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此前，我也有过彻夜阅读的经历，那是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读线装本的《封神榜》。老实说，这本书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彻夜读它，是因为第二天我就要把这本书还给人家。这一夜的经历也很有趣，值得记述。那时乡村没有电灯，农民照明用梓油灯、松明灯、煤油灯三种。用煤油灯者，是人们羡慕的“贵族”，我拥有一盏煤油灯，所有的长夜便都温馨而幸福。那天读到半夜，没有了煤油，真正地油尽灯枯。我寻找解决的办法，发现了小半瓶菜油。我试着把菜油加一点到灯壶里，居然也能点亮灯捻，于是阅读又进行了下去。这一夜，《封神榜》是读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个月没有吃到一点油水。当时物资紧缺，农村中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菜油，我拿来做了照明的灯油，就只能吃清水煮萝卜了。
两次彻底不眠的读书感受，就其本身的阅读快感而言，后者强于前者。
一部作品给人的阅读快感，因人而异。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中备受煎熬，我们无法读到纯粹的文学，二是因为大仲马不同于别的作家，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一点上，金庸先生与大仲马庶几近之。
三
年轻时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学的花季。可以说，我读过的小说，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读小说，二十岁之前，主要是阅读苏联及新中国的小说，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阅读了大量外国名著。
我的青年时代，内心充满渴望与向往，而世界则显得呆板而冷酷。在这种世界里生活是极不愉快的，它压制了你的许多骚动，也扭曲了你的许多人性。但也有一个好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诱惑，你的时间不会被咖啡屋、美国大片、网球场、QQ与八卦新闻等奇异的小资文化分割成无法拼拢的碎片。那时节，你虽然拥有不了完整的白天，但至少拥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似乎将所有的夜晚都用在阅读上。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注脚。照此读书，便有极端的功利性。我当时读如此之多的外国小说，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觉得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个人喜欢情节生动曲折的小说，而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节奏缓慢的叙述，会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故乡度过的，由于娱乐生活的缺乏，鼓书艺人成为受人欢迎的人。夏夜的禾场、冬夜的火塘边，都是鼓书艺人献技的地方，我听过他们绘声绘色讲述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粉桩楼》《大八义》等等，中国小说最早不叫小说，而称为话本。这话本，便是说书人的创作。而我故乡的人，管说书叫“讲传”。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讲传”这个传统。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斯》《十字军骑士》这一类小说，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小说当作“传”讲给乡亲们听过。他们听得屏神静气，啧啧称奇。不止一次，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洋传也好听。”农民的表述总是很精确，外国小说被他们称为“洋传”，雅而贴切。
至今，我写小说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就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小说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名著，大部分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小说再次成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使人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说就一定是好小说，反之，不适宜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不一定就是差的小说。对小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小说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小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经典作家的读者群小。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经典与通俗的分别，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把小说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做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么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做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四
读完一部小说，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三十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作家徐迟。
自1978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床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了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相对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诵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定时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是通过两次谈话，他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使我折服。他给我定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就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让我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我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从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有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县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读书的五年，我倒真是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1988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小说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毫无影响，甚至我在看出版社的三校样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修养的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真是难住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与读书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漫长的阅读，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而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些人和事，分辨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2004年12月18日于济南
把想象还给孩子
去年，全国高考之后，应《美文》杂志社编辑之约，我对高考作文题做了一番评点。今年，该杂志社的编辑仍希望我对全国的高考作文题再谈一点看法，并传来了十八道题目，虽不是全部，但已看得出整体的倾向。
说实话，从培养孩子们理性思维的角度讲，这些作文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且每一地域的兴奋点不一样，所出题目也各有旨趣。如首都谈文化，湖南谈意气，广东谈天使，天津谈愿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思维。浙江有意思，那地方盛产赚钱的“拼命三郎”，导致一些企业家英年早逝。所以，该省的作文是谈工作与休息的关系。虽然，从这些作文题中可以看出极强的地域性，但是，它们所隐含的思维倾向仍让我担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讲求悟性，对知性的把握则表现得不那么热情。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可称为先知的话，老子、庄子则应视为先觉。先知与先觉是有区别的。先知重物理，由知而达到识；先觉重感受，由觉而达到悟。近一百年来，西方文化大行其道，愈来愈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这么一来，源于物理的知识成了强势文化，于今已达到“唯我独尊”的境地，而源于感受的觉悟，则愈来愈显得不合时宜。在精神的海洋中，随处可见知者的航母，而智者的风帆，已成为孤独的远影了。
我们一年一度的作文题，大都没有逃出重知轻智的藩篱。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让他们在逻辑的演绎中建立理性的精神结构，这原也无可厚非。世俗的生活，必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而物质生活的高度发达，正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福祉。但是，这样的教学，只能让孩子学到知识而无法获得智慧。因为，构成我们作文命题者的基本的概念化要素，是人世的经验而非精神的异禀，是俗世的判断而非心灵的“实在”。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所有的果农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心想事成，让一棵树上所有的苹果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应试教育给予孩子们的自由想象的空间，已是越来越小了。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作文题，都显得呆板。让孩子们搜肠刮肚地去论述某一个道理，这实在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孔夫子的“寓教于乐”和“因人施教”的智慧思想，在我们的作文题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
既然有数理化让孩子们从中学习逻辑和经验，我们的语文，为什么不可以和数理化区别开来，让孩子们从中感悟而不是推理生活呢？从这一点出发，像上海的“我想握着你的手”这样的题目，尽管小资，但毕竟给学生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
把轻松还给心灵，把想象还给孩子，这也应该算是一项希望工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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