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小镇。十四岁的刘迎春跟着父亲走在田垄间。他们起了个大早，挑着豆腐担子给乡下一户办喜事的人家送去。最近办喜事的人突然多起来，娶媳妇的，嫁闺女的，不论家境好坏，一场喜宴总是要摆，喜宴上的豆腐必不可少。因此，近段时间豆腐坊的生意特别兴隆。然而，那些婚事都操办得匆忙，应有的喜庆仿佛被敷衍冲淡了，却有一种阴霾而紧张的空气将小镇包围起来。外面传来消息说，从北边来了鬼子，杀人、放火、抢东西，还到处找花姑娘，凶残邪恶。将消息带进小镇的是年前逃难过来的一个上海男人，他九死一生跑到小镇来投奔亲戚，即镇西头的剃头匠刘四。起初，消息的影响范围有限，除了急着娶媳妇、嫁闺女的人家，彼时的小镇还算安宁，仿佛一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不同的是，人们清闲下来后喜欢涌到刘四的剃头铺子里，听上海男人讲外面的事。杀人放火的恐怖事件让他们感到激愤，且多了一点庆幸——鬼子只去繁华之地，这偏僻小镇或可逃过一场旷古劫难。
假如不是来小镇避祸的外乡人越来越多，偶尔还能听见成群的飞机嗡鸣着在远处的天际擦过，镇上人家仍然会沉浸于恬静的生活。
某天晌午，一颗炸弹突兀地落到镇子旁边的麦田里。田间无人，只有静卧在柳树下的一头大黄牛倒在了血泊中。农人将炸死的黄牛拉到小镇的集市上剥皮卖肉，小镇立刻不平静起来。许多人家已经从外乡人的逃难经验里做了最坏的打算——收拾好能随身携带的包袱和干粮，随时准备从小镇逃离。
然后是焦躁的等待，等待逃离时刻的到来。
一段时间后，那颗意外落到麦田里的炸弹在人们心里激起的涟漪渐渐平息，小镇并未发生其他令人惊恐的事件。这很容易使人陷入麻痹。人们将收拾好的包袱又打开，依然进行着有条不紊的日常生活。
转眼进入六月份。一个平常的夜晚，大雨倾盆，哗哗啦啦冲刷着大地，也撞击着深夜里梦中人的耳膜。
十四岁的刘迎春是被雨声之外的嘈杂声吵醒的。她睡眼蒙眬地走出屋外，惊惧地发现，整个镇子已变成了汪洋中的一座孤岛，或者说像汪洋中漂着的一条船。水还在继续往上漫延，已经淹到了街面上。当、当、当，有人敲锣。这是小镇出现危急情况时给民众报警的通用方法，比如土匪洗劫或黄河决堤，还有后来经大伙儿提议预防传闻中的鬼子。此时，大水汹涌而至，锣声一阵紧似一阵，像急促的雨点打落在每一扇漆黑的窗户上。窗户次第亮起了灯。不一会儿，整个镇子喧腾起来。
闪电像一条火龙，用猩红的舌头舔舐着夜空，一切于瞬间明亮得如同白昼。天边滚动的惊雷随着闪电的稍纵即逝在漆黑的夜空炸响，仿佛一扇巨大的石磨，轰隆隆在人们头顶上碾过来又碾过去。雷声过后，小镇重又陷入雨的暴虐。
黄河决口啦！快跑啊！——有人在狂呼。
妈妈！……奶奶！——小孩子发出惊恐的哭叫。
原先预备好又拆开了的包袱是来不及整理了。人们乱作一团，扶老携幼，或抱着木盆、水桶，或抠着门扇、床板等等能够漂浮的东西投进水里，要在不知何处是彼岸的滚滚黄水中挣扎、漂泊、求生……
远处急促的锣声和眼前慌乱的景象猛然击醒了刘迎春，她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低头看看，水已没过脚面，她的家——坐落在镇子边的豆腐坊也漫进了滔滔黄水。她激灵了一下。由于近期豆腐坊的生意好，过度劳累的父母正在酣睡，若有若无的鼾声满载了令人伤感的疲倦。这样的季节，雷雨天是常有的，他们潜意识里根本没有在意房子外面的喧闹，只将自己淹没在豆浆的腥甜气息中，沉沉地睡下去，睡得那样心满意足，外面的世界似乎与他们无关。
刘迎春跑回屋子，急促地叫喊道：“你们醒醒！快醒醒啊！”
父亲起身划亮洋火，他的关于安定生活的美梦被彻底惊醒：洪水急切地从门口涌入，屋子里到处是水，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漂起来，木桶、鞋子、木铲子、葫芦瓢、破纸片、柴禾秆……它们惊惶无措地在水里旋转。
一家三口慌忙跑到外面。很快，屋子的半截土墙已没在水里。慌乱中，父亲卸下木门板。刘迎春和母亲紧紧抓牢门板，父亲狠命向前一推。门板漂出去的瞬间，泥瓦结构的豆腐坊轰然坍塌。父亲和灰黑色的瓦屋顶一起被浊浪吞没，一转眼就被滔天黄水卷走了。
刘迎春和母亲同时发出惊呼，但父亲再也听不见了。她们只能随着门板的漂浮在水里飘荡……
到天明，可以看见漫无边际的水面浮着各种各样的家什和木制屋椽架，还有肚子鼓胀起来的家畜和人的尸体。刘迎春和母亲已经感觉不到恐惧，她们的身体在水里泡得冰凉而麻木。不知又漂了多远，漂到了何处，她们最终被大水推到了一片陆地上。
天放晴了，惨白的阳光俯瞰大地，茫茫水泽将一片一片隆起的陆地环绕着、分割着，世界像一艘触礁的破船，陷于无边的混沌之中……
洪水退去，到处是灾民。他们衣衫褴褛，面露饥色，随手揪下沾着淤泥的青草或树叶填进嘴里。刘迎春在母亲的拉扯下随着灾民盲目地往前奔涌，也不知道要走向何处。灾民所经之地，绿色植物像遭遇了一片蝗虫，很快在蚕食中消退。大地如灾民木讷的脸，闪烁出白刺刺的枯黄色。
就这样，在突然失去亲人与家园的悲伤、恐惧中以及不知将流浪到何处的混沌、迷茫中艰难地度过了几个月，刘迎春牵着母亲的手跟随灾民走到了一条铁路边，他们沿着铁路线不停地走啊走啊。
逃出中原小镇的刘迎春此时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如那个上海男人所说，满世界的兵荒马乱。她和母亲陷入到比洪水更甚的危险与恐惧中：兵祸如刀俎，灾民成鱼肉，大地变焦土。他们随时可能遇见荷枪实弹的兵，叽里哇啦地讲话，有的在上嘴唇中央留一撮怪异的黑胡子。这些魔鬼一样的东西就是传说中的鬼子，正张开血盆大口吞食着一切他们想要吞掉的东西。
像惊弓之鸟，灾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头还能在肩上扛几日。但他们已经顾不得想这些，因为即便鬼子对他们突发慈悲不以割下他们的头颅为乐，饥饿和疾病也随时可能夺取他们脆弱的生命。但他们还是茫然地向前奔逃。也许，不停地奔逃只是表明他们依然是一个活物。
一路走来，许多人死了。另一些人加入到这个行列。
逃难的队伍不断扩大，其中不但有北平人、上海人，还有郑州人、徐州人，后来是武汉人、衡阳人，甚至广州人……鬼子由北到南，所向披靡，兵家必争的重要城镇皆沦为鬼子的囊中物。世界深陷在赤红的血腥与杀戮之中。
冬天说来就来。刘迎春跟随一小股难民流亡在西风古道上，她已经找不到母亲。她不知道自己与母亲是如何走散的。她只记得在那个不知名的铁路小站，几个持枪的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队伍，人们在明晃晃的刺刀下惊恐四散。然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许久，刘迎春从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里坐起来。很侥幸，她只是吓晕了，竟毫发无损。环视四周，不见一个活着的人影，车站沉沦在漆黑的深夜。寂静就像死亡一样笼罩了她。她在心里喊着娘，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一队日本巡逻兵走过来了，“嚓嚓嚓”，皮靴踏在站台的青石板上，夜被震得战栗起来。刘迎春赶紧伏下身子，伏在那些尸体里面。
几束手电光照射过来。借着青绿色的光束，一条肥硕的大狼犬围着尸体嗅来嗅去。它伸出腥臭的舌头，几乎要舔到刘迎春的脸……
远处，突然响起急促的哨声，混合着凌乱的枪声。巡逻兵叽里哇啦叫嚣着，带上他们的狼犬跑开了，追着那哨声和枪声跑过去。
当四周再听不见一点动静，刘迎春慢慢从尸体堆里站起来。求生的欲望使她强忍着恐惧，迈着酸痛的腿朝停靠在铁道上的火车走去。天将明时，她爬上了静默在站台边的一辆运煤货车。她忍着饥渴趴在煤堆里，任由货车带着她走过一站又一站她不知晓地名的地方。她艰难地活了下来，却不知道母亲是否落入了日本兵之手，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一个月后，刘迎春跟随难民进入甘肃境内，已经远离黄泛区和日本兵。他们沿着延绵不绝的黄褐色山峦或戈壁滩奔命。其实他们是走向了绝境。因为这个地区人烟稀少，他们很难讨到食物，荒凉的大地上有时连树皮、草根也找不到。而且进入冬季后，寒冷随时会像幽灵一样袭来。尤其到夜晚，一旦有人躺下，很难重新站起来。他们往西走得越远，能活下来的人就越少。
西北的初冬季节，黄昏，天空飘起星星点点的雪花。刘迎春还穿着从家乡逃出来时的单衣，已经脏污破烂不堪，仅在外面套了一件破夹袄，是途经一个小镇时一位好心的大婶施舍给她的。她和其他难民本来可以留在人烟稠密的城镇，但每天都有日本人的飞机轰鸣着在天空盘旋，扔下密集的炸弹。一个叫靖远的地方就遭受了日本飞机制造的大空难。他们即使有幸躲过空难，别样的灾祸也可能突然袭来。最常见的是活动在后方的兵痞，使难民的苦难雪上加霜。每天都会死人。难民们只好盲目地继续西行，走向更加荒僻的戈壁。
在这个突然飘起雪花的黄昏，刘迎春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寒冷，应该是又饿又冷。她已经两天没有吃到东西，连水都没有喝一口。渐渐地，她的双腿在寒冷与疲惫中失去知觉，已经跟不上同路的人。她不想再走了，也再走不动了，于是靠在一棵干枯的树桩前坐下，将自己蜷缩成一团。
蜷缩在一起的刘迎春感觉要好多了。慢慢地，她身上微弱的热气在伴着细碎雪花的朔风中散尽，整个人似乎也冻住了，一点动弹不了。她想到自己可能快要死了。她已经听见死神的脚步声叮叮咣咣在她的头顶盘旋。但此时除了内心的宁静，她并没有过多地感到恐惧。她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好好休息，放弃毫无目标的奔逃而在一个柔软温暖的处所里做一回香甜的梦。是的，蜷缩成一团的刘迎春此时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
刘迎春没有读过什么书，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篇《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如此时般温暖的童话，否则她也会看见被大水冲走的父亲和不知所踪的母亲，他们微笑着向她招手……
不知过了多久，靠在枯树桩前昏睡的刘迎春睁开眼睛，留恋地回味着刚才的梦幻。一堆红彤彤的篝火映入她的眼帘。原来一切并非完全是梦境。她还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块羊毛毡。
篝火边坐着一个陌生男人，正对着火光吃干粮。由于他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刘迎春看不清他的脸，也分辨不出他的年纪。她有些害怕，更有些饥饿难耐。她蠕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在羊毛毡下瑟瑟发抖。
络腮胡听见了动静，他抬头看她一眼，不说话，扔过来一只用羊皮做的水囊。水囊就扔在刘迎春伸手可及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刘迎春确定那只水囊是给她的，伸手将它勾过来，捡起来抱在怀里。她战栗着打开塞子，猛吸一口，感觉嘴里有一股浓浓的奶腥味。她在家乡喝过羊奶，但水囊里的奶似乎与羊奶不同，应该是马奶或牛奶。
刘迎春已经有一点力气了，她艰难地冲络腮胡笑一下，那笑里包含着感激，也包含着某种期盼。她直直地看着他手里的干粮，用火烤过的，散发着麦面饼特有的香气，悠悠向她飘来。
络腮胡吃完干粮，开口说道：“尕妹子，你饿得太久了，现在不能吃东西。你把皮囊里的骆驼奶喝完就行。”
刘迎春微微转过头，果然看见不远处卧着大大小小几匹骆驼。
天明，刘迎春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惊醒。原来是络腮胡赶起骆驼要出发了。他在她身边放下一些干粮，还有那只装满骆驼奶的皮囊。
清晨的丝绸古道显得那样空旷、迷离。只一会儿，络腮胡和他的骆驼已经走出去很远，好像马上就要从刘迎春的视线里消失掉。刘迎春感受到了将被世界遗弃的无助和恐惧。她摇晃着站起身来，追过去几步，扑通一下又摔倒了。她趴在地上急切地呼唤着：“大叔，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带上我一起走吧！我爹妈都没有了，我给你做牛做马，只要你给口饭吃就行！”
络腮胡停顿片刻，转身往回走。他来到刘迎春面前说：“尕妹子，你想给我做牛做马，你倒说说，你会做什么？”
“我……我会磨豆腐。”
“我们县城里的人喜欢吃豆芽菜。而且县城有一间豆腐坊，东家是有势力的财主，谁敢和他抢生意？我们家里用不着磨豆腐的。”
“我会唱豫剧《花木兰》，还有《穆桂英挂帅》。”
“我们那里的人都听秦腔，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豫剧。不过我在外边知道有一种戏叫豫剧。你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吧？”
“我会……”刘迎春用手捂住脸，双肩一耸一耸的。
络腮胡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不要哭得我心烦。你帮我照看骆驼，有两匹小骆驼还没满月呢。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我从前放过羊。”刘迎春用衣袖擦着眼泪，大眼睛明亮地闪了一下。
络腮胡抱起刘迎春，将她放在一匹大骆驼上，又将那块羊毛毡裹在她身上，她便跟随他踏上了继续西行的路途。
初冬的雪还不成气候，到晌午时分，天已放晴。阳光普照，地上薄薄的一层积雪很快踪迹全无。只是西北风依然凛冽，能穿透骨髓。
络腮胡领着骆驼一路走下去，走进茫茫戈壁滩。随后的路途更加荒寂，除了能隐约看见远处的土黄色山峦，脚下便是灰色的鹅卵石。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铺得漫无边际，四周连一棵枯树桩也看不见了。这是怎样的荒寂啊！从古至今，曾经有多少旅人把尸骨丢在这戈壁滩上。因此，每一个往西去的人到达这里后，都很难稳住自己忧郁甚至恐惧的情绪，即使像络腮胡这样在戈壁滩常来常往的硬汉，对前途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此刻他仰头看看碧洗无云的天空，又看看远处朦胧的山峦，必须要给自己增加一些胆魄。于是他放开喉咙唱起来：
三国有个刘关张，
刘皇叔当了王了；
雪花儿败了杏花儿开，
白天比晚上长了。
诸葛亮摆的八卦阵，
要灭东吴的将哩；
阿哥害的相思病，
要睡尕妹子的炕哩。
三十万兵马下江南，
孔明的计，火烧了曹操的战船；
一年三百六十天，
昼夜里想，再没有不想的一天。
……
歌声高亢嘹亮，在空旷的戈壁滩上被朔风送得很远，像盘旋的一只鹰，满世界的荒凉仿佛因这歌的盘旋突然有了一点生气。
络腮胡唱的歌其实是西北花儿，三国故事里夹杂了一些自创的荤话，用的是他家乡的方语唱的。
骑在骆驼背上的刘迎春第一次听见如此粗犷的歌，又并不明白唱的什么，忍不住问道：“大叔，你唱的什么？这就是秦腔吗？”
络腮胡停止唱歌，扭头说道：“尕妹子，别叫我大叔，我没这样老呢！我救了你，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姓名。”
刘迎春在逃难途中奇迹般地摆脱了困境，很快又恢复了少女活泼的天性。她说道：“你不让我叫你大叔，只好叫你大哥了！大哥，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的姓名啊！”
络腮胡看了一眼这个消瘦而又有些脏污的小丫头，没再说什么，只挺胸昂首阔步走路，一边走一边继续把他的花儿唱下去：
路过巴州的夜深了，
收严颜，张翼德下了个跪了；
指甲和肉哈分开了，
我离了你，尕鸳鸯活拆了对了。
……
高亢的西部花儿盘旋着，最终落在了戈壁深处，如同一枚小石子落到了汪洋里，那生机变得异常短促，无边的荒寂倒愈加深广无比了。络腮胡放开嗓子嘶喊，终是抵不住荒寂的侵袭。他蹲下捡起一块鹅卵石，向远处抛去，就像要掷掉了一切的寂寥和恐慌。
然而，常年奔波在外，这寂寥和恐慌怎么可能像石子一样扔掉呢？络腮胡陷入沉思，将所有思绪缠绕在行走了无数遍的丝绸古道上。
络腮胡叫陆祥，是常年奔波在外的生意人。他的生意做得不大，靠着几匹骆驼沿丝绸古道行走，沿途收购当地的皮货和药材，到省城后将骆驼寄养在一家小客栈，再乘火车把皮货和药材带到南方出售，然后将南方的丝绸或棉布贩到西北，挣的都是辛苦钱。
陆祥和所有的西北汉子一样，能干，肯吃苦。但他的家乡——那座处于祁连山脉的西部小县城只不过是穷乡僻壤，许多人家买不起丝绸棉布，只穿自己裁制的羊皮筒子或羊毛衣物，因此他一般只能在跑省城和外省之间的长途生意上赚点钱，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回一趟家乡。然而，从省城回县城的途中，他赚的那点钱还不一定都能平安带回家，有时不是遭了土匪就是遇了兵痞或路霸，他能用那点钱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很不错了。再加上他的生意规模不大，为人又慷慨仗义、乐善好施，虽然他已年届四十岁，家里除了老母亲和一院土坯房，并没有多少积蓄，而且连媳妇都还没有娶。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仍然提着脑袋南来北往地奔忙，无非是想多赚几个钱，除了奉养母亲，也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
陆祥没读多少书，他只在学做买卖的过程中识得几个字，算得一笔账。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陆祥对好日子的概念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在他看来，县城里的几个财东（比如他的街坊——开钱庄的秦老先生）家的日子他这一辈子也甭想了，但他也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家里的那一院土坯房和几匹骆驼上。他觉得自己最起码应该有一点闲置的钱，能让母亲安度晚年；最好还能回县城盘个小店铺，自己坐在店里就能赚钱养家，不用再到外面吃这样的辛苦；他还得有自己的女人——那种会持家过日子的女人，再给他生几个孩子。陆祥为了心目中向往的好日子，他这一次出门在外就耽搁了近两年时间，赚得一点钱，遭遇了种种磨难，兴冲冲地往家乡赶。
曹操在城头上观一阵，
百万兵战不过子龙；
尕妹子心里头想旁人，
担名么害羞的是我们。
……
唱到这一段时，陆祥有点不好意思。他回头看一眼骑在骆驼背上的刘迎春，便不再唱了。
“娘，娘！”
月余后，陆祥于某天晌午推开了坐落在平安县城的自家院门。
此刻陆祥的母亲正在厨房里蒸窝头。面是带麸皮的黑面，掺了土豆面的，又因为她患有严重的眼疾，视力几近丧失，只能摸索着做事，揉出来的灰色窝头大小不匀，就那样斜斜塌塌地趴在案板上。窝头旁边还堆着一些切碎的白菜叶子。在儿子离家的漫长时光里，她的日子只能如此。
陆妈妈突然听见儿子的声音，她僵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摸索到门前：“祥子，真的是你吗？两年了，两年啊！这兵荒马乱的，我还以为……”她说不下去了，靠在门框上呜呜地哭起来。
“娘，别哭，我回来了啊！”陆祥紧几步走到母亲跟前，搂住她的肩膀说道。
是啊，儿子好好的回来了，该高兴啊！陆妈妈用粘满面粉的手抹一把脸上的泪水，也不进屋，就在当院拉着儿子问这问那，无非是他在外面生病没有？遇见麻烦事没有？赚到钱没有？……说着话，她隐约感觉到了陌生人的气息，抬起空洞而迷惘的眼睛望着院门口，恍惚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她急切地问道：“来客人了吗？祥子，是你的朋友来了吗？”
“娘，我在路上认了个尕妹子，以后你就有闺女了！”陆祥说着，转身对站在院门口的刘迎春说，“春儿，你别总站在外面！快过来，这是咱娘！”
“娘……”刘迎春走到陆妈妈面前，怯怯地喊了一声。
“好！好！”陆妈妈的手在刘迎春身上摸索着，喜极而泣。
“娘，外面风大，咱回屋说话。”
三个人相拥进屋。
陆祥卸下骆驼上的行李，开始在堂屋里归整自己的东西，然后从包袱里取出几盒眼药和一包银元，交到母亲手上。陆妈妈掂了掂布包里不多的银元，抚着药盒说：“我到这样的年纪，眼睛治不治也不打紧，你可不要乱花钱。你的大事还没有办，让我怎么能安心呢？”
陆祥知道母亲的意思，他瞧了门外一眼，对母亲说：“我的事急不来，姻缘天注定，早不得也晚不得，到时候自然会有中意的闺女来做你的媳妇。”
陆妈妈笑了，也望一眼门外面，尽管她并没有看清什么，心里却亮堂堂的。她忽然压低声音说：“春儿真是来给我做闺女的？”
陆祥嘿嘿地笑，说：“娘，你不好乱讲，她还小哩！”
堂屋门外是简陋的厨房，刘迎春正在里面忙活。刚才陆妈妈给她舀了一大盆热水，她躲到一间空屋子里将自己洗干净，又换上了陆妈妈找给她的干净衣裳，衣裳虽然肥大些，也将就穿上了。刘迎春把自己收拾停当，又接过陆妈妈没有做好的午饭做起来，在一口铁锅里熬白菜。旁边的屉笼里蒸着窝头，腾腾冒起的热气溢满粮食的馨香，一种久违的广袤的田园的味道，或者说家的味道，让她安然。她知道自己有个安定的家了，每天都会有热菜热饭，平常而简单，一如她和爹娘在中原小镇的日子。这是她流亡半年来渴求的生活，心里自然高兴，只顾用心做事，并没有注意陆妈妈和陆祥在那边说什么。
陆妈妈望了一阵通向厨房的门，不再说啥，从炕头抱起一床被子，摸索着走到一间空屋，用掸子拂着炕上、桌子上的灰尘。她做这些事时比平常要麻利，心里喜着，脸上笑着，突然添了一个闺女，让她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觉得眼疾也没有先前那么严重了，恍恍惚惚能看见东西，那土坯房，那院子，都敞亮起来。或许是托了菩萨的福哩！她在心里默默想着，该挑一个吉日去庙里请一尊观世音菩萨来供在家里面，要好好谢一谢观音大士。自然，也要好好地谢谢街坊四邻。于是，她一边铺被褥一边隔着房门问陆祥，买了人事没有？陆祥说哪里能忘记这些！说着，他已经从麻袋里取出几包点心和烟丝，准备去串门。离家做生意的时候，老母亲全凭左邻右舍照看，他每次回来都要谢一谢大家。
陆祥还没有跨出院门，却有街坊给他们送来喜帖。
送喜帖的是十字关罗府的老家人罗忠。几年前罗府的家小搬到省城去了，只留下罗忠照看宅子。两年前他的外甥来投奔他，而这罗府里是满院的空房子，他就让外甥住下来，还给他的外甥娶了媳妇。这会儿他的外甥喜添丁口，那个如花似玉的外甥媳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要做满月。
陆祥接到请柬后去罗忠家里吃喜酒。
罗忠的外甥叫顺子，是天水的农民，近四十岁，是个罗圈腿，到这县城里来，突然就娶了媳妇，且中年得子，的确是一桩大喜事。
到罗忠家里吃喜酒的陆祥又猛然发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县城里不仅仅只有他从半道捡回个尕妹子春儿，也不仅仅是乡下农民顺子突然娶了媳妇。酒席间，他断断续续听人说起，他刚离开县城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冬天，县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马步芳的兵和一支叫红军的队伍打起来了，战线从凉州四十里铺一直拉到山丹。其间红军的队伍进驻了平安县城，原县城守军弃城而去。不久红军撤出县城西进，被围追堵截的马家军打散，还死了很多人。战争结束后，县城里突然流落了一些陌生女子，有几个眼看要打一辈子光棍的本地汉子突然之间都娶了妻。就连五十多岁的瘸子罗忠，他家里也突然冒出一个细皮嫩肉的年轻姑娘，听她口音好像是天水人。罗忠为了避嫌，跟街坊解释说，这个女子是未过门的外甥媳妇，家里遭了天灾，没有收成，来这里找他借些钱粮准备成亲。一开始街坊们不信。他们见过罗忠的外甥，因为罗圈腿一直没有定下亲，怎么突然有如花似玉的美人要嫁给他？不几天，罗忠的外甥果真从天水赶来，说这一冬比哪年冬天都冷，外面结了很厚的冰，他怕腿脚不好的老舅行动不便，到罗府来帮着照料马匹。以后罗忠的外甥在罗府马厩旁边堆放杂物的偏房里住下了，还垒了炕，搭了锅灶，真是过日子的样子，街坊们就相信了罗忠的话，觉得他有这样一个孝顺的外甥留在身边，将来有人给他养老送终还是不错的。
瘸子罗忠原先并不瘸，他年轻时在县城里极有名望的罗焕彰先生家里做雇工，专门负责罗府的车马和主人出行。
自从罗焕彰先生中了洋举（当年罗焕彰考上了新式学堂，县城里的人仍然说他中了举，为了与朝廷的科举区分开来，就说是中了“洋举”），一直留在省城做事，偶尔回家里住几天，就成了县城里的新派人物，做出许多惊世骇俗之举。比如某一天他剪了辫子，后来是穿西装戴礼帽，等他的父亲罗老太爷去世，他继承家业时还当众烧毁过地契和仆人的卖身契。年长的族人和街坊都说他荒唐，是在洋学堂里读书把脑子读坏了。那些被他宣告“自由了”的佃户和仆人们更不敢接受这轻易到手的“解放”。直到有一年，罗焕彰在省城出任了某大学校长，罗府举家老小都随他到省城定居，他们只到年节祭祀的时候才回到县城的老宅中，带回来诸如报纸、留声机等等新鲜东西，人们才意识到他这个新派人物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并真心地崇敬和接纳了他。县城居民也由此得知，县城以外的世界早已经变革为没有皇帝的时代，称之为民国了。
罗焕彰离开县城的时候，辞退了家里的雇工及佣人，他彻底还给他们自由。只是罗忠在一次赶马车时摔坏了腿，加上他年纪大了，没有谋生的去处，罗焕彰才将他留了下来。因此，罗家在平安县城里的大宅院和乡下的百十亩祖田一直由罗忠照看。因为是祖田，罗焕彰不便像烧毁别的地契那样擅自处理，再加上罗家众人在省城的开销也要维持，他只好把地租出去，到秋收的时候佃户将粮食送到县城罗府中，由罗忠查收入库便是了。平时罗忠没有什么事做，只是要喂养那几匹拉车的马，以备罗府的人回来时要用马车。
养马成了罗忠唯一上心的事，他对待那几匹马就像对待罗府的主人一样精细。
一九三七年一月，祁连山脉下了一场大雪。呼啸怒号的西北风在半夜里将罗忠惊醒，他担心那几匹马会被铺天盖地的严寒冻坏，就提了一盏灯到马厩里去看看，顺便添点草料。罗忠在抱起一捆麦秸的时候，发现有三个衣衫褴褛血糊里拉的人躲在麦秸垛下面。他吓了一跳，刚想喊抓贼，突然从马厩的黑暗处走出来一个同样衣衫褴褛的年轻娃娃，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低声说道：“罗大爷，我们是红军，就是前不久从这里撤走的队伍，你还记得吧？”
罗忠点点头，他还记得他们当时雄赳赳的精气神儿。
他们可都是些好人啊！刚开始居民们听说县城里要过兵，家家户户闭了门，把能藏的东西都藏了。那几年兵、匪四处乱窜，老百姓是吃苦头吃怕了。但不久县城居民发现，这支叫红军的队伍与以前到这里来骚扰百姓的兵匪有差别。刚进驻县城的头几天，红军在外面挨冻，也没有擅自打扰居民，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才邀请他们进院子取暖。他们进来后都抢着帮老百姓干活，吃了饭还要留下自己的干粮。等他们跟老百姓熟悉起来，就对老百姓做宣传，说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还到附近庄子开了地主的仓。
罗忠却不知为何红军没有把罗府堆积的粮、油、毛毡等物资给分掉。后来他听了红军的宣传才了解到，红军所说的土豪并不笼统指有钱有地的大户，从小里说，是针对那些与红军作对的、欠下血债的恶霸；往大里说，是消灭那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汉奸。而且罗忠从一个帮他打扫院子的小红军口中得知，他们的一位首长曾明确指出，罗焕彰先生是民主人士，是要受到保护的。也就是说，红军和罗焕章先生是“一家人”。罗忠认为很在理，哪有自家人分自己家里的东西？既然红军这么把东家当“自己人”，东家不在县城，他这个做下人的也不能不够义气，拿红军当外人，也就是给东家丢面子，是违背东家的处事原则的。因此，当红军队伍临撤出平安县城前要筹备粮食和物资时，罗忠将罗府的仓库打开，自己赶着马车把粮食送到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当时来送粮、送物的老百姓很多，有几个红军在那里给他们过磅登记，场面繁忙得很。等罗忠先后卸完三大车粮食回到罗府，才想到应该让过磅登记的红军给自己打一张收条。他并不是希望罗府交出去的粮食能像红军宣传的那样等革命成功后再还回来，但那些粮食毕竟是东家的，他虽然凭着东家给的特权自作主张将粮食支援了红军，但是，等东家回县城的时候他还是要把账交清楚。事情一码是一码，义举不能代替一切，也不能成为某些事由的借口。他这个临时管家对罗府的进出账项必须要清楚，才不负东家的托付。罗忠正琢磨着，那个湖南娃娃兵带着两个卫生员来了，想借用罗府闲置的锅灶给部队的医用绷带消毒，于是罗忠让湖南娃娃兵写张收条。湖南娃娃兵二话不说，顺手从罗府的窗户上撕下一块蒙窗户的牛皮纸写了收条，罗忠将收条收藏起来了。
眼下红军又回到罗府的后院，罗忠拿不准他们回来做什么，讶然问道：“你们不是走了吗？”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有几个重伤员跟不上队伍，要老百姓安置，等我们的队伍打回来他们才能归队。罗大爷，请你帮帮忙吧！”
罗忠借着马灯终于认出，和他说话的人正是湖南娃娃兵，那几个伤员里有两个是曾经借用锅灶的卫生员，他们还给罗府的一匹马看过病。罗忠再仔细看，才发现其中一个是剪了短发的女兵。
“这院子里就住我一个人，让他们留在这里养伤比较清静。”
“罗大爷，为了安全，一户老百姓家里只留一名伤员。”
罗忠答应下来，又连夜赶着马车将几名男伤员送到乡下田庄上去了，那里有几个可靠的老兄弟。腿部受重伤的女兵行动不便，留在了罗府。
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时的红军不仅仅要和马家军周旋，还遭遇了河西走廊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这里的一月份是最苦寒的季节，到处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严寒成为红军的又一大敌。而且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里是一个狭长地带，南靠祁连山，北临荒漠戈壁，红军队伍无疑钻进了一个天然的口袋。他们陷于东进受阻、西进不能、南北无路的困苦中，近于全军覆没。
不久，马家军进驻到平安县城，并对县城和周边村寨进行“清场”。安置在老百姓家里的许多红军伤员或失散的战士被马家军搜查到了，一些人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银川，一些人被屠杀在县城外。城墙上，悬挂着一排血淋淋的人头，旁边还贴了告示，以威慑和警示那些帮助红军的老百姓。
马家军到县城“清场”时，罗忠正在为他的外甥举办婚礼。蒙着红盖头的新娘一直坐在炕上。罗忠对闯进来的士兵说，外甥媳妇是先天小儿麻痹，不会走路，不能起来敬酒，还请各位长官见谅。然后罗忠热情地招呼他们喝酒，还给他们发了小红包。喝了酒拿了红包的士兵没有再打扰婚礼也就走了。天水美人这才成功地躲过一劫。
被罗忠送往乡下田庄上的另外两名红军战士却不幸落入马家军之手，三天后他们的人头挂在了庄子前面的一棵杨树上。
一九三八年冬天，那支充满传奇色彩的叫红军的队伍在历尽数十天的血雨腥风后，已如祁连山脉飘逝的白雪，落在了平安县城充满血腥的记忆里。
也是那个冬天，年关将至，趟过南方的兵灾水患的陆祥回到平安县城，他和他的骆驼毫发无损。街坊们听说陆祥带回来一个会磨豆腐还会唱豫剧的女娃娃，都争相跑来瞧瞧。他们很好奇，世上居然有一种与他们听到过的秦腔全然不同的豫剧，它该是怎样的一种腔调啊！
那个流落在县城的红军女战士——天水美人也来了，怀里抱着她的刚满月的大胖儿子。刘迎春唱《花木兰》，天水美人跟着唱。
天水美人果真与罗忠的外甥顺子在县城里过起了小日子，但她对于自己的过去绝口不提，仿佛她的前半生就在蒙着红盖头成亲的那一刻被拦腰斩断了。此时街坊们方知，天水美人是戏班子出身，打小就一边学唱戏一边走南闯北地演出，后来她如何加入到红军队伍就不得而知了。天水美人不仅会唱豫剧、秦腔、花鼓戏，还会做家乡的浆水面和腌黄瓜，蒸的馍馍也不错，又生下了大胖儿子，从各方面都表现出她是一名很符合平安县典范的家庭主妇。因此街坊们很快接纳了这个外地女子，几乎是在她顺利地生下儿子的那一刻，大家也将她的现在与过去拦腰斩断了，完全把她当做了本乡本土的人。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刘迎春跟着天水美人学习了不少持家过日子的本事。等刘迎春长大成人后，顺理成章嫁给了陆祥。刘迎春——也就是陆刘氏也的确是持家好手，她不仅帮陆祥在县城最繁华的东大街开起了杂货店，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年成不好，杂货店的生意很清淡，但基本能维持一家人最普通的生活，再加上陆祥手里已经有了一点积蓄，他再不用南来北往地到外省奔波了。他在年近五十岁的时候总算过上了期盼已久的好日子。
但是，刘迎春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好日子会一闪即逝。
某个夏天，一个平常的下午，陆祥在自家的杂货店里照料着黄昏将至时愈加淡薄的生意。陆刘氏也坐在柜台旁，怀里抱着刚满百天的儿子陆思豫，等陆祥闲下来的时候她就陪他说说话。
一个老汉进来买了一包烟丝。烟丝是陆祥买回来烟叶自己加工切碎的，看起来比较粗糙，但价钱要比成品烟丝便宜很多。在那些抽烟的老汉看来，只要烟叶地道，烟丝是否精细并不影响他们在街边晒太阳的时候或者晚上听戏的时候享用，反正什么样的烟丝最终都是化作一股烟气吸进肚子又吐出来了，他们认的是价钱。因此陆祥加工的烟丝在县城里销路尚好。
又一名主妇进来买醋，用一个铜板买了一小提。陆祥卖的醋不以重量论，而是用白铁皮做的一大一小两只提子量，一大提两个铜板，一小提一个铜板，很实惠。而且他卖的醋是正宗西凉陈醋，用小麦酿制的，他又从来不往醋缸里兑水。这样的醋味道好，耐吃，放时间久了也不会长白花发霉，很受主妇们的欢迎。
还有一个牵小孩的老婆婆进来买了一刀草纸和一顶羊毡帽。因为帽子早过了季节，陆祥降价处理，老婆婆顺便给她的小孙子买了一顶。帽子戴在小孩的头上大了一圈，晃来晃去像个锅盖。但老婆婆说不要紧，她是给孙子留着下一个冬天戴的。他们临离开柜台的时候，陆祥又送给小孩一小包糖。老婆婆牵着孙子欢欢喜喜地走了。
好半天再没有人进店里来。
“今天要早点打烊吧？”陆刘氏一边轻轻拍着怀抱里的孩子，一边轻声细语地问男人。小孩儿睡着了，一张圆脸露出粉扑扑的红润色。看着那张小脸她喜欢得不得了，总想着要亲上一口。但她又怕把孩子弄醒了，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一分钟也不愿把目光移开，即使在与自家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仍然舍不得抬起头来。
闲下来的陆祥也走过来看那个粉嘟嘟的小宝贝，他蹲在孩子跟前对女人说道：“生意都是守出来的。咱们铺子的小东西看着好卖，但赚不下几个钱。我想过了，等孩子长大一点，你能放开手的时候，把杂货店交给你，我再开一个绸布店，把南方的绸布贩过来。我们要好好赚钱，给儿子预备下娶媳妇呢！”两个人畅想着未来的美满生活。
抱在怀里的小孩儿突然半睁开眼睛嗷嗷地哭，像是饿了。刘迎春给小孩儿把了尿，又坐到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背过身去撩起衣襟给孩子喂奶。
“你还是先抱儿子回家去吧，帮着娘把饭做上，再烙几个饼子。我明天要到凉州进货。等会儿我盘点完就回去。”陆祥看着媳妇暴露在衣服外面的一截白净丰满的后腰说道。他不喜欢她像其他妇女一样生完孩子了就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甚至习惯于在大街上奶孩子。但他嘴上却说不出来，只能找个理由将她打发回家去。
等刘迎春抱着小孩儿起身走了，陆祥隔着窗户远远地看了一阵，才拿出算盘坐在柜台算账，噼里啪啦拨动算盘珠的声响划破了金色的夕阳。
天色暗下来，街上有的店铺纷纷打烊了。陆祥算完账，坐在门口抽了一支自己用烟丝卷的卷烟，准备关上店门回家去。家里有热汤、热面和热炕头在等着他，此时他对生活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和惬意。
然而，正在给杂货店上门板的陆祥却突然听见了枪声。他年轻时经见过外面流血的、混乱的世界，却不知道这情形会在偏僻的县城重复。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陆祥愣了一下，知道事情不妙。他原本可以躲回杂货店内，但想到妻儿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拔腿就往街上跑。沿着街道奔跑的陆祥虽然还没有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他早已经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个能藏身的地窖，他要让妻儿和老母亲平安地躲起来。
街上稀疏的行人都慌乱地奔跑起来，或钻进小巷，或躲进还没有来得及关门的店铺。
陆祥突然停止奔跑，站了那么几秒钟，像木头一样“扑”地一下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被一颗流弹击中。
原来，有一股装备精良的土匪突然拥进了平安县城，街上的许多店铺遭到洗劫后又在一片枪声和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其中包括陆祥的小杂货店。
早年间，河西地区的土匪虽然闹得很凶，但他们一般都蛰伏在交通要道袭击过往商旅，抢完东西就撤退。他们即使要主动袭击居民区，也是对没有防御能力的村寨下手，从不敢惊扰一县之首府，负责治安的官吏才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也就得到了许多生存发展的机会。但是，从一九四八年年初开始，土匪忽然间猖獗起来，竟然敢和守卫县政府的正规军交手。他们的胆大妄为当然是受了时局的影响。
县城守军大多数是从地方武装中选拔的，当一些消息灵通的正规军出身的上司悄悄安顿家眷做撤离的打算时，当年的陪都重庆也将被放弃的传闻不胫而走。为了稳定军心，电台每天都在训话，说国军一定会借长江天堑顽强作战，即使长江防线真的被突破，政府撤离也是战略战术上的需要，是暂时的，大部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进行大反攻。在东部和南方隆隆的炮声中，县城守军们不大相信那“适当的反攻机会”真的能够到来。于是，守军们也效仿上司的做法，开始为自己的家小和财产准备退路了。因此，土匪进攻县城时并没有遇见多少阻力，他们像出入于无人之境，在改天换地的混乱时局下发泄最后的疯狂。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一九四八年秋，当年的红军又回到平安县城。但此时他们不叫红军，叫解放军。更确切地说，回到平安县城的仅仅是西北野战军的几个小分队，与刚成立的县府新政权一起，开始了改变社会秩序的庞大工程。县城居民将他们笼统地称为工作团或工作组。西北野战军的大部队则按照上级指令继续西进，投入到了新疆战区。
此时，退缩到隍城一带的马家军残部以及土匪又活跃起来，更加频繁地骚扰四周的百姓，还有一些新政权的反对派趁机活动，平安县城面临了一个纷乱复杂的局面。这一时期，工作团首先对县城里的居民身份、个人财产、就业状况、公共设施等等进行摸底登记，预示着新政权将对每一个居民重新定位。这定位就像标签，对他们的影响深不可测。他们在时代变换的滔天巨浪中沉浮，有的人被吞没，有的人搭上了另一条船。
第一个到县政府登记的是开瓷器店的麦先生的太太。麦先生作为平安县城曾经的商会会长，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几天突然失踪，很多事务便由麦太太代劳。麦太太在登记簿上详尽地填写了她的家庭状况，当写到籍贯一栏时，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写下“大秦”两个字。
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疑惑地问：“大秦在哪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麦太太说：“大秦是古地名，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
工作人员看着麦太太走远的背影，在她的登记栏后面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并写下两个字：调查。
在平安县城，麦先生的来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麦家的先祖世代经商，曾经数代人行走在唐高僧玄奘走过的西域古道上，还涉足过欧洲，由于近百年来战乱不断，麦先生的父亲才选择了祁连山下偏僻的平安县城定居。也有人说，麦先生的父亲是黑道上的人物，发了财，金盆洗手，迁徙到平安县过起了隐居生活。还有人说，麦先生的祖上原本是欧洲商人，喜欢上了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又娶了东方女子为妻，他们的后人来平安县寻根，定居下来。后一种说法倒有些根据。据见过麦先生父亲的人说，麦先生的父亲在外貌上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差异，影影绰绰有一点欧洲人的特征。而且，从前的欧洲商人沿丝绸之路的城镇或村寨定居也是常有的事。但上述言论都属猜测，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
人们的印象中，麦先生是一个言行谨慎的人，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后就把瓷器店从闹市区搬到城东，在背靠大街的一个旮旯里，店铺不大，门面也不惹眼，一块黑色牌匾上题着“麦记瓷器”几个字。然而，只要顾客走进店内，货架上摆放的各种精品瓷器美轮美奂，令人满眼生辉。这样的瓷器对大多数普通居民来说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奢侈品，且位置偏僻，麦记瓷器店一年也难得做成几桩买卖。倒是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特意前来造访。街坊们疑惑，省城有很多瓷器店，客商何以要来这偏僻之地？麦先生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什么要把店铺搬到街背后？心里总该是有鬼的……疑惑归疑惑，越是隐秘的行当居民们越不敢深究，麦记瓷器店就那样神秘地矗立在县城一隅。
有一年，县城的钟鼓楼要修葺，按以前的规矩，所需资费由全城居民分摊。但是，这麦先生却提供了修葺钟鼓楼的全部费用，又另外花钱铸了一口铜钟和八只雕花镀金铜风铃，将原来缺损的铁钟替换下来。当新铜钟和八角楼上的铜风铃被西部的劲风摇响，悠扬绵长的叮当声传遍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居民们从漫漫尘沙的荒芜中感受到了一丝安详，这才记起麦先生平时对大家的种种好处。麦先生因此赢得了街坊的敬重，他那间位置偏僻的店铺也人气渐旺，虽然到店铺里来的一些人与他并无生意上的交集，麦先生都一视同仁，叫小伙计给进店的人沏一碗茶，他过来陪着说几句话，再去做他的生意。人气给麦记瓷器店带来了好口碑，麦先生也被推举做了县城的商会会长。等到工作团来调查时，出于居民们对麦先生的评价，而且县政府也没有察觉出麦记瓷器店有什么不妥，当时掌管家业的麦太太仍旧安安生生做她的瓷器生意。只不过麦太太经营的店铺一改往日的气派，把精品瓷器都收起来，开始经营普通人家用的粗瓷碗盏，生意倒也说得过去。
麦太太这样的妇道人家能抛头露面做生意，也是迫于无奈。因为麦先生突然离家，最后不知所终。麦太太辞退了店里的伙计，自己将店铺接过手，抚养着三个儿子。又平静地过了几年，某年秋天，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的麦太太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扛着猎枪出城，说是打黄羊，却好几天没有回来。麦太太急不过，好心的街坊帮着寻找，只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骆驼峰下找到几片碎布和几根骨头。碎布片麦太太认得，是与儿子的衣裳同一个颜色、同样的质地，那几根骨头就没有人能说得上是人骨头还是幼畜的骨头了。但大家都相信，两个年轻人是遭遇了狼群。总而言之，麦太太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此音讯全无，她只剩下了最小的儿子麦三。
麦家两个儿子的遭遇让县城居民议论了很久。街坊们据此私下里传言，说麦家经商肯定是个幌子，他们干了见不得人的营生，损了阴德，才祸及后人。否则，麦先生为啥在解放前夕要逃跑？他逃到台湾去了也说不定呢！说到“台湾”这个词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紧张地把眼睛翻了翻。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还极不稳定，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天天叫唤，说要收复宝岛，要防止残余匪军反攻大陆。战争好像一触即发。不必讳言，那个宝岛就是台湾了。不过，平安县城的许多人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离他们居住的小土院有多远，要坐几天的马车或牛车才可以走到。然而在当时，有关台湾的问题毕竟是敏感事件，是国家大事，某种程度的无知使县城居民感到无比自卑且极不甘心，于是有人去请教了刚成立的县立中学的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很热情，他拿出一张刚出版的崭新的中国地图，用粘满粉笔灰的食指往“大公鸡”肚子下点一点：喏，这只鸡蛋就是台湾了。有人想不通，麦先生在县城好好的生意不做，跑到鸡蛋大的弹丸之地去干什么？他必定是特务，要到台湾去邀功，要和麦太太一起里应外合搞策反！最后还是地理老师制止了这样的荒唐言论，他说，一个小小的麦先生哪里有胆量赶着马车、牛车往台湾跑？即使残匪需要潜伏特务也还轮不到他啊！据地理老师猜测，麦先生要么是欠了别人的钱出去躲债，要么是和麦太太发生了家庭矛盾。总之，他是因为自己在县城混不下去才离家出走的。大家觉得地理老师的措辞相当有文化、有见地，于是半信半疑地默认了此事。
请教过地理老师的人虽然不再说什么，但麦先生当初积下的善行基本上又被居民们那些奇奇怪怪的猜测所演绎，导致麦太太后来的遭遇有点像祥林嫂的故事。不过此时的政府不提倡封建迷信，那些人对麦太太的家庭以及他们家庭的晦气虽然不放心，却不便做什么出格的举动，于是，除了私下里言传麦家的隐秘家族史，就是用不与麦太太交往来表示对麦家的警惕和藐视。后来，与麦家联姻的在面粉厂做工的老张头都把脸面往口袋一抹，反悔了定下娃娃亲的自家闺女与麦三的婚约，把女儿嫁到了外县。在这种形势下，麦太太的瓷器店注定撑不下去，她关了店门，到街边支起一个卖凉粉的小摊度日。
不久，平安县成立文化馆，扩建的时候占去了麦太太家的一多半院子。麦太太觉得有些东西是留不住的，就向文化馆捐献了几件珍贵瓷器，麦三也借此机会被聘请到文化馆当了管理员，跟现在的公务员差不多，算是政府的人了。自此，麦太太的日子无忧无喜地过下去，她唯一的盼头就是麦三能顺利娶妻生子，活出个人样来。当然，自打县文化馆成立占了麦家的院子，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从麦太太将瓷器店关张的那天起，已经标志着麦记瓷器的彻底没落。
许多年后，一个叫罗扬的年轻人从麦太太的孙女那里得知，当年失踪了的麦先生从未离开县城。麦先生结识了许多南来北往的生意上的朋友，消息灵通，他对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麦先生忧虑的是，远在欧洲的俄国也发生过革命，新诞生的俄国政权对旧式地主和商人毫不留情地施行过非常政策。即将诞生的中国新政权作为苏俄的政治联盟，麦先生拿不准他这样的商人会有怎样的待遇。经过深思熟虑，他连同他的珍贵瓷器都躲进了后院偏房的一道夹墙里，由麦太太给他送水送饭。后来麦太太告诉麦先生，他的躲藏没有必要，新政府正在与有影响力的工商界人士合作，商铺和企业都要公私合营了，他身为商会会长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但麦先生却怎么也不肯走出来，直到他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深夜病死在夹墙内。
被誉为平安县第一美人的麦三娘子嫁进麦家时，麦先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麦三娘子是县城里破烂王的养女，她能嫁进麦家，完全是时代促就的姻缘。那个时代，颠覆了原有的一切秩序，使商贾之家破落为一介平民，而地位低下者，如靠拾荒为生的破烂王，欢天喜地成了新政权的主人，并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扬眉吐气的感叹——世事难料！
破烂王没结过婚，从年轻起就以收破烂为业，又因他姓王，人们一直都叫他破烂王，他的名字已不为人知。麦三娘子是他在收破烂的途中捡的，其亲生父母的真实身份也不可考。他给她取名花花。
平安县历来有重男轻女的风气，究其根源，是女孩儿不仅不能为家族顶立门户，出嫁的时候还要带走一笔嫁妆。按当地规矩，男家娶媳妇只管修房子盖院子，媳妇进门时要置办好所有的日用家当，衣服被褥，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要陪送车马和一定数目的银钱，其嫁妆破费之巨，不仅让普通贫民小户人家感到养不起女儿，即使在大户人家，如果女儿养多了也有可能家道衰落甚至破产。因此，贫民小户人家生下第一个女儿后就要跌脚喊冤枉，想想毕竟是头生女，一咬牙一跺脚还是养下了；大户人家生下的第一个女儿自然是大小姐，娇生惯养起来，生第二个女儿便有些马虎，养到第三个女儿时爹妈的脸立即黑下来，但毕竟是大户人家，咬一咬牙也还养着。那时医疗条件不好，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没有使人能够计划生育的措施，贫民小户有了一个女儿或者大户人家有了三个女儿之后，再生下的女儿怎么办呢？碰到心肠硬的爹娘，将刚落地的女婴扔到灰圈里，也不去照看，任其夭折。以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新生儿夭折是最平常不过的事，除了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在坐月子的空闲里伤感几天，外人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一种情况，如果那个不识时务降临人间的女娃碰到心慈的父母，他们会把她简单地包裹一下，放到街上或者城外的大路边，希望能有想抱养女孩的人家捡了去——这样的几率并不高。于是，导致平安县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且又波及了其他问题：总有一部分男子到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却娶不到媳妇，而能在本乡本土娶到如意的媳妇再如意地为他生下儿子的男人真是有福之人了。因此，若条件允许，生了儿子的人家当那小孩儿刚蹒跚学步时就会寻一个合适的女孩儿定下娃娃亲。亲事既然定了，女孩儿的吃穿给养一般都由男方家里负担，逢年过节还要给女方送节礼，整只的羊，少不了烟、酒、糖，十几年算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等到该成亲时，随女孩儿抬到夫家的嫁妆像是被男方家里狠狠宰回来的一刀，婆家人绝不会有心慈手软的商量余地。如此循环往复，这也成为平安县的包办婚姻能一直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平安县的女子都比较命苦。一般情况下，既然女孩儿从小定了亲，成了别人家的人，她在娘家生活的十多年里并不金贵。到了夫家，她也如同那些嫁妆一样，成了丈夫的一部分财产，丈夫想怎样对待她都天经地义，于是在长期打骂媳妇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句俗语：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从这句俗语可以领略到，在平安县男人打老婆不能说是蔚然成风，也如同每天的吃饭、睡觉一样，小事一桩。
破烂王在城南门捡到花花时，她正熟睡，用一条花洋布小棉被包裹着，像一只尖角的粽子，一看便是出自家境不错的富裕人家。他把粽子抱在怀里，将棉被一角掀开，除了奶腥味，还能闻到胰子的气息，那种别样的香气，让人觉得清新干净。于是他再舍不得放下她，他拾破烂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风里来雨里去，转眼长到十八岁，亭亭玉立，很有几分姿色。
花花那样的出身在县城是定不下娃娃亲的。她长到十八岁也不能像别的女孩儿那样坐在家里做女红准备嫁妆，只跟着养父沿街收破烂，收不到破烂的时候就捡别人丢下的瓜皮和烂菜叶。她在家里养了几只鸡，那几只鸡即是她的伴，都是她用捡来的瓜皮和菜叶饲养的。
成天抛头露面的花花被县城里开钱庄兼做首饰生意的秦先生看中了，某天托了喜婆（媒婆）到破烂王家里，说要娶花花做老婆。秦先生五十八岁，家里有老婆。喜婆说得很明白，破烂王最好能答应这门亲事，让花花嫁到秦家去享福。破烂王刚开始不肯，说自己养大一个女儿不容易，她能嫁个好女婿，自己将来才有指望，如果让她给半截入土的老头子做小，便什么也指望不上了。喜婆掏心掏肺地说，与花花年纪相仿的条件稍微好一些的男娃早定了亲，她能到哪里去寻个好女婿？她嫁到秦先生那样的大户人家去有的是福享，只是听起来不好听；如果想名分好，只能到穷家小户去继续吃苦受罪，自己的日子都顾不过来，哪还有能力给你养老？破烂王听完喜婆的话心里沉了沉，他没敢再多想，就把婚事答应下来，当即受了秦先生的聘。说是聘，倒有几分卖女儿的意思，因为破烂王和秦家签了婚约，白纸黑字写得明白，花花出嫁时他不仅不用按规矩准备嫁妆，秦先生在迎娶的时候还要送给破烂王一百块现大洋，从此两家各不相干。
养女儿能赚钱，在平安县城还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人们都很关注，可谓满城风雨。破烂王本就是个无人瞧得起的下等人，他也不在乎多了这一项议论，花花的婚事算是定下了。
可惜，秦先生和破烂王的打算落了空。还没等到花花过门，新政府成立了，按新政府的新政策，有老婆的秦先生不能再娶，他们的婚约无效。破烂王没有得到一百块现大洋，花花也只好重新待字闺中，继续帮养父沿街收破烂。
十八岁的花花出落得真是漂亮，连当年的天水美人也被她比下去了。然而，她曾经是秦家的准小老婆，还有一百块现大洋做攀比，普通小户人家既娶不起也不敢娶，殷实人家又更多地考虑政策问题，她就这样耽搁在破烂王家中，年近三十岁才迫不得已嫁给了和老婆离婚十来年且还没有另娶的单身男人麦三。此后街坊们都叫她麦三娘子。
县城第一美人最终嫁了二手男，这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麦三的离婚在县城里却很有些影响。
对于今天这样的社会，男女离婚实属稀松平常。但是，如果时间倒退到二十多年前，按照平安县的风俗，想要离婚的人无疑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论他（或她）有多么充足的要给小家庭改头换面的理由，在重重阻力之下也根本不易得逞。阻力主要来自家族。假如一个男人要离婚，必得分给女方一部分财产，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不肖的败家子，在外人眼里他成了秦腔里抛弃糟糠之妻的陈世美。想想吧，原本就遗臭了好几百年且又败家都等不到天亮的“陈世美”，将会遭到来自家族和街坊怎样的唾弃？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离婚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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