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的另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
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了军队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几乎被架空。
在西部，徐寿辉的统治并未维持很长时间。
野心勃勃的徐寿辉对杨逍的指示不予理睬，他不仅收容了成昆的私生子陈友谅，而且赋予他举足轻重的权力。
徐寿辉试图通过笼络陈友谅掌握成昆残余的关系网，但他的努力只是让陈友谅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1359年底，陈友谅囚禁了徐寿辉，成为天完政权真正的主宰。
彭莹玉在这次政变中死去。
不肯服从陈友谅的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宣布向杨逍效忠，令杨逍的实力大为壮大，在明玉珍的拥戴下，杨逍率军进入四川盆地并攻陷了重庆，在第二年占领了整个四川。
四川战役耗尽了杨逍老迈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
另一名元老范遥在成都附近的一次战役中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扔下数万名士兵逃走，他因此被讥笑为范跑者（Fan the Runner），此后范遥销声匿迹，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终结。
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明玉珍接收了张无忌、杨逍时代所剩下来的中央禁卫军，以及徐寿辉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杨逍所传给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这使他在名义上对陈友谅和朱元璋具有了君主对藩臣的地位——如果后二者肯承认他的地位的话。
但陈友谅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教主，尽管既没有任何人的授权也没有教义上的依据。
这就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三年前还在丐帮中声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对这一点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陈友谅一方面掩耳盗铃地将他的军队改名为“卫明军团”另一方面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人（Ethnic-Chinese）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公元221），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
他的年号是“大义”意思是“伟大的正义（Great Justice）”他在东方的对手朱元璋同样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
但朱元璋并未提出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参谋告诉他要“暂缓自称教主”也由于朱元璋从这一时期起，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劝说这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尽早和靠不住的异端宗教脱离关系，而恢复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来，儒学被证明为唯一适合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
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的公爵”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
尽管朱元璋此时仍然没有脱离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经越来越淡化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事实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还有更深远的考虑。
与明玉珍和陈友谅这样出色的武术家相比，朱元璋的武术造诣相当平庸。
幸运的是，四散人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
但朱元璋仍然极为缺乏江湖世界的支持。
在明教分裂后，已经决定同明教联盟的各主要门派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成为各方面都争取的对象。
陈友谅不仅利用他在丐帮中的资源，挑起丐帮的内斗，并令净衣派向他效忠。
甚至作为汉人反抗运动相争的峨嵋，在其根据地被明玉珍攻占后，也和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陈友谅结盟。
峨嵋派掌门人周芷若甚至在1361年和陈友谅结婚，他们很可能在周芷若陷入丐帮的时候就有秘密的勾结。
但朱元璋却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利益。
在江湖主流势力和明教的合作关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于推翻元帝国这一消极方面，而对于未来帝国的建设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
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极权社会。
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
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
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武当对朱元璋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张无忌的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
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
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
另一方面，陈友谅想要争取武当的合作，但是武当却无法忘记几年前他和宋青书企图摧毁自己的阴谋，双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
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
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
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
但张无忌毕竟在朱元璋的辖区内失踪，武当对此并非毫无怀疑。
朱元璋亲自来到武当拜见张三丰，并谦卑地向后者请教统一和治理国家的策略，终于得到了武当方面的信任。
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尽管陈友谅因为昔日同少林和武当的纠葛而难以得到大部 分江湖势力的支持。
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从而控制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
他在1360年率领十万人的舰队沿扬子江东下，攻占了太平，并直抵应天城下，要占领朱元璋的都城。
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一个可笑的失误而告惨败：当他企图从扬子江转入秦淮河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座坚固的石桥耸立在那里。
无法进入秦淮河水道的舰队被迫退回长江，并在那里的一处港湾登陆休息，在那里他们被朱元璋的伏兵所袭击并退走。
这次失败让陈友谅丢失了江西，朱元璋随后派他的侄子朱文正驻守南昌。
经过几年的整顿，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
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
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
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
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
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
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
陈友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江府城。
1363年四月二十七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
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
但是事态并没有像陈友谅所计划的方向发展。
南昌并未轻易被攻占。
一向被认为是花花公子的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达三个月之久，顶住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将陈友谅的庞大军队一直地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军事行动中那样直捣应天，直到六月份朱元璋的援军到来为止。
朱文正和他的将士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度不得不以吃木炭为生。
因为这场艰苦的战役，朱文正后来被同僚们亲切地称为“朱坚强”。
七月十六日，朱元璋亲率水木军二十万人及两千艘舰船从扬子江下游抵达湖口，随后爆发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
在战斗的最初几天，水木军所面临的前景十分黯淡：卫明军的战舰远比他们的高大，它们并在一起，像水上的城墙一样，将自己的战线不断逼迫后退。
朱元璋的旗舰“特快号”也受到了对方的炮击，被炸得粉碎，朱元璋本人在周颠的拼死救护下才幸免于难，但是已经有多名大将战死。
最后，水木军决定冒险用火攻的方式摧毁对方的密集舰队。
这是自公元三世纪的赤壁之战以来就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战术。
卫明军不可能对此没有防范。
但是朱元璋得到了武当派资深武术家们的协助。
他们乘坐几艘小船，轻松地突破了卫明军的箭雨，而进入对方的阵地纵火，直到这座水上堡垒像所多玛一样燃烧起来为止。
鄱阳湖战役并没有摧毁陈友谅的主力。
但是卫明军损失惨重，而水木军乘机封锁了通向扬子江的湖口。
在又僵持了一个月后，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下令全力突围，夺取通向扬子江的水道，撤回武昌。
他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关头为俞莲舟用箭所射杀。
周芷若带着她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杀出重围，逃回了武昌，在那里她让陈理继位称帝，而自己成为了摄政太后。
但是她的统治只维持了半年。
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
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
这是系统地征服汉政权从前领土的开端。
《英雄的国父传奇》中记载了在鄱阳湖战后不久一位道教神灵和朱元璋的相见，这可能是以隐讳的形式记载了张三丰和朱元璋的第二次会面。
张三丰现在支持朱元璋向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迈进。
1364年中国历新年，朱元璋称“吴王（The Prince of Wu）”，并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统治机构，向未来的明帝国又迈进了一步。
两个月后，朱元璋再次率水木军亲征武昌，卫明军全军覆没。
周芷若自杀，陈理在大臣的簇拥下投降。
长江中游的大片领土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
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量上的优势，就是朱元璋以后赢得一系列胜利的主要因素，它终于像滚雪球那样使他最后征服了全中国。
在1365年到1367年之间，“吴王”朱元璋投身于对另一位“吴王”张士诚的战争中。
张士诚本可以在1360-1364年的“水木卫明”战争中同陈友谅联合起来对朱元璋前后夹击。
但他抱着让明教徒们两败俱伤的意图而袖手旁观，现在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比以前强大一倍以上的朱元璋已经对他具有了绝对优势。
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进攻张士诚在扬子江北的控制区，另一方面派殷野王率天鹰旗进攻浙西，最后两军南北夹击，合围苏州。
虽然张士诚已经注定失败，但是朱元璋在这场战争中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抵抗。
抵抗主要来自江南士绅对明教红色恐怖的厌恶。
在天鹰教肆虐的时代，他们曾经饱受蹂躏。
虽然朱元璋已经竭力向儒家传统靠拢，但在江南上层阶级眼中，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
而张士诚已经受到帝国的招安，反而成为正统的象征。
对苏州的围攻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殷野王也战死在苏州。
最后，常遇春的军队打开了苏州城门。
随后苏州遭到了残酷的屠杀。
战后，朱元璋命令将城中富户迁徙到北面的荒凉地带，并对整个地区课以重税。
在这次战役中，朱元璋显示了他暴戾的性格。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整个中国将反复感受到这一点。
在扫清了南方的几个强敌后，剩下的几个野心家已经无力和朱元璋对抗。
朱元璋现在将目光投向更为重要的北方。
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南方征服北方的先例。
诚然，朱元璋所号称的“吴国”其前身曾在公元前5世纪初短暂地取得过中原的霸权地位，但其覆灭也同样迅速。
对于汗八里的统治者来说，刘福通北伐的失败，不啻于再一次证明了北方的决定性优势。
因此，朱元璋在长江流域和陈友谅及张士诚的战争，更多地被他们视为南方叛乱者内讧和覆灭的前兆，而非一个新帝国的兴起。
但是如果不是帝国政府本身在北方的分裂和内乱，他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对南方的叛乱者们加以打击。
在察罕死后，他的儿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爵位，官职和军队——以及汗八里政府空穴来风的猜疑。
如果说朱元璋是张无忌的政治继承者，那么扩廓也接收了汝阳王府的武术家集团——这一集团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札牙笃汗的御用军团。
金刚门的僧侣，西藏的武术喇嘛，以及其余向蒙古政府效忠的武术家们，现在成为扩廓的王牌。
在成为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派包克图擒拿了刺杀他父亲的田丰等人，挖出了他们的心肝祭奠察罕。
这给朱元璋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噩梦。
为了预防扩廓可能的暗杀，他有段时间每天都和周颠睡在一张床上。
扩廓向乌哈噶图汗保证在五年之内平定全国的局势，赢得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信任。
依赖这支特种部队他很快击溃了山西的勃罗帖木儿，后者虽然也是资深的军阀，但很快发现这位新崛起的年轻人不可小视。
在进攻冀宁的战役中，他被扩廓击败而难以南下。
勃罗没有再在河南和扩廓对峙，而在1365年七月出其不意地直接翻越太行山，从居庸关进犯汗八里，史称“乙巳之变”扩廓闻讯后立即率军追击，并命令部将白锁住率军三万主持汗八里防务，另外分兵四万进攻大同。
但勃罗帖木儿并未被挡住，终于攻入北京，随后挟持了帝国政府，任命他本人为右丞相。
当扩廓率军赶到北京城下时，皇帝已经在勃罗的左右下下诏命令他们和解。
扩廓并未从命，而是打出了他的王牌，让金刚门的秘密武术家们刺杀了勃罗。
随后带着他的喇嘛们进入了北京。
“乙巳之变”让乌哈噶图汗对扩廓失去了信任。
皇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亦即未来的必里克图汗（昭宗）——秘密联络扩廓拥立自己，尽管被扩廓所拒绝。
但是乌哈噶图汗仍然怀疑扩廓在图谋不轨，他要求扩廓立即离开北京，南下去进攻明教徒。
扩廓服从了，回到了河南的属地。
在那里他看到明教已经强大到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战役就剿灭的地步，因此私下同朱元璋议和，并赈济河南的灾民以防止他们投入明教的怀抱。
他提出了一个以议和争取时间，然后东西并进，摧毁叛乱者的战略，而这必然要求全国所有的军队都归属他的指挥。
为此他擒杀了貊高、关保等跋扈的地方军阀，同时要求李思齐，张良弼等将领对他服从。
这在乌哈噶图汗眼中无不成为了扩廓谋叛的证据。
他在1368年下诏褫夺了扩廓的一切官职爵位，并命令所有忠于帝国的军队一起进攻扩廓帖木儿。
其罪名是“以扩廓帖木儿付托不效，专恃欺隐，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以赈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种种罪恶，非磔示无以惩之”具有讽刺性的是，正当这道诏书通传全国时，使得扩廓成为蒙古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时。
朱元璋已经在当年一月称帝，并且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北伐。
扩廓在南北夹击下无力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挡，只能坐视朱元璋的军队自南而北，一路势如破竹地占领山东，河南和河北，最后攻入汗八里。
乌哈噶图汗在汗八里沦陷前，又紧急恢复了扩廓的官爵和权力，然而一切已经太迟了。
张士诚的覆灭和元帝国持久的内乱为朱元璋宣布恢复古老的中华帝国扫除了最后的几个障碍。
朱元璋在1368年中国历新年登基，宣布自己是中国皇帝。
他并没有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将他的帝国命名为“吴”而不无突兀地使用了“大明”的国号。
直到这个帝国在近三个世纪后覆灭，人们都以大明称呼这一阶段的中华帝国。
就此而言，明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是自摩尼教创始以来最大的辉煌，但也是最后的余晖。
在整个六十年代，朱元璋在一群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一直不遗余力地将他控制下的明教组织改组为正统的儒家政府，并将其中的异端色彩降低到最低程度。
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对教主之位的要求。
这一点当然不会不引起说不得，周颠等教中元老的警觉，在驱除野蛮人，统一中国的崇高名义下，他们不得不一再做出妥协，但在国号问题上，他们停止了让步，并威胁要举行兵谏。
朱元璋手下的将士们，尽管已经日益成为新的统治利益集团而淡漠了弥赛亚主义的信念，但仍然希望新的国号能够反映他们当年的梦想。
他们说服了朱元璋，“大明”的含义和他的姓氏正相匹配：据说火神祝融的一个名字就叫做“朱明”最后，儒生集团也同意了这个国号，因为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为之找到了依据。
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诗歌书》中，有一篇就叫做《大明》“下面是光明的，而上面是显赫的……上帝注视着下界，而诫命已经下达……伟大的武王啊，消灭了强大的商朝，在一个明亮的早晨。”
但除了国号之外，朱元璋不愿意再保留任何明教的痕迹。
在他著名的即位诏书和北伐檄文中没有体现明教的教义。
而在后来的官方历史书写中，朱元璋及其政权及明教组织的关系也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暂时的屈从和相互利用。
更加戏剧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后第三年下诏禁止一切“旁门左道”白莲宗，弥勒宗和天鹰教等明教支派都被当作荒诞的异端邪说遭到禁止。
尽管朱元璋竭力和明教拉开距离，但是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说：“朱元璋，不管其承认与否，骨子里都是一个明教徒。即使在他放弃明教信仰后很久，他的许多残酷的政治举措仍然要从早年的宗教生活中找到原因。他对人民行为控制的严厉，对官员贪腐的恐怖惩处，对臣僚绝对忠诚的要求，对奢华生活方式的摈弃，无不渗透着明教教义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为了缔造一个纯洁的光明世界而奋斗。这使得他所统治的时代比起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时代都更为怪异地远离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明教史研究》剑桥，1998， 第45页）
在68年的北伐攻势后，乌哈噶图汗和他的朝廷仓促地退守漠北，但是仍然宣称自己是全中国的皇帝。
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愤怒，他急不可耐地命令史官修撰了《元史》并送给乌哈噶图汗“恭顺的皇帝”这样一个侮辱性的称号。
与此同时，统一中国的战争仍在继续着。
元帝国的残部并未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恭顺归降，在扩廓的几次反击下，它幸存了下来，并历经种种变迁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纪，才臣服在满洲征服者的脚下。
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其他部分都顺利地并入明帝国的版图，只有在攻打四川的明夏政权时，遭到了一些阻力。
在明玉珍死后，他的儿子明升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朱元璋招降的建议。
1371年五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
他们遭到最后一批虔诚明教徒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
但最后，明升和他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
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皇帝所未曾料想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就此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
这个惊人的消息，尽管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仍然迅速传播开来。
虽然在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
但将士们仍然对皇帝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
朱元璋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
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纷纷离开南京，不知所踪。
据说说不得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
张三丰本人已经在1369年去世，在他死前，终于看到了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国本土。
但他的继承者现在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
1373年，俞莲舟和一批武当的武术家们闯入南京的皇宫，再一次和朱元璋会面。
武当方面要求朱元璋就张无忌之死做出解释，否则就要杀死他。
朱元璋没有解释，而是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短语：“天下”（Under Sky）！武术家们沉默了片刻，随即离开了皇宫。
第二年，俞莲舟宣布退休，将掌门的职位传给了俞岱岩的学生谷虚子，这标志着武当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出世门派。
新上台的武当领导人和张无忌之间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不可能再为他报仇。
在剩下的三个世纪中，武当和南京与北京的帝国政府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状态。
如果武当曾经对朱元璋进行报复的话，唯一的报复则发生在十五世纪初的靖难战争时期，朱元璋的孙子建文皇帝——他对于祖父发家的事迹并不熟悉——在战争濒临失败时向武当求助。
武当拒绝了他。
此后，作为胜利者的朱棣出于对武当的感激或愧疚，在武当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道观。
武当与明皇室自此后变得相当友好，以至于在清朝取代明朝后，武当成为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对于感到被欺骗的明教徒来说，没有什么约束能够阻止他们向篡位者复仇。
在朱元璋宣布禁止明教后，大大小小的“明王”再度兴起，要推翻虚伪的明朝，重新建立真正的光明世界。
然而旷日持久的反元战争已经耗尽了民众对起义的兴趣，他们渴望安定的环境。
这些小规模的暴动很快被扑灭。
在明教与重新稳定下来的江湖主导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十四世纪中期的携手合作就被遗忘，明教的残余再度被视为邪恶的“魔教”而遭到憎恨。
在明升以后，明教教主的传承已经中断。
但在1420年，一个女子唐赛儿自称明教“圣女”在山东发动起义。
这可能是波斯总教企图在中国重振明教的努力。
这次起义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但仍然归于失败。
尽管如此，唐赛儿成功地转移到了河北，并建立了明教的新总部黑木崖。
此后，明教的这一分支以日月神教的名称进行活动，并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与之抗衡的，主要并不是明朝政府，而是武当和少林为主导的新江湖秩序。
在明朝建立后，无论是支持陈友谅的峨嵋派或是支持李思齐的华山派，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长期的衰落。
而明朝从未有效地统治东突厥斯坦，昆仑山成为东察合台汗国和西藏诸王朝的辖区，和中国本部的联系逐渐中断，这也导致了昆仑派的衰亡。
只有其中在内地活动的一部分才保留了昆仑的名号，但却不再具有其根据地。
崆峒派仍然存在着，却显然不具有和一流门派并列的实力。
唯有源远流长的少林和蒸蒸日上的武当仍然保持着强盛，经过十四世纪长达四五十年的较量，终于达到了战略平衡，一同在广阔的江湖世界中分享霸权，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
通常以“倚天屠龙时代”命名的十四世纪中期，是武侠史上上最意义深远也最令人惊奇的时代之一。
在上个世纪的“五绝”体系终结后，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的斗争，反映了在一个混乱时代追求秩序的精神需求，最终各种野心和力量在博弈中找到了方向：这不仅意味着江湖世界以门派政治的形式达成了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秩序，也意味着蒙古帝国的毁灭和新中华帝国的诞生。
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只有在下一个王朝兴替的过程中才出现了可以与之相比拟的江湖运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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