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桌子旁边的墙上有一块小布告板——这是这间小屋子的唯一的真正装饰——上面钉着一个当地银行送的小小的挂历，还有两张加了评注的卡片。一张记着一个断句，出处是“舒曼，论肖邦的降B小调谐谑曲第二号，作品编号31”。上面写的是“……这样洋溢着柔情、勇气、爱和蔑视，可以与拜伦的一首诗相比，这样不是不合适”。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这句话，或者洛诺夫怎样理解这句话，但是后来我想起了艾米·贝莱特能够极其动人地弹奏肖邦的作品。也许这是她为他打出来的，仔细地标出了出处等等——也许是附在一张唱片的礼物匣子里，使他在每天傍晚的时候能够听肖邦的曲子，即使她已不在身边。也许我第一次看到她坐在书房地板上时在沉思的就是这句话：她在沉思，因为这句话说的情况不论对她本人来说，还是对音乐来说，同样都恰当不过……
如果是流落在外的，那么她的家人呢？被杀害了？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她的“蔑视”？但洋溢的爱又是对谁而言的？他？如果这样，蔑视可能是对霍普的。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
不需什么天生的机灵就可猜想另一张卡片上所打的引语的吸引力。在听了洛诺夫一晚上对我说的话以后，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头上挂着这三句话，而他就坐在这三句话的下面把自己的句子颠来倒去。“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就给什么。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任务，其余就是艺术的疯狂。”这些想法据说引自亨利·詹姆斯的一篇我没有读过的小说，名叫“中年”，可“艺术的疯狂”是什么意思？我能够想象任何形式的疯狂，除了艺术的。艺术应该属于理智的，不是吗？还是说我哪里搞错了？在夜晚结束前我得通读《中年》两遍，好像是准备第二天早晨应考似的。不过当时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早餐的纸餐巾上出现了“亨利·詹姆斯云‘艺术的疯狂’作何解释”这个问题，我就准备写上它一千字。
洛诺夫子女的照片放在打字时所坐椅子背后的一个书架上：一男二女，他们不论哪一个的骨骼都一点也看不出父系基因的痕迹。一个女儿是个皮肤白皙、脸上有雀斑的少女，戴着玳瑁边眼镜，看上去很像她羞怯、用功的母亲大概在艺术学校时代的样子。在折叠式镜框的另一边是一张九年前八月间从苏格兰寄到马萨诸塞州来的明信片，只写给作家一个人。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它赢得了纪念品的地位，保存在玻璃下面。许多关于他的生平事件说明，他同子女的通讯并不比他在三十年代有足够的意见可以在曼哈顿发表要容易。“亲爱的爸，我们现在班夫郡（高地），我站在达夫镇巴尔维尼堡垒的废墟中，玛丽·斯图亚特曾经在此住过。昨天我们骑车到考德去（考多尔的桑恩，约一〇五〇年，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邓肯就在那里被害。再见，贝基。”
在他书桌后面还有几架子他的著作的外语译本。我坐在地板上想把我原来在洛诺夫的著作的英文版中读到的句子，从法语本和德语本中找出来。至于比较冷僻的外语译本，我能做到的只是在几百页一字不识的书中找到书中人物的名字。佩奇泰尔，马库斯，里特曼，温克勒。他们都在那里，四面被芬兰语所包围。
她的语言是什么？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她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内心如拜伦的诗一般满溢的情感？
我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划线的大拍纸簿，这是一只鼓鼓的Bildungsroman的皮包，其中放了几本书，一共有十磅重，五本不著名的杂志，足够的纸张可以供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我坐公共汽车来回时灵感来了的话——我开始有系统地把他的书架上我所没有读过的书开列清单。德国哲学出乎我意料得多，刚写了半张纸，我似乎已经判决自己要从事终身苦役了。但值得称道的是，我继续抄下去——有他在上楼去读书之前称赞我的话作为陪伴。这些话，还有敬酒，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已有一个小时了。我终于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下了他所说的话，以便弄清楚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的全部意思。
结果却是，我要另一个人也看到，因为我马上忘记了就要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施泰因[32]手中受到的考验，坐在洛诺夫的书桌前，在拍纸簿上吃力地向我父亲——那个当脚病医生的父亲，我的许多父亲中名列第一的父亲——解释，根据E.I.洛诺夫那样一位声学家的说法，从我的膝盖后部发出来、已到了我的头顶上的“声音”是怎么一回事。这封信早已该写了。到如今他已等了三个星期了，盼望我在做了对不起伟大的提携者的事以后有一些幡然悔悟的表示。而这三个星期中我却让他闷着干着急，如果你是这样来形容你从早上四点钟噩梦醒来后就无法再想别的事情的话。
我们之间的问题出在我把一篇根据家庭纠纷所写的小说原稿交给我的父亲以后。在这件家庭纠纷中，他扮演了和事老的角色已快有两年，最后两天还是免不了对簿公庭，大吵大闹。这篇小说是我雄心最大的一篇——一共有一万五千字——我认为，我送去给他看是出于好意，同我在大学里把学生诗刊上还没有发表的诗先寄回去给他们看一样。我并不是想找麻烦，而是想博得钦佩和赞扬。我出于最古老和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希望他们感到高兴，感到骄傲。
这其实也不难。几年以来我一直寄剪报去给他“存档”，这就够使他感到骄傲的了。这些剪报已有厚厚的一叠，都是一些杂志和报纸文章——包括一篇不漏的“美国空中市民会议”的记录——谈的都是他所说的“重要问题”。我只要回家去探望他们，我的母亲就能够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讲一件事情，总是带着她的极为自满的神情提醒我，他是多么高兴，可以向他的病人说（那是已经在他心目中的重要问题上向他们做了不少工作以后）：“我刚刚在今天早上的邮件中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材料。我的儿子内森在大学里看到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每门功课都是优。十六岁就去了那里——特别班。他在芝加哥一张报纸上看到的，寄来给我存档。”
唉，我是多么容易满足我的父母呀！只有傻子或者不肖之子来做他们的儿子才能使他们不感到骄傲。而我都不是。我孝顺、周到，自己能够远走高飞，已经感到十分高兴，因此对于当初得到的帮助是不会忘恩负义的。尽管在青春期发生过火气旺盛的争吵——周末深夜不归，皮鞋的流行式样，高中时代常去的不卫生的地方，他们总说我喜欢顶嘴而我总是不断否认——我们经过五十场典型的家庭争吵以后，家庭关系仍旧十分紧密，仍旧为同样的强烈感情所维系。我常常把门砰地关上，几次宣布决裂，但是我仍像个赤子似的爱他们。不论我是否完全知道这种需要有多深，我确实十分需要他们爱我，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爱是取之不竭的。我无法——还是不愿？——认为有别的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为什么竟天真到这样的程度，以为从我们家史中取材的故事，必然也会得到照例的鼓励，殊不知我的模范父亲竟认为，这是对我家庭的名誉和信任的最可耻的和最不光彩的侵犯。
我的故事开头的事实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姨姥姥米玛·莎亚为两个年幼丧父的外孙的教育，留下了她在纽瓦克为上等社会做女裁缝时省吃俭用所积攒下来的一笔钱。这两个双生子的守寡的母亲爱西想要动用这笔信托金，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再上医学院深造，她的弟弟悉尼却上法院打官司不许她动用，因为米玛·莎亚的遗产在完成了这两个孩子的高等教育以后所余部分要归他继承。悉尼等理查德和罗伯特从罗格斯大学毕业已等了四年——据家里人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弹子房和酒吧间里等的——以便可以用他所继承的那部分遗产在城里买一个停车场。悉尼大声——这是他的作风——宣称，他不想为了再增加两个高级大夫在南奥兰治开着高级轿车来来去去而推迟自己过舒服的生活了。家里的人凡是憎厌悉尼玩女人和他的一些形迹可疑的朋友的，马上联合起来声援这两个孩子和他们高尚的抱负，悉尼只剩下由他的受到虐待的胆小怕事的妻子珍妮和他神秘的波兰相好安妮组成的一支杂牌军，安妮的华丽花哨的打扮令人侧目，在亲友的红白喜事上常常引起很多的议论，不过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在这支杂牌军中还有我，尽管对他没有什么用处。我对悉尼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事，要追溯到他当海军的时代，那时他在堪萨斯号战舰回国途中赢了四千元钱，据说还把一个输了钱要耍脾气的密西西比人扔进了南太平洋去喂了鲨鱼，因为他在通宵牌局收场的时候竟骂赢钱的是个肮脏的犹太人。这场官司的结果取决于米玛·莎亚在遗嘱中所说的堂而皇之的话“高等教育”的高等涵义高到什么程度，最后法官——一个外教人——判决悉尼胜诉，不过没有几年，他用所得遗产买的雷蒙德大街上的停车场成了一块热门地皮，结果被黑帮中人从他手中收为公有弄走了。他们只把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给悉尼作为酬劳。不久之后，在另外一个不属我们的教派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床上，他的心脏像气球一样破裂了。而我的表兄弟理查德和罗伯特，却在他们的意志坚强的母亲张罗下读完了医学院。爱西打官司败诉后，就辞去了城里一家百货公司的工作，以后十年中就跑外码头推销瓦片和墙板。她的意志这么坚强，到她最后为她两个儿子在北泽西的郊区租了门诊所，买了地毯和窗帘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工人阶级住宅区不是由她用柏油抹顶的。在双生子当实习生时期，有一个炎热的下午，爱西在外兜揽生意的时候，决定在帕塞伊克一家有冷气设备的电影院休息一小时。在她日日夜夜在外奔波找买卖谈交易的长年累月的日子里，据说这是她第一次停下来做一件除了吃饭或打电话给儿子以外的事。但是现在他们成为矫形和皮肤病住院大夫只不过是转眼就要实现的事了，想到他们的前途，再加上八月的炎热，她感到有些头晕了。但是，在黑黝黝的电影院里，爱西还没有坐停揩一揩额上的汗珠，就有一个家伙从隔壁的座位上伸出一只手来搁在她的膝盖上。他一定是个十分寂寞的家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肥胖的膝盖；但是，她还是打伤了他的手，在手腕的部位，用的是她长年以来放在她的皮包里保护自己和两个无父孤儿的前途的铁锤。我的小说题为“高等教育”，结局就是爱西拿起了锤子。
“你可一点也不漏，是不是？”
我的父亲在我去向他告辞上夸赛过冬的那个星期天，就是这样开始他的批评的。那一天我同一个最喜欢的姑姑和姑父以及另外一对没有子女的邻居夫妇——我从摇篮时代起也叫他们“姑姑”和“姑父”——一起吃了我们家传统的星期日早午饭。在我这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中，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天，我的父亲总是到马路拐角去买熏青鱼和还温热的小面包，我的弟弟和我铺饭桌，挤橘汁，我的母亲在自己的家里要失业三小时。“像个王后。”她这么描写她插不上手的困境。然后，在我父母读了纽瓦克的星期天报纸和听了无线电上的“永恒之光”——每周半小时的戏剧节目，内容都取材于犹太人历史上的大事后，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两个孩子都拉在一起，四个人乘车出去走亲戚。我的父亲长期以来就在同一个主意很多的哥哥争夺一族之长的空缺，一般在半路上总要下来，对一个在他看来似乎有此需要的人，讲一番做人的道理，然后我们就乘车回家了。总是在黄昏的时候，一家人还没有在厨房桌子边坐下来做星期天晚上必须做的例行公事——一起吃买来的现成熟食做的晚餐，用苏打水灌下肚去，一起等待杰克·本尼、罗切斯特和菲尔·哈里斯[33]从天而降的探望——“爷儿们”，我的母亲这么叫我们，就一起到附近公园去做轻快的散步。“嗨，大夫——你好吗？”我们一路上遇到的邻居总是向我的受人欢迎、喜欢饶舌的父亲打招呼，虽然他自己似乎从来不在乎，但是他的有阶级意识的小儿子有一阵子常常想，要是没有名额分配的限制，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他们就会叫他“祖克曼医生”了。“大夫”是他们叫那种做牛奶冰淇淋和卖咳嗽糖的药剂师的。
“内森，”我父亲开始说，“你真的一点也不漏，你说是不是？”
我这时已有点不耐烦做孝顺的儿子了，急于想要去纽约收拾行装到夸赛去。我的探访原本只想留下吃早午饭，如今已拖了一整天，而且使我奇怪的是，不断有许多亲戚和家里的老朋友来来往往，他们表面上似乎只是为了来看看我才来串门的。聊天，忆旧，讲方言笑话，吃太多的水果，我一直等到他们开始告辞，然后在父亲的要求下又留下来听他讲对我小说的意见。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要同我单独谈话一小时。
那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俩穿上大衣戴了围巾，到公园里去。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辆去纽约的公共汽车停在伊丽莎白大街的公园门口，我打算在他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以后就搭车离开。
“我没写进去的事情还很多，”我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就像我把小说寄给他那时一样天真，虽然他在家里一谈起要把他的“想法”（不是他的赞许）告诉我时，我马上意识到我太粗心大意了。我为什么不等着看一看能不能把它发表，然后等到发表了以后再给他看？还是那样做的结果会更糟糕？“有些东西只好割爱，因为只有五十页。”
“我的意思是说，”他悲哀地说，“那些恶心的事情你一点也没有漏下。”
“是吗？我没有吗？我不是朝这些方面考虑问题的。”
“你把大家都写得很贪心，内森。”
“但大家的确都很贪心。”
“当然这只是一种看法而已。”
“这也是你自己的看法。你对他们不肯和解感到这么心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问题是，我们家里的人除此以外还有多得多的优点。而且你也知道。我希望今天会使你记住，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人。以防你在纽约忘记了。”
“爹，看到大家我很高兴，但是你不必为了要让我看到我们家里人的优点而特地为我开复习课。”
但是他继续说：“大家都喜欢你。今天来的人哪一个一进屋见到你不眉开眼笑的？你一直是个最和善不过、最惹人喜爱不过的孩子。我看着你同家人在一起，同我们的老朋友在一起，我心里就想，那么这篇小说说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老账呢？”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并不算老账。”
“那么这就是胡闹。”
“你当初似乎并不这么看。你在爱西和悉尼之间奔走了一年多。”
“儿子，事实不止这些，我们家除了小说里所说的以外还有许多优点，多得多的优点。你的姨姥姥是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碰到的最和善、可亲、勤劳的妇女。你的姥姥和她的所有姊妹都是那样，每一个都是那样。她们一心只想着别人。”
“但小说并不是写她们。”
“但她们是小说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她们是小说的全部内容。没有她们，就根本没有小说可言！悉尼算老几？凡是有头脑的人，谁还会想到他？于你而言，在你小的时候，他可能是个很好玩的人，有时来串门，可以逗你玩玩。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是能够理解的：一个六英尺高的人猿，穿一条喇叭裤，腕上戴着身份镯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仿佛他是尼米兹海军上将[34]，而不只是个擦甲板的无名水手。他干的当然一直是那个。我还记得他到家里来，趴在地上教你和你的小弟弟玩掷骰子。大家都当笑话讲。我真想揪着他的耳朵把那个笨伯撵出去。”
“我都记不得有这件事了。”
“但是我记得。我记得很多，我全都记得。悉尼一直叫米玛·莎亚伤心。小孩子不知道，那个在地板上打滚，让他们大笑的牛皮大王也可能是让别人掉眼泪的人。他让你姨姥姥掉了不少眼泪，他一长大到可以上街，就给她找让她伤心的事。但是尽管那样，那位老太太仍旧，仍旧把她辛苦挣来的钱留一份给他，但愿这管一些用。她终于超脱了他给她带来的一切痛苦和耻辱——就像活着那样了不起，‘莎亚’的意思是生命，那就是她自己给别人的东西。但这，你却漏下了。”
“我没有漏下，我在第一页就这么形容她的。不过你说得不错——我没有详细写米玛·莎亚的一生。”
“要是那样才是篇好小说。”
“但那就不是这篇小说了。”
“你是不是充分认识到，像这样的一篇小说要是发表了，给不了解我们的人读到以后会得出什么结论？”
我们这时已走下了我们家那条街的长长的下坡路，到了伊丽莎白大街。凡是我们所经过的草地、车道、车房、电线杆、小砖阶，没有一个对我没有深深的吸引力。这里是我练习挥刀的地界，这里是我玩橇车碰掉牙齿的地方，这里是我第一次尝到惩罚的滋味的地方，这里是我因为戏弄一个小朋友被我母亲打巴掌的地方，这里是我听到爷爷死了的地方。我可以没完没了地记起在这条街上我所遇到的事情来。这条街上都是跟我们家差不多的那样独家住的砖墙房子，房主人都是些跟我们家差不多的那样的犹太人。考虑到他们当初起家的那个市区，在一条长满遮阴树的街上，有六间正房、一个“设备齐全的”地下室、一个安了纱窗的门廊，都是来之不易的东西。
在大街的对面是公园的入口。我的父亲常常坐在那里——每个星期天都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看着我的弟弟和我玩拉绳，在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姑奶姨姥、姑姑姨姨、叔叔舅舅——有时我觉得在纽瓦克祖克曼家的人比黑人还多，我在一年看到的黑人也不如我在一个平常的星期天同我父亲开车周游全市访亲问友时看到的堂表兄弟多——面前循规蹈矩地过了几小时以后，尽情地大喊大叫。“唉，”他常常说，“你们男孩子们多么爱大叫大嚷。”他一手摸着一个儿子的脑袋，在我们开始走出公园回到我们所住的那个熟悉的小山坡上去的时候，抚理一下我们的汗湿的头发。“只要是大叫大嚷的游戏，”他对我们的母亲说，“这两个孩子都玩疯了。”现在我的弟弟已乖乖在学习单调乏味的牙医预科课程，听从了我父亲的劝告，放弃了并不十分坚决地要当演员的梦想，而我呢？我显然又在大叫大嚷了。
我说：“我想现在就去赶汽车。我们就不去公园了。这一天够累的，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准备明天去夸赛。”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不会有什么用处的，爹爹。现在最好是把小说放在邮筒里寄还给我——把它忘掉算了。”
我的建议引起了我父亲轻轻的一声讥笑。
“好吧，”我不快地说，“那就别忘掉它。”
“别激动，”他答道，“我送你到车站。我陪你等。”
“你真的该回去了。天开始凉了。”
“我穿得很暖。”他告诉我。
我们沉默地等在车站。
“他们星期天开车不慌不忙，”他最后说，“你还是回家吃晚饭吧。你可以赶明天早晨头班车。”
“我得赶明天去夸赛的头班车。”
“他们不能等？”
“我不能等。”我说。
我走到街心去看有没有汽车来。
“你在那里要给车压死的。”
“也许。”
“那么，”终于我在街心中等够了，慢吞吞地回到人行道上来，他说，“你现在打算把你的小说怎么办呢？寄给一家杂志？”
“给杂志太长，也许没有一家杂志会刊登。”
“他们会刊登的。《星期六评论》把你放在重要的地位。那是一篇很捧场的文章，以你的年龄，这样给选出来，是极大的荣誉。”
“这个嘛，以后再看吧。”
“不，不。你现在正是得意的时候。《星期六评论》在新泽西从来没有像登着你照片的那一期销得那么多。你认为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来了，弗里达和戴夫、泰西姑姑、伯第、墨里，还有埃德尔曼斯夫妇？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照片，他们感到骄傲。”
“他们都对我说了。”
“我说，内森，请让我把话说完，你就可以走了。在那艺术家的休养地，也许你会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我要你明白的道理。要是你不想有什么作为，我对这件事就不会这么认真了。但是我对你是很认真的——而且你也要认真对待自己，认真对待你在做的事情。别管那该死的汽车有没有来了，请你听一听我的话。你搭下班车也不迟！内森，你已不再是在上学了。你是哥哥，你已进入了社会了，因此我也是这样对待你的。”
“这个我明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这恰恰是说我们能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根据我一生的经验，我恰恰知道要是平常人读到那么一篇小说会怎么想。而你却不知道。你不能够知道。因为你在你的这一辈子中都一直受到保护。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同犹太孩子一起上学。甚至在夏天，我们到海边去的时候，我们同埃德尔曼斯家住在一起，你总是在犹太人中间。在芝加哥，你带回家来的最好的朋友总是犹太孩子。你不知道外教人读到这样的东西会怎样想，这个不是你的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会想这是一部多么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不懂艺术。也许我自己也不懂艺术。也许我们家里一个人也不懂，不像你那样地懂。但这正是我要说的。大家读的不是艺术——他们读的是人。而且他们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你以为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小说里的人，你以为他们会得出什么结论？你想过这一点吗？”
“想过了。”
“你的结论呢？”
“唉，我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这街上不能。我不是为了现在用一句话来概括，才写了一万五千字。”
“但是我能够。而且要这样做，街上也不是个坏地方。因为我知道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是否充分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对犹太民族多么缺乏同情。我也不是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我是指一般的美国人。好先生，好太太，你和我都认为不坏的人。内森，事情就是这样。我保证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我看见过，我感到过，甚至在他们并不这么明确表示的时候。”
“但我并没有否认呀。为什么悉尼把那个红脖子[35]扔到船外去？”
“悉尼，”他生气地说，“从来没有把什么红脖子扔到船外去过！悉尼扔的是公牛[36]，内森！悉尼是个小流氓，对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关心，他只关心悉尼自己！”
“但是他确实存在，爹爹——并不比我描写的更好！”
“更好？他要坏得多！他这人有多坏，你根本不知道。我可以把这个王八蛋的事统统告诉你，叫你气得毛发倒竖！”
“那么我们有什么好争论的呢？要是他坏得多——你瞧，我们白吵了一场。请你回家去吧，天已黑了，快要下雪了——回家去吧。我一到那里就会写信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们就是意见不一致，别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好吧！”他干脆地说，“好吧！”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为了暂时消一下我的气。
“爹爹，请你回家去吧。”
“我陪你等车碍你什么事？我不喜欢你一个人在这里等车。”
“我一个人在这里能够对付得蛮好。已有好多年了。”
大约五分钟以后，在几个街口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像是去纽约的公共汽车的灯光那样的灯光。
“好吧，”我说，“我过几个月就回来。我会联系的——我会打电话——”
“内森，你的小说，在外教人看来，说的就是一件事情，而且只是这件事情。在你走以前，请听我说。它说的就是犹太佬。犹太佬和他们的贪财。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信基督教的好朋友看到的就是这个。它说的不是他们成了科学家、教授、律师，不是这种人为别人做的好事。它说的不是像莎亚那样辛勤工作、省吃俭用、牺牲自己，以便在美国谋得一个体面的立足之地的移民。它说的不是你在我们家中长大时所度过的美好平安的日子和夜晚。它说的不是你一向爱结交的可爱的朋友。不是，它说的是爱西和她的锤子，悉尼和他的歌舞女郎，爱西的那个恶讼棍和他的满嘴粗话，还有，就我所能看到的，它说的是我是多么傻的一个傻瓜，一个劲儿地求他们私下和解，免得一家人都得上公堂去听那个外教法官的审判。”
“我没有把你写成是个傻瓜。天知道，一点也不是。老实对你说，”我生气地说，“我还以为我是过分热情了。”
“哦，是吗？但结果却不是那样。你瞧，儿子，要想对这种人讲道理，也许我是一个傻瓜。我不在乎开我一点玩笑——没有比这更叫我不在乎的了。我这一辈子见过世面多了。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所没有见到的东西——你所不愿见到的东西。这篇小说不是讲我们，更糟糕的是它甚至不是讲你。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我像只老鹰一般整天都在观察你。从你生下来起我就在观察你，你是个心地善良、考虑周到的好青年。你不是写了这种小说又硬说事实就是如此的那号子人。”
“但这篇小说是我写的。”换了绿灯，去纽约的汽车开过十字路口向我们驶来——他举起了胳膊，按在我的肩上。这使我更倔强了。“我是写这种小说的那号子人！”
“你不是。”他央求说，轻轻地摇了我一下。
但我跳上了汽车。门框上镶着硬邦邦的橡皮的汽车门砰地自动关上了，这声音在我听来有些过于合适，是你在小说中不会采用的那种象征手法。这声音突然使我回想起在花园举行的拳击比赛。我弟弟和我一年一次在那里用我们的零钱互相赌博，轮流压在白人选手或黑人选手身上，而祖克曼大夫则向观众中间少数几个熟人招手问好，有一次，其中有个迈耶·埃伦斯坦的牙医，他是本市第一个犹太人市长。我听到的是在使劲猛击一拳之后发出的令人心惊肉跳的砰的一声，是被击昏的重量级选手倒在帆布拳击台上的声音。我从车窗中往外向我父亲挥手告别时所看到的，却是我的穿戴整齐漂亮、身材矮小的父亲——他为了我这次来探望他们，特地穿了一件新的开汽车穿的宽松短大衣，颜色同咖啡色的裤子和方格鸭舌帽相配，当然还戴着银边眼镜，还留着我躺在摇篮的时候曾经想揪的细细的小胡子，我看到的是我的神情茫然的父亲，独自站在曾经是我们天堂的公园旁的黑下来的街角上，想着他自己和全体犹太人都因为我的不可解释的背叛而无缘无故地遭到了玷污和危害。
这还没有完。他实在不放心，因此在几天之后，不顾我母亲的反对，在同我的弟弟通了一次不愉快的电话以后，决定求见也许是仅次于本市最受敬重的犹太人埃伦斯坦市长和乔基姆·普林兹拉比的利奥波德·瓦普特法官，尽管我的弟弟从伊萨卡警告他，要是这事被我发觉，我是不会高兴的。
我家在一九〇〇年从东欧来到本市的血汗工厂区附近的贫民窟，在这之前十年左右，瓦普特就已生在那个贫民窟里一个从加利西亚来的犹太人家庭。我的父亲仍记得有一次有一帮爱尔兰小流氓寻他这个七岁犹太小孩子开心，把他扔到空中又接住，还是瓦普特家的一个兄弟把他救了出来，这很可能就是这位未来法学家本人。我在童年时代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个故事，那往往是我们开车经过克林顿大道风景如画的花园和那幢有塔楼的石头房子的时候，瓦普特就同一个独身的女儿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他女儿是瓦萨学院第一批受到信基督教的教师敬重的犹太学生之一，他妻子则是一家百货公司的女继承人，她的慈善活动使她娘家的姓氏在埃塞克斯县的犹太人中间同原来在家乡查尔斯顿一样有名。由于瓦普特夫妇在声望和权威方面所占据的地位不亚于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在我们家所占的地位，我在幼年时常常想象她穿戴着罗斯福夫人那样老太太式的帽子和衣服到处奔走，而且用一口第一夫人的令人敬畏的英国腔说话，这在一个犹太妇女身上是有些不伦不类的。我没有想到，她从南卡罗来纳州来，居然也可能是地道的犹太人。她读了我的小说以后对我的印象也正是如此。
要去求见法官，我父亲得先找我们家一位阔亲戚，他是一位律师，住在城外，曾任陆军上校，为法官在纽瓦克的会堂担任过几年会长。特迪舅舅以前已经帮助过他一次去见法官，那是很久以前，我父亲突发奇想，认为我应该是瓦普特每年写信向大学招生办公室推荐的五个青年之一，据说，他的推荐信是百试百灵的。为了去见瓦普特法官，我得在大白天穿一套蓝色衣服坐公共汽车去，在四角广场（我们本市的时报广场）下车后一路挤过市场街上的摩肩接踵的顾客，我总觉得他们在这个时刻看到我穿着我仅有的一套整齐衣服在街上走一定感到十分奇怪。我要在埃塞克斯县法院他的“议事厅”经他面试，这个称呼我母亲在前一个星期曾经频繁地、肃然起敬地在电话中传给亲戚听，也许这就是我在穿好那套蓝色衣服，扣上纽扣之前，七次到洗澡间去小便的原因。
特迪在前一夜打电话来，给我指点一下我的行为举止。因此我才穿了那套衣服和父亲的黑丝袜——得用他的一副袜带提起来——带上有我名字缩写的公文皮包，那是我放在壁柜里面从来不拿出来用的小学毕业礼物。在这只光洁的皮包里，我放了我在上一年为国际关系课写的关于贝尔福宣言[37]的十张打印稿。
我按照指示，马上“开腔”，拿出论文来给法官看。使我放心的是，他的“议事厅”结果只是一间屋子，不是十间，而且这间屋子并不比我们中学校长办公室堂皇。这位皮肤晒得黑黑的、乐呵呵的胖法官也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满头白发。他虽然没有我父亲那么矮小，仍足足比进了法院就见到的亚伯拉罕·林肯铜像矮一个头。他看上去比我自己老是发愁的父亲要年轻，更没有他那么严肃。他以高尔夫球好手见称，大概正要去打球，或者就是刚打完球回来；我后来只好这样来解释他的斜方块花袜子。但是在他往皮椅背上一靠，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初眼见到那双花袜子不免吃了一惊。好像他倒是那个乳臭未干、没有见过世面的申请人，而把我父亲的袜带像止血一样拉得紧紧的我才是法官似的。“可不可以暂时把这篇论文留在我这里，内森？”他问道，面带笑容地翻阅着我的注满了“见所引著作”和“出处同上”的文稿。“我想带回去给我太太看一看。”接着就开始了问话。我根据特迪的建议，前一晚早已有所准备，通读了《美国宪法》、《独立宣言》、纽瓦克《新闻晚报》的社论版。杜鲁门内阁的名单和国会两院两党领袖我当然早已熟记，虽然在上床之前我还向母亲高声背诵了一遍，这完全是为了使她放心。
对法官的一些问题，我作了如下答复：
新闻记者。芝加哥大学。厄尼·派尔[38]。一个弟弟。读书——和运动。全国联赛的巨人队和全美联赛的老虎队。梅尔·奥特和汉克·格林伯格[39]。莱尔·阿布纳[40]。托马斯·沃尔夫[41]。加拿大；华盛顿特区；纽约州的拉伊；纽约市；费城；泽西海岸。不，先生，从来没有去过佛罗里达。
后来瓦普特法官的秘书公布法官要推荐的纽瓦克市五个犹太男女青年的大学申请的名单，我名列其中。
我后来没有再见过法官，虽然为了使我父亲高兴，我在芝加哥大学第一年的定向周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推荐人，再次感谢他为我出了力。约莫七年以后，我在夸赛做客第二周时接到法官的信，才知道他们见面讨论“高等教育”的事。
亲爱的内森：
你谅必知道，我与尊府的交情可以推溯到本世纪初，当时我们住在普林斯街上，都是初到异国的穷人，为了我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我们的社会和公民权利、我们的精神尊严而奋斗。我还记得你是我们纽瓦克市公立学校系统中杰出的犹太毕业生之一。我很高兴从你父亲那里得知，你的大学成绩保持了你在这里求学期间所始终保持的同样高的水平，你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声誉。一个做法官的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因此我很高兴知道，我在你中学高年级时对你所寄托的信任，已经在社会上得到了证实。我想你的家庭和你的同族人一定可以期望你在不太远的将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令尊知道我对我们杰出的年轻人的成长感到关心，最近问我能否在法务之余抽出时间来作书与你，直率一谈我对你的一篇短篇小说的看法。蒙他告知，你即将此题为“高等教育”的短篇小说寄予一著名的全国性刊物，他希望能知道我是否认为这篇小说的内容适合这样一种刊物。
我们二人在我的议事厅中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颇有趣的谈话，我告诉他，有史以来，不论在任何国家，艺术家无不总是认为自己超脱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规范之上。历史证明，伟大的艺术家经常遭到胆小怕事和缺乏教育之辈的残酷迫害，后者不了解艺术家是一个特殊的人，对人类有独特之贡献，苏格拉底曾被认为是人民之敌，青年之蛊。诺贝尔奖获得者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曾被迫流亡，因为他的同人未能体会他的伟大戏剧中的深刻的真理。我向令尊阐明，我作为个人决不赞同希腊人对苏格拉底的偏见或挪威人对易卜生的歧视。但在另一方面，我的确认为，像所有的人一样，艺术家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对真理和正义的事业，负有一定责任。对于你的最近创作是否适宜发表于一家全国性的刊物，我愿以这个责任为准绳，并且以这个责任为唯一准绳，向他一谈我的看法。
随信附上一份对于你的小说提出的问题表，这是我的太太和我本人一起拟定的。由于瓦普特太太对文学和艺术都有兴趣——也因为我认为不宜单纯根据我个人的阅读印象——我才擅自征求了她的意见。这些问题都是严肃和困难的问题，瓦普特太太和我希望你能拨出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予以作答。我们并不希望你的回答一定要我们满意——我们希望你的回答能让你自己满意。你是个有无限前途，而且我们都认为有极大才能的青年。但是随着极大才能而来的是极大的责任，还有对早期支持你的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当初支持你，就是希望你的才能会开花结果。我很想有这么一天，你接到请柬到斯德哥尔摩去接受诺贝尔奖，那么我们对唤醒你的良知，正视你的职业应负的责任，就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利奥波特·瓦普特敬上
又：如果你还未曾看过百老汇演出的《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竭力向你推荐去一看此剧。瓦普特太太和我在开演首夕就去观看。我们希望内森·祖克曼当时能与我们同席，从那次令人难忘的演出中蒙受教益。
瓦普特夫妇向我提出的问题单如下：
请内森·祖克曼答复的十个问题
1.如果你生活在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你会写这样一篇小说吗？
2.你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和狄更斯笔下的法勒对反犹主义没有起作用吗？
3.你信奉犹太教吗？如是，为何信奉？如否，你凭什么资格为全国性刊物写犹太人生活？
4.你能说你的小说中的角色可以作为当代典型犹太人社会的各种各样人物的公平的代表吗？
5.在一篇以犹太人社会为背景的小说中，有什么理由非要描写一个已婚的犹太男子与一个未婚的基督教妇女之间的肌肤之亲？为什么在一篇以犹太人社会为背景的小说中必须有（a）通奸；（b）一家人之间为金钱而争斗不休；（c）一般的不正常的人类行为？
6.你根据什么审美标准认为廉价比高贵实在，卑鄙比高尚真实？
7.你的性格中有什么成分使你把生活中这么多的丑恶东西与犹太人联系起来？
8.你能否解释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虽有拉比的出场，却无处能找到斯蒂芬·S·怀斯[42]、阿巴·希勒尔·西尔弗[43]、兹维·马斯利安斯基[44]曾经感动过他们观众的伟大辩才？
9.除了你的经济增益以外，你认为在一家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这篇小说对（a）你的家庭；（b）你的同族人；（c）犹太宗教；（d）犹太人的福利有什么好处？
10.你能否诚实地说，在你的短篇小说中不会有使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或约瑟夫·戈培尔[45]感到痛快的东西？
接到瓦普特法官和他太太的信以后三星期，就在我动身去见洛诺夫前几天，我在中午时分被夸赛休养地的秘书打断了工作。她披上大衣到我的小木屋里来找我，一边为打扰我而道歉，一边说有长途电话来找我，对方说有急事。
我母亲听到我声音就哭了起来。“我知道不该打扰你，”她说，“但是我不能再憋下去了。我一夜也不能再憋了。我一顿饭也不能再憋了。”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情？”
“内森，你有没有接到瓦普特法官的一封信？”
“是啊，我收到了。”
“但是，”——她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回信？”
“他不应该拿那篇小说给瓦普特看，母亲。”
“唉，亲爱的，也许他做得不对。但是他已经做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你尊重法官——”
“我根本不认识法官。”
“这话不对。他在你要上大学的时候帮了你这么大忙。他为你做了有力的推荐。听说在他的档案里仍旧留着你在中学时写的关于贝尔福宣言的论文。他的秘书把档案找出来，里面就有你的论文。爹爹看到的，就在他的议事厅里。为什么你连起码的礼貌也不懂，信也不回……爹爹很难过。他不能相信。”
“他得相信。”
“他只希望你不要给自己带来危害。这个你也知道。”
“我以为你们担心的是我要为犹太人带来的危害。”
“亲爱的，为了我的缘故，请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不肯写回信给瓦普特法官？你为什么不给他一小时的时间？你在那里花一个小时写信的时间肯定是有的。因为你刚二十三岁，怠慢不得这样一个人。你不能在二十三岁上就得罪大家敬重的人，连教外的人也敬重他。”
“这是我父亲说的吗？”
“他就是这么说的，内森。到如今已有三个星期了。”
“他怎么知道我连信也没有回呢？”
“从特迪那里。他没有听到你的音讯，所以打电话给特迪。你可以想象。特迪有点儿恼火。他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在你要到芝加哥去的时候，他到底也为我们出了力。”
“妈，我不愿这样说，但是看来很可能，法官的那封有名的信是在到处拍了马屁以后才搞到手的，它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大概同洛基·格拉齐亚诺[46]的推荐信一样大。”
“唉，内森，你的谦恭、你的虚心到哪里去了？你一向保持的礼貌到哪里去了？”
“我父亲的头脑到哪里去了？”
“他只想救你！”
“救我什么？”
“免得你犯错误。”
“太晚了，母亲。你读过给内森·祖克曼的十个问题吗？”
“亲爱的，我读过了，他寄了一份副本给我们——还有信的副本。”
“三巨头，妈妈！施特莱彻、戈培尔和你的儿子！那么法官的谦恭到哪里去了？他的虚心到哪里去了？”
“他只是说犹太人以前遇到的——”
“在欧洲——不是在纽瓦克！我们不是贝尔森[47]的难民！我们不是那次罪行的受害者！”
“但我们可能是——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们就会是。内森，暴力对犹太人来说不是新鲜的事儿，你知道这个！”
“妈，你如果要看到纽瓦克犹太人所受到的人体上的暴力，你到整容医生的诊所去，那里有许多姑娘在整鼻子[48]。那是埃塞克斯县犹太人鲜血横流的地方，那是打击落下来的地方——用的是一个小锤子！打掉她们的鼻骨——打掉她们的骄傲！”
“请你别对我大叫大嚷。这些事情我都对付不了——我这才打这个电话。瓦普特法官没有说你是戈培尔。上帝不许。他只是读了你的小说仍有点儿吃惊。我们都吃了一惊，你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也许你们都有点儿太容易吃惊了。犹太人过去吃过的惊吓要大多了，我写了一篇小说，其中有一个像悉尼那样的骗子，那算得什么。什么爱西的锤子，爱西的律师，这都算不了什么。你自己也很明白。你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唉，亲爱的，那么就把这告诉法官。就把这告诉他，像你告诉我那样，这就行了。你的父亲就会高兴。给他写几句话。你能写这样好听、这样美丽的信。奶奶快死的时候，你写了一封信给她，读起来就像一首诗一样。就像——听人说法语，这么好听。你的关于巴尔福宣言的论文写得那么漂亮，那时你才十五岁。法官把它还给了爹爹，说他仍记得当时他得到的深刻的印象。他并不反对你，内森。但是要是你倔头倔脑，对他不敬，那他就要反对你了。特迪也是这样，他可以帮我们不少忙。”
“不论我写什么给瓦普特，都不会说服他，也不会说服他的太太。”
“你可以告诉他你去看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这，你至少可以做吧。”
“我没有去看。我读了书。人人都读了那本书。”
“可是你喜欢这本书，是不是？”
“问题不在这里。你怎么能不喜欢它？母亲，我不会讲一些陈词滥调的话去讨好大人。”
“但是如果你就说这么些，说你看了那本书，很喜欢……因为特迪告诉爹爹——内森，不知这是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你并不真的很喜欢犹太人。”
“不对，特迪搞错了。我不很喜欢的是他。”
“唉，亲爱的，别耍聪明。请你别顶嘴，你就回答我，这一切弄得我十分糊涂。内森，你告诉我。”
“什么？”
“我只是重复特迪的话，亲爱的……”
“你要我告诉你什么，妈？”
“你真的反犹？”
“让你回答吧。你怎么想？”
“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但是特迪……”
“我知道，他虽然是个大学毕业生，住在米尔本铺着大地毯的屋子里。但是他们也很蠢。”
“内森！”
“对不起，但这是我的看法。”
“唉，我真是搞不清楚——都是那篇小说惹出来的这么许多事儿。我求求你，如果你什么都不肯听我的话去做，至少打个电话给你父亲。他到如今已等了三个星期了。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你的父亲，他不是个会耐心等待的人。亲爱的，打个电话到他诊所去。马上就打。为了我。”
“不。”
“我求你。”
“不。”
“唉，我不能相信这会是你。”
“这是我！”
“可是——你父亲的爱呢？”
“我不要别人管我！”
那天夜里在洛诺夫的书房里，我开始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向我父亲解释我自己，但是每次我写到洛诺夫对我的作品的赞扬时，我一气之下把信撕了。我无须解释自己，而且即使他懂得我给出的解释，反正他也不会接受。因为我的发自膝盖后部直达头顶上面的声音，是不会让他高兴一些，而原谅我张扬这些败家子的丑事的，因为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与别人无涉。这声音也无助于申辩，爱西挥起锤子并不是作为丢人的事而是作为贞烈的事在我的小说中出现的；一个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来，后来在法庭上又能够像酒吧间吵架的男人那样争吵的女人，别人是不会那么说她的。即使我一一列举我的文学博物馆中的蜡像——从巴别尔的敖德萨歹徒匪帮到阿勃拉伐纳尔的洛杉矶凡夫俗子——也都不会使他相信，我所做的正是在尽他所崇拜的那位法官加在我肩上的责任。敖德萨？为什么不是火星？他说的是北泽西的人读到那篇小说时会怎么说，因为我们凑巧是那里的人。他说的是外教的人，他们看不起我们，这种蔑视本来已经是够无缘无故的，如今看到我给全世界写的犹太人争夺钱财的故事，只有更高兴叫我们都是犹太佬了。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不该由我向外界透露。这比告密还要坏——这是投敌。
唉，这没有用，我想，这是白写——我又撕掉了写了一半的自辩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由于他拿了我的小说去见瓦普特，也由于我不肯向长辈申述我的意见——这么迅速，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事。乔伊斯，福楼拜，还有我高中时代读书单上的罗曼蒂克的天才托马斯·沃尔夫，不是都被那些自认为在他们作品中受到诽谤的人斥为出卖朋友和不讲道德吗？甚至法官也知道，文学史一半也是小说家惹怒同胞、家庭、朋友的历史。当然，我们父子的争执还没有沾上文学史的光辉，但是，我这么对自己说，如果一个作家没有魄力面对这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而继续写下去，那么他就谈不上是个作家了。
但是儿子呢？责备我轻率冒失的，不是福楼拜的父亲或乔伊斯的父亲，而是我自己的父亲。而且他指责我所歪曲中伤的，也不是爱尔兰人，而是犹太人。而我自己又是个犹太人。大约五千天以前，他们还比现在多好几百万[49]。
但是我每次想解释我的动机，我就对他越生气。羞辱了你的，是你自己——现在就得自作自受，你这个满口道德说教的笨驴！瓦普特是个无知的牛皮大王！自居为社会栋梁的糊涂虫！还有那个自称热爱艺术的虔诚的阔太太！她自己有一千万的身价却责备我谋“经济增益”！还有阿巴·希勒尔·西尔弗！唉，太太，别浪费时间向我宣扬西尔弗拉比的伟大了，去告诉我死去的表哥悉尼和他在黑帮中的朋友吧——向他们转引兹维·马斯利安斯基的话，就像你在乡下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第十八穴旁那样！
十一点钟左右，我听到镇上的雪犁在清扫苹果园外土路上的积雪。后来又有一辆小型卡车头上装着铲雪机开进了车道，把这一夜的积雪堆到苹果园里三十天以来的积雪堆上。最后开来的是雷诺牌小汽车，那是大约半小时后开进车道的，两盏头灯一明一暗，车前玻璃窗上的雨刮器已有点失灵了。
一听到她的汽车回来，我就关了书房里所有的灯，爬到窗户后面去看她走进来。因为我并不只是因为我不能忘怀父亲的不满或E.I.洛诺夫的敬酒才熬夜不睡的——我也不想在这位迷人的神秘的客人（当然，由于是霍普想象中的情敌而更诱人了）回来在我的楼上换睡衣的时候沉睡不醒。这样我究竟能干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在她几乎不穿衣服醒着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穿衣服醒着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比什么都没有总好一些。这是个开端。
但是不难预料，这比什么都没有还要糟糕，而且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开端。房子和汽车房之间埋在积雪堆里的电线杆上的灯熄灭了，从我跪在书房门边的地方，我听到她走进了房子。她走过门厅，上了铺了地毯的楼梯——这是我最后看到或听到她！一直到了大约一小时以后，我有幸又旁听到了一堂意想不到的课，这一课是洛诺夫文学院的成人夜校里上的。我熬夜不睡所等待的事情的其余部分，当然只能凭我的想象。但是这比起在打字机前凭空杜撰要容易得多了。为了这种想象，你不需要把你的照片登在《星期六评论》上。你甚至不需要认识字母。只要年纪轻，一般就能获得很大成功。你甚至不需要年轻。你什么也不需要。
规矩的读者，要是你以为在交媾之后，一切动物都是心情不好的，那你就在E.I.洛诺夫的书房卧榻上试一试手淫吧，你就知道手淫过后的感觉了。为了要洗涤我的污秽的感觉，我就马上采取最简便的办法，从洛诺夫的书架上抽了亨利·詹姆斯那本收了《中年》的小说集，这是钉在布告牌上两条引语的出处。就在我放纵地干了这种最最非詹姆斯式的荒唐失礼的事情的地方，我把那篇小说从头至尾读了两遍，尽力想要找到有关作家的怀疑就是他的激情，激情就是他的任务，以及——你万万没有想到——艺术的疯狂的对话。
邓康白，一个“颇有声誉”的小说家，大病初愈，正在英国一个疗养胜地休养的时候，接到了出版商寄给他的一本近著《中年》。邓康白独自坐在面海的一张木凳上，不太愿意地打开了书——结果却发现了他自认为总是躲着他的艺术成就。但他的天才的开花是在他已不再有力量形成一种“‘最后的风格’……聚敛他的真正的财富”的时候。要这样，就需要第二次生命，而现在一切都已表明他的第一次生命已快完结了。
就在邓康白忧心忡忡地考虑他的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一个饶舌的年轻的陌生人带着自己的一本《中年》，也坐到他的木凳上来。他发现这位温文尔雅的先生也在读这本新小说，便向他热心地谈到邓康白的成就。这个仰慕者——“这个最崇拜的仰慕者……可以假定他可能是吹牛”——休大夫，他是一个像邓康白一样重病以后在旅馆里休养的有钱而古怪的英国伯爵夫人的医生。休大夫在热情冲动下，打开书来高声朗读了写得特别美丽的一段；但是，他抓错了书，把邓康白的那本书当作了是他自己的，发现有十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这样，快要被发现的时候，这个隐姓埋名、病入膏肓的作家——从来不能够达到最后形式的“热衷于修改的人”——感到病魔已经侵蚀全身，接着失去了知觉。
在以后几天中，卧病在床的邓康白希望这个细心的年轻医生所神秘炮制的药能够恢复他的体力。然而他获悉那位伯爵夫人原来打算遗赠休大夫一笔可观的财产，但是如果这位大夫继续为了小说家而玩忽对她的照料就要取消这笔遗赠，邓康白就鼓励休大夫随她去伦敦。可休大夫不能克服自己对邓康白的热烈崇拜，等到他按邓康白的劝告赶到他的雇主那里去时，他已受到了“惨重的损失”，邓康白几乎觉得是应由自己负责的：原来伯爵夫人在醋意的刺激下，旧病复发而死，一个子儿也没有留给大夫。休大夫从她的墓地回到他所崇拜的垂死的作家面前说：“我必须做出选择。”
“你选择坐失一笔财产？”
“我选择接受我的一往情深的后果，不论这后果是什么。”休大夫微笑说，然后又来了一句大度的打趣的话：“去他妈的财产！我不能从心中忘掉你的事儿，全是你自己的不好。”
在洛诺夫的书上，有一条细细的黑线划在“打趣的话”下面。作家在旁边又用几个小得几乎无法辨认的字写了一句自己的打趣的话：“即使我能够，也是你的不好。”
从这里开始，在描写邓康白死去的最后一页的页边上，洛诺夫横过来在两边各写了三行话。这就一点也不像打趣的话了。这六行笔迹工整精细的黑字看上去似乎是詹姆斯关于这个小说家的可疑奇才的含蓄的叙述在洛诺夫清醒的头脑中所留下的一连串精细的印象。
邓康白知道这个年轻人一往情深的后果以后——这种后果同他自己的高尚信念极其不协调，因此在听到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后，就发出“一声迷惑不解的长叹”——他躺了“好几小时，好几天……一动不动，神魂出舍”。
最后他示意休大夫要同他讲话，休大夫在他的枕边跪下来后，他又叫他挨近过来。“你使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幻觉。”
“不是你的光荣，亲爱的朋友。”年轻人期期艾艾地说。
“不是我的光荣——那又有什么！这是光荣——受到考验，保持了我们小小的品质，发挥了我们一点点的魅力。问题是使别人关心，当然你是有些发疯，但这并不影响法律。”
“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休大夫说，在他的年轻的声音里掺进了婚礼钟声的味道。
邓康白躺着在消化这句话，接着他又振作起来说：“第二次机会——这是幻觉。只有一次机会，从来没有两次。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就给什么。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任务。其余就是艺术的疯狂。”
“如果你怀疑过，如果你绝望过，那你总是‘做过’了。”他的客人微妙地争辩道。
“我们做过了这件或那件事情。”邓康白承认。
“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就是一切事情。这是做得到的事情。这就是你。”
“讲安慰话！”可怜的邓康白讥讽地叹道。
“但这是真的。”他的朋友坚持道。
“这是真的。这是无足轻重的失意。”
“失意是唯一的生活。”休大夫说。
“是的，这是会过去的东西。”可怜的邓康白自己语不成声，很难听清了，但是他已用这话来标志他的第一次和仅有的一次机会的实际结束。
一听到我头顶上传来的含糊的说话声，我就马上站到卧榻上面去——我的手指仍夹在书中的那一页——伸长了脖子，要想听清楚楼上说的是什么，是谁在说话。这样没有用，我就想到爬到洛诺夫的书桌上去；这比卧榻足足高一英尺左右，我的耳朵就可以挨到离低低的天花板几英寸的地方。但是如果我跌了下来，如果我把他的放打字纸的地方移动一毫米，如果我留下一点脚印——不！我不能冒这个险，甚至想也不该想。我占用这张桌子一角，写了半打未完成的家信，这已经够过分的了。我的礼貌观念，更不用说这位作家的殷勤好客，都要求我克制自己，不要做出这样卑劣幼稚的失礼的事来。
伹就在这个时候，我却已经这么做了。
有个女人在哭。哪个女人？为什么哭？谁在安慰她——或者惹她落泪了？再高一些，也许就能弄清楚了。一本厚字典是最理想的了，但是洛诺夫的韦氏大字典放在一个放着厚厚参考书的书架上，与打字椅一般高，在迫切情况下我能做到的最多只是，跪着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集垫在桌子和我的脚底中间，这样可以再升高一两英寸。
啊，意想不到的后果，艺术的无法解释的用途！邓康白是能了解的。詹姆斯是能了解的。但是洛诺夫能了解吗？别摔跤。
“你这就讲道理了，”说话的是洛诺夫，“得由你自己来认识这个道理，如今你已经认识到了。”
头顶上砰地轻轻一声。有人落座在椅子中。疲倦的作家？现在已换了浴袍，还是仍穿着整套衣服，系着领带，穿着皮鞋？
这时我听到了艾米·贝莱特的说话声。这时候她穿的是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认识到——不论怎么样，只有更痛苦。当然我不能住在这里——但我也不能住在那里。我什么地方也不能住。我不能活。”
“轻一些。她今天已够累的了。让她休息吧，她已睡了。”
“她破坏了大家的生活。”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不能怪她。这里说不行的是我。现在你睡去吧。”
“我睡不着。我不想睡。我们可以谈谈。”
“我们已经谈过了。”
沉默。他们是不是跪了下来从旧地板缝里听我在干什么？要是那样，他们早就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了。
床垫弹簧响！洛诺夫爬到床上她身边去了！
但我听到的是艾米从床上爬起来的声音，不是洛诺夫爬到床上去的声音。她的脚在我嘴唇上面几英寸的地板上轻轻地走过。
“我爱你，我这么爱你，爹爹。没有人像你。他们都是这样笨。”
“你是个好姑娘。”
“让我坐在你的腿上。就搂我一会儿，我就没事了。”
“你已经没事了。你最后总是没事的。你是个伟大的幸存者。”
“不，只不过是世界上最坚强的软骨头。唉，给我讲个故事。给我唱支歌。唉，学一学大鼻子杜兰特，我今天晚上真的需要。”
起先听起来像谁在咳嗽。但是后来我却听清楚了，是的，他在对她唱歌，很轻很轻，用吉米·杜兰特的调子——“我就向他踮起脚，他就向我踮起脚”——我只能听清一句，但这就够了，可以让我想起杜兰特在电台上用他有名的破嗓门唱的全部歌词，现在这位著名的作家就在我头顶上模仿他的沙哑的讨人喜欢的无邪的唱法。
“再唱一个。”艾米说。
她坐在他腿上！艾米穿着睡衣，洛诺夫穿着整套衣服？
“你去睡吧，”他告诉她。
“再唱一个。唱《不能没有百老汇》？”
“‘唉，我很明白我不能没有百老汇——但是……百老汇能够没有我吗……’”
“曼尼，我们在佛罗伦萨该多么快活——我亲爱的，我们可以不必偷偷摸摸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偷偷摸摸。我们从来没有偷偷摸摸过。”
“不，像现在这样那就不是。但是，不这样，就都是假的，错的，寂寞的。我们可以都很快活。在那里我就不会再是你的小姑娘了。我们玩时我愿意做你的小姑娘，但平时就是你的妻子。”
“我们以前是谁，以后也是谁。别做梦了。”
“不，不是这样的。没有她——”
“你要你的良心背着一具死尸吗？她不到一年就要死的。”
“但是我的良心已经背着一具死尸。”她的双脚突然落地，地板上咯吱了一声。原来她是坐在他的腿上！“你瞧！”
“遮起来。”
“我的死尸。”
地板上一阵乱。洛诺夫走动时的笨重的脚步声。
“晚安。”
“看一眼。”
“别演闹剧，艾米。遮起来。”
“你喜欢悲剧？”
“别闹。你装得不像。既然决定不要失去自制——那么就不要。”
“可是我要发疯了！我不能同你分开生活！我不知道怎么才好。唉，我为什么不接受那工作——搬回来！管她呢！”
“你做的是对的。你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放弃一切！”
“放弃一切梦想，不错。”
“唉，曼尼，吻一下我的乳房就会害死你吗？这也是梦想？你就这么吻一下就会害死什么人吗？”
“你马上把衣服遮上。”
“爹爹，我求求你。”
但是我接着听到洛诺夫的软毡拖鞋——不错，他已换了衣服，准备上床了——走过楼上过道的声音。我尽可能不出声地从桌子上爬下来，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卧榻边，为了偷听他们谈话，我像演了一场杂技似的累得筋疲力尽，一回到那里就一下子倒在上面了。我对偷听到的他们谈话感到惊奇，我对自己有负他的信任感到惭愧，我对自己没有被发觉又感到放心——但是同我不久就开始对我想象力的贫乏和前途的不妙所感到的失望相比，这一切感觉实在算不了什么。爹爹，佛罗伦萨，大鼻子杜兰特，她的孩子腔和欲望，他的疯狂的、超人的克制——唉，要是我能够想象我偷听到的场面那就好了！要是我能像实际生活那样放手去创造那就好了！要是有一天我能够稍稍接近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那种独创性和刺激性！但是如果我真的做到了，那么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呢，我的父亲和他的法官？我的长辈会怎样经受这个打击呢？如果他们经受不了，如果对他们感情的打击太伤他们的心了，那么我自己怎样能受得了他们的痛恨、咒骂和脱离关系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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