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衡的失渡与鉴真的偷渡

    晁衡篇

    人生有低潮也有高潮。晁衡（日本名阿倍仲麻吕）的低潮，无疑是在辞别大唐返回日本的途中，不幸遭遇飓风，船被刮得无影无踪……高潮呢，则是在这之前将渡未渡的时段。

    那是公元753年的事，唐玄宗感念晁衡留学本朝并且服务本朝多年，表现卓越，是个好学生，好干部，值今远别之际，那原本从容的心绪，被搅乱，那平日深藏的肺腑，主动敞开，浮想联翩，特赋五言诗一首，为他，也顺便为同期返日的遣唐使们送行，诗云：“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唐玄宗脑子一热，又临时给晁衡加了一顶冠冕：大唐回访日本特使。让一个外国人担任本朝的使节，这件事，绝对是破了天荒的，大大超过唐皇平时的水准。

    唐玄宗的赠诗和加封，推动了晁衡生命的高潮。

    与之同时，长安城内那些与晁衡交好的文人，感情也开始井喷，纷纷赋诗饯别，如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包佶的《送日本聘贺使晁巨卿东归》、赵骅的《送晁补阙归日本国》等等。其中，能让京城的纸价一涨再涨的，当数王维的赠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晁衡为王维的情谊感动，当场解剑相赠，并和诗一首，题名《衔命还国作》，也是五言十二句：“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此是后话，北宋时，晁衡的《衔命还国作》入选“四大部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是被收录的唯一外国人的作品。

    尔后，晁衡就趁人生的波峰，取道长江口返国，起航之前，曾登镇江北固山望月，吟得《望乡》一首：“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再尔后，就在海上遇到了不可抗拒的风暴，生死下落不明……那年头，日本造船技术落后，遣唐使殁于风涛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李白闻讯，估计晁衡多半舟覆人亡，悲不可抑，遂挥泪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即使以前的那些赠诗都化为乌有，只留得李白的一首，真的，就一首，也足以让晁衡永垂不朽。

    汪伦的千秋万岁名，不就因为“诗仙”的一首“桃花潭水深千尺”么？

    吊诡的是，命运只是跟晁衡开了个玩笑，他乘坐的船没有倾覆，仅仅是被风暴刮到了越南，在那儿受到土著的追杀，随从伤亡殆尽，他本人却安然无恙，辗转两年，再度回到长安。

    仍旧当他唐朝的官，基于这番大难不死的经历，唐皇敕封他为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

    晁衡最终没能返回日本，也没能赴越南上任，公元770年，病逝于长安。

    生命真是滑稽极了，晁衡明明死里逃生，又多活了十七年，并且还有回复李白的一首《望乡》传世：“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然而，作为一轮大和民族的明月，一个道地的日式符号，他已东归扶桑，魂入碧海，与鱼龙同呼吸，偕唐诗共芬芳，剩下来的岁月，反而成了狗尾续貂，不啻“多余的话”。

    鉴真篇

    鉴真大晁衡十一岁，两位算是同时代人。

    鉴真早先的身份为扬州大明寺方丈，同时也是当地的佛门领袖。后来东渡扶桑，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医界巨擘。日本人称他为“天平之甍”，意即天平时代的文化屋脊。

    若问：“鉴真的人生有低潮吗？”当然有。若再问：“鉴真人生的低潮始于何时？”那答案，多半集中在五次流产的东渡。

    是啊，鉴真因受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六次东渡，前五次，是失败连着失败，怎一片愁云惨雾了得。

    让我们来看一看：

    公元743年，鉴真以去天台山考察为名，自造大船，准备率弟子、日本学问僧及技术人员若干，从扬州起程去日本，却因弟子走漏消息，招来官府的干涉，终致计划泡汤。

    公元744年，鉴真买了一艘退役的军船，再度率弟子等出发，结果船未出长江口，就被风浪打坏了，不得不靠岸修理。修好后继续航行，转而被狂风吹到舟山群岛，不得已，逗留于宁波阿育王寺。

    公元745年，鉴真在宁波重整旗鼓，未及开航，便因官府出面拦阻，不了了之。

    仍是公元745年，鉴真由宁波南下，打算绕道福州出海，未出浙江，又被官府拦下，并强制他们返回老家扬州。

    公元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他先去舟山群岛，将船停泊在那里，三个月后，觅得风平浪静，才拔锚，没想到航行不久又遇上了强风，船随波逐流了十四天，最终到了海南岛。在返回扬州的途中，弟子祥彦和日本学问僧荣睿相继去世，他本人也身染沉疴，双目近乎失明。

    这不是人生的低潮，又是什么？

    而我却不这么看，与其说是低潮，毋宁说是高潮的前奏或呼唤。

    特别要提醒的是，他是偷渡。

    按唐朝律令，出国，需要携带牒文与批文（相当于今天的护照和签证），鉴真啥都没办，他拥有的，不过是弘扬佛法的大愿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在僵硬的制度面前，百分之百属于违法。

    明知违法，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冒险犯难，直至目盲，直至身残，然心愈亮，志愈坚。此时此际的鉴真，已越出佛门，升级为大唐文化的代表，大唐文化在包容性之外，更具其开放性，辐射性，超越性，政令挡不住，山海也拦不住。

    鉴真的事迹，在大唐广为流传，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有一天，传到即将归国的晁衡的耳里。

    前面说过，那是公元753年。晁衡为这位中华的高僧心折：这正是唐朝的精粹、日本的福祉啊！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行动，助鉴真奋力一搏。

    晁衡出手了。首先走外交路线，公事公办，他把日本方面对中华高僧大德的渴求以及鉴真本人的志愿，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唐玄宗，请求恩准其赴日。

    在此之前，唐玄宗曾有意发扬国际主义，向日本输送几名道士，孰料日方以既有神道教为由，婉拒了。龙颜不悦，天子也会耍小孩子脾气的——好家伙！前次我主动奉送，你们不要；这次你们主动要，我也不给——唐玄宗御笔一挥，不同意。

    怎么办？对于鉴真，恩准要走，不同意也要走。早在第五次东渡失败之后，他便立下誓言：“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

    好，您既然心坚如铁，那咱就明路不通走暗道。

    晁衡安排鉴真一行悄悄登上遣唐使的返程船。

    命运之运，是命也主宰不了的跟班。如前所述，晁衡自己搭乘的那艘船受阻于飓风——上帝玩平衡，拿失渡作为他唆使别人偷渡的小小惩罚——从此断了回乡的路。

    鉴真搭乘的那艘船，则有惊无险地抵达日本。六次偷渡，他终于迎来人生的波峰。

    鉴真违旨出国，唐皇作何反应？对于这样一起新闻事件，居然没有留下任何可稽的记录。

    我在史书的字里行间寻觅，终于让我读出了如下的意思：

    任何国家，任何朝代，偷渡，都是违法的。

    然而，世上多少史无前例的壮举，又都是仰偷渡促成。

    ——鉴真就是例证。

    2015年10月27日

    黑船如何引发了黑潮

    公园在久里浜，久里浜在横须贺市，横须贺市在神奈川县；站在“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前，止不住心潮起伏。

    碑文中的北米，即北美；伯理，今译作佩里，或佩利。若问：这座公园是美国在东瀛列岛的飞地？——非也。这位佩里先生是日本的国际友人？——也不是。那么，奇哉怪哉！佩里究竟是何方神圣？凭什么要在这儿为他辟园建馆，立碑塑像？

    喏，此公的身份，标明是水师提督，搁在今天，相当于舰队司令。立碑的理由么——且听我从头说起。

    那是1853年。在大清朝，值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元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十三年；在日本，值嘉永六年。正是在这一年的7月8日，日本迎来了不速之客——佩里和他统率的四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舰。

    铁舰长驱直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口的浦贺海域，因为舰身漆得乌黑，故称黑船；又因为是凭借武力前来叩关，在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江户幕府眼里，更增加了明火执仗、公然打劫的“黑”。

    黑船有多可怕？日产电视剧《龙马传》描述，坂本龙马在海边惊愕一瞥，立刻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傻瓜似地“啊啊啊啊——”，舌头伸了出去，半晌缩不回。这哪儿是一艘船啊？简直就是一座小山嘛！而且是架了五、六十门大炮的小山！而且是安了风火轮的小山！日本的小舢板、小帆船与之相比，不啻是“大盥之下一些小蛤蜊”（佐久间象山语）。那个当口，龙马正在江户城内千叶道场研修剑术，他省悟到，一旦跟庞然大物黑船开战，刀呀剑呀的这些传统玩意，就像绣花针碰上铁榔头，根本派不上用场。

    龙马离开千叶道场，寻求制敌之道。他觉悟：要战胜黑船，必须先研究黑船，包括黑船走过的路。

    就常识而论，龙马可谓出格。

    幕府呢——无论史书，还是小说、影视，聚焦的都是惊慌万状，乱作一团。他们完全不摸底眼前这个美夷，但是多少了解长相雷同语言也雷同的英夷，了解后者在邻邦挑起的鸦片战争以及大清国的伤筋动骨、丧权辱国。黑船带来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幕府祭出的第一招，就是让黑船离开江户，转去长崎递交，那里是和外国人交涉的唯一口岸。

    ——江户是将军所在地，岂能与之缔城下之盟。

    黑船偏偏不给面子，佩里扬言：三天内不在江户完成国书交接，就宣布和日本开战！

    幕府也作了一些抵抗：在海岸布下重兵，密集防守；为了吓唬黑船，把寺庙的大吊钟摘下来，运至岸边炮台，伪装成巨型火炮；组织一批巨无霸级的相扑选手，在海岸边像抛掷玩具一样抛掷上百斤的沙袋，向黑船示威；得知敌军是肉食动物，尤其离开不了牛肉，就发出告示，严禁老百姓宰杀、出卖耕牛，等等。

    大盥就是大盥，从来不会跟小蛤蜊纠缠道理。黑船向幕府送去两面白旗，故作人道地提醒：开战后，美军必胜，你们若是想要活路，可赶快举白旗投降。

    幕府也真窝囊，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在这节骨眼上，却连病带吓，卧床不起（半月后就翘了辫子，一命呜呼）。

    重担落到老中首座阿部正弘的肩上，他审时度势，决定在浦贺海滨的久里浜接受国书，好歹把黑船打发回头，争取时间，从长计议。

    谁知到了次年2月13日，佩里又杀了个回马枪，舰队增加到七艘，态度也愈发强硬。幕府知道拖延不过去，战争一触即发，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坐下来谈判，与佩里签定了《日米和亲条约》。

    按：这里的“和亲”，乃日文，指的是国际间的友好亲善，而非汉语特指的具有政治目的的联姻。

    ——闭关落锁二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国门，就这样被黑船撬开了！

    黑船踌躇满志，准备班师凯旋。是晚，士兵从小艇系上两名偷渡客。为首的叫吉田松阴，岁数不大，名气、野心却很大，是一名狂妄的志士思想家，另一个是他的弟子金子重辅。两人干什么来了？是谋求政治避难，还是打算合伙搞贸易？都不是，说出来让佩里大感意外，他们冒险登上敌舰（偷渡是重罪），居然是请求随船前往美国，目的就一个：睁眼看世界。

    匪“夷”所思。佩里以黑船压境，胁迫日本缔结城下之盟，自谓已经够“黑”的了。这俩小子公然打黑船的主意，要跟着去黑船的老家开眼界，开什么眼界？不外是清国刚刚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夷制夷”那一套。如此看来，这俩小子更贼更“黑”！

    佩里拒绝了松阴。

    他答应为松阴保密。随后的事态令他大跌眼镜：松阴师生前脚下了黑船，后脚就去官府自首，主动申请蹲了大牢。佩里闻讯纳闷良久，他闹不清这俩小子是哪门子好汉？自己拒绝他们，究竟是对，还是错？

    与龙马相比，松阴又算得是出格的平方。世人每以其“头脑不正常”、“神经病”，焉知正因为其“头脑不正常”、“神经病”，才能在摩肩接踵、人满为患的历史长廊，挣得此区区一“格”。

    国门一开，世事骤变，外面的物质文明、思想文明哗啦啦涌进，内部的强国意识、改革呼声纷纷抬头，仅仅十四年后，日本就爆发了翻天覆地的明治维新：幕府退隐；王政复古；攘夷变成师夷；政体，也由天皇专制迅速迈向君主立宪。

    美夷、英夷、法夷、德夷，许多的夷——凡是西方的，注意，不包括东方，凡是强健壮硕的，注意，不包括老弱病残——统统从攘夷时代的敌人，变成了维新时代的朋友。

    有朋自远方来，包括黑船，没有压迫，没有屈辱，有的，只是帮助日本走向世界、拥抱文明的荣耀。

    福泽谕吉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黑船引发了黑潮（日文，指暖流），黑潮引发了热风。“士别三日”令亚洲各国“刮目相看”的日本，如晚清驻日公使黄遵宪所咏：“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日本杂事诗》）

    1900年，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彼尔兹利访问日本。此公曾作为佩里手下的少尉候补，参与了整个“黑船来航”事件，如今旧地重游，感慨旧貌换新颜，当年抱残守缺、满目疮痍的日本，已一跃为百废俱兴、蒸蒸日上的新兴强国。美中不足的是，他发现当年美军的登陆地点——横须贺海滨的久里浜——居然没有任何遗迹堪作纪念。这实在是天大的遗憾！

    当时日本已成立了日美友协，会长是伊藤内阁的司法大臣金子坚太郎。彼尔兹利把这遗憾告诉坚太郎，坚太郎觉得有理，就把意见上报。结果，由内阁批准，天皇首肯，日美友协负责执行，在久里浜开辟佩里公园，竖立佩里登陆纪念碑。

    碑文，是由伊藤首相题写。

    未久，又增建佩里纪念馆，增设佩里全副戎装的塑像。

    1934年，在因《日美和亲条约》而开放的港口城市下田，又设立了一年一度的“黑船祭”。

    这里的“祭”，可译作狂欢节。在相关的庆祝活动中，佩里被当作“文明的使者”、“日本改革开放的恩公”，幕府官员则被塑造成冥顽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这就是日本人的现实性和柔软性。没有心理障碍，没有什么耿耿于怀的“耻”。彼邦一拳头狠狠砸来，那是为了让我们从沉沉大梦中惊醒！——你知道“黑船祭”上有一首狂歌是怎么唱的吗？“名茶上喜选（在日文，上喜选与蒸汽机谐音），只消喝四碗（四艘也），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即使他们主观上不是，但我们客观上却是；起码，我们是把警钟变成了军号，把白旗变成了战旗，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就好！好就得纪念！

    同样面对“落后就要挨打”，学者熊培云指出：日本人记住了“落后”，故而发奋；中国人记住了“挨打”，故而悲愤。在历史意义的生产方面，可谓一个重理性，一个重感性。

    呜呼！日本人以落后为哈哈镜，照一照，笑一笑，弹冠振衣，轻装上路，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人以挨打为心头病，越想越痛，越痛越想，深陷其中，虽隔代隔世犹不能自拔。

    日本人纪念黑船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把对手的能耐捧上九霄云，而是为了将幕府的顽愚钉上耻辱柱。“二战”期间，日本和美国开战，怎么着？佩里纪念碑立刻被砸毁铲除，代之以“护国精神振起之碑”。及至战败，美军入主扶桑，人在“美”檐下，不用说，佩里纪念碑又被当成日美友谊源远流长的象征，重新浇铸雕刻，搁回原址。

    至于将来呢，嘿嘿，“将来”承接“过去”，但不是“过去”；“将来”基于“现在”，但不是“现在”；那是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了——两说。

    2015年7月18日

    铺向改革开放河床的金沙

    铁炮传来

    1543年8月25日，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刮离航线，漂到九州南边的种子岛。

    据鹿儿岛大龙寺禅僧南浦文之的《南浦文集》记载：

    葡萄牙人上岸，“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中虽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形象无物可比伦也，其为用也，入妙药于其中，添以小团铅，先置一小白于岸畔，亲手一物，修其身，眇其目，而自一穴放火，则莫不立中矣。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

    这是日式汉文，吾人读之，总归有点怪腔怪调。

    文中说的就是火绳枪，日本人称之为“铁炮”（日本人称大炮为大筒）。

    种子岛的岛主叫时尧，这名字颇具中国象征，当时只有十六岁，他一看到火绳枪，就明白它在军事上的巨大价值，执意要买。葡萄牙人是生意精，吃透日本落后，好欺负，漫天开出价码。时尧也不含糊，你敢开，我就敢买。最终议定：1000两黄金一支。

    时尧买下两支。

    时尧把其中的一支，交给岛内最好的铁匠八板金兵卫，责成他务必仿制成功。

    金兵卫将火绳枪拆卸开来，仔细研究每一个部件，然后依样制造，再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从外表看，和葡造火绳枪一模一样。但是，一试射，就宣告失败。人家属于高精尖，其中有诀窍在，不像三五一十五、三七二十一那么简单。

    过了一年，恰巧又有葡萄牙商船漂泊到种子岛，随船还有一位深谙火绳枪制造的技师。金兵卫迫不及待地登船请教，然而，人家售的是鱼，不是渔，当然不会轻易道出核心机密。

    这里又衍生出一段佳话：金兵卫铆定葡国技师，软磨硬泡，一次请教不成，两次，两次请教失败，三次。如此这般，双方就熟悉了。大概葡国技师也去过金兵卫的家庭作坊，见过他漂亮清丽的女儿。一天，技师对金兵卫说：

    “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吧！”

    这是开价码了。

    只是，这价码也太高得离谱了吧。

    金兵卫不肯答应。

    技师说：“你不答应我，我也不会答应你。”

    金兵卫实在为难，一方是女儿的幸福，一方是岛主交代的任务，掂量来，掂量去，他终于咬牙拍板，允诺这桩跨国婚姻。

    于是，金兵卫用女儿换来了制造火绳枪的秘密。

    于是，种子岛一跃成为日本生产火绳枪的基地。

    附近各藩闻风而动，争着来种子岛购买火绳枪，学习制造技术。

    1575年，织田信长就是利用火绳枪，击溃了武田胜赖不可一世的骑兵团，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卓绝的一笔。

    到1600年，日本已拥有火绳枪三十万支，跻身为世界火枪大国之一。

    时尧可惜只是个岛主，金兵卫可惜只是个铁匠，要是把他俩换成幕府将军，日本等不到明治维新，就要放眼看世界了。

    万次郎的放洋

    他叫万次郎，土佐国中滨村人，初时有名无姓。父亲早亡，母亲体弱多病，家贫，无缘读书。1841年，十四岁的他随渔人出海，不幸遭遇飓风，桅折舵毁，船桨亦被恶浪卷走，与渔夫四人随波挣扎了八天半，终于漂流到一座无人小岛。

    143天后，万次郎为美国捕鲸船约翰·霍兰德号搭救。其时日本闭关锁国，与外国有联系者，视为通敌，一律处死。五人有家归不得，只得跟了捕鲸船，前往异乡。

    途中，四个年长的船员，被留在了夏威夷。万次郎因为年少，且聪明伶俐，被惠特菲尔德船长收为养子，带回美国。

    万次郎是第一个走出日本、走向世界的人，他在新大陆学习了三年英语，以及数学、测量、航海、造船等知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他在那儿生活得再久，也终归是文盲——然后随富兰克林号捕鲸船再度闯荡大洋，成为一名出色的鱼叉手。

    期间，船员发生叛乱，船长被撤，万次郎当选副船长。

    数年后，万次郎思乡心切，决意回国，哪怕面临幕府最严厉的处罚。为了筹集旅费，他绕道南美前往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投身方兴未艾的淘金大潮，小小赚了一笔。然后前往夏威夷，汇合昔日四位伙伴中的两位（其余两位，一人已死，另一人惧怕旅途风浪和幕府锁国令，不敢同行），搭乘一艘前往中国的货船，驶上返乡的航程。

    那是1851年。万次郎一踏上日本国土，就被拘留，遭到监禁审查。因为他献上前所未闻的世界地图，又懂得英文，熟悉航海、造船，待遇也还不坏。一年半后，他被释放回家。

    不久，美国黑船前来叩关，幕府上下慌作一团。万次郎的经历和才能，自然就派上了大用场。他被征召到江户，擢升为武士，赐姓中滨（以生地为姓），负责开设军舰传习所。

    1854年，他以美国通的身份，促进日本和美国签定了亲善条约。

    尔后，作为日本唯一的英文翻译、知美分子，他长期活跃在教学和外交的第一线。比如，他翻译出版了《新美国航海术》；用“ABC之歌”将英文介绍给日本；1860年，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他与胜海舟、福泽谕吉等要人同赴美国；1870年，他参加普法战争视察团赴欧，后转美，在纽约与惠特菲尔德船长再度相会。

    万次郎的经历，是跨越海洋、重塑自我、改变命运的传奇。他与惠特菲尔德船长两家的后裔，至今还持续着世世代代的友好交流。他的出生地土佐清水市与船长的家乡费尔黑文，也结为了姐妹城市。

    ——当年，在约翰·霍兰德号捕鲸船上，万次郎刚刚学会简单的英语，船长问他：“你的希望和梦想是什么？”

    “未来就像海洋，”万次郎说，“无比神秘，无比危险，又无比美丽。它充满了……”他找不到要用的词汇，只好大大地张开双臂。

    “可能性。”船长代他回答。

    遗憾的是，和万次郎一起为美国捕鲸船搭救的四名船员，因为拒绝前往新大陆，而被留在了夏威夷（那时还不属于美国），远离文明世界的中心，不论后来有没有归国，都永远留在了史册之外。

    走出去！走出去！

    闭关锁国的“洞中日月”，日本和大清国本是一对憨兄憨弟：坐井观天，孤陋寡闻，老牛破车，自娱自乐。

    公元1853年，在清国遭鸦片战争当头棒喝十三年之后，日本人被美国“黑船”的一声炮响惊醒了！

    七年后的1860年，日本向美国派出了第一个正式使团，也是考察团，学习团。

    破天荒头一遭啊！对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如是，对在家门口接待东方来客的美国人，也如是。

    沃尔特·惠特曼，日后以《草叶集》驰名世界的歌者，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一笔，他写道：

    《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观的行列》

    这时我也站起身来，回答着，

    走下人行道，卷进人群里，同他们一起注视着。

    容貌壮丽的曼哈顿哟！

    我的美利坚伙伴哟！

    毕竟，东方人向我们走来，

    向我们，我的城市。

    这儿我们的大理石和钢铁的高髻美人们在两旁罗列着，

    让人们在这当中的空间行走，

    今天，我们地球对面的人来了。

    使团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改变了曩昔对“夷狄”的偏见。“我国人当中，视洋人为犬马者，十之八九……”福岛义言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总共来了七十七人，大半也都厌恶洋人，然而一旦了解到实际情况，人人如大梦方醒般悔悟前非。”

    日本急欲奋起直追，从此频频向西方派出各种考察团。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认真，这是天下人都公认的。试以1871年底的“欧美使节团”为例：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原定期限为七个月，后来延长到一年零九个月。考察对象，囊括政府机关、议会、法院、港口、兵营、监狱、工厂、农场、学校、报社，等等。日程安排之繁密紧凑，从下列日志可见一斑：

    火车一到，我们刚把行李卸在旅馆，行程就开始了。白天，我们从一地转向另一地，观看会去皮的机器和轰鸣的机车。我们站在钢铁呛人的气息中，周围烟雾蒸腾，身上落满了煤灰和尘土。黄昏时分回到旅馆，几乎还没来得及脱掉脏衣服，晚宴的时间又逼近了。宴会上，我们不得不保持威仪。如果受邀去剧院，又不得不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注意舞台上的剧情。这一切，使我们筋疲力尽。夜里，躺到床上没多久，天就开始亮了，派过来的卫队，又要带我们去参观工厂。

    木户孝允抵美不久，就深感教育的重要，他在一封致国内的信中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十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提醒同胞：“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但是，他指出：“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随着考察的深入，日本使节团认识到，欧美文明的中心是英国，标志在巴黎，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文明就越浅陋。日本只有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国外的产业、技术、知识与人才，才能不断缩小与欧美国家的差距。而其中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则是政治改革和工业化。使节团还欣喜地发现：“大多数欧洲国家闪耀着文明之光，财富充裕，实力雄厚，贸易繁荣，技术优越，人们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和舒适。……见此情景，我们往往会以为他们一贯如此，但事情并非这样——我们此刻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始于1800年之后。不到四十年就创造了如此成就，阅读这段文字的每个人，都应该反省日本可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小栗忠顺与“螺丝钉”

    在1860年赴美的那个使节团中，还有一个人值得大书一笔，他就是小栗忠顺，当时在幕府的职务，是外国奉行（相当于外交部长）。

    到了美国，完成了外交使命，免不了要到处参观、考察。

    一天，他来到一家造船厂。

    触景生情，小栗忠顺精神一震，他对美方陪同的官员说：“我们正在购买各国先进的军舰，将来我们自己也要动手建造船厂。”

    没料，那位官员冷冷回了一句：“小栗阁下，贵国的海军建设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您请说。”

    “您想过没有，军舰是用来打仗的，一旦上了战场，难免不发生损坏，到时怎么办？”

    “怎么办？损坏了，就修呗。”

    “修，谈何容易。”那位官员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枚螺丝钉，伸到小栗忠顺的面前，“贵国现在连一颗螺丝钉都无法制造，纵然买了很多军舰，也不过是如同一次性商品，用过了就得重买，不但是巨大的浪费，对于本身的军事建设，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话，一下子把小栗忠顺震住了。他默默地望着美国官员手中的螺丝钉，想了又想，然后果断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把它接了过来。

    小栗忠顺明白，比购买军舰更重要的，是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

    归国后，小栗忠顺出任勘定奉行（相当于财政部长），在他的主导下，日本开始在横须贺兴建造船厂。

    但是好景不长，幕府在倒幕派和西洋各国的夹击下，亦已内交外困，风雨飘摇，有人提醒小栗忠顺：“德川政权看样子坚持不了几年啦，你这么卖力地建造船厂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他回答：“只要日本能够强大，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是后话，横须贺造船厂于1871年竣工，随即投入日本海军建设。三十多年后，日本海军舰队一举击败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舰队，当时的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万分感慨地说：“这一切都是小栗忠顺的功劳。”

    小栗忠顺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早于1868年就去世。他是怎么死的？事情与一笔巨额藏金有关。据传，幕府大佬井伊直弼在政权颠覆前，将高达四百万两的黄金埋藏了起来，这藏金地点，只有他的心腹小栗忠顺知晓。明治政府建立不久，就把小栗忠顺抓起来，要他交代藏金地点。小栗忠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又问他作为管理财政的大臣，手头还留有多少幕府的资金，他也回答一分没有。新政府认为他态度顽固，下令斩首示众。

    新政府不死心，又下令抄家。他们想小栗忠顺当了多年高官，哪能没有私藏。谁知挖地三尺，一无所获。最终，他们翻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子，打开，里面包着层层丝绸，以为里面装着什么稀世珍宝，或是藏宝图，揭到最后一层，在场的人都大跌眼镜：仅仅是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不用说，这就是小栗忠顺当年从美国带回的那颗螺丝钉！

    2015年7月-8月

    养子的政治经济学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是养子吗？非也。但是他的外祖父、“二战”甲级战犯、五十年代末出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原名佐藤信介，即另一位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亲哥哥，读中学时，过继回生父的本家，改姓岸——过继就过继，怎么叫“过继回”呢？原来，岸信介的生父佐藤秀助，出身于岸家，本名岸秀助，后来当了佐藤家的上门女婿，易姓佐藤。父子俩你出岸家我回岸家，一“赘”还一“继”，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岸信介的长子岸信和没有子嗣，他的妹妹，也就是安倍晋三的母亲，又把她的三男（安倍晋三的三弟）承祧回舅家，取名岸信夫（现任日本副外相）；安倍晋三呢，别看他闹得欢，年届花甲犹膝下荒凉，无儿无女，近年仍由母亲做主，把长兄的孩子安倍宽人收为嗣子，以解后继无人之忧。

    养子现象，各国都有，不足为奇。日本因有其特别的市场，才格外引人注目。

    且说战国三雄之一丰臣秀吉。他出身农家，生父早逝，母亲改嫁，他随母亲到了继父家，继父不等于养父，所以他小时候没有做过养子。但是呢，一般人万万料想不到，秀吉在统一日本、兵权在握、势倾朝野之后，竟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养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秀吉想开设幕府，按照朝廷规定，必须先获得征夷大将军的头衔，而要当上征夷大将军，又必须是天皇御赐的源氏，秀吉出身平民，怎么办？

    只有一条路，就是给源氏家族当儿子。

    秀吉选择了源氏宗主、前代将军足利义昭，请求作他的养子。

    谁知人家不甩。

    没奈何，只好死了当将军的心，策划改任关白。关白也有血统的限制，必须是天皇御赐的藤源氏。为此，秀吉请人疏通时任关白的藤源氏宗主近卫前久，这回如愿以偿，顺利当上近卫家的养子，更名“藤源秀吉”。

    你大概不知道，秀吉先前祈求的足利义昭，与他同龄，尔后疏通的近卫前久，也仅仅大他一岁。

    有权就是爹——不折不扣的政治交易。

    日本战国时代，豪门贵族间输出和接受养子，通常多出于政治的考虑。譬如战国三雄的另一主角织田信长，他的次男、三男、四男，俱过继给实力派的大名当养子。比如其四男，就是过继给前面提到的秀吉。

    1582年，信长不幸死于部将的叛变，秀吉乘机以“信长四男养父”的身份，起兵为故主暨亲家复仇，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获取信长部属的支持上，都大大赚足了红利。

    又譬如战国三雄的另一主角德川家康，他那十一个儿子中，有多个给别人当了养子。如第二个男孩，小时候打发去丰臣家做人质，作了秀吉的养子，得名羽柴秀康。后秀吉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秀康又改当下总国结城大名结城晴朝的上门女婿，易名结城秀康。瞧，他一辈子都没能落上本家“德川”这个姓。

    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那些无缘分得家产、注定扫地出门的非长子，也为养子习俗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日本民族的两大特质，危机意识与进取精神，在养子或婿养子（女婿＋养子）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代表——以笔者熟悉的近代人士为例——有政治界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桦山资纪、寺内正毅、滨口雄幸、吉田茂，思想界的吉田松阴，文学界的芥川龙之介，史学界的贝冢茂树，科技界的汤川秀树等等。

    书架恰好有一本《汤川秀树传》（日本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拿过来随便翻翻，这一翻，竟然翻出了一个养子世家。瞧，汤川秀树原名小川秀树，是汤川家的上门女婿；秀树的父亲，以及外祖父，也都是婿养子；不仅如此，秀树的岳父兼养父，本身就是倒插门；还有，前面提到的史学家贝冢茂树，原名小川茂树，是秀树的胞兄，也是因为当了贝冢家的养子，才随了人家的姓。

    日本的养子市场，也因为日本家族企业的特殊传承，而分外繁荣。

    众所周知，全世界的家族企业，都面临一道“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如何破解，成了伤透脑筋的难题。

    唯有日本的家族企业不受其影响，五代，十代，乃至数十代长盛不衰，靠的就是长子继承加养子接班。

    长子继承的好处，在于确保接班人的绝对权威和财产的绝对完整，避免诸子析产的耗损和因争产带来的内斗。

    养子接班，则在长子不成器或血脉断竭的情况下，保证企业如常运转。

    松下幸之助的大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首创“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被誉为“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到底不是神仙——女儿也不赖，算得“半子”，他就在另一个“半子”上下功夫，从选材到招赘到改姓（男方肯定要跟女方姓）到培养到最后任命为掌门，完善把一个外姓人打造成本族后裔的全部工序。

    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倒是有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呃，怎么说呢，有点中国俗语“扶不起的阿斗”的味儿，老当家的从家业出发，选贤任能，拍板让入舍的快婿顶门立户。

    丰田企业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不仅有儿子，而且儿子还顶呱呱，是一等一的人才，完美无缺的接班人——不，肯定还有缺，比照当总裁的高标准。丰田佐吉深图远虑，最终，把总裁一职交给他更为看好的入赘女婿。

    有人统计，三井财阀从1900年到1945年，共涌现出二十九位高层领导，其中六人为养子，占总人数的21%。

    五分之一强啊！就是说，五位家族的高层，便有一人的遗传讯息属于转基因。

    中国人喜欢续家谱，强调的是血管里流着同一祖宗的血，“五百年前一家人”；即使收养子，多数是从直系亲属中考虑。日本人比起血缘、家谱，更重视的是家徽，诸如房屋、家具、和服、布帘、包袱皮、灯笼、商号，乃至墓碑，到处有它的印记。我打开一册《家徽里的日本史》，查出织田家的家徽是织田木瓜，丰臣家的家徽是太阁桐，你只能对着它的图案，遐想其列祖列宗的光荣与梦想，而不能获知明晰的血缘谱系。中国的家谱和日本的家徽，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各有各的香火延续，各有各的政治经济学。

    201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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