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读大学的表情

    前不久，与一位朋友回到母校，我们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这所名校。我的朋友离校二十多年奋斗至今，已是国内有名的金融家。我们走进校园。在樱花道上、在樟木林里、在图书馆中、在逸夫楼前，看到或读书或漫步的学生们，朋友禁不住发出感叹：“怎么现在这些学生的面部表情都这么冷漠，这么困惑，我们当年哪是这样！”

    朋友的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们，他们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呢？快乐、坚定，脸上浮漾的是勃勃的生气，眼瞳中闪耀的是对未来的渴望。此种表情，完全可以套用毛主席的词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二十多年，应是两代人的概念。为何上一代的大学生快乐而坚定，这一代的大学生冷漠而困惑呢？这二十多年，恰是中国最好的一段时光，自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从一个贫穷、落后、闭关自守的国度迅速变成一个丰富、和谐、生机盎然的国度。学生的表情即是学校的表情，为何我们的大学生的表情，同整个中国的既充满自信又充满渴望的表情不那么一致呢？

    是学生错了，还是学校错了？是学校错了，还是教育风气错了？是教育风气错了，还是现行的教育体制出了偏差？

    1977年，小平同志做出决策恢复高考。一年三届，即1977、1978、1979三级的大部分学生，入校之前，几乎都有着忧患人生。丰富而曲折的人生阅历，保证他们学习热情不会消退。这种学习不仅专业，而且社会；不仅顺从，而且叛逆；不仅吸纳，而且思考。正因为这样的海纳百川式的学习，保证了以老三届为龙头的80年代的大学生们，一旦完成学业走出校园，立刻就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改革大业的生力军。今天，各个行业，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这帮人在挑大梁。

    二十多年前，中国是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大学生们渴望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更是国家的命运。现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人心思富的时代，置身其中的大学生们，对财富的渴望超过了一切。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个老乡，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三十五岁，早已成家立业，有了两个孩子。他仅靠当一个民办教师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一家人。但改变自己的渴望让他参加了高考。几个月后，他收到入学通知书。他的成绩本可以考取名牌大学，但他立志当一名教师。他没有钱买车票到学校报到，便挑着简单的行李，提前十天走几百里路到省城。他舍不得穿妻子为他赶制的布鞋，只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走上崭新的生命之旅。穿烂了五双草鞋，他走到了学校。四年后毕业，他本可以留在省城，但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在乡村的中学里当一名英文教师。这种选择不能保证他过上优越的生活，但却能保证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乡村中学当了一年老师后，他发现了一名比他当年还要贫困的学生，父亲早亡，母亲瘫痪在床，妹妹弱智。这孩子几度想放弃念书，要回家务农养活母亲和妹妹。但是，那位英文教师发现了他的念书的才能，于是从自己有限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钱来帮助他，并发动募捐。那位学生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名牌大学。三年后，这孩子提前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并获得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奖学金。如今，他已成了美国的移民大律师，在洛杉矶、费城以及夏威夷都开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许多移民美国的华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几年前，他回到家乡感谢帮助过他的老师们，并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而他的班主任，那位穿草鞋上学的大学生，早已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像这两个80年代大学生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主题：学习的动力来自回报，回报社会，回报亲人。我想，二十多年前的大学生们，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懂得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承担社会的责任。怀着神圣的忧患进入校园，怀着感恩的心情努力学习。所以，他们的成功既是教育的成功，也是社会的成功。

    反观现在，大学生们没有他们的上一辈那样拥有健康的心态及宽阔的视野。尽管他们也认真学习，但学习的动力是为了应付考试。中国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一直在忙于考试，他们几乎成了考试的机器、分数的奴隶。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对孩子们来说，不是启迪，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郁闷。因此，当代大学里的教育机制充满了功利性。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但我们不能据此批判年轻的学子。固然他们的心灵不够坚强，甚至很脆弱，但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以及疏远心灵而强调专业的教育方法，他们只能服从而不能反抗，否则就会被甩下时代的列车。这种教育无法培养孩子的美感，洞开他们的心智，其后果是孩子们能知而不能行。也就是说，讲起来头头是道，动手做事的能力却极差。长此下去，我真担心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现在的年轻人会成为“垮掉的一代”。

    读学生的表情就是读大学的表情，读大学的表情就是读未来的表情。为了让中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让每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不但能够胜任本职工作，而且能够承担建设社会的责任，我们有必要反思时下的教育体制，让大学生的表情重新明朗与健康起来。

    你愿意三伏天穿棉袄吗？

    我虽然是一名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但自离开学校之后，就很少做过命题作文。偶尔做过几次，那情形犹如让一个坚持多年的素食主义者吃大块的肥肉，不但心理上有负担，就是身体上也排斥。

    但是，中国的读书人，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也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似乎都必须过命题作文这一关。如果每一位读书人，不管是年少的、年轻的、年长的还是年老的，真心真意地表一个态，问他喜不喜欢做命题作文，大多数恐怕都会说不喜欢。如果问到我，我会反问：“你愿意三伏天穿棉袄吗？”

    命题作文的难堪在于，它是为所有人出的题目，看似公平，其实不公平。假如这题目是“举例说明羊肉泡馍的美妙”，陕西人可以从容道来，如数家珍，而不知羊肉泡馍为何物的上海人，除了瞠目结舌，他还能怎样？假如这题目换成“谈谈你被狗咬过的感受”，时下的学生们，不管被狗咬过还是没咬过，都会说：“早晨上学，在路上不小心被狗咬了，于是赶紧跑到就近的医院，打了一针狂犬疫苗。”他说错了吗？没错，但这不是感受，而是自救措施。

    也许有人会说，今年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题，不算是完全的命题作文，它们启发学生们思考某一问题，有一定的灵活性。

    大约是跑步进入知识时代的缘故，整个社会都开始注重智力的培养。窃观世象，我们的学校对孩子们智力的培养，似乎就是注重逻辑思维的训练，亦即孩子们的思考能力。我不能说这一点错了，孩子们有了思想，就不会盲从。这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怎么会有错呢。但其中仍有错处，就是让孩子们思考他们不愿意思考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不可能思考甚至无法思考的问题。就说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吧，位置与价值也好，筷子也好，凤头猪肚也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也好，以学生们单纯的经历，怎么可能去思索这样一些与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的话题呢？

    中国有讲理的传统，古人的所谓讲学，其实就是讲理。就说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到汉朝董仲舒为一变，到宋朝的朱熹，又是一变，到了明朝的王阳明，变得更厉害。一两个字的歧义，成了千古公案；一个观点的诠释，成了独步士林的学问。有一个词叫“皓首穷经”，说的就是中国读书人做学问的境遇。

    如果为一门经邦济世的大学问或一个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技领域而奋斗终生，纵然熬得白发三千丈，也非常值得。但可悲的是，许多人皓首穷经而做出的学问，实则是钻牛角尖，是玄而又玄，于苍生无补。

    古代科举的所谓策试，就是讲理。讲到后来成了固定格式的八股文，多少人深受其害。目下这些高考作文题，亦有这种倾向，让孩子们“坐而论道”，这与“知行合一”的教育宗旨相去甚远。

    让孩子们不仅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更要有做事的勇气，这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根据这一理念，我拟了两道作文题：一、你为什么喜欢吃美国的肯德基而不喜欢中国的传统小吃？二、你与你的两个同伴在旅途中遭遇山体滑坡，陷入绝境，你们三个人加起来只有一瓶矿泉水、一包饼干，却要维持五天，你们将如何求生？

    谁让它一直痛楚？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与感情记忆。利益诉求多半体现在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上，乃理智使然；而感情记忆，无论是仇恨还是感恩，都是本民族人民的一种本能的选择。

    还有几天，就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想写一篇短文，刚一提笔，上面这段话便浮出脑海。促使我想起这段话的，不但有国恨，还有家仇。

    六十六年前，我的二十二岁的父亲和二十岁的母亲结为夫妻。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就呼啸着飞临我的故乡小县城的上空。县城的居民，纷纷逃离家园。我的父母甚至来不及在洞房里喝一杯喜酒，就慌忙带了一点干粮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加入逃难者的行列。十几天后，他们回到县城，发现家园成了一片废墟。一颗炸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他们洞房的中央。房子碎了，新漆的家具碎了，水缸碎了，碗碎了，他们对婚后生活的所有憧憬，也全都碎了。

    回到故园的乡邻们，看着一具具烧焦的尸首，看着被轮奸以后又用刺刀刺死的少女，看着满地的弹片与瓦砾，看着一堵堵败壁残垣，心，也全都碎了。

    千秋万代的善良的中国母亲们，都隐忍而仁慈，把深刻的痛苦隐藏在浅浅的微笑中。她们是天生的爱的传递者，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因此也希望他们懂得更多的爱。但是，我的母亲尽管有着深厚的爱心，却对六十六年前所经历的那一场浩劫，永远也不肯原谅。

    儿时，母亲带我看了她的被炸碎的洞房的原址，在一个池塘边，旁边有几棵梧桐树。由于无力修复房子，那里已成了菜园。

    年纪稍长，当我有了人生历练和历史知识之后，母亲传给我的仇恨的记忆，不但没有在岁月中风化，反而像卡在喉间的一块骨头，刺着我的灵魂，让它一直痛楚。

    当我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我悟到做人的三项准则：爱、宽容、敬畏。我以此来对待历史，对待社会，对待周围的人们，我感到我的生活和谐而充实。但是，我却不能用这三点来对待当下日本的执政者，或者说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右翼分子。因为他们无视日本军国主义者六十多年前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尽量粉饰那段侵略的历史，甚至将那些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夸饰成大和民族的英雄。

    数年前，我去过一次日本，曾路过靖国神社，一想到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浩劫的枭雄的灵牌供奉其中，我就血脉偾张，恨不能学董存瑞，抱着一个炸药包冲进去。

    一个民族的感情创伤，非常难以愈合。如果还不停地给这创口上撒盐，创口就必将绵绵无尽期地溃烂下去。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想说一句，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政体执迷不悟地为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兽行辩护，那么这个人、这个政体，一定还存有兽心。

    说企业家

    今年六月，我和一位朋友在深圳探讨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制定一个好的规章制度和选择一个好的总经理，两者之间，哪个更重要？朋友的回答是选择一个好的总经理。朋友信奉精英文化，他感到现在管理层的一些领导者没有领袖的魅力，对被管理者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

    我得承认朋友的观点是对的，不单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整个人类，都存在图腾崇拜这么一种文化基因。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所说的领袖魅力通常是指那些管理国家的政治家们的魅力。他们的魅力来自他们的气质、素养、超人的才智和人格的力量。具备这种素质的还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生命的光辉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之火。

    比起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来，在人类已经发生的历史中，企业家简直不值一提，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连“企业家”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只有商人。而且，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商人都是排斥的。他们往往是吝啬、贪婪、唯利是图的代名词。义与利，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矛盾体。我们所说的领袖的魅力，皆由一个“义”字产生，而商人的历史地位的尴尬，则是因为他们奋斗的目的在于那个“利”字。

    商人没有道德优越感，那么，从商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发扬商业文化的企业家们，他们在历史中存在的价值是否与他们创造的财富等值呢？

    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巨大的国际性财团相继出现，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才算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又推迟了几十年，到了80年代后期，企业家才渐渐得到公众的承认。

    但是，严格地讲，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还没有形成。这个阶层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科技事业的推动均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对上述各方面的影响力很小，甚至微不足道。这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企业家本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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