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聂耳初中毕业。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全省唯一的一所公费学校，学生的学杂费和膳宿费都由国家负担，因而报考的人很多，录取的比例只有1/10。即使这样，历经三榜考试，聂耳仍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高中部的“外国语组”，主修英语。在学校，他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剧时经常任女主角（因当时实行男女分校制）。因他曾在《克拉维歌》中出色地扮演过女主角“马莉亚”，后来“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当时的省立第一师范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该校学生们参加校内外的进步活动非常踊跃。聂耳在同班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云南的军阀当局也搞起了“清党”的罪恶勾当，昆明很快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亲眼见周围的进步师生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聂耳满腔悲愤，但他一点也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的决心。他曾在一篇作文练习《我的人生观》中自我批判了过去曾流露过的消极遁世思想，并针对当时的种种反动暴行，大声疾呼：“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最后他发出了必须“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庄严号召。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在生死考验面前，聂耳毅然于1928年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作为党领导下的“救难会”的成员，曾多次去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按照团组织的安排，他还从事刻印、张贴传单等革命活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方法很高明。学校内有两个亭子，他能一面和生疏的同学周旋着，一面反手就把标语、传单贴在柱子后面。由于他经常张贴文艺活动的通知，学校当局并不怎么怀疑他。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的时候，因共同的爱好，他结识了省立师范附小教音乐的张庚侯，并开始练习拉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在省立师附小的孩子们的要求下，他俩合作写了《省师附小校歌》，由张庚侯作词，聂耳谱曲。当时省立师附小的学生，现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一提起当年聂耳、张庚侯教他们唱的校歌，仍记忆犹新：“同学们，大家团结起来，锻炼勤苦耐劳的个性，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造就健全生活的本领……”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回忆道：“在创作校歌时，聂耳根据歌词反复琢磨，并在屋里高声试唱，边唱边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这首校歌，不仅在校内流行，也成了校外学生普遍爱唱的一首歌了。”那时的聂耳，只有16岁。聂耳在省立师范读到第三个学期，心里逐渐产生了去外省探索真理、寻求出路的念头。他想到外省去读公费学校，但又没有哪个学校来云南招生。他还想外出谋一个合适的工作，却又没有什么门路。当时年仅16岁的聂耳还不可能对统治阶级的反动实质、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反动性、欺骗性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因此1928年冬，当他听说驻扎在湖南郴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来云南招收“学生军”派驻外省时，他与同班的几位进步学生误认为“男儿有志四方”这是一次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好机会。几天之中，报名者就达200多人。一时间，聂耳也显得异常兴奋：“云南不是我待的地方。虽然我的家庭是这样快乐，学校生活也是这样有趣，思来想去，宁肯牺牲了一切一切，甚至于牺牲了我的可爱的小朋友。我决定了，无疑了，明天一定和他们走吧！”从云南到湖南，绝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须先沿滇越铁路到达越南河内，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乘船到中国的香港，再由广州出发乘车到湖南。聂耳一行人几经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1928年12月15日到达十六军驻地——湖南郴州。这时，聂耳才发现，他们哪里是什么“学生军”，实际是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为了补充兵源而招募的新兵。他们被编入“新兵队”受训，在那里，聂耳亲身感受了旧军队内部的黑暗与腐朽，认识到自己受了骗上了当。新兵的生活很凄苦，聂耳在日记中写道：“看见新兵之惨状，见熟人之流泪。吃罢晚饭，稻草三把灰毯一床。”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天都有新兵逃跑。被抓回来的不是被活活打死，就是被打致残，有的被罚做苦役。由于一位同乡的疏通、帮助，聂耳于1928年12月26日离开了新兵队，到连里当了文书。1929年3月随十六军军官团南下广州。聂耳希望能在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后因资历不够未能实现。同年4月8日，聂耳等人被该军遣散，结束了近半年的军队生活。聂耳徘徊在广州街头，不知何去何从。到上海报考公费学校？没有把握。在广州等待投考航空学校？要等4个多月，仅有的一点遣散费根本维持不了那么久。回昆明？哪里有颜面去见亲朋呀。此时，他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演剧学校招考公费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以聂紫艺的名字报了名，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待考取后才得知，该校只是学习粤剧中的锣鼓、丝弦等乐器、实在与聂耳的兴趣不相投。聂耳心灰意冷，决定尽快回昆明。
1929年5月，他向人借了一笔路费，才回到了家乡，继续在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经过这次挫折，聂耳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在学习专业课之余，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及募捐救灾、办学的宣传活动中。他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业余学习音乐，参加各种游艺演出。这时他结识了新搬来的邻居、后来任省第一师范附小音乐教员的张庚侯，通过他指导开始练习小提琴和吉他演奏为同学、友人演出，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三蝴蝶》等伴奏。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这时他对戏剧表演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突出的才能，对文学戏剧的写作也有强烈的爱好，多次“跃跃欲试”，并有意通过写日记来扩展文学写作方面的才能。多才多艺的聂耳经常受到友人们的赞赏，更受到一些低班女同学的崇拜。聂耳尽情领略这种真诚的友谊和春天般的欢乐，并开始萌发了自己纯洁的初恋。当年10月，在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中，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也是他唯一终身爱恋的人。即使以后他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人生闯荡中，与许多歌星、影星相交，都不能改变聂耳对远在家乡恋人的忠贞。在远离家乡的这些日子里，与袁春晖互吐衷肠往来的书信达200封左右。就在聂耳远涉重洋遇难之前，他的母亲还来信催促聂耳抽时间回家与袁春晖完婚。因聂耳一直想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有更大的建树，这段美好纯真的姻缘，因聂耳的突然遇难而成为历史的遗憾。但聂耳是带着永远的爱恋而去天国的。当噩耗传到聂耳家乡，袁春晖悲痛欲绝，好多年都不能自拔，之后她一直住在聂耳家中，侍奉着聂耳的老母彭寂宽……回到省第一附属师范学习期间，聂耳与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继续自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29年7月11日，云南的军阀为了备战而搬运军火，结果引起昆明市北门街江南会馆火药库的大爆炸，无辜的百姓死伤在4000人以上。中共云南地下党在“济难会”掩护下，组织救济灾民。聂耳作为“济难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学生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尽全力协助灾民解决衣物、食宿、卫生、教育等问题，并四处奔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还发动灾民向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当局对此大为恐慌，派军警四处搜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被安排去乡下躲避了一段时间。
在毕业前夕，聂耳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初，云南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他们得以转过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5月，有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敌人开始对聂耳进行暗中监视，就要向他下毒手了！一天，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好友李同文突然跑到聂耳家，说他在父亲的办公桌上偷看到一份逮捕名单，上面有聂守信（即聂耳）的名字。李同文的父亲是当时昆明地方法院的院长，参与了密谋逮捕的工作，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聂耳必须立即离开昆明。可离开昆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时聂耳刚由省立师范毕业，玉溪教育局曾聘请他到玉溪中学教英文。可是到了玉溪，也仍然在云南反动政府的魔爪下，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只有远走外省比较安全。然而路费上哪去弄呢？即使走成了，今后的生活也是没有着落。这时，正巧有一个机会，使聂耳的出走计划得以实现。三哥聂叙伦的一位福建朋友薛耕愚先生，在上海设立了“云丰申庄”，经营纸烟业务，他约聂叙伦去担任会计。三哥想，如果把这个工作让给聂耳，弟弟就能很快离开昆明了，况且全部路费都由店方提供，到了上海有个落脚的地方，生活上也能有保障。为了使弟弟逃脱被反动派逮捕的厄运，三哥立即同薛先生商量，以自己要在家照顾老母为托辞，让聂耳顶替自己去上海，薛先生同意了。1930年7月10日，聂耳告别了亲人故友和家乡，只身取道越南，途经香港，于7月18日来到了纸醉金迷的上海滩，此后，聂耳远离自己的家乡、远离亲人和故友，开始了他在外独立谋生的日子。那时，他只有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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