵交织,让它的六月摇曳着莲花的月白与高粱的猩红;充沛的雨水与闷热的天气,让它潮湿而又葱茏。

    从无数次的旅行经历中,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充满诗意的自然,显然是鬼斧神工的佳构,却不一定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但这条白酒谷却人烟稠密,我想,这也是它成为白酒谷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农耕文明的时代,某种商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原产地,最初必然也是这种商品或奢侈品的消费地。如丝绸、瓷器、紫砂、茶叶、白酒等等,它们既是大众不可或缺的消费品,也是贵族以及富人乐意享受或者收藏的奢侈品。白酒谷中的五朵金花,便是这样的国粹。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五朵金花中的茅台,享有最高的美誉度。前几年,我写过一篇《茅台镇夜饮》的文章,记述我品饮茅台的惬意感受。尔后又写了《飞觞赤水河》,记录我品饮青花郎的愉悦。不过若从造酒的历史与绵远的传承来看,泸州老窖无疑是可以拔得头筹的。

    大家都知道北宋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用他的彩笔尽情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当时北宋的财富极度膨胀,带来了生活的极度奢华。从《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汴梁的城市化程度处于世界的最前列,仅城市居民的职业就有九百多种。在同一时期,一位进士出身的诗人唐庚为泸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百斤黄鲈脍玉,万户赤酒流霞。余甘渡头客艇,荔枝林下人家。”

    鲈鱼片切得像白玉一样温润,可见当时的川菜已经上升为艺术了。而荔枝与渡头的客艇,让人想见了一个江边商埠物产的富庶与客流的庞杂。最重要的是“万户赤酒流霞”,据我理解,这万户的赤酒,指的不是彻夜欢饮的酒楼,而是酿造美酒的作坊。也就是说,在11世纪的末叶,泸州就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酒城了。

    泸州关于酒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泸州古称江阳。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就是江阳人。尹吉甫不但是西周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大诗人。曾被孔子删定的《诗经》,最早由他编纂而成。他有一首《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据学者研究,诗中的清酒,当为当时巴国所产。江阳古属巴国,如果以尹吉甫记载的清酒为起点,泸州酿酒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茅台酒最早的记载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两相比较,泸州酒的历史早了六百余年。

    诚然,当时的酒,与今天的茅台与泸州老窖相去甚远。只是从这些零星的资料推断,远在中国的上古时代,白酒谷就成了酿酒的吉壤,而绵延两千余年从未间断的,便是泸州的酒业史了。

    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不是速成的。一个享誉人间的著名品牌,成就它的第一关键是时间。时间可以打败所有的对手,但时间不会打败自己。泸州作为酒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但泸州这一品牌的历史,虽然远远短于酒乡的历史,却也走过了近七百年的漫漫长途。元朝泰定元年(1324),一个名叫郭怀玉的酿酒师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发明了酿酒新曲药,这是泸州大曲酒的开山鼻祖。一百〇一年之后,即明朝洪熙元年(1425),另一位泸州酒业的作坊主施敬章发明了“窖藏酿制法”,这是泸州老窖确立品牌最为关键的一步。自此又过了一个半世纪,1573年即万历元年,第一个专营老窖酒的商号“舒聚源”产生了,此是泸州老窖批量生产乃至远销天下的开始。舒聚源的窖池群,代代相传。到今天,它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这窖池群并没有放在博物馆中仅仅当作国宝珍藏,它们还非常健康而饱满地活着,从这些窖池中酿出的美酒,即“国窖1573”,这是泸州老窖的极品。作为中国浓香酒当之无愧的代表,它有着出身高贵的王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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