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正月初一，我是怎么度过的：上午九时起床，吃早饭。而后我的老母亲在厨房里准备午餐，我与妻、儿子一起在客厅里唱卡拉OK，我唱了日本民歌《北国之春》。一小时后，妻与子开始看影碟《野鹅敢死队》，我则回到书房，阅读《云南鸡足山志》。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吃过午饭，躺在沙发椅上，眯了一阵子，又接着读书。到了下午四时，母亲尚在午睡，妻躺在床上，看我前几日写的散文《问花笑谁》，儿子看他喜欢的影碟科幻片《星球大战》。读了半日鸡足山的我，便决定开车到东湖边上兜兜风了。
武汉暴冷暴热，气候起伏太大，不是理想的居住地，但是，武汉的一座东湖，却又是中国城市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我的家在东湖边上，所以我常说，我是住在最不理想的城市里的最好的地方。
今年的立春日在腊月二十七，虽然过了四天了，这薄暮中的东湖，仍横陈着一片冬意。我开车经过梨园的大门，拐过楚人狂欢岛，尔后驰上从九女墩至磨山的十里长堤。这条堤把东湖隔成了内湖与外湖。湖心亭前的二十三孔桥，是沟通两湖的水道。这道状如彩虹卧波的汉白玉长桥，实在是欣赏东湖景致最好的地方。我每次来东湖兜风，必定会在桥头上停下车来，站立桥上，把四周的景色，看它一饱。
现在我又站在这道桥上。由于交通不便，平日这条长堤上的车辆与行人就不多，今天越发是清旷无人了。偶尔过去一辆出租车，速度比起市区来不知又快了多少。毕竟，开出租车的司机心中所想的只是挣钱而已。
欲雨未雨的时辰，欲雪未雪的天气，欲暮未暮的下午四点半钟，我独自一人，站在这孤独的桥上，的确产生了大地苍茫，我复何为的感觉。
灰，是眼前景色的基调。前方是磨山丛丛簇簇的树林，往日的青翠枝柯，仿佛都化成了千缠万绕的烟缕，把一座金碧辉煌的楚望台烘托成一座似幻还真的海市蜃楼。桥左的内湖，梨园景区的草洲柳岸，听涛景区的参差台阁，都被朦朦胧胧的灰，炙出了三分醉意，显出那种百事不关心的瞌睡劲儿。至于桥右的外湖，阴阴昏昏，岸也罢，水也罢，都是遥不可测的不落一星尘埃的灰。
若有人问我，宁静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我必回答一个“灰”字。红为热烈，绿为雄壮，白为雅洁，而灰所蕴含的则是至深至浓的宁静了。
“漠漠水田飞白鹭”，是江南乍暖还寒时节的渗透了生命律动的灰色；“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那种曾经春花秋月过，而今只想在平淡的灰色中咀嚼一下生命底蕴的闲人。大凡人们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便离不开这灰色的自然景色。只有置身在自然的灰色中，人们才能获得宁静后的欢愉，一颗疲乏的心，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调治。这是因为自然的灰色中，蕴含着生机盎然的禅意。
在今年的正月初一，我在这二十三孔桥上，又品尝到了一番灰色的东湖景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我认为，自然、风景、文化、宗教与亲情，一起构成了支持我们生命的内在系统。现代生活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在完善而是在破坏这个系统，导致许许多多的人，一天到晚躁若猕猴，迷不知终其所止。我不能说这是他们在自寻烦恼，因为大多数人的奔波劳碌是身不由己的。但也不可否认，这世间仍有一些人，唯恐名利的枷锁套得不牢，为了那所谓的功成名就，而让自己生命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哪怕是春节也不放松。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听说近年来每年的春节，许多日本游人渡过沧海，跑到苏州城外的寒山寺，为的是能够听到除夕夜新旧交替的钟声。这样的日本人，绝不是一般的旅游者。他们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一颗心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想以寒山寺的悠悠钟声来洗涤自己的忧愁。他们或许还有一个期望，就是透过寺院的暮鼓晨钟，找到隐藏在风雪深处的精神故乡。
武汉文化的联想
对武汉这个城市，我的感情很复杂。我在武汉的生活时间超过了我在故乡的生活时间，从这一点讲，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但这座地处九省通衢的特大城市，一直都让我感到陌生。这种陌生不是语言，不是生活习惯，亦不是表达感情的方式，而是一种文化的隔膜。近年来，也有不少人试图概括武汉的特征，比较集中的观点是说“武汉是一座市民化的城市”。我个人理解，这种评价含有贬义。因为市民化的生活，让我想到了散漫、杂乱，关注身边的鸡零狗碎而欠缺长远的目光。但这样一些现象，似乎不足以确证武汉的文化身份。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清朝末年张之洞督鄂时领导的改革，能够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并影响全国呢？兹后，又为什么偏偏是在武汉而不是在北京、上海或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打响推翻清朝帝制的第一枪呢？如果是一群没有理想的市民，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开创史诗的事功吗？
武汉的确有俗的一面。比如餐厅的名字，在上海，所有的餐厅取名都很洋气，而成都的都很雅，但在武汉，类似于“王胖子火锅”“李矮子甲鱼”这样的店名不在少数，可谓俗到极致。以俗为时尚，是武汉城市文化的特征之一。
作为武汉人，我有时候很自豪，有时候又很沮丧。我的朋友，山西作家赵瑜不止一次说他喜欢武汉，他说从飞机的舷窗里俯瞰这座城市，山环水绕，云蒸霞蔚。武汉不只有大格局，还有大气象。日前，我去西安，《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又与我谈起武汉，他对武汉下的赞语是：“这座城市很特别，既有南方的柔媚，又有北方的粗犷，南北交汇，东西对接，什么地方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自豪。但是，在我的另一部分朋友，即商界人士中，对武汉的评价则与文人迥然相异。有一次，两位潮州商人与我在欧洲相遇，同在异乡，两位仁兄对我非常热情，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武汉人，立刻就和我疏远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询其因，其中一位潮州人气愤地告诉我：“我这辈子经商，唯独两次上当受骗，都是栽在武汉人手上，因此发誓再不跟武汉人交往。”不少商界朋友对我说：“武汉的地域条件这么好，商业土壤却并不令人满意。”这样一些评价使我沮丧。这也就是让我对武汉这座城市感到既亲切又陌生的原因。
商业与文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作家与商人，从自身的感悟或经验出发，对武汉的看法如此对立，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前面说过，我与武汉多少有一点文化的隔膜，说起来也属正常。多少年来，我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而武汉这座城市，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蔑视权威的传统，这应该是楚人的传统。李白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第一个嘲笑孔子的人，是楚人；第一个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也是楚人；第一个豪迈地唱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还是楚人。有这种心态，人便不存敬畏。这种狂人文化的胎记，数千年来代代相续。武汉作为今日楚文化的中心地，表现出这个文化特征，也不足为奇。
人类的历史，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是“破”，二是“立”。不存敬畏的人，方能做下“破”的事功；常存大悲心的人，方能下足功夫做“立”的事业。破与立，即毁灭与创造。在社会的转折期，不存敬畏的人，方为真英雄；在社会的建设期，涵养大悲心的人，才是伟男儿。破与立既是不同的事功，当然也就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若混淆规则，则该破的破不了，该立的也立不起来。
从历史上看，每逢历史转折期，武汉便能闪射出特别的光辉。这是因为楚人深谙“破”的法则。“破”字当头的人，是天才，追求的事业境界是“惊天地，泣鬼神”；“立”字当头的人，是人才，孜孜追求敬天法祖，建立社会的和谐秩序与富庶的时代生活。天才是神龙不见首尾，偶有则可，太多则乱；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多多益善。
借题发挥说破与立，似乎跑题了。但我是因武汉而生发以上联想的，这联想实与武汉存在精神上的联系。由此我想到，我的作家朋友们喜欢武汉，乃是因为文学的上乘是在“破”字上下功夫。而商业则不同，健康发达的商业文化，只能是“立”字当头。摇钱树不可能在电闪雷鸣、雨狂风骤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可喜的是，“破”字当头的武汉人，在持续改革的中国，在民族振兴的盛世，已生出了浇灌现代文明之花的大悲心。
九头鸟杂谈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流传既久，传播亦甚广。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一打出九头鸟的标识，大家便知道这是湖北人。完全可以说，九头鸟已成为湖北人的代名词。
九头鸟之于湖北人，究竟是褒是贬，争论甚多，莫衷一是。北京曾开了一家专营湖北菜的餐厅，叫九头鸟酒楼，一时间食客如云，后来还开了若干家分店。由此可见，北京人从吃的角度，不但不排除九头鸟，反而是欣赏的。也有人说，一鸟九头，谁也不服谁。以此喻湖北人，反映了湖北人的好斗，缺乏团队精神。还有人说，湖北人太精明了，人家一个脑袋想事，他有九个脑袋，所以，凡与人打交道，首先便有了防范意识。常言道大智若愚，你却在脸上写满聪明，为避免吃亏，人家只好回避了。
多少年来，湖北人一直想为九头鸟正名，欲告知天下：九头鸟是吉祥鸟，是凤的演变，是楚文化的代表。一些学问笃实的专家，为此也做了大量有理有据的考证。窃以为，这些考证固然重要，但毕竟是在学问层面上，并不能改变国人的惯常思维。若借助各类媒体大作赞颂文章，只是治标，若需治本，恐怕还得从每一个湖北人的行为规范做起。
远古之楚人，尚武而轻文。这风气越数千年而不变。若放在动荡年代，这性格倒可造就一批强势人物，但在和平环境下，在建设时期，这性格便有点不合时宜了。尚武便好斗，好斗便产生破坏性。常言道：“将打就没有好拳，将骂就没有好言。”道的就是好斗者不会宽容，更缺乏敬畏，而宽容与敬畏，恰恰是社会成熟的表现。
楚人之强悍、之精明，都应该是创业的优良品质，但若强悍过分，精明过头，便又变成缺点了。攘攘人间，攻击性太强的人总会让人退避三舍，温文尔雅者总会让人亲近。我想，世人以九头鸟喻湖北人，是不是有那种既赞赏其精明又害怕其强悍的心态呢？
既然要开展九头鸟的讨论，就证明九头鸟的好坏存有歧义。褒者津津乐道，贬者振振有词。我认为这种空洞的争论，即便再进行一千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若是我们湖北人从自身做起，减一点武气添一点文气，少一点强悍多一点敬畏，鄂人之精神气象便会大大改观。到那时，对九头鸟持贬低态度的人，亦会改变看法。此情之下，兴许彼时的小学生语文课本里头，会有某位作家写的一篇优美的散文，名曰“九头鸟是一只吉祥的鸟”。
“晃晃”是新人类
杂文家李更写过一句诗：“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他的用意在调侃自己。李更籍贯辽宁，但他本人却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称自己为“晃晃”，不是武汉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个词的妙处。
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水陆杂陈，百味兼容，南风北气，于此际会。乱世时为兵战之地，顺世时乃商会之都。兵商两道，都是胜者为王。因此，该城的人士，崇尚“打码头”，即便是谦谦君子，也带三分剽悍。若不如此，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断不会在武昌城中打响，而汉口也不会获得中国古代四大商镇之一的美誉。
战争与商业两种文化培植的武汉，养出了这个城市的人民特殊的性格和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价值观。单从语言方面，即可看出大端。武汉人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相似，常用的词汇，以幽默居多。四川人也幽默，但武汉人的幽默与之相比，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有机智诙谐；不同的是，四川人的幽默掺有滑稽，武汉人的幽默掺着调侃。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生活的演变，武汉的方言也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时下的方言，有两个词最能代表武汉人的表述方式，一是“闹眼子”，一是“晃晃”。
“闹眼子”既有恶作剧的意思，也有光说不干的意思。如说某人正在筹备做某件事，旁人听了评价说：“你信他？他是闹眼子的。”再如某人将某事做成，有人便评价：“他本来是闹眼子的，没想到搞成了。”通过举例，便知“闹眼子”的底蕴。
再说“晃晃”。
比之“闹眼子”，“晃晃”这个词蕴含的意思更多。还是举例说明：
“这个人一件事也做不成，是个晃晃。”
“虽说他是个晃晃，手上随么事都有得。不到几年工夫，车子、房子、票子都晃到手上来了。”
“晃晃”是武汉的新方言，诞生至今超不过十年，但流传极广。武汉方言的特点，一是正话反说，二是净话脏说，三是庄话谐说。比如说“闹眼子”，本是贬义，但有时也带有褒义。至于“晃晃”，它之诞生，肯定是讥刺，但演变到后来，却也是亦褒亦贬，贬中藏褒，在嗤之以鼻的同时又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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