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客观地讲，前二十余年，武汉人都处在阵痛之中。眼馋发达地区“遍地英雄下夕烟”，回看自家“山重水复疑无路”，心中的失落感与焦躁情绪，自是与日俱增。
毕竟是兵战之地，毕竟是商会之都，痛定思痛之后，武汉人知道“牢骚太盛防断肠”，于是“风卷红旗过大关”，制定崭新策略，重振昔日雄风。在千禧年之后，用楚人承传下来的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重新开始了铸造辉煌的长征。
如果说一百二十多年前，张之洞督鄂，为我们武汉人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汉口开埠”这一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那么，第二次的“汉口开埠”便是最近十几年来武汉人正在群策群力赶做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开埠，史有定论；而第二次开埠方兴未艾，其意义，其效绩，现在评论还为时太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给“晃晃”一词赋予新的意义，便是在此一时期。
在武汉人醉心于改革，着力于建设的大潮中，确有许多新的精英诞生，新的气象散发魅力，但亦有一些人在除旧迎新的过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热衷于追赶潮流，却又没有耐心把一件事做好。于是，武汉人便为此种人创造了一个新称呼——晃晃。
细加分析，晃晃一族是武汉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人类”，迫于欲望，难抑浮躁，于是便有了晃来晃去一事无成的尴尬。应该说，“晃晃”一词诞生之初是贬义的，后来，竟从中生出了一些褒义，这便是武汉人调侃的本事了。记得数年前，一位汉口的小老板谈及自己在生意上的失利，向我痛苦地表述：“我运气总是不好，赶羊猪俏，赶猪羊俏，猪羊都赶，结果猪羊都不俏。”不难看出，这位小老板的做法，便是生意场上的晃晃的做法。
从“快打酒，慢打油”说起
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开杂货铺的小商人，他传下的经商格言是“快打酒，慢打油”。旧时卖酒与油，用的是竹舀。酒若快舀，必起泡沫，油若慢舀，沾在竹舀上的油必尽数滴下。这一快一慢，表明了小商人的精明。另一位朋友从父亲那里承继的家训是：“你就是打不赢人家，也得咬人一口。”何等的不屈！两位朋友都是地道的湖北人，透过他们的家训，或可窥见湖北民风之一斑。
古书记载“楚人尚武”，自明以降，更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流传了几百年的口头禅。这并不是什么褒评，而是一种讥讽。楚人尚武，可是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唯一的大国——楚国，竟被秦国一举吞灭。世人说到湖北佬，便觉得难缠，便不敢与之交朋友，做生意。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古训就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精明是好事，但精明到针尖削铁的地步，便让人害怕。上善若水，大智若愚，这是精明的前提，或者是精明的至上境界。如果一味地“快打酒，慢打油”，这等精明中就含了不少欺诈的成分，到头来生意冷清，岂不是自欺？
尚武是好事，但凡事“老子天下第一”，这种自大的心态，必导致世人对其敬而远之。笔者曾遇到过两件同样的小事，或可书之为证。一次，在武汉某处公厕方便，碰到几个十六七岁的“糙子伢”亦来如厕。我不满他们的喧哗，便扫了他们几眼，立刻有一英勇少年站拢一步质问：“你要么样唦？”说话时，已摆出了要打架的样子。另有一次，我在苏州，在同样的地方遇到同样的少年，他们说笑之际，我看了一眼过去，他们立刻缄默不语。两相比较，我心恻然。乱世出英雄，可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世，总是倔强地坚持“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心态，谁还敢同你打交道？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吉祥的“和”字，和为贵，和气生财。这话说得真好，一个人、一个地区如果缺乏和气，就缺乏创造与积累财富的必要条件。
去年，在长沙岳麓书院，笔者与《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先生聊天。谈及两湖的文化区别，我引用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先贤说的“楚人尚武，湘人好讼”来回答。唐先生说：“讼与武，一为文斗，一为武斗。湖南岳麓书院，这座千年书院，是镇省之宝，有了它，湖南一省重文敬文。湖北不一样，那是一个打码头的地方，强者为尊，霸者为王，所以，湖北人好斗，乃地理条件形成。”唐先生一席话，竟不好辩驳。
岳麓书院的确可称湖南的镇省之宝。就此推之，各省名胜古迹的多寡，可作为衡量该省民风的一个标准。四川之文殊院、昭觉寺、青城与峨眉，浙江之灵隐寺、天童寺、天台与雁荡，我不止一次游览过。这些千年古刹、万古名山，都保存得极好。回头再看湖北，隋之玉泉寺安在哉？唐之五祖寺安在哉？若这些太远，百年前的抱冰堂、两湖书院、胡文忠公祠堂也都湮没。再说近一点，地处汉口闹市的中苏友好宫为何灰飞烟灭？尚武不要紧，可怕的是尚武的过程是毁灭。财富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在我们手上，毁掉前人创造的财富，后人又重蹈覆辙，毁掉我们留下的财富，则阖省永没有多余的财富。当然，也没有宝贵的人文资源留下。
近些年，地域文化的研究逐渐为人注目。虽还不成气候，但当政者与执事者，毕竟已认识到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一省文化的孰优孰劣，关系到该省在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中，能否永远保有激情与活力。文化是软环境，文化亦是精神的生态。我常常用冷水煮青蛙的故事，来形容一种不良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是一锅热水，放一只活青蛙进去，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这只青蛙必定一跃而起，躲过被煮之厄。但若是一锅冷水，把活青蛙放进去，它一定不会跳出来，而是怡然自得嬉游其中。这时慢慢生火，水慢慢变热，青蛙浑然不觉，最终被煮死其中。此等悲剧，哀莫大焉。
李白是出生于中亚碎叶城的四川人，因当了湖北的女婿，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这期间，狂诞的荆楚文化精神使他愈益睥睨一世，傲视千古。他在安陆写下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诗句。李白之狂，世人皆知。但李白却自称是楚狂人，可见他认为，唯有楚狂人才狂得到位，狂得过瘾。历史上第一个嘲笑孔子的人便是楚人，李白对此推崇备至。我认为，嘲笑孔子之类的圣人、贤人，并不是不可以，重要的是，嘲笑了别人之后，你自己能否有所建树呢？
我不知道，李白写此诗时，是否已成了冷水里的青蛙。他若不是，那么我们呢？李白是诗仙，当有自命不凡的本钱。倘若我们每位楚人，都有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人心态，这世界岂不乱套了？
武汉的性格
一
不知不觉，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中，海内外研究这场革命的著作与文章琳琅满目，也出了不少荦荦大家、知名学者。毋庸讳言，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已经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显著标志。推翻数千年帝制以及清朝专制统治的第一枪，是在武昌城中打响的。虽然一百个春夏秋冬，让武汉三镇经历了沧桑变化。但是，城中的各处遗址如起义门、楚望台、武昌军政府、拜将台、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等等，仍能勾起我们对当年那场革命的景仰之情与深刻回忆。
近年来，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为什么辛亥革命首义的第一枪，会在武汉打响？其实，历史学家们早已就这个问题从当时的形势、条件、偶发因素等各种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我们的读者仍然觉得这些论据与观点尚不足以表达当日武昌首义的快意恩仇。以彼时之形势，北之京师，啸聚了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南之广州，隐伏了多少磨剑提戈之客；更兼西之成都，保路风潮如火如荼，东之上海，海归壮士丛集如林。环顾东西南北，义士如潮，铁血如波，哪一城都有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条件。为何独有白云黄鹤之地，于寻常巷陌之中，一掷万千霹雳，炸碎了大清王朝的铁桶江山？
这一问，使得饱学之士不得不凭案而思。
我客居武汉近四十年。从踏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这座中国中部的第一大都市，一直在吸引我，困惑我，感动我，隔膜我。它有时大气，有时小气；有时睥睨万方横空出世，有时目光短浅俗不可耐……
武汉有多种定义，但没有哪一种定义能概括它。我想，探讨辛亥首义为何在这里爆发，或可从城市的性格进行剖析。
二
城市如同人一样，性格千差万别。如北京的王霸之气，上海的仪态万方，苏州杭州的风流蕴藉，广州深圳的兼收并蓄，成都的轻松幽默，西安的拥抱传统……过去，单从城市的建筑与街巷间的风俗，即可看出城市的性格。近三十年来，随着建筑风格的趋同，单从表象已分不清城市的面孔。但是，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却不会随着表象而改变。
要想了解武汉的城市性格，首先得熟悉湖北人的性格。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学者分析楚文化的特点，一是尚武好斗，二是敢为天下先，三是求新求变。
现将这三点试说如下：
我因为研究历史，每到一处，喜欢到当地的博物馆参观。看得多了，进行了文物的归纳统计，便发现了特点。远的不说，单说长江流域，江浙一带的博物馆，多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艺术价值极高的书画，而长江上游的巴蜀，博物馆中多玉制的礼器、青铜的摇钱树和佛教的石刻。湖北的博物馆中，有远古王室使用的铸造精良的青铜器皿，当然，更多的是兵器。在湖北的博物馆中，不但可以看到远古中国的兵器大全，即便是近现代，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也有汉阳造的步枪与中山舰。
文物是无言的历史，湖北古往今来多兵器，正好反映了这一地区民众的尚武与好斗。这一传统在湖北一直延续。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湖北人都冲在前面。推翻秦朝的陈胜与吴广、刘邦与项羽，都是楚文化区的子民，故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义军纷纷揭竿，七路农民起义军有四路在湖北，他们是绿林兵、新市兵、下江兵与舂陵兵。最终，湖北枣阳人刘秀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还有元末农民起义，湖北罗田人徐寿辉首举义旗，数年征战之后，剩下两支最大的起义军争天下，一是安徽凤阳人朱元璋，一是湖北仙桃人陈友谅。所有这些例子，都是湖北人尚武好斗的明证。
再说敢为天下先。春秋之际，楚国作为诸侯国，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独立而不肯接受周王室统治的；客居襄阳的诸葛亮，首先提出联孙抗曹，从而造成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局面；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面对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勇敢提出改革的大计，肃贪治庸、振衰起隳，从而缔造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
有了以上这些先贤救世之创举，便不难理解为何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会在武昌城中打响。兹后，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宁汉分裂之后，促使共产党完成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重大转折的“八七会议”，又在武汉召开。几年后，共产党北上抗日，实施战略转移，四支红军长征，只有一支即中央红军自江西瑞金出发，余下三支即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全部从湖北出发。
第三是求新求变。大凡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人，凭借的力量应是尚武好斗的民众，其血管中流淌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其精神追求便是求新求变。从以上信手拈来的事例中，都可以看到这三者内在的联系。尚武好斗并不是为武而武，为斗而斗。公元221年，孙权定吴国都城于鄂州，同时申明立国之本是“以武而昌”，这就是武昌城名字的由来。
19世纪中叶，汉口开埠。此后不久，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在武昌城中驻跸十七年。湖北人的求新求变，创三千年未有之格局，之气象，在他的领导下可谓达到极致。他走后三年，推翻封建统治的第一枪又在武昌城中打响。可以说，正是尚武好斗、敢为天下先与求新求变三种性格的统一，才让湖北人当之无愧地赢得了结束数千年帝制统治，开创民主共和的首义之功。
三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湖北人的性格便是武汉的性格。任何一种性格，都有它的两面性。尚武好斗，性格就宁折不弯，杀气多于和气；敢为天下先就是敢承担责任，但做不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类的慢工细活；求新求变就是不安于现状，始终有强烈的进取心，但有时难免盲目地标新立异，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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