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又让我气馁。创造“商儒”一词并用来标榜自己，我还颇以为得意。但是，一想到马克思他老人家可以称作商儒，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也是商儒，看看书架上他们的著作，我立刻就无地自容了。
有巴菲特、比尔·盖茨在前，我不敢当儒商。有马克思、凯恩斯在前，我又不能妄称商儒。那么，我究竟算是什么呢？好在商儒的解释有三种，既然这一种解释我占不了便宜，且换下一种：做点小生意的文化人。这种人在中国倒真是不少。三个郁郁不得志或者好高骛远的读书人凑到一起，一家公司就诞生了。中国是个生育能力极其旺盛的国家，不但会生人，就是蚊子、盗匪、公司之类，也统统是一窝一窝地生下来。很不幸，做小生意的文化人所开的公司，在这一窝一窝的公司中占了很大比例。这还不包括那些未婚先孕和生下来没上户口的黑孩子。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在做着一个鸡蛋变成一座养鸡场的美梦。但过不多久，美丽的肥皂泡照旧一个一个地破灭。这一类人如果都可称作商儒，商儒便成了悲剧的代名词了。四十多岁的人了，让我再去演悲剧的主角，我是万万不干的。那么，这第二种解释，只能放在一边了。第三种解释：隐于商的文化人。古人云：“小隐于山林，大隐于市朝。”说这句话的人，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预言家，因为，他已预计到今日的城市中，有最好的美食城和娱乐城，有名车如流，有仕女如花，有卫星转播的足球赛，有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隐”在这样的城市中，不是人间的仙人又是什么？但是，且慢，城市中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你凭什么去享受？钱！不错，是钱！但你若不能精心地策划抢银行而不致犯罪，你就得去把维持自己消费的钱赚回来。一谈到赚钱，你又得经商了，说到底，大隐于城市便是大隐于商。
想来想去，商儒的第三种解释和我的实际靠得稍拢一点，充其量，我是一个隐于商的文化人。以商儒自诩，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一想到，一个不入流的小商人和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共戴一顶“商儒”的帽子，那这帽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往自己头上戴了。
文化杂谈四题
一方文化养一方人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言之，一方文化也养育一方人。我曾说过，长江流域的文化可分为三种形态。三峡之上的上游，是巴蜀文化；三峡至江西孤山这一段，是长江中游，乃荆楚文化；自安徽而下至上海，为长江下游，对应的是吴越文化。
这三种文化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巴蜀得源头之清，发而为天籁，故那里的人，散淡而有追求，幽默而不刻薄。下游的吴越，尽得水利，故彼处的苍生，在谨慎中求优雅，于勤奋中得自适。散淡而又幽默的人，神闲心静，爱财富更爱安逸的生活。故巴蜀之地，郊野多灵异山水，城市多酒肆茶楼。女孩儿眉眼生动，爷们儿怡然自乐。谨慎而又勤劳的人，有意无意，都在培植温良恭俭的乡风。故此处，多士大夫，多艺术家。自南宋之后，引领生活潮流者，多半产自吴越。到那里一走，盈耳的吴侬软语，会让你想起“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诗句。
比之巴蜀和吴越，荆楚地方的人，便显得霸气有余而矜持不足，亢奋尤多却敬畏较少。这也是地理使然。在上游，长江不疾不徐，故有诗人吟唱“蜀江水碧蜀山青”，七个字，就勾画出一个天府之国的妙处。在下游，长江也很从容，同彼处的女子一样，感情收束而不泛滥，故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绝唱。唯独在中游，长江野性十足，历史中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虽然李白在这里留下“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豪唱，终究缺了“胜似闲庭信步”的雅致。在上游，长江如少女，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在下游，长江像少妇，一动一静顾盼生姿；在中游，长江就像狠婆娘，呛你、辣你，叫你无法悠闲，也无法优雅。
大海里生长捕鲸的勇士，荆楚大地生长狂人。人与水和谐，人幸福水更妩媚；人与水斗法，人辛苦水更放肆。长此以往，代代相续，文化的品格便不知不觉地形成。这种文化上的选择，并非由自己做主。
鄂与楚
用测字来预卜人的祸福，是中国古代方术的一种。科技高度发展的今日，此术虽已式微，但尚未绝迹。日前，听到一则故事，说有人测了“鄂”字，左上为两“口”，左下为一个“亏”字，右边为“耳”旁，意谓两张嘴说话，只有一只耳朵听，这样一种情势，当事者岂不吃亏？
汉之前，就有“鄂渚”之说。今日的鄂州，即汉之鄂县。三国时期孙权曾建都于此，改鄂县为武昌，取“以武而昌”之意。但把整个湖北简称为鄂，历史并不久远。此前如唐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认为自己是湖北佬，故吟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稍后的杜甫，自四川买舟而下，出南津关后，吟唱“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两人均称湖北为楚。明朝初建，朱元璋袭元之制，不称省而称道，全国共有十三道，湖北属于湖广道。这湖广实指湖北与湖南，与广东广西毫无关涉，但不知为何不叫“两湖道”而称“湖广道”。明朝二百多年，湖北湖南是一个省，但长沙与武昌，却依然是两处中心。为了称谓方便，便出现了“湘鄂两地”之说。“湘”为湘江之简称，成为湖南的代称；“鄂”为鄂城之简，成为湖北的简称。用“湘”来代指湖南，非常恰切，毕竟，湘江是湖南境内最大的河流。但用“鄂”来代指湖北，却并不是最准确的。究其因，湖南湖北皆为楚地，若说“湘楚两地”，则把湖南排除在楚地之外，显然不妥，故拈出一个“鄂”作为湖北的简称。此后相沿袭用，现在想改也改不了。其实，若以“荆”来代，则荆山荆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意蕴，不言自明。但“荆”字似嫌格局太小，故先贤弃之。
著名的楚文化史专家刘玉堂先生，两年前就提出建议，改“鄂”为“楚”。但当道者有顾忌，认为将湖北简称为楚，会引起邻省纠纷，因为楚文化地区不仅仅是湖北，还有湖南、安徽、江西、河南也有一部分，湖北独称为楚，人家会怎么看？至今，“惟楚有才”的对联，还悬挂在长沙岳麓书院的大门上呢。其实，这担心大可不必，人家湖南，近些年提出的口号是“振兴湖湘文化”。真正还在打造荆楚文化品牌的，就是我们湖北人了。
从字形上看，“楚”也比“鄂”好，楚由“林”与“疋”两字构成。树与布，寓山清水秀、物阜民丰之意。凡事欲和谐，必先稳当、吉祥，“楚”字便有这种寓意，不像“鄂”字，让人用测字的方式一解，听了便觉泄气。
惟楚有才
几年前去长沙，唐浩明先生领我参观岳麓书院。我站在大门口欣赏那副闻名遐迩的对联。唐先生说：“对不起，这是湖南人自大。”我笑着回答：“湖南人有自大的本钱。不过，这对联为何只有一半呢？”唐先生问：“怎么只有一半，那一半怎么写的？”我说：“完整的一副对联应该是：惟楚有才，才满江汉间；于斯为盛，盛在明清后。”我念出后，看到唐先生愕然，连忙笑着解释：“这是我开玩笑，临时凑上的。”唐先生夸我有捷才，说联句续得好。后来，我应邀为江陵的张居正旧居纪念馆写一篇短赋，开头两句，便用了上述联语。
湖南湖北同属于中部，又属于楚文化地区，两省都是中国的人才高地，出的都是那种经邦济世、倒海翻江的旷世奇才，都属于狂人，如明清之后的张居正、曾国藩、黄兴、蔡锷之类。至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缺了两湖，简直就没法写了。
两湖的人才虽有差异，但异少同多，都是亢奋激励之士。每读《易经·乾卦》第一句爻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便认为这爻辞作者不是周公，不是孔子，而应该是两湖人士。自强不息，是楚地人才的最大特点。
但若深加探究，便会发现，楚地的人才，大都诞生在社会的转型之际，特别是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秦之末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是楚人；元朝末世，最先揭竿而起的陈友谅，是楚人；清之末世，打响推翻专制第一枪的，亦是楚人。楚多才子，但更多的是英雄。那一年，我访问红安，应县长之请，写了一首诗：“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龙将，尽出寻常百姓家？”虽是反诘，却道出一个特点：楚之人才，多英雄气而少书生气，多草莽气而少贵族气。即便是饱读诗书的大才子，如屈原、米芾、熊十力等，也都狂狷必然由我，俯仰绝不随人。所以说，惟楚有才，这“才”如何为顺世所用，当道者可深思之。
放风筝的心态
时下，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口号不绝于耳。这是文化复兴的表现，亦是国家兴盛的表现。但若方法不对，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这好比放风筝，风筝做得再好、再显眼，放得再高，但若手中的线断了，风筝就会乘风飞去，风一停，风筝又会停落，遭受风吹雨打。所以说，振兴文化不能像放风筝，只是借时代的风力，图一个好看。建设文化，首要的是让文化落地生根。培植文化的土壤，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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