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51]

    ——读《刘诗白文集》

    南京大学 洪银兴教授 蒋伏心教授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前不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刘诗白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刘诗白教授40多年的经济学论文，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发表的。我们在认真阅读刘诗白教授在每个经济时期有代表性的论著后，深深感到刘诗白教授始终站在每一次波浪的浪头，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从这8卷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刘诗白教授著作等身。在洋洋洒洒200多万字的8卷本文集中，可以看到诗白教授涉猎的领域广阔，思想活跃，理论深邃。依据其理论观点提出的改革与发展的对策很科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里选择几个与我国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并分析诗白教授的理论贡献。

    一、关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我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作为一场革命，不可避免要触及所有制。但从我国改革进程看，恰恰是这个领域禁区最多。刘诗白教授就是为打破所有制研究禁区作出贡献的一位经济学家。

    刘诗白教授是最早提出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论文中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经济改革实质上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他提出“以实践标准检验所有制关系，坚决改革企业所有制领域中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陈旧形式与关系”[52]的观点。应该说，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提出这个观点是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的。基于这种理论勇气，他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多样性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多样性的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多样性，刘诗白早在1981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即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的多种所有制结构，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体所有制外，还包括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如我国与外国资本共同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53]他所讲的所有制多样性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我们还注意到1985年出版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在介绍理论界关于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的论述时，明确认为刘诗白教授是我国经济学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54]。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多样性，刘诗白教授早在1979年就提出，要“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取得适当的形式”“避免把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凝固化与绝对化”[55]。他还提出，要“把全民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具体形式相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也不是一个模式，而是具有多样的和丰富的个体形式”[56]。他分析道，全民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多样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顺利运行中企业资金运动的必然结果”。因为资金既有横向也有纵向流动，资金的流动“不可避免地要冲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产生资金联合，即形成体现各种不同所有制交错和结合的新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在同篇文章中，刘诗白教授进一步认识到，“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乃是企业独立自主进行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公有制的再整编和再结合的表现。”[57]

    在改革初期，刘诗白教授论证全民所有制应该有多种形式的基本依据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本身带有不完整性”。作者实际上已经感觉到，在“全民”的旗号下包含着复杂的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不完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品不是归全民完全地占有，而是存在着企业的局部占有；企业活动不是体现完整的全民利益，而是体现有部分的企业局部利益；企业劳动者不完全从全民所有的统一社会基金中取得收入，还要从归企业占有支配的企业基金中取得一部分补充收入”[58]。他认为，在探索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具体形式、经营管理体制与方法时，必须充分考虑和适应这一特点，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为有自身利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创造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为维护企业经济利益而充分发挥它的积极性。在20多年前提出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有创新价值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之后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也证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围绕着承认企业独立利益这根主线进行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刘诗白教授实际上是较早主张采取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早在1981年5月提供给中国社科院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所有制理论研讨会的《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论文中就提出“联合所有制”的概念。1985年他在《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多样性》一文中，对这种“联合所有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等于纯粹的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可以交融。他的“联合所有制”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混合所有制。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全民＋集体，全民＋集体＋个体，集体＋集体，集体＋个体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就某一种所有制而言，在经营形式上也可多样性。如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体租赁，还可吸收职工资金实行按股分红，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按股分红，企业之间也可以相互参股按股分红等[59]。早在15年前发表的观点，即便在今天读来，也感到是与时代要求完全合拍的。虽然限于当时的认识，还不可能提出通过产权组合的方式来建立联合所有制的机制，但这种机制的思想在刘诗白当时的分析中已经形成。这就是他认为的：联合所有制形成的机制是资金的横向流通。“资金的横向流通就不可避免地要冲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产生资金联合，即形成体现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的交错和结合的全民所有制形式。”“资金流通的放活正在推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相互交错和结合的运动。”[60]他从这种联合所有制的作用中看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他在当时使用的是“具体形式”）的发展趋势：“联合化必然要引起公有制关系的再调整和重新组合，导致全民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变化。”[61]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是探索改革的目标模式，其矛头直指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应的计划经济理论。理论界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是从确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开始的，在此基础上逐步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肯定市场调节，直至最终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刘诗白文集》中，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学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轨迹，并可发现刘诗白教授做出的历史贡献。

    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刘诗白教授就明确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在1979年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还存在广泛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要求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中，在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商品交换对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62]他也是在国内较早明确地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经济学家。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带有市场经济性质，不过，它是崭新的市场经济，它的社会本质、范围、机制、作用都有新的变化。社会主义生产的市场经济性质是由社会主义所有制决定的。”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同，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性质。”[63]当时流行的观点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至多只是用商品经济，而刘诗白教授明确使用市场经济概念，可见其理论胆识和远见卓识。

    应该承认，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地位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探索的每个阶段，刘诗白教授都有独到的解释，并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逐步深化。早在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全国关于价值规律的研讨会上，他提供的论文有两个明确的界定：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带有市场经济性质，不过，它是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也发现，他是国内较早使用市场机制概念的经济学家[64]。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刘诗白教授又连续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篇论文，进一步阐述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见解。他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广义的市场经济和狭义的市场经济两种类型：“广义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狭义地说，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充分发育，表现为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调节作用充分得到发挥的商品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65]。显然，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解中的市场经济概念是狭义的市场经济。基于这种认识，他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实行有效的政府调控的，能充分发挥计划作用的市场经济。”[66]显而易见，后来党的十四大界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同刘诗白教授的提法是基本吻合的。

    刘诗白教授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做文字游戏，而是要在加深对新旧体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基础上深化我们的改革，进一步破除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67]基于这种认识，他在阐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见解的同时，一直关注着经济体制模式的改革。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在探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早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明确提出“计划管理与市场机制的利用相结合的观点”[68]。到1987年他明确提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69]，这是他理论的一次重大深化。从1991年起，他的研究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探讨，特别是在如何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协调的体系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新观点。

    三、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关于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先行探索者之一，也是在产权理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一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从1986年开始产权理论的研究。在两年时间里，先后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1988年第3期、1988年第9期）、《改革》（1988年第3期）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7篇。到1993年又发表关于产权改革的论文共12篇。1993年，专著《产权新论》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30多万字的新著《主体产权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以此为标志，刘诗白教授建立了产权理论的系统体系。

    刘诗白教授对产权的研究是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相伴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全面启动。此后，国有企业承包制缺陷以及股份制改革试点提供的新鲜经验，都昭示了一个道理：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可能绕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而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大困难，在于产权理论研究的薄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产权理论是个空白。刘诗白教授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对此作了不懈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我国，产权理论是个敏感的课题，研究此问题有个基本立场问题。针对一段时间有人对产权制度改革的误解，刘诗白教授的态度是：一方面，不因有人认为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而放弃对产权问题的研究，相反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是实行财产制度私有化”[70]。他反对科尔奈以重建“有血有肉的私人企业家”制度为核心的产权改革的主张，也不接受西方所谓权威推荐的“私有化”方案，他是公有产权论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由此出发，刘诗白教授构建的社会主义产权理论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产权制度改革对企业改革的意义。刘诗白教授在研究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时，发现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模式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因此构建市场机制，必须着眼于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重点是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即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探索和构建国家所有权和保证企业经营权的新产权制度。必须深化企业改革，把单一的国有产权制度改革为多元产权制度[71]。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是构建主体产权。刘诗白教授很早就提出企业应该是独立的产权主体这一命题。他的许多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都是以构建企业产权主体来立论的。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是围绕市场运行的，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即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并能享有“产益”和承担“产责”。刘诗白所定义的主体产权实际上指的是企业法人产权。在他看来，缺乏法人财产制度，企业就没有真正面向市场所必需的责、权、利，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自负盈亏和拥有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他认为，构建起企业产权或法人产权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国有资产性质的改变，国家仍将通过经营者选择权、重大决策权以及利润和税金上缴等形式实现所有者的权益。所以，企业拥有法人产权并不等于实行所有权企业化和放弃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从刘诗白关于主体产权的分析中，我们还发现构建主体产权的基础是多元股权结构。这就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相关。

    第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从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题为《试论社会主义股份制》的论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刘诗白是较早敢于直接将股份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学者之一。而实际情况是，直到90年代初，还有人主张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刘诗白教授明确指出：“股份制乃是商品经济中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即联资经营制。股份制的概念，作为商品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因而不能把它理解为所有制，更不能将它等同于资本主义所有制。”[72]在股份制的理论研究论述中，他一方面介绍了许多当时对国人乃至经济学研究者尚还陌生的名词、概念和基本内容，特别是关于股份公司的地位、作用、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利用股份制改造我国国有企业的基本思路。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后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的企业资产多元化的概念和思路，刘诗白教授80年代中期在研究股份制时就已经明确提出并加以运用了。

    第四，股份制企业中公有制的地位。刘诗白教授是较早提出“公有经济控制力”的经济学家。这和他的产权改革理论是紧密相连的。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定不移地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在国有企业中，建立股份制企业和完善其主体财产权，包括实行主体多元化和产权流动等，都是旨在加强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即使是在股份制的公有企业中引入私人产权（外商、个人、私营企业等的出资），也是为了改善股权结构，转换企业运行机制。可见，提出主体财产权构建，是着力于进行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搞好多形式的公有经济，真正地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之途。”[73]

    从刘诗白教授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探索过程中，看到了一代学人的命运与我国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的密切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20年，是思想解放的20年，是理论进步的20年。我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尽管如刘诗白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不能说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更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或流派。我们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学习和消化人类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的、反映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好好地弄清中国经济本质和特色。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认识水平的提高，经过一代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在中国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不仅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创新性思维，更需要有坚定的信念、无私的胆略和奉献的精神。这些，正是我们在刘诗白教授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中读到的。

    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74]

    ——刘诗白教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贡献

    《求是》杂志 张素芳编审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除了党和政府的英明外，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和老一辈社会科学家，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贡献不可磨灭。从理论认识方面而言，老一辈经济学家对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和正确见解，对于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决策，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就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卓有建树的佼佼者，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他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大贡献之一。

    一、改革初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理论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75]对于经济学家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决定着他（她）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有无贡献和贡献大小。

    刘诗白教授以其深厚坚实的理论学养和科学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的见解。

    刘诗白教授在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的《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76]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还存在广泛的商品经济。这是因为，由于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也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不同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公有制两种形式之间的劳动交换，要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间存在着集体利益不同的矛盾，因而它们之间的劳动交换也要实行商品交换；城乡间都还存在少量的个体所有制（包括集体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与某些城市居民的个体经营）以及由此决定的商品生产。此外，全民所有制的消费品生产也是商品生产，而且全民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样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样，他就把各种所有制之间产品的生产和交换，都归属于商品性质。他批评了我国自50年代以来承袭苏联的极大地束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向实物化的自然经济逆转，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它必然抑阻和破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将商品限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间交换的产品，以及国家和职工间交换的消费品领域，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间交换的产品，只保留商品的外壳，实质上不是商品，这一认识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商品理论上的不彻底，导致了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中实行过度的中央集权，使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缺乏从事商品经济生产的必要权力，妨碍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完善。”他提出：“在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商品交换对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他还强调指出：“为了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时纠正和克服经济实物化和自给自足化的倾向。经济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阶段的特征，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明，要结合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具体条件，深刻阐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刘诗白教授的这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见解，在改革刚刚启动之时，无疑是先知先觉，具有发聋振聩之作用。

    刘诗白教授在这一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作用。他指出：“在当前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他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市场是商品交换的总和。它是商品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流通仍然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和积极反作用于生产的经济杠杆。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必然会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流通仍然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和积极反作用于生产的经济杠杆。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必然会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样，刘诗白教授就在主张大力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交换对商品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的观点。

    1979年4月，刘诗白教授为在无锡举行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而写的《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77]一文中，指出了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的缺陷，提出对其改革，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地修修补补，不能仅限于国家、企业间权限与利益的调整和局部管理方法的改变，而应该是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把集中的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他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市场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性质，要把国家集中的计划管理和利用一定范围与限度的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的观点。他提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我们必须将运用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结合起来，并主要地依靠经济手段。这就要求我们把计划管理置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固有的经济规律作用之上，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注意运用一定范围内的市场机制。这样的计划管理才是符合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性质与特点的科学的计划管理方法。”刘诗白教授的这些见解，较早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市场经济性质，触及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于改革取向市场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1年初，刘诗白教授写作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研究》一书[78]。他分析了我国全民所有制的不完全、不成熟，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除体现社会共同利益而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的特殊的局部利益，因而不仅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而且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都具有商品性，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都必须实行商品交换。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并且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是长期性的。他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特殊的、崭新的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不存在人对人剥削的商品经济，是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商品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与调节下的有计划的商品关系。他论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联合化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式与途径。他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及其调节机理，指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充分发挥计划调节器的作用，就要在运用直接的计划机制同时，还必须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通过三种方式发生作用：一是在实行直接的计划调节领域内，作为保证实现计划调节的工具；二是在实行间接的计划调节领域内，在国家直接计划机制下发挥辅助调节器的作用；三是在某些局部领域中以主要调节器形式而自发起作用。这些论点和论述，全面、深刻而独到，具有理论的说服力。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1984年10月以前，我国经济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是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生产、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受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强调计划经济而否定商品经济和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传统观点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刘诗白教授这样的敢于解放思想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提出和论证了我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理论，推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79]，此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进入全面市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刘诗白教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观点，对于初期的改革冲破计划经济而向市场化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二、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有人强调有计划以固守计划经济为前提，有人强调商品经济而以市场关系和市场调节为基础。刘诗白教授属于后者。他在此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中，强调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并着重研究了市场机制对我国经济的调节作用。

    刘诗白教授在《经济纵横》1987年第3期发表的《论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80]一文中，首先指出：“如何解决好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的、决定体制改革成败的课题。”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它表现为：宏观经济在先定的计划指导下，在国家的调控下，大体上均衡地和有序地运行。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经济的商品性（市场性）的主要表现是：微观经济从属于经常变动的市场力量，从而带有不确定性和一定的盲目性。具体地说，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和生产多少，以及包括个人的经济行为在内的微观经济活动，表现为一个市场性变量”。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因此人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计划机制，放到商品经济的地基之上来加以考察。”“这种计划性就不能不受商品经济的制约。”“这是一种把计划化置于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对于如何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他提出：“一是制订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经济计划；二是探索和寻找一种能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能实现计划要求的调控方法和计划机制。”而计划的科学性，“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计划主要地应该是指导性的，国家要借助于调整市场经济参数，来引导企业的活动，使之符合计划的要求”。他进一步提出：“为了真正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必须改革国家的调控方式，把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简言之，就是国家调控市场参数，市场参数影响企业（和个人）行为，其实质是把国家的计划指导、调节与管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他指出：“把计划化置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之上，这是计划管理方法的深刻变革，即由直接的、刚性的计划管理改变为间接的、柔性的计划指导与调节。”在间接调控下，市场机制成为微观活动的直接调节器，微观经济活动一般不再受到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的干预，而是由市场参数来调节，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很明显，刘诗白教授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归结为：企业是拥有自主权的按照市场机制的客观调节进行微观活动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国家计划是从宏观上进行间接调控。刘诗白教授的见解，不仅与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相符合，而且提出的是以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国家计划的间接调控，显然又比“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更明确了市场与计划、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本源关系，这在理论上是一大进步。

    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刘诗白教授在文中提出“必须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由于“社会主义也是十分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也需要有充分发展的，包括消费品、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信息等要素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因为多样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必要条件。”他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消费资料的商品化、生产资料的商品化、资金交换商品化、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以及信息市场等。他指出：“建立起一个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在内的完备的市场体系，实现各个生产要素的交换市场化，这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组织形式。”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大力形成统一的市场，加强市场发展的横向联系，打破阻碍经济流通中的部门封锁与地区封锁，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市场，使各种基本产品、劳力、资金、技术等等要素能够在计划指导下充分流动。这是市场效应与市场机制比较充分地发生作用的条件。”在这里，刘诗白教授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出市场调节，而是进一步提出以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以使市场调节充分地发挥作用，这就将市场调节作用的研究更为具体地推进了一大步。他说，“一个最佳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应该是能够保证计划为主导但市场机制又能充分起调节作用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可以称为与计划相结合的市场机制充分作用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索和建立这样与计划相结合的、市场机制充分起作用的经济模式”。

    为了探索我国与计划相结合的、市场机制充分起作用的经济模式，刘诗白教授在1987年至1991年期间，陆续发表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社会主义市场与市场调节机制》《简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调节机制与运行机制的构建》[81]等文章。他在《社会主义市场与市场调节机制》一文中，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述了市场一般和不同历史时期商品交换中市场的作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在对市场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中，他指出，交换当事人都要维护和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因而都关心商品的价格，价格的变动，就对人们的市场交换行为直接起调节作用，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又引起价格的变动，如此循环往复，构成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的基础。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具有市场活动的自动性、连锁性和回归性的特点。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是具有使生产从属于社会消费需要的功能；二是具有自动调节生产和消费，实现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功能；三是具有实现生产资源的经济合理分配的功能。他指出，生产和交换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生产和交换当事人的独立经营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竞争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他在《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调节机制与运行机制的构建》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为了构建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我们需要深入进行：（1）企业改革；（2）发育市场，形成统一的市场，发挥市场功能；（3）建立国家的经济调控体系。这是新体制的三项基本构架。”从这一构架和刘诗白教授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就是以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市场机制的充分调节为基础而又不失国家有效宏观调控的商品经济体制。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所说的“商品经济”，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说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同义语，只不过前者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更注重研究经济关系，后者接受发达商品经济国家的现代说法，更注重经济的市场运行。正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生产和交换的商品性质以及商品经济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深入探讨和正确认识，推动了改革的市场化，因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刘诗白教授所主张的以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市场机制的充分调节为基础而又不失国家有效宏观调控的商品经济体制，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刘诗白教授1992年7月26日在中国《资本论》学会年会上的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我见》[82]的发言中，明确地说：“什么是市场经济？广义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列宁对此早有论述。狭义地说，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充分发育，表现为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调节作用充分得到发挥的商品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内涵可以这样加以阐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实行有效的政府调控的，能充分发挥计划作用的市场经济。”他在发表于《经济学家》1992年第5期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中提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内容与要求，要深化以下方面的改革：一是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进行企业改革，使国营企业、城镇大集体企业，甚至乡镇集体企业形成和拥有能适应市场而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自行发展、自我调整——的机制；二是全面发育市场，强化市场机制，使它成为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的基本杠杆和主要力量；三是完善计划机制，搞好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四是搞好政府调控，转换政府职能，管好宏观，引导微观；五是大力构建市场规则，形成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

    从刘诗白教授以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他以我国社会客观存在商品经济关系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为基本认识，提出了企业改革、微观市场主体构建、市场机制客观调节经济运行和在此基础上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系统理论，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并且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刘诗白教授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确立的理论贡献，以其发表的文字载入了改革的史册。

    三、理论创新源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著名理论经济学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60余年，现仍笔耕不辍，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著作等身，成果丰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他除了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提出了真知灼见外，还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以及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产权理论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国际国内经济问题以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进行了成果卓然的深入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刘诗白教授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源于他深厚坚实的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刘诗白教授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源于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掌握。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资本论》从研究商品一般开始，揭示了以价值为客观内在联系的商品经济社会人们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经济关系，进而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了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产生、发展以及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经济普遍的、一般的内在联系和价值规律，是体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支配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指导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基础理论。刘诗白教授正是由于具有深厚坚实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学养，掌握了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法，所以对我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及其社会经济运行，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认识，推进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不仅如此，刘诗白教授一直坚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宏观调控，这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而得出的认识。这些，表明刘诗白教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刘诗白教授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马克思预断，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消亡商品经济而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过去传统的经济理论，不顾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把马克思的预断当作教条而照搬，建立起了从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以至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刘诗白教授熟谙马克思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但不拘泥于个别结论。他说：“科学的态度不是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而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83]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解放思想，破除教条，求真务实，因而取得了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如今，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早已销声匿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教条，也不再有人坚持。也许今天在没有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交锋的后来者看来，我国的经济性质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如此简单明了和不容置疑，因而对当时提出我国经济是商品经济需市场调节的观点不以为然，甚至会认为诸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说法和解释只是顺应了中央文件的提法。不是亲历者不知当时理论探讨的艰辛。正如刘诗白教授所言：“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从事的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充满风险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迄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蓬蓬勃勃的发展，但又经历多次曲折，走过不少弯路，政治斗争不断的风风雨雨和‘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激浪，严重压抑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更为可怕的是在传统体制下长期形成了一种不良学风，在研究中‘唯上’‘唯书’，谨守教条，缺乏创新，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成为不少人的精神枷锁，使人们立言先查‘本本’，遇事先问姓‘社’姓‘资’，失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求实创新精神。在上述外在和内在的制约下，理论研究往往成为政策的解说，或是经典著作的注释，即使是清苦钻研，呕心沥血的忠诚的研究工作者也很难有所作为，往往是劳而无功。一些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很快就时过境迁，成为明日黄花，更久一点就成为羞于见人的东西。”[84]改革开放前30年是这样，在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真理标准的讨论徐徐吹起了解放思想的春风，但传统理论的束缚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使学术研究仍然难以自由和超前。不少历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摧残的社会科学家仍然心有余悸，一些冲破传统经济理论提出市场化改革超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不断受到批判。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刘诗白教授提出和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观点，不仅需要具备学识，还需要具备探求、坚持和献身真理的胆识和科学精神。

    在当今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时下，经济学成为显学。我们后代经济学人应当以刘诗白教授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为楷模，去除虚假浮躁，摒弃急功近利，坚持学人操守，潜心研究，独立思考，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为我国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同行[85]

    ——读刘诗白《体制转型论》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刘方健教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30年来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日益增强。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我国的一批经济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刘诗白就是其中之一。

    刘诗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49年即开始学术研究活动，60年来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专著7部。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国际经济、《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他的学术风格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研究当代实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作出了不少理论创新。

    刘诗白对《资本论》研究功底深厚。由于他早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使他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新的现实经济现象和问题。他的论文，理论分析深入、阐述全面、具有说服力，也经得起实践检验。他的学术视野开阔，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提出新问题、新阐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构建等我国经济改革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中，他都是先行者和积极参与者。他长期深入工厂、农村、基层，对改革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体制转型论》一书收录了刘诗白1978~2000年间发表的有关体制改革的41篇论文，它们是从180篇中精选出来的。该书所研讨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仅就刘诗白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作一评述。

    一、最早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刘诗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9年2月的《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该文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规定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学界不少同志开始持有的新观点，尽管这种观点远未成为主流，当时只允许提“发展商品生产”。这种提法在当时的理论环境下实属不易。

    该文第一大标题是：“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篇文章中，刘诗白把“发展商品经济”的论题，明确地归结为利用市场。该文第二大标题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86]认为：“在当前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范围、结构、机制、规律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索”[87]。该文的主旨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中心课题是充分利用市场。论文还提出，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基本是生产理论加上分配理论，而缺少市场理论[88]。由于传统理论的束缚，在当时提出这一理论认识需要极大的勇气。该文曾送给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审阅，对方说论文题目不通。而两个月后，邓小平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89]

    二、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无锡举行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刘诗白在《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加以论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性质。市场经济就是指这种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它的特征是：（1）它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或他人的消费需要而生产，而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生产；（2）它的生产状况（如生产什么，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缩小等），决定于市场供求状况与价格的涨跌，受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调节。“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是经济学界长期流行并至今还在一些人头脑中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见解。刘诗白认为，这种见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市场经济既然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因而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自原始公社解体时就开始萌芽、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经济形态中的一般性的经济范畴[90]。由于时代的局限，该文主张“引进市场机制”，尚未突破“计划管理为主”的传统观念，但这一为刘诗白等经济学家所提倡的观点，在1984年被写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只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而是成为全国范围内生气勃勃的经济改革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在中国城乡全面推进。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呼之欲出。在1992年7月中国《资本论》学术年会上，刘诗白提交了学术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我见》。该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作了五点具体阐述，今天看来还是很准确的。在这篇论文中，刘诗白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早已暴露得十分鲜明，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当前，再一次冷静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对我国新经济体制予以更精确地概括。这就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这是我国在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深化理论认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概念在我国能得到提出，是小平同志的功绩。

    什么是市场经济？刘诗白提出：广义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列宁对此早有论述。狭义地说，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充分发育，表现为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调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商品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1）市场经济不排斥计划。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更充分利用和发挥计划的功能，首先要调控好宏观经济，引导微观经济。（2）市场经济不排斥政府经济功能，也不排斥国家在某些领域组织兴办企业。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有效发挥政府的经济调节、规划、监督、服务的功能。（3）市场经济概念，前面有“社会主义”为定语，明确规定它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4）“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器，因而不可避免会有经济活动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但人们可以借助计划功能的发挥，对这种盲目活动进行限制和引导，并实现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有序，期望有一个不存在自发性的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就是不现实的。（5）“市场经济有盲目生产、经济波动、扩大收入差别等弊端。”但是，有利无弊的体制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何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借助计划功能和政府调控，有着减少上述弊端的更大可能性。

    综上所述，刘诗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可以这样加以阐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实行有效的政府调控的，能充分发挥计划作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概念上明确了计划与市场二者中，市场是基础，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仍然起着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计划是立足于价值规律作用之上，立足于对各种经济杠杆——价格、利息、税收等的自觉利用之上。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上述理解，刘诗白认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提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抓住和突出了新的商品经济体制和运行的本质特征，因而可以作为首选。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

    三、深刻论证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兼容”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的理论界机械地、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社会的论述，并照搬苏联的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经济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刘诗白认为，认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兼容”的传统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刘诗白提出，“兼容”问题只能解决于实践之中，而不是裁定于书斋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迅速增长，自发产生了“苏南模式”，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意义最重大的成果。市场经济改造了传统农村以及城市集体经济，使它初步获得了与市场相兼容的机制与组织形式。此后，农村还出现了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它们以更加清晰的主体产权，进一步增强了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可见，中国乡镇企业和新集体经济这一改革的新创造，实际上解出了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市场能否与社会主义兼容”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从1984年起开展的全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传统的国有企业，在经历扩权、让利、承包、租赁等改革中逐步增强了活力，获得了对市场的一定适应性。自1992年以来全面推开的国企股份制改革，一批企业转换了经营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因此，实现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已不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二者结合得更好、如何使“兼容度”最大程度地增强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解决“兼容”性问题还需要认清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刘诗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设想，在未来社会，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和完全的社会共同占有的实现，商品经济将趋于消亡。然而，社会主义制度最初都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带有更加鲜明的不成熟和不纯粹的特征”[91]。这种不成熟和不纯粹的特征，一方面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能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不完整的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关系与产品的企业局部占有关系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完整的基本特点……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在劳动的社会化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的条件下，还不可能使企业的生产资料与产品真正地和无差别地归全民占有，……还不可能立即在全民所有制体系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的彻底的公有化。因此，要认真研究与及时发现全民所有制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环节，及时加以解决，使企业所有制关系不断完善，避免把全民所有制具体形式凝固化与绝对化。”[92]

    1981年，刘诗白提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般形式，它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可以采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93]。赋予和确认企业的占有权，意味着企业法人地位的塑造和企业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进行国家与企业之间，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财产权、责、益的调整，它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其目的是要探索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公有制具体形式[94]。

    四、坚持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不能动摇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大胆地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矛盾，遇到新问题，甚至还难免要冒风险。刘诗白提出：关键在于要解放思想，转换脑筋，搞好超前的理论研究和操作性研究，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就可以少交学费，在出现问题时也可以沉住气，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就提出了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不动摇[95]。他认为，建立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结构、运行方式、调控方式、行为准则等要素的改革与重塑，还需要有几十年时间的努力。

    刘诗白认为由于中国在几年间走过了一些西方国家经过数十年才走完的路程和多种条件不具备，特别是管理跟不上，制度不健全，大跨步的改革也使中国市场化正在出现种种问题。例如：（1）“权力经商”，钻空子谋利等，带来了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秩序混乱。（2）局部领域的“泡沫经济”的出现，增强了经济高增长中的膨胀趋势，引起了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这种情况也使一些人感到市场化改革十分棘手和充满风险，产生了对进一步引进市场作用的畏惧心理。但是不能把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归之于市场机制及其组织的引进，更不能通过改革停步来消除这些矛盾。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实行某种半市场半计划的东西来消除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更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本质上是体制性矛盾，两种体制的摩擦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历史性转换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许多行为离轨，是由于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造成，而这些问题和矛盾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获得解决[96]。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刘诗白的理论研究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全方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刘诗白是我国最早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对改革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而是着眼于全局，多方位地展开研究。该书从宏观到微观，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到政策、从经济到社会等，其研究覆盖了改革的各个领域。二是立足实践，立足国情。刘诗白并不是在书斋里闭门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时刻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如市场机制运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完善宏观调控等，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三是理论观点有说服力。刘诗白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深信只有根植于实践才有理论的活力、才有理论的创新、才有理论的发展。正因为他能坚守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列，使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有很强的洞察力和说服力，而这也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优良学风和研究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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