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马的世纪猜想

    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记录了坂本龙马的一则逸闻：

    桧垣直治是土佐勤王党成员，也是位剑道高手。一天，他腰插长刀，昂首阔步于街头，迎面撞见同乡坂本龙马。龙马上下打量了一下直治，说：“时局剧变，今后在室内的厮杀打斗会多起来，所以短刀要比长刀适用。”边说边从腰间抽出短刀。直治觉得有理，回去换上短刀，转身再去见龙马。龙马一言不发，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叭”地放了一枪。直治心领神会，几个月后，他带着手枪又去见龙马。龙马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一本书，说：“手枪已经过时，从现在起，统治世界的是这个了！”——那是一本《万国公法》。

    我为这个故事吸引，特地上网搜看了48集的电视剧《龙马传》，虽然情节并非如逸闻那般集中在一人，倒也都有实据，不失为历史的真实。

    李御宁是韩国学者，他举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他对日本文化的定义：“缩小意识。”你看，从长刀到短刀到手枪到《万国公法》，坂本龙马的着眼点，不正是一个比一个小吗！

    有“缩小意识”，自然就有“扩大意识”。李御宁指出，古代，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近代，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就是日本扩大意识的赤裸裸表露。但是每一次“扩大”，结果都遭遇失败。李御宁因此得出结论，日本文化的精髓是“缩小”，不是“扩大”，一旦萌生出大国意识，从“缩小”将要转变为“扩大”之时，便是失败到来之日。

    该书的结尾部分，李御宁语重心长地指出：

    现在日本到处都在使用“经济大国”这一称呼，在国家前面加一个“大”字，便意味着将会有尴尬的事情发生。尽管如此，如今日本仍出版了许多书名非常奇怪的图书，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国日本》或《日本的时代来到了——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之路》等等。

    为什么是大国，为什么是世界第一，为什么要这样慌慌张张地建设成“大国”，难道这是原来以“缩小文化”追赶、以“扩大文化”超越的战略吗？日本人决不能忘记，大东西可是被看成“鬼”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张乃丽译）

    李御宁生于日据时期，从小就学习日文。尔后，又身居韩国文化要津（曾任文化部长）。一个韩国文化，一个日本文化，可以说是他的前厅和后院。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创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在日本刮起一股“李氏旋风”。抛开一些枝节不谈，从写作的角度看，我认为他高人一肩，既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又文采斐然，引人入胜。

    回到本文开篇，在叙述完坂本龙马的故事之后，李御宁自问自答：“假如龙马不是生在幕末，而是生在“二战”后，这一幕趣闻将会如何继续上演？手拿《万国公法》的龙马，下一次与直治见面，又给他看什么呢？无论如何，龙马拿不出原子弹。他大概会全身摸一下，然后掏出一种类似卷烟盒子的小玩意儿，宣布：‘《万国公法》落后了，今后得用它占领世界！’龙马这回掏出的，原来是微型收音机。”

    如今，历史的车轮已驶进了公元2015年，距离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的问世，又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笔者禁不住想旧话重提：假如坂本龙马活在今天，又会给世人传输什么？

    让我们先看一看他的同胞在怎么说，举其典型：

    1989年及稍后，在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巅峰，石原慎太郎与人合作，发表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日本经济可以说“不”》等一系列著作，旨在向美国叫板，鼓动丢弃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争当“时代的中流砥柱”。

    2013年，电视剧《半泽植树》主人公的一句台词“以牙还牙，加倍奉还”，迅速蹿红日本，脍炙人口。

    前者，一目了然，是企图重演“大日本崛起”。

    后者，表现得颇为暧昧。乍一看，谁是主体，谁是客体，似乎因人而异。倘若不是日本人，不具备大和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你是摸不着头脑的。笔者以为，“以牙还牙，加倍奉还”之所以在东瀛走红，是因为它触摸到了日本人心灵深处的伤疤，引起了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报仇雪恨的共鸣。日本在“二战”中落败，沦为美国附庸，对此，日本人一直是不服气的，有加藤嘉一的话为证，这个曾留学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年轻人，在《我不是间谍》一文中直陈：“是日本打赢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采取扩张主义，发动战争，结果战败，但日本是被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投降的，是人类历史上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加藤这里依然讲得含蓄，理解日本人的话要“以心传心”，他们认为“二战”是“圣战”，日本军队所向无敌，从未吃过败仗，仅仅最后输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请注意他这里用的是“受害者”，就是说，他们是原告，不是被告，是抗击，不是侵略。进而掏日本人的心窝子，则是，也必然是：本来就没有错，当然谈不上向谁认罪道歉。日本人只是慑于原子弹的杀伤力，才放弃抵抗，委曲求全。在美国的屋檐下熬了几十年，终于熬到经济腾飞，扬眉吐气。彼时，当时，甭说周边亚洲国家，就连骑在他们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山姆大叔，也已不再放在眼里！——此说绝非危言耸听，既然战争末期有“一亿玉碎”之誓词，战后有“一亿总忏悔”之矫饰，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有“一亿卧薪尝胆”之共识，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岛国根性，注定了他们总想在某一天“以牙还牙，加倍奉还”！

    起坂本龙马于九泉，他会怎么说呢？

    窃以为，按照李御宁的缩小意识，此时此刻，坂本龙马最应做的，就是登高一呼，重提石桥湛山当年的“小日本主义”。

    这个“小”，并不是斤斤计较于国土大小，而是拨转船头，认清方向，放弃“中央之国”、“万国之冠”、“八纮一宇”的妄念，与周边国家“求大同存小异”，和平共处，坚决不再走侵略扩张之路。

    这个“小”，并不是刻意束缚手脚，放慢速度，而是指胆不妨大，心则要细，塌下心来，认真做事，竭力避免小人得志，小黠大痴，小隙沉舟，贪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重蹈历史覆辙。

    这个“小”，并不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人心灵手巧，善于在微观世界纵横驰骋的特长，螺蛳壳里做道场，以小见大，积小成大，小题大做，秤砣虽小压千斤，纵有小枉，不失大直，纵有小疵，不失大醇，从而小大由之，得心应手，以一个崭新而健康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语言学家大野晋指出，在奈良、平安时代，日语的“微小”，就包含着“美丽”。

    平安时代的著名歌人、作家清少纳言即说过：“无论什么，凡是小的就是美的。”

    诚哉斯言！“微小”着并微笑着，微笑着并“美丽”着，不失为一条日本特色的康庄大道！

    2015年2月12日

    “蕞尔”一词面面观

    晚清至二战，日本呼中国为“支那”，虽然这叫法是由汉字音译印度语而来，早先并不带贬意，但在作为战胜者、侵略者的日本人口里，明显变成蔑称。中国政府不接受，抗议一直抗到二战结束，日本落败，这才弃“支那”而不用。

    此乃旧话。进入本世纪，日本有一位出了名的右翼政客，又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此事遭到中国舆论的痛击。于是，有人出来圆场，说日本称中国“支那”不对，应予纠正，但也希望中国人以后不要称日本为“小日本”。

    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当今世界，不论国土大小，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尊重别国，也是尊重自己。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词“蕞尔小国”，也应该慎用。

    蕞尔，形容小，多用于国家、地区，如：蕞尔小国、蕞尔小邦、蕞尔小岛、蕞尔弹丸，等等。

    查中国古籍，《左传·昭公七年》载：“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

    唐·刘禹锡《贺收蔡州表》曰：“蕞尔元济，敢怀野心！”

    到了明清，“蕞尔”一词，偏于称沿海的岛屿，如称香港为“蕞尔小岛”。

    大清朝的官员，也有称英国为“蕞尔小岛”的。英国孤悬海外，那是没错，要说怎么“蕞尔”，只怕还是出于隔膜。

    说到东瀛，中国人除了习惯称“小日本”，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词，即“蕞尔小国”。

    打开网络，随便搜一搜与日本有关的文章，“蕞尔小国”便扑面而来。

    例：“今天看来，在甲午年（1894年）到来之前，在一直到1945年页页血污、长达五十年的战争史揭开之前，双方都需要一场心理的演习。心理上永远都难以接受日本‘蕞尔小国’的横行、自己平生被这小国扰乱压迫的李鸿章，此刻手中有欧洲打铸的钢铁巨舰‘定远’和‘镇远’。”（张承志《敬重与惜别》）

    “晚清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于东邻小国日本，俯首签约，割地赔款，一时举国震动，朝野哀痛。人们困惑不解：这个孤悬海外、一向不被国人留意的蕞尔小国，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强悍？”（李长莉《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

    “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白花花的银子，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赔给了日本，据说等于它四年的财政收入。土狭民寡的‘蕞尔小国’一下子富了起来……”（李长声《自卑》）

    “抗战纪念，该反思的不仅是侵略者，被侵略者更该反思，为什么偌大国家动辄被蕞尔小国肆意欺凌？日本凭什么欺负了中国五十年？”（程万军凤凰博客《日本凭什么欺负了中国五十年？》）

    “这番豪言壮语，活脱脱表现了一介东瀛武士首领的勃勃野心，区区蕞尔岛国，敢对天朝上国的中华产生‘是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如果没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岂敢出此大话？”（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

    “十九世纪末期亚洲的最大强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去了那个蕞尔小国留学。”（俞天任《冰眼看日本》）

    这都是“小日本”之说的翻版。

    日本小吗？和中国相比，其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只及后者的二十五分之一，的确是蕞尔的了。

    但是，放在世界各国，它的面积排名为第六十位，高于英国、德国，处于中上，倘若把海洋面积计算在内，可进世界前十，要是再把海洋深度的体积打进去（这都是得天独厚的资源），就成了世界第四，何蕞尔之有？

    若按人口排序，日本占世界第十位，若按经济实力，更是前几名，远远超出蕞尔小邦的范畴。

    给日本贴上“蕞尔小国”的标签，战争年代，如甲午，如抗战，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是天经地义，大气磅礴，义正辞严；和平年代，特别是邦交恢复之后，就要讲究用词的准确性及感情色彩了。

    还有一层，这里不得不说，查历史，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蕞尔东夷”不屑一顾，这种心态一直遗留到今天。日本曾经弱小，这是事实，也是过时的皇历。日本人不因弱小而自暴自弃，他们全力学习中国，堪谓学到了家。用《西游记》里的典故，他们就像钻到中国肚里的小飞虫，把这个“庞然大物”的五脏六腑摸得清清楚楚。然后，立志赶超。最终通过甲午一战，宣告全面超过了清国（国人，包括笔者，提到前清时，习惯在前面加一个“大”，仿佛不称“大清”就是不敬，这是一种思维惯性，也是对国土和人口的自恋）。——不是我哈日，更不是犯贱，彼邦虽相对较小，能耐却挺大，千万不可作飞虫、尘芥视之。

    进而，对于那些面积忒小的国家、地区，我建议也慎用“蕞尔”。尤其是“蕞尔”和“弹丸”串联，一个“蕞尔”，已露睥睨，再加上“弹丸”，更显不屑，是不是也有欠泱泱大度？——持中性者，又当别论。

    2015年8月1日

    “吃茶去！”

    炉火纯青的演技

    明治天皇酷爱汉诗，一生所作，不下数千首，其中引用率最高的，是以下两句：“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为什么这两句诗引用率最高？因为它墨渖未干，言犹在耳，天皇就策动了日俄战争。

    昭和天皇得乃祖真传，“二战”期间，在对英美宣战的御前会议，他即席吟诵的，也正是明治天皇的上述两句诗。

    天皇总能装出一脸无辜，羞答答的犹抱琵琶，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认为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的奥秘。

    真相高于一切

    且看下列刻划日本人的诗句：

    突出的颧骨，厚厚的嘴唇，三角形的眼睛

    有如名匠三五郎雕刻的坠饰的脸

    失魂落魄，恍惚迷离

    毫不自知，小肚鸡肠

    贱命的虚荣者

    固执矮小，不思进取

    猴子似的、狐狸似的、飞鼠似的

    刺鰕虎鱼似的、鳉鱼似的、兽头瓦似的

    如饭碗碎片似的日本人

    如果是外国人写的，你说，这一定是污蔑。

    如果是日本人写的，你想，他一定是民族的叛徒。

    事实恰恰是日本人写的，而且他不是民族的叛徒，他深爱日本，日本人也深爱他，他就是大正、昭和时代的著名诗人、雕刻家、日本现代美术的开拓者高村光太郎。

    艺术家眼毒，他说出的，不过是那时代日本人的真相。

    自大到极点，就是自卑

    有记者采访三岛由纪夫，交谈中，突然问道：

    “三岛先生，能否告诉我您的身高？”

    三岛端坐不动，直视记者，反问：

    “你是多高？”

    记者答：“我是一米七三。”

    三岛笑道：“我也是一米七三！”

    记者愕然，他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三岛当初的征婚条件，特别强调一点：女方不能比他高——明摆着是为自己的五短身材形秽；而且他刚才进门，看到站着的三岛，足足比自己矮一头，怎么瞬间就跟自己一般高了呢？

    记者有所不知，如果他刚才说“我是一米八三”，三岛也会回答“我也是一米八三”的啊。

    日本人“心中”装的是自杀

    在日本，可以谈“心上”、“心下”，但不可以谈“心中”——日语的“心中”不是指心头、心坎、心田、心海、心里头，而是指自杀，着重指殉情。

    日本人的剖心相示，捧出的不是赤裸裸的爱，红彤彤的情，而是血淋淋的死。

    混音装置

    日本女性如厕，羞于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小溪潺潺”或“飞流直下”，所以中间不停冲水，借哗哗水声掩盖“天籁”，如是必然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商家因此发明了一款叫“音姬”的混音装置，启动它，就会发出冲水的音效，而实际上水并没有流失。

    真的很文化，也很——政治！

    与钓鱼岛主权无关

    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美国某亿万富翁发布一个广告，宣称：悬赏一百万美元，给予第一个发现蓝色斑马者。

    看到广告后，德国人第一个冲进了图书馆；英国人买了张非洲地图直奔阿非利加而去；法国人用油漆把驴涂成了蓝色；韩国人到处吹嘘自己马上就要发大财，并迫不及待地开起了庆祝晚会；日本人呢，则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起劲往驴身上贴一根又一根的蓝线。

    贼精而又贼勤的日本人哪。

    精神万能的神话

    “二战”期间，一次，空战结束，日本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返回基地。某大尉最先回来，他下得飞机，伫立不动，举起望远镜，搜索天空，等待部下陆续返航，脸色苍白而镇定。当最后一架飞机落地，他写好作战报告，转身走向司令部。进门，立正，向司令官汇报。然而，汇报完毕，他随即倒下，在场人上前急救，发现，他已死亡，躯体已经冰凉、僵硬，再查，胸口有致命的弹伤。

    一个刚断气的人，不可能如此僵硬、冰凉。大尉肯定死去很久，是他的精神支持他的躯体作了汇报，是已逝大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信不信由你，反正，日本的战时广播就是这般喋喋不休地宣传的。

    杀人，以堂皇的名誉

    一个小市民走在街道上，看到前边武士的衣领有个跳蚤，就好意上前提醒。谁知，武士怒极，返身就给小市民一刀，将他一砍两半。

    理由？笑话，武士杀小市民还要什么理由吗！何况这家伙自己找死，跳蚤是牲畜才有的寄生虫，他竟然说武士身上也有，哼！不杀他，杀谁？！

    物极必反

    日本人爱清洁是出了名的，通常一天要洗两次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用以去除疲劳，荡涤心灵的污垢。

    由洗澡而扩及其他，比如，进门要换拖鞋，去厨房、厕所、阳台，又得换不同的拖鞋。

    平常，来多少客人，就得准备多少双不同的拖鞋。

    公共场所，能容纳多少客人，就得准备多少双拖鞋。

    这些拖鞋就成了脚气真菌繁衍的天堂。

    猗欤休哉，日本人的脚气病也荣冠世界前茅。

    犬性的民族

    “在日本，即便是左邻右舍，只要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舍弃人性，变成忠实的犬对其进行攻击。”（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

    夏目漱石写了《我是猫》，一举成名，他应该再写一篇《我是狗》的——从日本人如何爱怜狗、如何绝对不吃狗肉谈起——说不定早抢去泰戈尔的风头，夺得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感性的民族

    西方艺术重撼天动地。

    东方艺术重余味无穷。

    日本居东方的东方，其“味觉”极淡极细。比如这一句：“古老寺钟的裂缝里，沉睡的彩蝶哟。”（江户时代的诗人与谢芜村的俳句）

    都说上帝在细节中。

    日本人的美感深入锈缝中的彩蝶之睡姿。

    反常畅销

    东京有家出版社出过一本《自杀指南》，这种鬼气森然的书，居然有人看，有很多很多的人看，不到一年，便卖出50万册。

    书中开列十种自杀方法，如理想的服毒、古今东西广为采用的上吊、潇洒的跳楼、当今流行的割脉、血性的卧轨、古典的投水、引人瞩目的自焚、不损伤遗体的冻死等等。不仅如此，作者还向人们推荐“自杀胜地”，包括交通路线、投宿宾馆之类，也交代得一清二楚。

    语云，一切都是应运而生。

    《自杀指南》应的是什么运？谁喝凉水谁心里有数，旁观者还真不好置喙。

    标准化的新人类

    山川方夫短篇小说《护生符》的梗概是：

    某晚，一位名叫关口的工薪族职员与同僚喝完酒后返家途中，发现前面有一个和自己长相、打扮一模一样的人，正步履蹒跚、醉意十足地朝自家的公寓楼走去。恍惚中，他以为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那影子熟门熟路地上楼，最后竟在自家的房门前停下来敲门。更叫他吃惊的是，门居然开了，他毫不迟疑地走进去，那光景完全是一个在外面辛勤工作了一天的丈夫下班回家的样子。妻子叫着他的小名“二郎”，那男人居然也闷声闷气地答应了。男人进门后一屁股坐下来翻报纸，这一切使关口如坠五里雾中，以为自己得了精神病。后来才弄清楚，那个“我”叫黑濑次郎，是另一家公司的职员，住在隔壁一栋完全相同楼房的一套完全相同的居室里，下班后喝醉了回家，走错了楼。因为行为举止和丈夫太像了，妻子开门时居然没发现他是个外人。同样，因为房子的陈设太相似了，黑濑自己一时也没有发现闯入了别人的家。

    ——黑色幽默，嘲讽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生活。

    虽然是小说，也不妨当作纪实看。

    日本的三一律

    个人犯罪全世界最少，集团犯罪司空见惯，国家犯罪骇人听闻。

    ——在《暧昧的日本人》中，李兆忠如是概括。

    日本式的集团主义

    “从岩洞口可以看到溪流里有个很大的水潭，水潭底下长着一丝十分清爽的水藻，一根根细长的茎从水底笔直地伸向水面。好多鱼特别喜欢在水藻的茎之间穿行，它们在茎丛间成群结队，互相鼓励，以免被激流冲散。它们中间只要有一条鱼误向左游，其他的鱼都会跟着一起向左游去，如果有一条鱼被水藻挡住只能往右游时，其他的鱼都会认定这是必去的方向而一齐往右游。”

    这是井伏鳟二笔下的“山椒鱼”。

    这也是上帝眼中的日本人。

    2015年12月

    “我不和狗照相！”

    东京有个车站，叫涩谷。涩谷站前有个广场，叫八公。八公本来是条狗的名字，广场因了它而名扬天下。

    八公的故事，在日本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忠”。每天早晨，它陪主人上班，殷勤伴送到车站；傍晚，又预先恭候在车站，迎接主人下班。后来，主人去世了，它仍一如既往，每天傍晚守候在车站，在人流中寻觅主人。

    广场一侧立着八公的雕像，旅游团的人争相和它合影。

    阿青站得远远的。

    团长过来拉他：“难得来一趟，拍个照，也算到此一游！”

    “我不拍，我怕！”他说。

    “这是一座雕像，又不是活狗，你怕它什么？”

    人群就起了轰笑。

    “我不和狗照相！”阿青一脸严肃，“狗只是忠于主人，对它来说，我永远是外人，我怕它在梦里咬我！”

    去横滨，长途巴士，导游介绍日本的“耻文化”，讲到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说《少爷》：

    少爷为人挑拨，决定与一个同事断交。可是——可是什么呢——他曾经接受对方请客，喝过一碗冰水，价值一分五厘。少爷觉得：“真丢人！让这号两面三刀的家伙请客，我只喝了一杯，是他掏了这一分五厘钱。一分也罢，五厘也罢，领了他的情，死了都让我不得安生。明天去学校时，一定还清这笔账。”少爷第二天果然还清了这笔宿债，心无挂碍，这才与之断交。

    讲完，众人啧啧有声。

    阿青撇嘴，作不屑状。

    团长笑问：“你又有什么高见？”

    阿青答：“只是欠一分五厘，所以说还就还了。假如是一万五千，或者是十五万、一百五十万，他肯定说断交就断交，一分也不还。”

    众人想想，觉得虽然不能说“肯定”，但确实是有那种可能。

    这个团的成员都是作家，作家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日本文学，仍是在去横滨的路上，聊着聊着，就谈起日本的“物哀”。

    甲说，物哀就是睹物伤情，物我同悲。

    乙说，这个“物”，不只是自然物，还包括人和世相。

    丙说，这个“哀”，不仅指悲，还包含感动和欣慰。

    丁说，物哀是日本特有的审美。他举一个日本诗人的话，说物哀是这样的，一轮明月高挂在夜空，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但漂亮的不是这轮明月，而是这轮明月缺了一个口，恰巧有一片云彩奋不顾身地要把这个口给拦住，这个就是物哀。

    戊忍不住插话：越说越糊涂，到底什么是物哀？

    阿青笑笑，说，这还不好理解，天狗想吃月亮，天天想，月月想，终于有一天把月亮捉到口里，吞呀吞，吞呀吞，怎么也吞不下去，不得不又吐出来，这就是日本人的物哀。

    群聊继续，这次是戊开的头。

    “二战后那一阵子，太宰治独步文坛，如日中天，三岛由纪夫还是个文学小青年，他对太宰治很不以为然。”

    “三岛其实很欣赏太宰的才能，佩服得不得了，只是，他讨厌太宰笔下那种类似乡巴佬进城的野心。”乙。

    “三岛自认是正统的贵族，他认为太宰笔下的贵族是虚构的，装腔作势，驴头不对马嘴。”戊。

    “太宰的《斜阳》发表不久，三岛去见了太宰治，是仅有的一次，他一反常态，特意穿了套和服，怀着刺客登程的心态。”乙。

    “也就是那一次，三岛当着太宰的面，说：‘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太宰回答他：‘你尽管这样说，可你还是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呀。对不对，还是喜欢的呀！’”戊。

    看来对这桩公案，戊和乙是很熟悉的。

    其他的人都不插话。

    阿青突然开口，他对戊说：“太宰根本不需要回答，他只要往三岛身边一戳，旁观者就一目了然。”

    戊先是一愣，跟着就哈哈大笑：“阿青说得对，三岛是出名的矮子，也就一米六零左右，太宰呢，有说一米八，我看那照片，起码一米七五，”他站起来，用手比划着高度，“三岛纯粹是嫉妒！”

    回到东京，那天，在靖国神社外围转了一圈，人人都憋着一肚子火，尤其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十四名二战甲级战犯也供奉在内，真正是怒不可遏，是可忍，孰不可忍！

    唯独阿青显得很开心。

    众人不悦，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怎么还高兴得起来？！”

    阿青回答：“正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才高兴。你看，整个靖国神社，除了少数人死于日本内战，其余都死于对外的侵略战争，我还怕他们把那十四名甲级战犯拿掉，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只要不拿掉，靖国神社就变成了战犯的大展览，成为日本国血债累累、死不改悔的铁证！”

    千叶，郊野，跪坐在一家农户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行礼如仪，体会一番东洋情趣。

    阿青由是恍然大悟：日本人讲话为什么声音那么轻？因为世代住在这种逼窄而又不隔音的房子里，自然担心隔墙有耳，说话不得不悄言悄语。

    日本人为什么总喜欢跪着？因为房子太矮，一旦站起来，就会感到压抑。

    日本人为什么开口、闭口总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总担心动辄得咎。

    日本人的所谓“家窄心宽”，完全是自欺欺人。囚犯的最大愿望，就是出去；生活在“兔子窝”里人的最大冲动，就是向外扩张。

    ——他没有告诉别人，他怕别人说他是愤青，只是在日记里立此存照。

    2015年3月6日

    “依赖心”与“边境人”

    了解日本，从“日本论”着手，不失为一条“新干线”。

    日本，大概是世界上被说长道短、品头论足最多的国家，造成这一现象的诱因，无非如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挖掘的那样：“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驯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在人性的小小寰球，南极与北极土接壤连，珠穆朗玛峰与马里亚纳海沟同顶一方蓝天，如此矛盾如此荒谬而又如此浑然一体，令人拍案惊奇，目眩神摇，欲罢谈而不得。

    日本，大概也是世界上最在乎外界议论的国家。不管别人说的是好，还是孬，是实事求是，还是吹毛求疵，是祝福，还是诅咒，他们都会照单全收，当作镜子，左照，右照，正照，反照，多层次地照，多维度地照，郑重其事，煞有介事，乐此不疲。

    有嗜好，就有市场，于是乎，日本人自己撰写的“日本论”，也就跟风而起，应运而生。譬如《日本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延长儿童期的时代——总也独立不了的人》、《日本社会的病理——母性原理》、《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括号里的日本人》，以及《倒立的日本》、《日本沉没》、《日本即将崩溃》、《日本的危机》、《日本的挑战》、《日本的劣势》等等，充斥书肆，撞人眼球。

    中国人不会如此铺天盖地，大张旗鼓。

    美国人也不会，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也都不会。

    这就是道地东洋特色。

    若问，日本人为什么如此热衷谈论自己？一天，在东京三省堂书店，我实在忍不住，就这题目，问同行的周女士。她想了想，答：“也许是自恋。”

    当然啦，谁个没有自恋呢，尤其当对象是自己的祖国。

    敢于像苍鹰一样从高空俯瞰自己的灵魂，敢于像外科医生那样动手解剖自己的肌体，这样的热衷，与其说是自恋，莫如说是警醒。

    一、依赖型的心理结构

    日本人写作的“日本论”，影响最大的，当数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论抓住了一种文化特征：“耻感”。韩国学者李御宁的日本论抓住了一个意象：“缩小意识”。土居健郎的日本论则抓住了一个词：“依赖”（日文写作“甘え”）。

    初读该书，是在北京家里。读的是阎小妹的译本。

    土居健郎是心理医生，他回忆创作的起因：

    有一个为恐怖症困扰的患者，是混血儿，有一天我问她母亲一些关于患者的出生情况及经历。她是生在日本的英国人，所以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用英语谈话时，偶尔涉及患者小时候的情况，她突然冒出了一句日语：“这孩子小时候不太爱撒娇。”接着又继续用英语。我特意在谈话告一段落时，试探着问她：“刚才您说这个孩子不太爱撒娇，为什么要用日语呢？”这位英国妇女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用英语无法表达这个意思。”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依赖”、“撒娇”的语言特征，并说明它所表现的事实带有普遍性。

    土居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只有谙熟这一国家的语言才可能把握之。因为一个国家的语言里蕴涵着该民族的灵魂，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是研究本民族特性最佳的投影法。”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我预感它会是一本很出色的书。

    然而，当我看到下面这个例证——

    我的一位患者在经过一段治疗后，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依赖心理。他说：谁都明白，小时候可以靠父母，长大了就要独立，而我现在受到挫折，我想依靠别人，但却没有人让我依靠。半年多了，我幻想着有个像母亲一样能让我依赖的人，我想在她面前倾诉一切，我想在她面前任情撒娇。想来想去，这是最理想的，但有谁能承受得起我的奢望呢？其实我到医院来不过是想跟医生吐露一点自己的心愿而已。

    患者的这番表白，他所期望的，不正是对依赖的向往吗？

    说实话，我对这个例证大失所望。土居先生选择的对象，可能患有抑郁症，希望有所依靠，渴求找人倾诉，这是病人普遍的心理，搁在哪国，都是一样，怎么能以它作为日本人特有依赖心理的佐证呢？

    继续往下看——

    关于敬语在日本极为发达并广泛使用的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敬语居然和跟小孩说话极为相似……这一事例告诉我们，无论是对小孩还是对长辈、上司，其实敬语的目的都是为了讨好对方，如果对长辈、上司不用敬语，惹恼了他们，最终还是落个自己倒霉。可是为什么要像对小孩那样来讨好上司呢？这不正说明了日本人到成人后还始终保持着一种童心吗？

    读日本人的书，尤其是理论方面的，我总感到语言含糊，逻辑混乱，常常不得要领。当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日本在精神年龄上，“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恕我不敬，土居先生的论述，给我的感觉也就是个儿童水平。你想，“像对小孩那样来讨好上司”，怎么能说明“日本人到成人后还始终保持着一种童心”呢？不，在我看来，讨好上司，一是出于尊敬，二是出于利害考虑，体现的恰恰不是童心，而是成人的成熟的机心。

    也许精彩在后边，且看——

    天皇乃是可以每日坐等左右大臣处理国家天下大事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执掌最高权力的天皇又必须完全依靠左右臣下，其依赖程度几乎与襁褓中的婴儿相差无几，尽管臣下的身份是从属天皇的。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像婴儿一般完全依赖他人在日本是受到格外尊重的。其实，日本不光是天皇，大凡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都少不了周围部下的捧场辅助。换句话说，知道怎么依赖别人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领导。

    仍然大失所望。世间的权力结构，犹如金字塔，一级支撑一级，直到塔尖，撤掉了下面的板块，塔尖也就不复存在，此乃常识。拿它证明日本人特有的依赖心理，未免流于风马牛，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起码在我，要扣它一个“文不对题”。

    慢，忍着点。根据导读，此书1971年问世以来，连续多年位居日本畅销书之首，并被译成英、法、德、意、韩、印尼等多种外文，应该不是无厘头，且再耐着性子往下看——

    说起审美观，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日本人最为欣赏的“寂寞”与“孤高”。它反映了日本人避世俗求闲适的优雅心境，看起来与凭借依赖与人相交的心理正相悖，其实不然，因为真正达到“孤高”境地的人并不会为孤独烦恼，他们享受着与周围绝妙地相融和的一体感，并以此为媒介寻求志同道合之友，建立新的关系。此外，日本人还很欣赏“潇洒”，它与“孤高”、“闲寂”恰恰相反，不需要远离世俗，如同出淤泥而立的莲花。淤泥就是莲花赖以生存的充满相互依赖的社会，通常人们忍受着对社会的各种不满、愤恨、苦闷，陷入这片淤泥而不能自拔。而“潇洒”者却与众不同，他们脱身淤泥亭亭玉立，令世人惊叹，博众人之赞美。

    这番话，貌似高深，仔细咀嚼，又觉得废话一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类的任何情感，包括“寂寞”、“孤高”、“潇洒”，都是有所凭借，有所依托，此乃常识，显而易见，不言而喻，无须谁来费心证明。

    二读，是在大阪。白天买了一册日文原版（《“甘え”の构造》），晚间灯下把玩。

    这一把玩，就看出点名堂，日文“甘え”，中文可译作“依赖”，也可译作“撒娇”、“娇宠”，但无论是“依赖”，还是“撒娇”、“娇宠”，都只能近似“甘え”，不能等于“甘え”。因而，阅读时，必须抱着一种信念：此“依赖”为日本所独有（至少土居先生是这么认为的）。

    进而确认，依赖心理诚为人类共有，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日本人的依赖心理更为典型，更为突出。

    如是再来审视天皇与臣民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就能看出一些特殊现象。天皇对臣民的依赖，其实用中国人的比喻“舟与水”来形容，更为贴切，这里就不多讲了。此种情况，也许倒过来看，更能说明问题。你想必记得，二战末期，战火燃烧到日本本岛，无数平民百姓涌到皇宫外面，向天皇泣血效忠，誓与美军决一死战。但是，当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一出，老百姓立刻又涌上街头，加入夹道欢迎美国占领军的行列了。这一瞬间的转变，连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也被震惊，震惊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依赖。

    据传，麦克阿瑟曾经告诉别人：如果给日本士兵发一种药物，告诉他们每天服三次，他们一定会悄悄把它扔掉。如果在药盒上注明“天皇要求大家每天服三次”，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执行。因此，麦克阿瑟认为，日本天皇是“胜过二十个师团的战斗力量”。

    再回头看关于“寂寞”、“孤高”的那一段叙述。不错，人类的任何情感，包括“寂寞”、“孤高”、“潇洒”，都有所凭借，有所依托。然而，中国人的“古来圣贤皆寂寞”、“何用孤高比云月”，貌似旷达，实则是出于无奈，是怀才不遇后的强作宽慰。日本不然，他们是当作境界修炼，是超越世俗的高峰体验，并且将这种高峰体验与大众分享。

    由此深入，自以为找到了解读的钥匙。

    三读，是在京都。写日剧《“打工仔买房记”观后》，半途搁笔，为两个细节纠结。

    一、主人公武诚治，大学毕业后，满怀理想、跃跃欲试地进入一家公司，因为不堪忍受顶头上司的颐指气使，以及对自己业余时间的任意剥夺，三个月后，愤然辞职。

    诚治到职业介绍所重投简历，目标，寻找一家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企业。

    没想到，见者皆摇头——他首次闪电式的辞职，已经成了他不能适应环境的一大污点。

    如是蹉跎复蹉跎，母亲寿美子为之着急，暗地里求一位算命看相的“大师”为儿子祈祷，结果欠下用于购买消灾物件的费用一百万日元。

    “大师”登门索债。

    这事明显涉诈骗。

    我想武诚治应该报警。

    可他不，想来想去，还是倾其所有，把在建筑工地打工赚得的、准备用来付首期房款的一百万日元，全部交给来人，为母亲还债。

    事后不仅不懊悔，还倍感欣慰。

    二、诚治的妈妈寿美子，遭遇邻里的“村八分”。起因十分简单：十年前，武诚治一家搬进一个中高档的社区。日本房价昂贵，周围的邻居，都是申请了巨额的房贷，每月要返还银行很多钱，等于是在给银行打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是名副其实的房奴。而诚治他们家，享受的是他老爸公司的廉租房，月供很便宜，相比之下，生活就比邻居轻松多了。这一与众不同的秘密，为诚治老爸一次酒后泄露，邻居们——主要是生活在狭小天地中的家庭主妇——妒火中烧，她们拿老爷子没办法，就把气撒到同样生活在狭小天地中的诚治妈妈的身上，千方百计地孤立她，诋毁她，羞辱她，折磨她。寿美子因此得了忧郁症，发病时，一个人不停地磕头，嘴里念叨：“对不起！今天又没死成。对不起！今天又没死成。”后来发展到割腕自杀。家人把她送入医院，经过一段治疗，病情略微稳定。医生告诉家属：要想彻底治愈，光靠药物是不行的，必须离开“村八分”的气场，搬家。

    影片最后，诚治与爸爸以“继承制贷款”的方式，在别处购买了一套房产，实现了搬家的梦想。观众有理由期待，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寿美子的病情会一天天好起来。

    但这只是逃离，不是消灭。焉知“村八分”的幽灵，不会在新的环境卷土重来？

    我为这种息事宁人的结局感到遗憾。

    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

    灯下，心血来潮，忽然想到了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恍然大悟，想到这正是他描绘的日式依赖。被骗一百万，源于母亲对儿子的挚爱；儿子如果报警，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对方有营业执照，属合法经营），还会暴露母亲的隐私，伤害母亲的面子。“村八分”，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基石，谁碰上，谁倒霉，只有认命。他们一家能做的，就是相互支撑，相濡以沫。换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有外在的压力，才激发了他们全家血肉相联、生死与共的依赖。

    二、边境人的特征

    2010年，内田树抛出了《日本边境论》（中文版于2012年出版，郭勇译，上海文化出版社）。在汗牛充栋、层出不穷的“日本论”中，它是后来者。后发的劣势，就是举凡可以作为话题的角度，都被他人谈过了，你只能啃别人咬过的馍，不然就得闭嘴。后发也有优势，这就是汲取前人研究的精华，加以咀嚼、吸纳、消化，再吐出新的丝。内田树走的就是后一条路。

    他的“边境论”，简述如下：

    地处世界一隅的日本人，古代，是奉中华文明为中心，努力学习，拼命追赶，近代，洞察中华文明的衰落，转而奉欧洲文明为中心，仍旧是努力学习，拼命追赶。日本人对中心文明的向往，是如饥似渴、梦绕魂牵的，但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也只能是逐步接近，缩小差距，而无法超越，更无法另外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中心。日本人注定成不了“主旋律”，只能在低音部反复徘徊，这是一个宿命。

    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边境”位置，导致了日本人特殊的“边民性格”：既自大自强自傲，又自惭自愧自卑。日本地盘虽小，不乏大国意识，动辄以“大和民族”、“大日本国”、“大日本帝国”自居；同时，也深陷“自己不具有从零开始创造制度的能力（制度都是从外部引进的）”这种无能的自觉，哀叹师傅总在别处，自己只有当徒弟的份。

    于是世人看到：当日本碰到强于自己的对手，便会满脸堆笑，主动示好，极力拉近距离。日本人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行动的判断，正是根据与强权者之间距离的远近确定的。

    日本人总是把强国设定为参照系，“某某国是那样，而我们是这样，因此，我们应该以某某国为榜样进行改造”，这一句式，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固定句型”。

    日本人只有在和其他国家作比较的过程中，才能阐述自己心中理想的国家形象，才能拟定出自己国家的战略，而当独自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会自动停止思考。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日本人不愿意做出“什么才是正确的”这样理性的判断，而愿意用自己的知识、经验等资源去寻找“和谁亲近好”。与自己做出正确判断相比，日本人更愿意寻找一个“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并成为他的“朋友”。

    日本人崇拜强者，固然出于趋炎附势，但他们决不会停留于此，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超越强者，战胜强者，取代强者。因此，阳奉阴违，“表面服从，内心不服”，装孙子，是他们一贯的生存策略。

    “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自觉”，表面上看具有否定意味，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对学习的一种强烈欲望”。“我不懂，请您教我吧”，这种低声下气的话，法国人轻易不会说，美国人轻易不会说，中国人也轻易不会说，日本人却是张口就来，毫无心理障碍。长期地、无休无止地见贤思齐，取法乎上，力争上游，赋予日本人一种卓越的学习能力。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日本最大的国力。

    书中，举中国汉代张良的顿悟为例：

    张良，是刘邦的股肱之臣，对汉朝的建立做出过巨大贡献。张良在暗杀秦始皇失败之后，亡命天涯，遇到一位名为黄石公的老人，老人传授给他太公望的兵法。但是，老人起初并没有教他任何兵法。一天，张良在路上遇到黄石公，恰逢骑在马上的黄石公左脚的鞋子掉了。黄石公对张良说：“张良，把我的鞋子捡起来给我穿上。”张良不太情愿地捡起鞋子帮老人穿上了。过了一段时间，张良又在路上遇到黄石公，这时黄石公的两只鞋子都掉了。黄石公又对张良说：“捡起来给我穿上！”张良忍耐着心中的怨气，把鞋子捡起来给黄石公穿上了。可就在给老人穿鞋的那一瞬间，张良突然“茅塞顿开”，理解了兵法的精髓。

    显然，日本人将故事作了改造，查《史记·留侯世家》，黄石公在“纳履”之后，还经过三轮考验，才授与张良《素书》。日本版的张良则在低头的刹那顷，大彻大悟，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兵法的玄妙。

    就是说，即使信息量为“零”，只要接收者感受到“信息”，学习就已经进入正轨。

    日本虽然不擅长创新，对于模仿、吸纳、改造，却是当行出色，技法高妙。比如：建构日语，既使用了表意的汉字，也使用了表音的假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混合语。从解剖学的角度看，日本人阅读文字时，头脑中同时进行着图像和声音的双重处理；这种本领，当今世界，恐怕也只有懂日本语的人才能做到。日本语的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日本人的生活，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漫画。根据养老孟司的研究，大脑中负责识别汉字的部位，正是处理漫画中“画”的部位，而大脑中负责识别假名的部位，正是处理漫画中“文字”的部位。一般外国人阅读漫画，必须把“画”作为表意符号、把“文字”作为表音符号，即时并行处理，这是比较吃劲的。日本人却是小菜一碟，他们的大脑中，已经植有这种并行处理的回路。难怪，在当今异军突起的漫画产业，日本人几乎没有经过竞争，就轻轻松松地成为世界“龙头老大”。

    回溯明治年间，日本人师法欧美，从英语、法语、德语翻译了大量文献，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术语，如“自然”、“社会”、“科学”，基本译制完成。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西周。“哲学”一词，就是他从英文“philosophy”翻译的。此外，他还创造性地译出了主观、客观、概念、观念、命题、肯定、否定、理性、悟性、现象、艺术、技术等词汇，不仅流通日本，还返销中国，直到今天，已融为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江兆民的《民约论》，干脆就是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直接译成汉语。

    据说，此书奠定了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

    奇怪，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翻译，却要有劳日本人越俎代庖呢？

    原因在于：一、对于日本人来说，翻译欧美语言中的词汇，其实就是体会原文的含义，然后用两个汉字加以替换。从西周的例子可以看出，他所做的，并非把欧美词汇译成日语，而是译成汉语，即用一种外语来置换另一种外语，就像做生日蛋糕，底层的材料不变，仅仅表层的装饰，或是奶油，或是巧克力，稍微变换一下花样罢了，得心应手，轻而易举。

    二、清末的中国人却不可能做同样的事，倒不是不会，而是不屑。在他们看来，如果在高贵堂皇的汉语中加入前所未有的概念、术语，就等于承认世界上有汉语无法表达的东西，换言之，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褊狭、浅薄。因而，中国人对外来语多采用音译，强调这只是一种“转接”。中国人不会把这些音译的外来语当作正式成员，加入自己的母语大家庭，他们不想让外来语改变汉语的纯粹。

    不管如何善于学习，有些骨子里的东西，是学不来的。日本人自明治维新起，“脱亚入欧”，仅仅用了三十年，就打败大清朝和俄国，成绩不可谓不惊人；二战后，日本更附庸美国，全盘西化，经济突飞猛进，跃居世界前列，收益不可谓不丰厚。但日本人学来学去，对美国佬的那种胸怀、气质、情感——作者认为——永远是瞠乎其后，望尘莫及。内田树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为例：

    2009年，华盛顿，贝拉克·奥巴马在两百万现场观众的面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就职演说。那是一场精彩的就职演说。而且，我想那场演说肯定让不少日本人感到有些沮丧，他们心想：“为什么日本的首相做不出奥巴马那样的演说呢？”当然，不能排除政治领导人在个人资质方面的差异，但我认为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问题。奥巴马就职演说中的高潮部分您还记得吗？就是关于建国先驱们的一段话——

    “为了我们，先辈们仅带着微薄的细软横渡大洋，寻找新生活；为了我们，先辈们辛勤劳作，拓荒西部，忍受鞭打，耕耘荒芜的大地；为了我们，先辈们奔赴康科德城和葛底斯堡、诺曼底、溪山，他们征战、牺牲。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先辈前赴后继地战斗着、牺牲着、操劳着，只为我们生活得更好。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强盛和伟大超越了所有个人雄心的总和，也超越了个人的出身、贫富和党派的差异。我们将循着先辈们的足迹继续他们的旅程。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富有、最强盛的国家。……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跌倒后再爬起来，拍掉身上的泥土，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重塑美国。”

    真是感人至深。何处感人？清教徒们、来自非洲的奴隶们、西部拓荒者们、来自亚洲的移民们，他们所流的汗水、眼泪与鲜血，都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而付出的。超越了人种、宗教、文化上的差异，美国人接受了先辈们的“馈赠”，同时，也承担起把这笔财富传给后人的责任。美国人之所以是美国人，是因为美国人曾经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是美国人的“国民性格”。

    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说之后，有人问日本首相有何感想。日本首相的回答是：“美国需要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的协助。”作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日本式的思维。当面对“日本在世界上是怎样一个国家”时，日本首相头脑中首先浮现的是“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行榜”。如果日本军事实力，或学术实力，或ODA（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的缩写，即官方开发援助。）排名靠前，那么，首相即刻想到那方面的“排行榜”，然后据此说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接着还会阐述日本在这一方面对美国的重要性。某种固有的、不可替代的存在理由，与GDP、军费预算、诺贝尔奖获奖情况无关的、纯属本然的国家状态，在日本首相的头脑中是找不到的。

    内田树是一位学者、评论家，也是一位武道家。他的《日本边境论》，如本节开头所说，面对汗牛充栋、层出不穷的“日本论”（有人统计，多达两千种），他依然敢于下笔，他依仗的，就是站在前人的肩上，纵然是“文摘”，是“集大成”，难得他梳理得当，头绪分明，而且自成体系——譬如，他以两种文化中心划线的“边民性格”，比起从前纯以地理位置划线的“岛国根性”，就更为令人信服——因此一入市场，就为大众追捧，一直捧上“‘日本论’的金字塔”的宝座。

    最后，说一说内田树作为武道家的一面。他在书中专辟一章，阐述武道的精微，看似闲笔，实则大有深意。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试以他关于“天下无敌”的诠释作结：

    刀剑上的比试，好比电光石火，没有容“我”的余地。但是，在你死我活的紧要关头，怎样才能忘记自我呢？

    就兵法而言，于眼观剑来之一瞬，若心存以剑攻防之念，则心为彼剑所滞，身心失衡，即被斩杀，此谓心有所住……敌我交锋，彼方此方，彼剑己剑，拍子节奏，均于是中。心有所住，则行动缓滞，为彼所斩。

    在武道的行动中，输入、输出之间是不可以有间隙的。所谓没有间隙，并不是真的“没有侵入的路径”，或者“不给对方侵入的时间”，而是说没有己彼对立的关系，没有敌人。很多人都对武道做出错误的理解，其实武道的目的并不是“战胜敌人”，而是“不树敌”。

    说得好！所谓“天下无敌”，并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不树敌，做到天下没有敌人。

    武之道如是；放大了看，一个国家的立国之道，不也应该是这样的吗？

    2015年1月22日杭州

    “一生懸命”与“無我夢中”

    曾经，我在盛情难却，不得不拈起毛笔，为人题词，或留下“墨宝”之际，常常借用两个日文单词，“一生懸命”与“無我夢中”。

    对方思索再三，末了，八九会问：“这是什么意思？”

    逢到这种场合，我多半不作解释，只是含糊其辞地回答：“这是古汉语，你慢慢理会吧。”

    “一生懸命”，日文原作“一所懸命”，指中世纪的武士与祖代相传的一方（一所）领地共存亡。迨至近代，随着私有领地的寿终正寝，“一所”的地域概念荡然无存，只剩下“懸命”，即心有所寄、生死以之的意思。天长日久，以讹传讹，人们逐渐将短音的“一所”（いっしょ），读作长音的“一生”（いっしょう），于是成了“一生懸命”，引申为在某件事上全力以赴，竭尽所能。

    “一生懸命”与“無我夢中”，如其字面，都取自于古代汉语，半世纪前中国实行简化字，把“懸”写成了“悬”，“無”写成了“无”，“夢”写成了“梦”。

    《管子》有言：“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意思说，老百姓的命，是悬在当官的身上。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王冰注：“命惟天赋，故悬于天。”

    “無我夢中”，这四字好解释，“無我”，就是中国人讲的无私，忘我；“夢中”，就是睡眠当中，梦乡深处；四字组合在一起，意为心醉神迷，忘乎所以。

    日本人长于吸纳摄取，也擅于推陈出新，“一生懸命”与“無我夢中”，就是他们活学活用汉字的证明。

    我曾经想过，反复想过，日本人的一生之命，究竟悬于什么地方？

    试分析之——

    一、悬于村落。

    这是就农民而言。

    在中国，农民的命，是悬在土地上。有地，就能长出庄稼，就有饭吃，有活路；有更多的地，就能当地主；地主当大了，整个村子都听他的。

    这是强调生产资料。

    日本不然。生产资料之外，他们更强调“结束”（けっそく），取古汉语“扎缚、捆扎”之义，意谓把众人捆绑在一起，也就是紧密团结。

    日本人为什么强调团结？因为他们脚踏的列岛，本来就是地震、火山爆发的产物，外加台风、海啸、泥石流、雪崩、洪水等等灾害肆虐，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人们全赖蚂蚁般的协同作战为生，离开集体，就注定失去活路。而村落，正是一个最基本的团队，一个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由是之故，久而久之，在实践中逐步产生了一系列“必须如此如此”、“违者必究”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哪国都有，关键在于怎么追究。

    江户时代，日本乡村流行一种不成文的制裁，叫“村八分”，就是专治这种违规者的。

    何谓“村八分”？

    喜欢奇数的日本人，偶尔也会染上中国人的“十景病”，他们将村民生活中的大事，划为十个等份：冠礼、嫁娶、生育、建房、旅行、疾病、水灾、火灾、丧葬、忌辰。剔除其中的火灾和丧葬，剩下的八份，即为“八分”。

    怎么个治法？

    对某人实施“村八分”，就是在上述八件大事上，集体与之绝交。

    这着棋很恐怖。想想看，从被“村八分”起，你就成了非人，除了火灾、丧葬，有人帮扶一把——帮也不是帮你，是帮他们自己，因为火灾不迅速扑救，死人不及时埋葬，就会殃及整个村落的安宁——其余么，你走在路上，没人理；买瓶油，没人卖；娶媳妇，没人嫁；生孩子，没人接生；砌房子，找不到劳工；患病，请不到大夫；从播种到耕耘到收获，都没人帮忙；更不用说大灾大难，如地震、海啸、火山、台风等等，等等。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孤立——包括你的至亲好友；外加无处不在的嘲讽、咒骂、欺负。

    你已经被开除村籍，成为全村的敌人。

    人到此时，有地又有什么用？日本古代是农耕社会，这背景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姓氏上，如吉田、池田、前田、饭田、冈田、松田、武田、竹田、太田、八田、田中、田辺、中村、木村、村上、田村、西村等等。日本人种地主要是种米，“米”字拆开，其上下各是八，中间是十，可读作八十八，中国人爱说“米寿”，即八十八岁，日本人爱就“米”论“米”，认为水稻的生长过程，总共要照料八十八次，这当然是极而言之，但种米之繁杂、辛劳，是不言而喻的。如此一种战天斗地的工程，一旦落到某个孤立者的头上，任他是铁人，也会被压垮。

    诚如《日本历史的谜底》一书作者竹村公太郎所言：

    “单独的个体无法完成日本列岛的水稻栽培活动，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开垦水田、引水灌溉、防洪防涝，才能有收获。这样的生产活动不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独自行事，为了保证收获，无论如何必须齐心协力才行。

    “日本列岛的水稻耕作迫使人们形成了牢固的共同体。

    “牢固的稻作共同体抑制了人的个性，强迫人们接受优先考虑团体利益的行为规范。”

    “我干脆不种地呢？”——想得倒美，先不说自家吃什么，光那“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地租，你又拿什么去交？！

    中国地大，族多，俗殊，向多回旋余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在甲村待着不痛快，搬去乙村就是；实在不济，就走西口，闯关东。

    日本不行，就这么一簇孤悬海外的小岛，民族构成单一。几座大岛，凡适合居住的地方，莫非村落、藩国的连缀。村落之内有名主（村长），名主之上有大名（藩主）；大名之上有将军（幕府）、天皇。等级森严，规矩、法律大同小异。走，你往哪儿走？除非跳海！

    这就是岛国的无奈。

    你只能选择“一所懸命”，老老实实地守着村子，遵从一切公认的规则或禁忌，像鱼群中的一尾、雁列中的一羽、饭团中的一粒，和大伙儿步调一致，和睦相处。所谓大和民族，这个“和”的要义，就包括守纪、合作、听话、诚实、跟风、退让、妥协、克己，等等，而我行我素、唯我独尊、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锋芒毕露，等等，一律被排斥在外。

    似这般一辈子为“一所”，即生活于中的一个村落卖命，到头来，自然就成了“一生懸命”。

    二、悬于君主。

    这是就武士而言。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忠臣藏》。

    时间：公元1701年-1703年；地点：江户（今东京）；当事人：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幕府掌礼官吉良义央。

    冲突：在一次接待天皇使节的政治活动中，浅野长矩因受吉良义央恶意误导，犯下极其低级的错误。浅野为此怒不可遏，拔剑刺伤了吉良。

    幕府出面：按照“喧哗两成败”的刑法惯例，一般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幕府未经调查，就匆忙宣布：吉良无辜，离岗休养，浅野负事件全部责任，本人切腹谢罪，藩籍永久废除。

    矛盾激化：赤穗藩有武士三百，不仅失去首领，还要失去编制、俸禄，沦为浪人。群情激愤，一派主张反抗，据城坚守；一派主张认命，开城投降。

    总管大石内藏助考虑：以区区三百武士反抗强大的幕府，无疑以卵击石。追究冲突起源，是吉良误导在前，藩主动武在后，因此，作为家臣，首要任务，是如何刺杀吉良，为主公报仇雪恨。

    为此，大石作了精心策划，包括如何伪装投降，分散行动，隐姓埋名，佯作堕落，麻痹敌人，等等。

    行动：1702年12月14日，深夜，以大石为首的四十七义士（昔为武士，今为浪人），攻进吉良官邸，手刃吉良。

    结局：四十七义士心愿得遂，将吉良首级供奉于主公浅野墓前。这一行动，体现了日本式的绝对忠诚。百姓激赏，纷纷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

    幕府当局，出于维护统治的复杂考虑，也对四十七士的忠诚给予高度肯定。

    但是，因为整个弑仇报主行动，事先没有得到幕府的批准，违犯了更高一级的忠诚，1703年2月4日，幕府判四十七士“以士礼切腹”（实际上是四十六士，史载，复仇后，在家臣中职位最低的寺坂吉右卫门，奉大石之命出走）。

    注意这个“士礼”，在武士，切腹算是一种保持尊严的高尚死亡方式。犹如中国古代，对处死的臣子赐剑、赐绫，以示皇恩浩荡，网开一面。

    《忠臣藏》的故事，三百多年来，在日本一传再传，由口头文学而戏剧，由戏剧而小说，由小说而电影。其中，仅就电影一项，就一拍再拍，各种版本，多达一两百种。有人指出，日本著名的男演员，差不多都演过《忠臣藏》；换言之，你要是没有演过《忠臣藏》，就还算不上著名。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检点我近年看过的相关电影，就有五部，分别为高仓健版的《四十七人之刺客》、田村正和版的《忠臣藏》、木村拓哉版的《忠臣藏》、基努·里维斯版的《四十七浪人》，以及役所广司与佐藤浩市版的《最后的忠臣藏》。除第五部，叙述的是四十七士身后的事，相当于“后传”，其余四部，都是“正传”，故事主干，基本一致，至于枝蔓，则是各凭发挥，任意剪裁。

    笔者最初接触四十七士的故事，是1981年底，在研究生导师杉山市平先生个人的图书室。当时刚刚读完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着迷于法国式的快意恩仇，所以，读罢四十七士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浅野被逼切腹，是因为身陷幕府重围，插翅难逃。他留在领地的三百武士呢，为什么不揭竿而起，反抗偏袒吉良、执法不公的幕府？即使退一步，也应该占山为王，建立革命根据地。

    要不，就跑开，再跑开，落个“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

    更不济，就乘桴浮于海。

    《水浒传》写宋江被招安，梁山英雄风流云散，尔后又出来一部《水浒后传》，写他们的后代远赴海外，创基立业。

    ——这是若干年后的听闻了。笔者卞姓先祖，明初参加张士诚的部队，与朱元璋对垒。站队站错了，及至朱元璋得胜，一统天下，卞姓族人为避灾祸，多有逃亡朝鲜半岛的。笔者近年与韩国宗亲交往，听说那儿的卞氏族人，竟繁衍成十万之众。

    也有流亡日本列岛的。

    只是，在韩国的都“坐不改姓”，在日本的都入乡随俗，易氏更名，泯然日人矣。

    反之，日本人因战乱逃到中国的，则很少听说。

    唉，前面讲过，日本就是这么个产生于地震和火山爆发的蕞尔小岛，就是这么种“村八分”的圈子文化，武士生来就是两肋插刀，为他人卖命的，一是为顶头上司，在四十七士来说，就是藩主，二是上司的上司，即幕府将军与天皇陛下。

    武士的命，永远悬在君主的裤腰带上。审视层出不穷的“忠臣藏”题材，有几点，是十分日本的。

    1.浅野长矩和吉良义央发生冲突，矛盾究竟源于何处？各种版本不一，明摆着是笔糊涂账。高仓健版的《四十七人之刺客》，把它设计成一个谜，影片结尾，吉良落入大石众人之手，危急中，吉良对大石说：“你不想知道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么？”观众以为真相就要揭开了，谁知大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想！”就是说，我只管为主公报仇，至于当初谁对谁错，与今日的行动无关。

    2.仍以高仓健版的《四十七人之刺客》为例，大石率人攻进吉良家，在放柴炭的小屋抓住吉良，仇人相见，本来分外眼红，在武松、李逵，肯定二话不说，手起刀落，砍下头颅了事，在大石，却要先向吉良行礼，然后再亮剑——瞧，日本人的等级、自律、恪守、死板，在这儿表现无遗，榻榻米上的民族，给人的感觉，连复仇，也是跪着的。

    3.忠不忠，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看对主子的态度。因此，不仅浅野家参与复仇的义士（包括事成出走，得以善终的寺坂吉右卫门），死后被当作忠臣供奉，吉良家那些为保卫主人而牺牲的武士，也都被尊为忠臣。而浅野家没有参与复仇的武士，一律遭到社会的唾弃。

    4.无论哪一版本的《忠臣藏》，都明示或暗示了幕府的不公，大石他们造反，矛头本来应该向上。但是，没有哪一个版本这么演，幕府被赋予绝对真理，不存在对与错，幕府的一切指令都是对的。天皇（江户时代）不说更是，当然也是。中国式的“王侯将相宁有种”、“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四十七士想也不会想，他们只有一根筋：臣服。

    5.《忠臣藏》演的都是英雄末路，据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日本人特别同情四十七士这样败走麦城的英雄，他将之归为“源于依赖心理的懊恨”。很难说中国人就没有依赖心理，没有懊恨情结（此乃群居人类的共同心理，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但中国人纪念英雄的方式，和日本人大不一样。起码，中国人不会一味翻拍“走麦城”——他们觉得那样不吉利；让中国人选择，他们肯定更喜欢拍“过五关，斩六将”。

    让我们再来看看四十七士的续集《最后的忠臣藏》。

    浅野的两位家臣，濑尾孙左卫门与寺坂吉右卫门，为执行大石的秘密任务而临阵脱逃，身背不忠不义的骂名，苟且偷生。前者负责抚育大石的私生女可音，后者负责突破幕府的舆论封锁，将四十七士的“忠义”传播天下，并照顾义士的遗族。十六年后，当可音长大成人，嫁入顺心遂意的豪门，濑尾孙左卫门庆幸不辱使命，当晚——我能设想，但又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他在自己的住处切腹自尽，随后赶来的寺坂吉右卫门也照章办理，追随“先烈”而去。

    那一瞬间，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场面血腥、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稍顷，微微启眸，画面犹见大义凛然，气冲霄汉！

    由是越发增加其血腥、恐怖——想当年，这种日本式的“忠诚”曾被军国主义者恶性利用，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神风敢死队”式的炮灰，勇莫大焉！也罪莫大焉！世界各国记忆犹新。

    写到这儿，我恍悟《忠臣藏》这个故事的出笼、发展，完全是从属于日本国意识形态的需要，其总导演，就是隐身于背后的江户幕府（今人竹村公太郎已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明白了这一点，你自然就懂得当浅野长矩和吉良义央发生冲突，幕府为什么要偏袒义央；四十七个失去归属，被官方紧紧盯牢的浪人，为什么能在幕府的眼皮底下顺利复仇；一帮血腥的暴徒伏法后又为什么会成为国民的精神标本……切莫小觑统治者的智慧，许多看似漠不相关的民间突发事件，其实都深植权势者的意志。

    只有老百姓始终蒙在鼓里，总是一代又一代，倏忽义愤填膺，倏忽热泪盈眶，倏忽又视死如归地被人牵着鼻子走。

    三、悬于公司。

    这是就上班族而言。

    公司是职场，职场提供饭碗，民以食为天，人不能不爱饭碗，爱饭碗就得爱公司。

    日本人对公司的爱，远在他国人之上。

    怎么个之上？

    比如说中国人吧，一边在公司干活，一边又偷偷瞄着别处，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刻准备跳槽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有人在。

    日本人不会，一旦进入某家公司，就像中国古代女子，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死心塌地，从一而终。

    这秘密，就在于公司其实是古代村落的延伸，“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包揽了员工生活中的“十件大事”，“村八分”的规则，渗透于企业的每一个角落。

    你只能“一所懸命”。

    既然把命悬于公司，日本人的另一特点——無我夢中——就显示出来了。每天按时上班，这是不用说的。中国旅日作家毛丹青描绘：“日本有许多地方都给人近似的感觉。一大早赶着上班的公司职员，他们西装革履，风吹得衣角直往后飘，脚步又碎又急，像一列列的人肉小火车，看上去挺滑稽！”上班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也是不用说的。日本人把认真做事，写成“真面目”（まじめ），这三个汉字的组合，就很有哲学意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提倡“螺丝钉精神”时，响彻日本的一个口号则是：“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我们也要尽力做到世界最好！”（2013年上演的日剧《半泽直树》中有类似的台词，是半泽的爸爸说的，“不要小看这个螺丝钉，正是它支撑着日本。”）日本人在工作上素有敬畏之心，每一个工种，在他们看来，都是神的赐予，而只要努力，持之以恒，精益求精，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职场之神，如教育之神、经营之神、动漫之神、寿司之神、添加剂之神、棒球之神等等。到了下班时间，日本人依然坚守岗位，加班加点（日文写作“殘業”），不计报酬。待到离开岗位，并不回家，而是和上司、同事一起去小酒馆，开怀畅饮，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更有甚者，酒阑局散，仍旧不回家，干脆在公司安营扎寨。

    前几年在中国走红的年轻学者加藤嘉一，在《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一书中，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位大学毕业刚刚进入日本某家大企业不到一年的新员工铃木隆行（24岁），他一天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

    早上7点起床，走路到附近的地铁站，在车站前面的便利店买一杯咖啡边走边喝。坐地铁大约1个小时，下车再走10分钟，9点钟准时到公司开始上班；12点与同事去附近的快餐店吃午饭；1点钟继续上班，到了6点钟依然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旁边的上司也还没走，就毫不迟疑地加班；加班到晚上10点钟，上司说：“我要走了，要不要去喝酒？”铃木回答：“好，我去！”听着上司的抱怨，一直喝到半夜1点钟，坐出租车回家，2点钟睡觉……（华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p8）

    在这种背景下，又诞生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妻管严”。丈夫如果按时下班，妻子不是兴高采烈地招呼：“您回来了！”而是摆出一副冷脸，认为大家都加班加点，你怎么就单独先回来了呢？是不是与集体有隔阂？或者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断定你这么下去，在公司肯定没有多大上升空间。

    日本的上班族就是这样为公司搏命，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一天如此，一月如此，一年如此，一辈子如此。

    但也带来了一个恶症：过劳死。

    据统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每年因工作过劳而猝死者，多达一万人以上。1995年，以精工、全日空为首的十二家大企业的老总，十二位国民心目中的偶像，也都因过劳而相继走向黄泉。

    作为对策，近年来，日本一些大企业实施“周三不加班”运动——为每周一天不加班而开展运动，这也从反面揭示了日本人在其特殊体制规范下的“一生懸命”，“無我夢中”。

    20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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