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要一经商，皆可获得一顶“企业家”的桂冠。我认为这是极不严肃的。企业家作为一个跨世纪的新型文化代表，绝不能与唯利是图的旧日商人相提并论。他们必须是一群新的文化精英，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承担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明显的下海浪潮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下海者主要是一些城市游民，无固定职业者，这批人主要是“个体户”。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主要是一些与掌权者沾亲带故的人，这批人主要是“倒爷”，即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常常创造出一夜间就可暴富的“经济奇迹”。其实，这就是西方所说的寻租行为。第三次是90年代，这批下海者以知识分子居多，其主要特征就是体现了“知识就是生产力”。社会上通常称这批人为“儒商”。
我觉得从儒到商，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意识，这种社会角色的出现，对我们社会的改革，对我们整个市场体系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批儒商的出现，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是这一批人，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改革中，已经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未来，有很多深层次的思考，有很多理性的认识。其次，他们以这种角色来参与社会活动，给自己的职业赋予一种历史使命感。因此，这批儒商已具备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雏形，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21世纪初，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并卓有建树者，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这样一批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知青出身。他们经历了共和国诞生后的种种苦难，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因此，均是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足。但是，正因为“阅尽人间兴废”，饱尝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折磨，他们才获得了百折不挠的进取心和弥久弥深的爱国主义激情。国家要强大，首先要有强盛的经济作为保障。这批人投身实业，下海经商，便是出于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当然，还有他们引以为骄傲的道德上的优越感。知青一代，也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在这一代人中，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现在，已经有人评论，儒商是中国20世纪第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取向，并由这一群人构成中国精英文化的主体。
在这种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转型期，来自旧体制的干扰，往往会遏制企业家创造的激情。中国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礼俗社会，因此，与各种掌权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被认为人际关系良好，对于经商者而言，这是一笔肮脏的无形资产或资源，这种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实际上是对国家机器的腐蚀。将国家赋予的权力转化为个人资本，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窃国大盗”，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容忍的腐败。一代儒商，对这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痛恨之余，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健全法制，尽快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章制度是多么重要。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才向朋友提出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到现阶段，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公司，当务之急，是制定一个好的规章制度，也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不然，我们的社会空间（当然也包括商业空间）将永远无法结束这种无序的混乱状态，“知识就是生产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也只能是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梦。
从无序到有序，这是任何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但转化过程的长短，却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四十岁左右的儒商，是中国第一代有着现代意义的准企业家。而真正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说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可能会在正在登台的三十岁人中产生。二十年后，当现在的四十岁与三十岁人成为国家的主体，当中国拥有一批土生土长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福特”“西门子”“时代华纳”“索尼”“丰田”的时候，中国才可以说跨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中国需要儒商
近几年出了一个词叫“儒商”，顾名思义，就是有知识的商人。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儒商”一词便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有按地域划分的晋商、闽商和徽商等，有按行业划分的盐商、布商、钱商和珠宝商等，亦有按性质划分的官商和民商，却是不曾见到儒商。古时候，儒和商是不可能合二为一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士为首而商为末，读书人是瞧不起商人的。现在，事情翻了个儿，商人瞧不起读书人了。有句话说，“有钱就是英雄汉”，意思是有钱人都吃得开。其实这也不一定，历史上有两个人，两个统一了天下的伟人，朱元璋和毛泽东，就不把有钱人放在眼里。岂止是不放在眼里，简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呢。江南首富沈万山斥巨资帮朱元璋修了一大圈南京都城的城墙，朱元璋还是把他流放到云南，让他生而不能还乡。毛泽东更厉害，一夜间让所有的富商都变成穷光蛋。但是，不爱钱的皇帝毕竟很少很少。“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一句古语。先读书，后当官，这走的是科举之路；先赚钱，后当官，这走的是捐官之路。花钱买，比之十年寒窗委实要轻松得多。所以，只要有钱，岂止是可以买鬼来推磨，就连皇帝也是可以买来推磨的。
“儒”和“商”，无论是从生存状态还是价值取向，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当成君子，而把追求利润的商人看成小人。我不知道，这位孔圣人为什么对商人抱有这样辛辣的偏见。圣人的话，句句都是真理。因此孔子之后的中国人大多把商人作为贬斥的对象。“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这么说还算是轻的。“铜臭熏天”这四个字，新中国成立前读过两年私塾的人，都会拿它来骂人。据我考证，英国的大剧作家莎士比亚没有读过孔子的书，但他写的《威尼斯商人》，也对商人的刻薄和贪婪做了充分的揭露。可见，重“儒”轻“商”，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
“儒”和“商”，虽然还算不上不共戴天，但至少形同陌路。人们喜爱钱，却又讨厌商人，这实在是一个讲不通的道理。“利之所至，士必趋之”，这说明知识分子也是爱钱的。但是，你若让他放弃功名去当商人，打死他也不肯。至于得了一官半职之后，一些商人登门送礼，则是可以心安理得地笑纳的。宁可受贿也绝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的官僚阶层，历来就是腐败分子的大本营。
中国的“士”，指的是知识分子，但在“士”的左边添一个人，就成了“仕”，就变成官员了。“学而优则仕”，读书读得好就能当官。当了官，就能为社稷谋划，为人民服务。当然，也能贪污受贿，光宗耀祖。商人赚钱再多，却是不能光宗耀祖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当官就可以发财。所以，童蒙课本上便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教导。
若加分析，古代之商和今日之商是有区别的。士农工商，这里的商，是专指做买卖的。今日之商，泛指一切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一大功劳，就是把农业社会改造成了工商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中，工商界人士成了社会的主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了贸易部和中央银行，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哪怕最为偏僻的县城小镇，也会挂出几家公司的牌子，这在二十年前，也是绝无可能的。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及欧佩克，这些世界性的经济机构，自从闯进我们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就成为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支配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像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北美贸易区甚至非统这样的地区政府合作机构，也都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经济论坛。各国首脑在这些论坛聚会一次，经济地震就会爆发一次。在这种变化之中，在经济问题已成为国际事务轴心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剧变。经济类的大学与学科雨后春笋般涌现，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成为各国的莘莘学子仰慕的圣地。这种变化在中国来得迟一些，但并不太迟。而且愈迟则愈速，不但迎头赶上，而且有大步超越的势头了。
从以“仕”为本到以“商”为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邓小平倡导改革的这短短的三十年间，就完成了三千年的跨越。孔夫子若活到今天，一定不会死抱他的“学而优则仕”的教条，就像邓小平不死抱马克思、毛泽东的教条一样，他会创造性发展他的儒家理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重要社论，题目是：学而优则商。
“儒商”一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听说有一篇文章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会做生意，一是犹太人，一是中国人。这个我不敢苟同。如果换一句话说，世界上最大的生意人是犹太人，而中国人中则盛产小生意人，这我就会同意了。在中国的街头巷尾、酒店茶楼，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个人，小算盘打得才精。”擅长打小算盘，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从文化角度看，也算是不折不扣的“国粹”了。
说到底，打小算盘还是一种农民意识，是“小富即安”思想的体现。当然，也同这些商人不是“儒”有关系。儒家襟抱，气吞如虎，儒家讲究的是兼济天下。儒家学问培植的是经邦济世之才，“经济”一词，便是这么产生的。中国把知识分子算作“儒”，便是希望知识分子都成为经邦济世之才。在战乱年代，“儒”为侠客，为战士，为三军之帅；在太平盛世，“儒”为良吏，为干臣，为父母之官；进入工商社会，“儒”则可仕可商，理所当然地应该产生一批批市场精英，在经济战场上风云际会，笑傲王侯。
所以，儒商的出现，乃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进入到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不是“儒”，你还没有经商的资格了呢。货币贬值，贸易赤字，通货紧缩，机会成本，诸如此类词汇，若深入进去，都是皓首穷经的学问，不懂得这些，不要说当商人，就是当一个现代人，也是没有资格的。
历几千年的经验，人们的思维基本形成这样的定势：商与金钱、与财富是紧密相连的。无商不富，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性，只不过获得财富的手段不同。暴力攫取财富，这是人类早期的野蛮行径；权力转化为财富，这是人类中期人治的表现；知识转化为财富，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晶。唯有理性的社会，法治社会，儒商才有可能大批涌现。也唯有儒商的大批涌现，人类的财富才可能呈几何级数增加。
但是，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儒商虽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去当了商人。我也无意怂恿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加入商人的行列，让陈景润改行去当券商，这无异于硬逼着一位大老爷们怀孕，是有悖常理的事。
我不敢戴“商儒”的帽子
1992年，我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下海，故好事者常以“儒商”誉之。每到这时候，我就感到莫名的尴尬。虽然，我在《中国需要儒商》一文中，对儒商大加赞扬，但临到我自己头上，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文人下海的大潮中怀着荆轲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告别文坛而投身商海的，虽然赚钱不多，但感慨却不少。
下海头两年，人家称我为儒商，我哼哼唧唧，不置可否。因为你毕竟坐上了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朋友们单看这个，就断定你是一个成功者，却不知这是“打肿脸充胖子”，个中蹊跷，不好在这里道破。两年之后，我比较明晰地看到自己并非商业奇才。虽然能赚一点小钱，却做不下富甲天下的霸业，因此就不再想唱荆轲式的“壮士歌”，而改唱李太白的“蜀道难”了。最重要的，由于我固守了二十多年的文人传统无法改掉，故在商人堆里总有些不自在，这好比一个人坐在一群猴子中或一只猴子闯进一群人里，有那种“物不类聚”的尴尬。
“洛阳虽好不如家”，我动了回到文坛的念头。但一经与过去的文友们相聚，我就知道文坛我也回不去了，毕竟接受了几年商业生活的改造，对文坛上的门户之见，鸡肠狗肚的小家子气，也很不习惯了。因此我便过起了两头都挂着，或者说两头都挂不住的“两栖人”的生活。
这时候，人们再称我为儒商，我就会对他们说：“不对，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
顾名思义，儒商是知识分子商人，那么商儒呢，就应该是做点小生意的知识分子了。所不同的是，前者重在商而后者重在儒。
我最初说出“商儒”这个词，是在和老作家徐迟的一次谈话中。当徐迟问我怎么处理商业与文学的关系时，我说：“儒商是把学来的知识用于赚钱，而我却是想把赚来的钱用于文学。这么说，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了。”
“商儒，这提法很新颖。”徐迟说，“你还可以把这概念进一步拓展，隐于商的文人，可以称作商儒，专事研究经济学问的人，也是商儒。”
“这么说，马克思是最大的商儒了，他的《资本论》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经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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