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刨食的启示

    弟弟从故乡来，给我带来了一只母鸡。孩子天性喜欢小动物，我的儿子也不例外。他向我要求，把这只母鸡放在阳台上养一段时间。我同意了。儿子欢天喜地开始了喂鸡的工作。第二天中午放学归来，他发现阳台上有血迹。一检查，是鸡爪子渗出的。我们知道，鸡有刨食的习惯，一双爪子不停地刨着，从被刨松的泥土中觅食小虫和其他可口的东西。这母鸡的一双爪子流血，便是因为它刨食的习惯。只是它不知道，它现在面临的不是乡村松软的泥土，而是城市阳台的水泥地面。儿子为它包扎好伤口，并告诉它水泥地刨不动，里面也绝不会有可口的食物。儿子把饼干末、青菜叶、饭粒撒了一地，为的是让母鸡有足够的食物而不用刨地。但是儿子下午放学回家，发现母鸡双爪的创口贴早已撕烂，阳台上又多了很多血迹，可是撒在地上的食物，大部分都没被享用。可见它之刨地，不仅仅是为了食物，而是出于习惯。儿子再次用创口贴为母鸡包扎双爪，并警告它：“你再不能刨地了，你的两只脚会刨烂的，血流完了，你就会死掉。”

    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这只母鸡缩在阳台的一角，已经奄奄待毙了。它的双爪果真已经刨烂，露出了趾骨。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

    “它要死了。”儿子伤心地说。

    “它是自杀的。”我说。

    儿子问：“它怎么这么蠢？”

    我回答：“因为它是鸡。”

    母鸡刨食的习惯，乃是求生存的结果。作为地球生物的一族，它也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鸡族并不是一诞生就成了家禽。最早的人类是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豢养禽畜的，鸡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刨土觅食，便是它们找到的最好的生存方式。作为地球生物大家族中的一员，应该说，刨食使鸡获得了成功。恐龙、冠齿兽、尤因它兽、大角雷兽等史前怪兽，都因它们生存方式的致命缺陷而导致了灭族之灾。如今，地球上仍有数以万计的动物濒临灭绝。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解决生存方式与新型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只能灭亡。

    鸡族得以繁衍，是因为地球上永远都有着松软的泥土，泥土中有着它们需要的丰富的必需的食物。设想一下，如果地球上泥土都变得像水泥地面这般坚硬，它们将如何生存？

    方法很简单，它们只要改掉刨食的习惯就可以了。但鸡的智商没有办法保证它完成这种进化，除非像养鸡场那样，把鸡放在笼子里圈养。不然，只要让鸡的双爪一着地面，它就无法改掉刨食的本能。

    我的儿子已经告诉母鸡，它这样刨食会送命的，但鸡听不懂人的话。它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生存方式——刨食，最终因此而死。在高智商的人看来，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可是对于鸡来说，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智力高度。

    这只母鸡的悲剧，让我想到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

    人，作为地球的主宰——至少人类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在漫长的生存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比起只能刨食的鸡和只有靠吃剑竹才能活命的熊猫，人类适应环境之能力的确是伟大的。在这一点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同人竞争。

    在完成“本能生命”的竞争中，发达的智力使人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人与动植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领域。众所周知，哺乳动物中的狼最有攻击性，可是它对同类的朋友，却是最忠实的。但是，人类在自己的“精神生命”的探索过程中，其攻击性比起凶残的狼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悲剧还在于他攻击的对象还是人类本身。人类几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同类看成是竞争的对手，并由此拉开互相仇恨的悲剧的帷幕。

    如果要举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了。由精神而派生出来的宗教与政治，再由这两者构合的意识形态而派生出来的仇恨与敌意，把人类的精神领域搅得天昏地暗。如果宇宙中的确存在着比人类智力更为广阔的超人，他们一定也发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致命缺陷，他们也肯定像我的儿子告诫那只母鸡一样告诫过人类。只是人类不懂他们的语言，就像鸡不懂人的语言。

    从哲学意义上讲，人同刨食的鸡没有什么两样。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论述人的本质特征时说过这么一句话：“生物在自我存在和内部存在中认识自己。”

    人类的自我存在，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人类的内部存在，的确是一部一经上演就永不会收场的互相仇恨的悲剧。现在，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乃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继续。

    当智者的声音已经发出，我们该如何倾听呢？

    依旧的青山

    我的一位朋友从日本来信说：“昨天去了趟名古屋的大喜梅林，此境不由使我想起郁达夫先生的《沉沦》，在仰望蔚蓝色空谷的一瞬间，我告诫自己抱住正气，千万不要患上郁达夫先生当年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

    读罢信，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大喜梅林的风景。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但由那些草、树、泥土、流水以及云烟构成的能够诱人沉入颓唐情绪中的特殊景态，不知怎的，竟让我联想到了唐诗中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孤寂的一联。

    记得我的朋友去日本之前，曾来我家住过一个晚上，其意一在话别，一在想听听我对他东渡扶桑的意见。我说，用世俗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如果社会是一杯水，你就必须是一匙速溶的麦氏咖啡，其可溶度几近百分之百；反之，如果你是一块永不会被水溶化的石头，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朋友很快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是的，生活的勇气不在于参与社会，而在于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日本是一个经济至上的国家，支撑人格空间的不是“义”而是“利”，带着传统的人格去那里的人，会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此情之下，人要么参与进去，变成经济动物，要么分离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放逐的鲁滨逊。想做到后一点，很难。

    水虽然没有能力溶化石头，但完全可以污染石头。最低的限度，它可以让石头与它同凉同热。正是这种社会的温差，使我的朋友无法守恒于他在中国大地上培养出的水火既济的气功态。所以，面对大喜梅林，他差一点患上了与八十多年前的郁达夫同样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应该说，产生这类毛病，其因还是在于社会。

    几乎每一代的圣贤，都哀叹“人心不古”，促使“世风日下”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人类本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宋代的朱熹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老先生却不知道，这样做又压抑了人性，使人失去了创造力。既不压抑人性又能制欲，把二者统一在一个可让大多数人类接受的“度”上，这个人就必定是人类的救世主。问题是，这样的救世主很难出现。

    所以，人类中的智者就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速溶咖啡式的，力争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使社会有滋有味；一类是石头式的，这种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前者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把社会搅得天昏地暗的也是他们；后者只求从精神上解脱自己，但却把一个人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他们中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两者的利弊，也试图去伪存真，把两者的优点统一起来，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内圣外王”“性命双修，儒道同怀”等口号，但从实践看，很少有成功的范例。我想个中原因，还是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由于两种处世哲学的源流不同，想做兼型人便只能是一个悲剧。而且，芸芸众生对速溶咖啡式的智者可谓众星捧月，趋之若鹜。至于石头一类的智者，则只能是惺惺相惜，在很窄小的范围中相濡以沫。

    好在这类人不求闻达，有闲情，有逸致，有深山古寺的钟声可以咀嚼，有不用一钱买的林泉风月供他消受。这话不对，现代的林泉风月都被围进了风景区的院墙，想欣赏，请买门票吧。

    所以，人类的发展，是以人之个性的萎缩来换取“类”的物欲的欢乐。但是，毕竟更多的人，是处在非常尴尬的生存状态中。一方面，他们渴求成功，如此，则要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尽力摆脱世俗的挤压，争取更大的个性空间。即便一个人在两难的处境中获得成功，但一旦远离喧嚣的市尘，独自面对一方纯净幽美的风景，他立刻就会卸下人生的累，并感到生命的乐趣不在于拼搏，也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一份难得的悠然。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感伤的词句，其意在规劝我们不必那么浓墨重彩地渲染人生的风景。坐在依旧的青山上，看看欲坠的夕阳，有人认为这是沉沦，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生宁静致远的境界。

    不惑中的困惑

    一

    年过四十，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生命激情的内敛。作为一名诗人，我感到进入了“休眠期”，最大的症状是一首诗也写不出来，或者干脆说，缺乏那种写诗的冲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些像我一样搁笔的诗人把这归咎为“物欲横流”的结果。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导致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分配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需要精神创造活动，而是衡量精神创造活动的客观尺度改变了。直白地说，就是你的精神创造活动能否转变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乃至整个社会眼光关注的所在。

    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加速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程，但对于从事着无法物质化的精神创造活动的这部分人来讲，这种转变无异于一场灾难。更为不幸的是，在这场灾难中，诗人首当其冲。

    我进入“休眠期”，固然有上述原因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自身日益增大的理性约束力正在逐步取代一个诗人必备的对幻想世界的憧憬。

    逻辑是诗人的大敌，诗只能是智慧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禅与幻想构成了一个诗人的理想的殿宇。诚如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所言：“那殿宇的预示显现在想象中、音乐中、建筑中、宁谧的理性之国度中、抒情诗的金色夕阳的魔术中。在那里，美丽闪着亮光，远离着悲哀之触及，远离着对变易之恐惧，远离着事实世界的失败和幻觉。当我们对音乐、建筑、抒情诗那些东西加以思索的时候，天国之憧憬就在我们心里形成，立刻给予我们一块审判我们周围世界的试金石，给予我们一种灵感，藉以使可能成为那圣殿的石头的任何东西适合我们的需要。”

    现在，人们心中的天国已经世俗化了。而且，诗人一旦脱离纯真的感情世界，他的智慧之光就有可能熄灭，也就再也不能拥有审判我们周围世界的试金石。

    我想，我的“休眠”正是源于上述的原因。对于现实世界，我此刻的心态是思考多于盲从。可以说，这既不是一个牧歌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颂歌的时代。因此，它不是一个诗人的时代。

    二

    我今年四十岁，对于诗人来讲，这是一个很老的年龄了。孔子讲“四十而不惑”，而我对于生活的流变，却是惑莫大焉。

    惑，迷惑、困惑，或许还有诱惑，前两惑产于自身，后一惑来自外界。孔子那时的四十岁和现在的四十岁远不是一回事。那时候，一是人的寿命比现在短得多，二是外部世界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所以，在四十岁上做到不惑并不是一件难事。现在可不同了，国家、民族、宗教、科技、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构成世界庞大而又多变的矛盾体系，单单挑出其中的某一个来，就足以把你折腾得头昏脑涨，死去活来。更何况你根本无法挑出其中一个来，所有矛盾的根部都是纠结在一起的，分清它们的支脉尚且不易，遑论其他？所以，在“六十而耳顺”的人中，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而瞠目结舌者多的是，就是孔子认为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进入了人生化境的老人，在今天照样会犯路线上的错误。二十年前，我们的时代还是一个有章可循的时代、一个崇尚权威的时代，现在一切都变了。由于变化太快，许多人，哪怕是一些政治领袖、大学问家，也只能跟着感觉走。所以，当今之世，能做到“四十而不惑”的人，那可真是凤毛麟角。

    也许，还可以再引用孔子的观点，来说明世事常变而道不变。但道又是什么？一阴一阳谓之道。然而，阴阳的盈虚消长，泰否两者的判别，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尺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循法通则，早已被古人挑战过，有一副对联的上联这样写道：“世上事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以非法之法来对待、处理瞬息万变的世界，乃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其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首先，你得判别何谓“法”，何谓“非法”。这种判别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惑”的产生。“惑”之后，要么以“非法”处世，要么就“难得糊涂”。消极与积极，儒家与道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都是游走在这两种既相吸又相斥的文化传统中，诗人也不例外。

    在释家那里，“惑”之后就是“开悟”。我去过黄梅五祖寺，那是禅宗六祖慧能开悟的地方。禅宗七祖怀让开悟的衡山，我也去过，那里留下了他的遗迹明镜台。站在这样伟大的禅宗大师开悟的地方，面对纯朴、古老的寺院及森森的林木，我的心悄然而动，一种超然物外的神秘悠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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