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白的金融学说[145]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盖凯程教授

    金融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血脉。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紧密配合。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制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一旧的金融体制中，全国一个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垄断了几乎所有金融业务，所有银行实质上都是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没有任何独立性。所有银行都实行统一的政策、利率，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即基层银行所吸收的存款全部上缴总行，贷款则由总行统一核定计划指标，逐级下达。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中心，逐步向其他领域扩展，使刘诗白教授逐渐意识到了金融领域遵循市场经济要求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敏感性。

    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主要围绕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政府包办到发挥市场功能的线索展开。努力建设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必然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为此，刘诗白教授提出了银行企业化论、金融有效宏观控制论、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论、过度金融化论等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一、银行企业化论

    1985年，刘诗白教授在《试论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心课题是实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企业化”，而“银行的企业化是商品经济中的银行的本性所决定的，它是把银行办成拥有旺盛活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银行的夹缝”。

    （一）银行企业化的必要性

    旧的金融体制的弊端，突出地表现在基层专业银行不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政企不分，单纯地运用行政方法分配社会资金。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资金的行政机构，而非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组织和企业，还不是“真正的银行”。而这是由原来的高度集权的、财政分配型的国民经济体制所决定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改变银行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性质，使之企业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银行的行政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从事货币经营和为此承担经济责任，而是进行国有资金的分配，造成了资金使用上的大锅饭。信贷活动不是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而往往是按长官意志办事，不仅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低，而且造成呆账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损失，这使得本就存在的资金供应紧缺状况更加严重。

    银行企业化是从根本上调动银行职工积极性的经济基础。在旧的金融体制下，银行缺乏自身的经济利益，加之银行内部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银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银行的效率低、效益差、“官商作风”盛行，妨碍了银行改进经营管理、革新物质技术手段、实现经营现代化的进程。实行银行企业化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效地发挥银行工作的潜力和提高银行职工的素质。

    银行所经营的对象是具有增值性的货币资金，后者要不间断地和迅速地周转，加之货币经营带有较大的风险性，要求银行本身具有机敏性、灵活性、能动性和充沛的活力。银行如果没有自主经营的能动性、积极性和首创性，要能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可思议的。

    （二）银行企业化的途径

    1.赋予银行以资金占用权

    刘诗白教授认为，银行企业化的关键则是赋予基层银行以资金占用权，使银行成为一个货币资金经营者，把基层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根据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将基层银行的全民所有资金归银行占用。允许基层银行拥有归银行长期占用的留用资金，实行银行经营盈利只交所得税，税后利润列入银行留用资金，银行对之有更大支配权即更充分的占用权。总之，要使基层国营专业银行能够占用资金和支配资金，能够积累资金和通过盈利资金化以增强其经营资金，能够分享资金运用的利益和把经济效益与职工收入挂钩，使银行成为一个货币资金经营者。

    同时在实行银行营运资金的所有权（全民所有）、经营权（银行自主经营）相分离的场合，由于国家（通过央行）对专业银行资金运动进行有效的调节和管理，因而国家并不丧失其对资金的所有权，而银行只拥有资金的占用权。在这一金融管理体制下，才能真正使银行成为全面经济核算制的经济组织，才能有效地实现银行的责权利相结合，使它具有企业的地位，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的活力与素质问题。

    2.金融机构的多样性

    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所有制与经营形式的多样性及企业资金来源的分散性，与单一的金融机构设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和矛盾。刘诗白教授认为，适应企业搞活以后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以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银行为主体的多样性的银行体系：一方面，坚持金融领域中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银行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适当地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侨资、外资银行，同时也允许个人之间的信用的存在。此外，还应允许建立投资公司、地方银行和地方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组织形式。

    3.信用形式的多元化

    ①开展多种银行信用形式。如多种存款方式、各种生产信用、消费信用、租赁信用、抵押贷款，等等。

    ②发展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在生产者间融通资金、加速商品流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商品经济顺利运转所必要的一种机制。

    ③发展和利用股票、债券等信用形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使股票交换化、商品化，以增加资金转让、融通的灵活性。

    ④发展保险信用形式。在我看来，上述各种信用形式是社会主义信用机制发挥作用的杠杆、皮带与齿轮，共同构成为一个发达的信用网络和信用机构。

    （三）银行企业化论的背景

    针对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制的缺陷与弊端，刘诗白教授的看法是：“金融机构的单一化和金融业务中集中过多、管得过死，银行作用与信贷关系未充分发展和加以利用，信用形式单调，金融流通工具单一，资金分配中主要采用僵硬的行政手段，资金运用中吃大锅饭……”刘诗白教授断定，“这种单一化和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在此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众多领域的开展，财政在中国投融资体制中的作用相对弱化，银行的作用则逐渐加强。但当时的银行还不是“真正的银行”，仍具有行政组织的性质，是国家分配资金的行政机关。在这种体制下，信贷活动不是按照经济规律而是按照长官意志行事，造成了资金使用上的大锅饭，不仅经济效益低，而且造成呆账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损失，使本来就紧张的资金供应更为紧缺。

    1979年下半年，人民银行总行提出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不再约束基层银行的信贷总额，银行自主权得到了扩大。1981年，总行又决定在全国统一推行差额包干制度。当时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专业银行的资金和其他信贷资金由人民银行总行核定交专业银行作为各行的营运资金，由专业银行在自身范围内统一安排和调拨使用），这种自上而下的划分资金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基层专业银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问题。基于此，刘诗白教授力主赋予基层专业银行以资金占有权以实现真正的企业化：“在赋予基层银行以决策权的基础上，将划分资金的关系改为占用关系，使银行有一笔较为固定的、归它长期使用而不是每年划拨的和经常变动的信贷资金，即保证银行对资金拥有占用权。”后来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实践证明了这是银行独立经营的必要条件。

    （四）银行企业化论的价值及影响

    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主要围绕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政府包办到发挥市场功能的线索展开。努力建设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必然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对此，刘诗白教授在1985年就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的理论和改革主张，主张根据现代产权理论中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赋予基层银行以资金占用权。这一论点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从法人财产角度论述了银行改革的方向，主张将法人产权机制引入商业银行，使之成为拥有独立法人财产的现代银行。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可以说是罕有论及。

    20世纪80年代中叶，金融体制改革尚未提上议程。刘诗白教授在1985年对“银行企业化”和专业银行拥有“资金占用权”的论点在当时尚属超前。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今后，逐步地解决了银行企业化这个课题，中国现行金融体制缺乏活力和资金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重大弊端就将得到根治，中国……经济的运行就将因为有了一个高效率的金融机制而充满生机”。这一设想，不仅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也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相继组建为自主经营的金融实体和法人，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股份制改革，以及招商、中信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表明“银行企业化经营”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

    二、金融有效宏观控制论

    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基层专业银行及信用机构拥有经营自主权，存在着一部分完全市场性的自由信贷活动，因而信贷的自发性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刘诗白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不对这些自发作用加以限制，那么就可能出现信贷的盲目性、信用膨胀与货币贬值。”因此，他主张搞活金融和信用必须以切实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为前提，“搞活必须管住”。这就要求加强中央银行发挥它调节和管理信贷的职能作用，有效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为此，首先必须建立起中央银行的一整套强有力的调节杠杆，在确保中央银行——社会信贷管理中心的集中控制力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信贷和金融管理中心的集中控制力，将金融信贷运行机制置于强有力的中央银行的高效而熟练的宏观调节下实现。

    刘诗白教授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量进行控通量的客观规律探讨与确定每个年度合理的货币发行量，在此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符合生产与流通需要的货币发行计划；中央银行控制信贷规模，保持信贷的基本平衡；在管理和调节信贷活动中，中央银行要动员和使用各种经济手段；中央银行在管理和调节信贷活动中，还必须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实行金融控制与调节的集中化（集中于中央银行）；确立能保证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进行管理的技术手段和信息系统。

    为了更好地增强央行的金融宏观控制力，中央银行应与专业银行实行分工，摆脱日常存款和对企业的放款业务，而专门同银行打交道，从事金融信贷的管理与调节，成为一个纯金融管理机构，真正成为“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有必要深化改革，完善和加强各种调节工具和调节职能，以发挥中央银行作为国民经济宏观调节器的作用。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刘诗白教授主张慎重对待、谨慎推进，采取逐步的过渡性措施：一方面，对中央银行、省市分行实行适当扩权，实行划分资金、实有实贷的信贷资金管理方法，改进流动资金敞口供应方法等；另一方面，着眼于加强中央银行的职权，对银行体系进行组织形式的调整和完善，建立与加强经济杠杆体系和其他调节手段，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用规模等。

    刘诗白教授的金融有效控制思想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单纯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中；恰恰相反，依据其理论观点设计的对策建言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1988年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联合蒋一苇、陶大镛、厉以宁、胡代光等经济学界代表提出《加强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货币发行的监督》的议案成为这一学术思想的最好体现。在这份后来影响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的提案中，提出了四条具体的意见：

    第一，增强和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以独立管理和调控货币发行量、信贷规模的权限。

    第二，中国人民银行要进一步研究，按照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方针，确定货币流通量和每年的货币增发数量。

    第三，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和信用管理活动的监督，国家货币发行与信贷计划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财政收支不平衡发生赤字，需要从银行透支时，应经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审议和由大会批准。

    第四，为了便于对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信用管理和调控进行经常监督和制定有关政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或货币委员会）。

    三、金融有效宏观控制论的价值及影响

    1988年刘诗白教授作为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建议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权力，建立货币委员会的提案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参考》等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该提案开拓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而且有利于强化和改善宏观调控，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条款，采纳了当时提案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始终坚守在改革开放实践前列，使刘诗白教授的金融理论观点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和说服力。他提出过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观点，实践证明，不少观点是超前的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其中关于金融有效控制和监管的思想甚至直到今天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具有一定的科学预见力。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深化的时期，金融创新的需求巨大，金融创新的发展空间相当广阔；与此同时，金融创新进程中的容易引起系统性风险直至系统崩溃的因素也促使我们去反思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地位，赋予中央银行对重要性金融结构的监管权和控制权，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防患于未然。

    四、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着两大任务：构建灵活高效的利率信贷资金，变动市场运作机制和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积极推进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成为实行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前提。

    刘诗白教授是较早从理论上阐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的经济学家，他在1993年发表的《积极推进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一文中，极力主张市场经济中的资金是商品，资金市场运行由利率调节，而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的必由之路，更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一）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变动机制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和其他经济行为的经济运行方式。刘诗白教授认为，作为市场机制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机制是价格—供求变动机制作用强化和灵敏度提高的重要条件。在市场经济中，资金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流通：一方面，发达的金融机构的形成及其金融业务运作，实现了大量货币资金的筹集和市场供应；另一方面，活跃的经营活动越来越依赖银行信用和直接融资。以资金市场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出现一个利息—资金使用价格的变动调节信贷资金供求的利率—信贷资金流通机制，调节着资金供需的均衡。

    在刘诗白教授看来，资金的市场化流通和高度灵活的利率——信贷资金流通机制，是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价格—供求机制的重要杠杆和支柱。依赖这一机制，那些价格上涨、效益高的企业，能借助信贷资金而自动快速实现扩产。那些产品滞销、效益低下的企业，在还本付息的压力下，则会自动快速减（转）产。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从而实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

    （二）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的途径

    刘诗白教授认为，作为金融改革的主题，实行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是一项牵涉着经济全局的深刻的改革，需要全方位的配套改革，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须加快步伐。

    就利率的市场化而言，刘诗白教授认为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按资金供求状况部分实行浮动利率，利率浮动幅度可以由小及大；第二步是取消浮动利率上下限，全面放开利率。利率完全市场化取决于：

    1.各种价格先行放开，各行各业的企业在资金市场的竞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2.企业改革先行到位，企业通过经营机制的转换，在硬预算约束基础上强化自我约束，从而能抑制其资金饥渴，消除内生投资、消费需求膨胀。

    3.各种金融机构的发育与完善，资金筹集和供应功能的强化，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资金供求的利率弹性提高。

    4.强化央行宏观调控。央行要采取间接调控方法，即运用公开市场、再贴现、法定准备金等调控和影响资金供求。

    在刘诗白教授看来，在原先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职能边界不清、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混为一体的金融体制下，专业银行无法从事货币资金企业化经营，而这恰恰正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因此要形成真正的利率—资金的市场运作机制，还须改革既有的专业银行体制，把专业银行建成为专门从事货币资金营运的商业银行。基本步骤如下：

    1.在现有专业银行的基础上，界定政策性信贷和经营性信贷，分户管理，分别核算。

    2.专业银行逐步减少对政策性信贷的投放，将政策信贷业务归集到新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专业银行对经营性信贷实行自主经营、自我平衡的经营方针。

    3.国家对专业银行资产进行界定，逐步建立以股份形式为主体的商业银行，真正建立起一批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金融实体。

    （三）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论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用行政手段分配资金的传统金融体制开始被突破，但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利率市场化问题和资金供给制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在其他商品的价格已经大部分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货币这种商品的价格（即利率）还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和国家决定，不能随资金供求状况而变化：一些地方、一些企业拥有较快发展的各种条件，但是却为行政方式确定的信贷资金笼子所束缚；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却借助不受利率机制制约的传统信贷资金供应方法，无偿使用和占用银行资金，使大量资金呆滞。1992年以来，这两种情况以非法的方式连通，出现了资金“黑市”。专业银行本身也处于矛盾状况，一方面，资金供给致使银行承担了全部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考核它的利润指标。于是专业银行选择把资金以高于法定的利率拆借出去，或用资金支持银行自己办的经济实体以获得利润。让资金进入“黑市”，就成了银行摆脱这一困境的一条出路，资金越紧张，追求资金的不正当现象就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大量资金非法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行业，造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热。同时农产品收购资金和重点建设工程资金等却得不到保证。由于社会集资利率比在银行储蓄高，使银行储蓄滑坡。人们称这种现象为“金融混乱”或“金融腐败”，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波动。

    1992年以来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从根本上说是新的金融形势要求和旧的管理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基于此，刘诗白教授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他认为银行不是按照市场原则供应资金，而是将资金作为产品配给。这种资金供应制，一方面造成社会资金使用上的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内在的自我抑制和外在的利率抑制，企业的资金饥渴和银行的信贷扩张被强化。这就表明进一步改革传统的计划资金配给体制、真正实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已经刻不容缓。

    （四）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论的价值及影响

    利率市场化的本质是资金商品化和金融市场化。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资金价格指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刘诗白教授一贯坚持认为只有根植于实践才有理论的活力、才有理论的创新、才有理论的发展。他的资金商品化与利率市场化观点不仅符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具相当的前瞻性。后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历程则充分验证了在这一问题上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和准确的科学预见性：

    1993《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

    1994年，中央银行授予商业银行和其他各金融机构以利率浮动权。

    1995年，央行启动基准利率关系，调节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同时把其他利率的最高限和贷款利率与央行基准利率挂钩。

    伴随着1996年初我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建立，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试点实施阶段。

    2004年10月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成为利率市化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构建了现阶段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框架。

    2005年1月31日，央行确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利率市场化和货币市场化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

    五、过度金融化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一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奔涌而至。刘诗白教授认为这场危机并不是一项突发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他强调金融危机尽管是金融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但其最深根子仍然是实体经济中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

    （一）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

    刘诗白教授认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鲜明趋势。当代美国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和顶峰，而且是金融资本快速发展和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大金融公司控制金融市场的交易，从而使金融业能够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成为金融垄断资本“淘金”的沃土，而畸高的额外利润又成为更大量的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货币信贷活动活跃和不断扩张的驱动力量；社会资本的流入和信贷、投资活动的发展，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升。

    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趋于发达是必然趋势，具有积极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货币信用是一种衍生经济，其扩张速度与规模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不能任其自我膨胀，形成货币信用过度扩张。货币信用过度扩张，恰恰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数据表明，美国金融部门提供的信用，1980年为5783亿美元，2002年初达9.6万亿美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1%跃升为93%；消费者信用贷款2002年达7.9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

    金融业的发展在带来信贷与投资扩大的同时，也预示着债务的增长和债务违约引发的信贷危机。美国1998年l季度至2008年1季度债务增长状况是：金融业为128%；家庭为97%，约为15万亿美元；企业为65%，约为24万亿美元；州及地方政府为61%，约为4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为9%，美国国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总共债务规模达55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多，从而使美国经济成为高债务经济。

    美国经济出现了超过实体经济需要与承载能力的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并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鲜明特征。刘诗白教授将这种金融化、虚拟化过了头的经济称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

    关于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金融过度扩张的根源是市场经济中金融化、虚拟化的运行机制。为了适应融资与发展金融业务的需要，美国出现了包括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证券多样化，金融产品日益增多。这些产品可以在资本市场迅速变现，由此发挥交易媒介功能，具有“准货币”性质。华尔街大公司在垄断利润驱使下不断实行花样百出的“金融自由创新”，多种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和推向市场。虚拟资产市场交易，带有强烈的投机性，具有自我膨胀的机制。人们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投机利润，在市场上为哄抬虚拟资产价值而相互博弈，由此形成了金融资产交易中资产价格的膨胀和泡沫化。在证券交易带来资本市场自我膨胀的同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滥用更是加剧了金融资产的泡沫化，从而使得一种倒金字塔式的虚拟资产不断自我扩大机制的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金融业中通行的强激励机制，也是形成金融资产自我膨胀与泡沫化的助推器。这一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在提升金融经营管理劳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又导致经营决策行为的投机性与风险性。华尔街不少金融高管在天价的报酬刺激下，头脑发热，丧失风险事业所必需的经营谨慎性，千方百计寻找和设计出能“赚大钱”的金融工具，在金融活动中“不惜冒险一搏”，其“畸化”行为影响和造成金融活动中的不良势态，强化了金融泡沫化发展和金融运行的不稳定性。

    金融虚拟资产交易，是一项高风险交易。美国经济中金融化、虚拟化自由扩张的机制，助长了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引发虚拟资产运行的危机。当代市场经济体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了金融虚拟资产交易泡沫化到泡沫破裂，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至于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根源，刘诗白教授认为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其金融体系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与其实体经济内在矛盾直接关联，最深的根子仍然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内生需求不足的矛盾。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科技革命与新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断扩大了总供给；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下的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和劳动力商品制度固有的收入重大差别，使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越发突出，决定了居民有购买力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张。大众购买力的增长滞后和有效需求不足，是2001年以来美国住房信用扩大的现实基础，也是美国式的消费债务经济出现的深层原因。在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的制度性失衡的大格局下，政府唯有借助信用扩张来刺激民众消费和支撑有效需求，刺激和扩大货币信用成为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中保持增长的外生力量和杠杆。政府主导的货币信用的扩大固然能够在短时期起着创造和扩大需求的功能，甚至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但货币信用的扩张无法根除生产能力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持续的货币信用扩张必然滋生出一个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畸化经济结构。

    美国爆发的危机，其深层原因仍然是来自实体经济的矛盾。在实体经济中扩大的生产能力受困于不足的有效需求的情况下，为了支撑市场需求，经济过度信用化、金融化、虚拟化的趋势将难以避免。而这一畸化的经济结构导致：一方面，金融体系因其庞大芜杂，内在矛盾更加众多和更不稳定；另一方面膨大的虚拟经济与萎缩的实体经济的矛盾也更为突出。这一过度金融化的经济的运行不仅导致金融危机，而且也会使实体经济矛盾深化和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二）过度金融化论提出的背景

    在过去的近40年，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经历了“过度金融化”过程，即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不断膨胀，制造业不断萎缩，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大量就业转移到金融，以及商业零售、旅游、物流等低端服务业，呈现出“去工业化”外观。从1970年到2007年，美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13%上升至20%，同期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全部公司利润的比重却由10%左右蹿升至40%。金融业和非金融业职员的年薪差额从1987年的1.1万美元扩大至2007年的4万美元。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华尔街财富蝴蝶效应日益显现，制造业也由此被当成了美国的“夕阳产业”。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让美国虚拟经济部门获得了暴利，却给金融危机爆发埋下祸种。有鉴于此，2009年4月奥巴马提出了“岩上之屋”的“再工业化”理念：“我们不能在沙上重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我们的房屋。”

    与实体经济空心化相映成趣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不断的集中和强化。通过集中而形成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大金融公司牢牢控制着金融市场交易，金融巨鳄在金融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从事数额庞大的信贷与投资业务，美国“3%的银行控制了多于70%的资产。16家最大银行控制着整个银行系统1/3的资产”。畸高的额外利润成为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货币信贷活动活跃和不断扩张的驱动力量。社会资本不断流入金融业和信贷、投资活动，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大大提升。1995~2005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303%上升至405%，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股市资产市值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经济的金融化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金融的自由演化和过度扩张与美国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离弃了凯恩斯主义，转向“市场自律论”。弗里德曼等宣扬自由竞争，主张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认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点，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并“自动熨平”周期波动。这种教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说，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980年里根主政，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实行放宽管制，听任市场自由活动，人们称之为里根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政策下，人们听任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发展，恶性膨胀，引发了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刻矛盾及膨大的金融体系中的多种矛盾积累和畸形运行，由此使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三）过度金融化论的价值及影响

    金融危机引发了学界对危机根源进行研究的热潮，形成的理论观点非常丰富。对于危机的成因，西方学者的解释虽然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诸如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投机泛滥、政府监管不严，等等。一些学者分析了较深层次的原因，如美国靠举债消费拉动经济和靠发行美元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不能持久，科技创新趋缓与全球化红利消失造成经济停滞，等等。然而，对于其最深层的制度原因，却普遍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认识。少数学者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解释当前的金融危机，但一些研究由于缺乏对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的充分了解和第一手资料，缺乏对金融机制虚拟化、过度膨胀的深度分析，导致了难以避免的研究缺憾，陷入了简单解读金融危机的状况。

    刘诗白教授以一个经济学家惯有的冷静，充分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对金融危机进行了独立的思考，进行了独特的理论建构，以独到的“过度金融化论”对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做出了深刻解剖。他考察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金融化、虚拟化的趋势，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这一趋势的助长，以大量数据资料，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听任金融信贷自由演化、自我膨胀，导致金融主体行为畸化和金融运行失序，走向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虚拟化、泡沫化，引起经济结构失衡，增大金融运行中的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难以做到制止由私人金融垄断推动的金融自由演化和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因而，制度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将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难以摆脱的痼疾。他的分析也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相反，他把理论分析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了中国。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下，经济金融化趋势是必然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金融的二重性：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搞活经济，也会带来深刻的经济运行矛盾。鉴于此，中国不能盲目崇拜华尔街和照搬美国金融制度，而要致力于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要求的完善的金融结构，构建富有活力，“活而不乱”，能加以有效调控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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