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的成就与现存的问题

    收入分配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2年的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3％。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增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10％，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28.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矛盾不断出现。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说国有企业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几家大的国有企业盈利很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又如过去金融体系脆弱，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这几家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比例都有明显下降，其中三家已经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成功上市。股票市场也实现了全流通，2006年开始出现牛市。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的主要矛盾逐渐缓解之后，次要矛盾由于持续地恶化，现在变成了主要矛盾。自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三过”：（1）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2）货币信贷投放过多；（3）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增长过快，过快的投资增长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就要出口到国外去，于是导致外贸顺差过大。长期的外贸顺差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为了收购这些外汇，国家必然就要增发货币，于是导致了货币增发过快、银行贷款过多等一系列的问题。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在进行宏观调控，希望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压下来，但始终未见奏效，原因就在于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投资增长过快实际上是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加重所造成的。个人的收入不是用来消费就是用来投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缺乏可消费的资金；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消费不了的那部分收入就只能用来投资。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为平均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一部分的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结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的低收入群体。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高出0.05。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虽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贫困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逐渐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思古的情绪，认为过去虽然穷，但穷得平均，现在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但与那些先富、快富起来的人相比，很多人反而显得更穷了。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社会上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2005年和2006年讨论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将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低收入群体。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已达到了45％，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已经属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而我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执行的问题而非税率的问题。结果这一观点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我是在替富人说话，当然这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就是认为现在富人太富了。其实中国的富人和外国比起来还差得远，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应该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得比富人快一点，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应该是通过二次分配“劫富济贫”的方式。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方针，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容一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在全面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五个统筹”，即城乡的统筹、地区的统筹、社会与经济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还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统筹。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二、比较优势：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现在既然要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中国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就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初次分配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就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又像我们所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呢？

    “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3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428美元左右，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美国的5％，因此要继续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至于第二层含义，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兼顾科学发展观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关键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

    前几年我提出过一个“小步快跑”的概念，就是指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每一步都非常小，但是非常快，那么在少则二三十年，多则一两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然而，多数人只看到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高，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技术水平又确实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收入水平，于是就有人希望一步登天，尽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和技术行业，从而迅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国情，如果落后国家采用赶超战略大规模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就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效率也会非常低下，而且还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过度密集，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者不能正式进入就业市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失业和隐性失业迅速增加，并且，由于就业岗位竞争激烈，已就业的人的工资也会受到抑制。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问题还会不断恶化下去，因为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要想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政府，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就只有靠富人去投资，那么补贴的钱从哪来？只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府税收补贴政策等）来自于那些没有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的穷人。只拥有劳动力的穷人不仅工资受到抑制，而且有限的工资还要用来补贴富人，收入差距就会加大，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凸显。在没有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农村的失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就逐渐在城市里形成了贫民窟。当然，落后国家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几个高端产业、大集团、大品牌，但是这些产业的利润也基本上要靠保护和补贴来维持，这是一种财富转移，并不是企业真正创造的剩余。绝大多数有就业能力的人本来可以去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也无法多创造剩余。因此整个社会的剩余数量都非常少，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也非常缓慢。

    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开始的时候，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依靠投资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剩余的减少，投资的乏力，经济增长减速，就开始寻找国外资金，再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最后，等到外债到期需要偿还的时候才发现建立的产业没有竞争力，无法创造利润来还债，于是就演变成了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还可能出现我们经常批判的所谓“坏的市场经济”，意指在赶超战略下发展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对于那些能够投资于这类产业的人来说，相对于提高经营效率，他们寻求更多政府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寻租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实行的是“二次进口替代”策略，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实质就是一种赶超。结果导致创造就业不足，财富分配不公，城市里出现大量贫民窟。在大量失业存在和社会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普遍走向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政府为了收买选票，提出了非常诱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结果形成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交替出现。这就是拉丁美洲现在所处的困境。

    中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条件下以市场竞争能力来定义效率。在政府保护和补贴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企业可以有相当高的利润，但利润实际上是由保护和补贴形成的，是一种财富转移，这必然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大量社会问题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困境。因此，我不太赞成“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提法，我认为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二次分配作为补充。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家的语言，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发展哪些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呢？要素禀赋结构在不断升级和变化，劳动力密集和资本密集都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沿海的上海、广州、深圳，内地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以及西部的新疆、宁夏、甘肃，情况都不一样。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呢？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关心比较优势，而是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的价格和要素的价格。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并非指定了哪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哪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而是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价格体系。这个价格体系能够充分、灵活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低；如果某种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如果有这样一个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成本，就会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因此，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本会快速积累，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升级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也会逐渐向劳动力倾斜。

    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因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维持长达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建立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限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不但维持了稳定，还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对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干预，这是过去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扭曲”：

    第一，金融结构的扭曲。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以财政代替金融，没有银行、股票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展和健全金融体系，但当时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为大企业服务，尤其是1983年拨款改贷款以后，企业不能从国家财政直接拿到拨款，而改由银行通过低价资金进行补贴。为了满足大企业的需要，政府继续压低利率，同时建立大型国有银行来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四大国有银行拥有的人民币资金占整个金融体系拥有资金总量的70％，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大企业。另外，股票市场也开始发展，当然，能进入股票市场的也是大企业。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之下，得不到金融服务，发展受到限制，减少了就业机会，使得工资增长存在困难。金融结构的扭曲具体带来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最明显的结果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虽然近年来政府一再强调要多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到2011年第三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2.6％，虽然这一比重近年已有所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2）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金融支持。农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发展现代农业就要有资金支持，建一个塑料大棚要一两万块，盖一个现代化的鸡圈也要十几万块，农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从银行也借不到钱。因此，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同时资金还存在着大量过剩，资金配置效率十分低下。（3）就业机会相对不足。城市里有大量的失业、待业人群，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无法转移出来，这是导致城市里面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4）发展的产业资金过度密集。能够借到钱的一定是大企业，不管是过去的国有企业，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的一大批民营大企业，而且资金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目前的发展程度所应有的水平，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企业自然会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去，这也是造成某些产业资金过度密集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有能力借钱的人还能得到实际的利息补贴，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就更加严重。

    第二，资源价格继续扭曲。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断地对这种价格扭曲进行调整，但是有些调整完成了，有些调整还有待进行。90年代初的时候，为了保护和补贴国有矿产企业，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加在一起只占资源价格的1.8％，而且还是从量计征，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90年代资源价格开始放开，目前煤炭、石油、铜矿、铁矿的价格都已和国际接轨，要比90年代的价格高出很多，由于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目前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占资源价格的比例可能连0.5％都不到。第二，原来的矿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民营和外资企业被允许进入这一行业，在较低的资源税费和较高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谁能进入这些自然资源行业，取得开矿权，谁就能变成巨富。我曾经做过实地考察，一个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的矿，取得开采权的价格只有几千万，之后的收费连价格的1％都不到，所以每年收入近亿元是很正常的。这样的暴利不但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因为开采权的归属由地方政府决定，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就会有寻租的动机。尤其是如果一些不够资格的人靠寻租取得了开矿权，还会大大增加矿难事故发生的概率。

    第三，行政性的垄断。拥有行政性垄断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如电力、通信等，但是垄断收益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在企业内部分配。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又一个原因。

    由于上述扭曲的存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次分配就很难解决公平的问题，又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动力通过二次分配来进一步解决，这是改革不完善造成的，是因为过去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尚未被消除。如果中国能够深化改革，消除这些扭曲，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有望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的又好又快发展。到那时，国家的任务就只是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丧失就业能力的人群和鳏寡孤独等的救助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较单纯，也比较容易解决。

    三、出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才能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呢？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与劳动力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中国目前有竞争力的产业绝大多数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但是，这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而很难发展起来。

    其他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由小而大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居主导地位，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银行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深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建立起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同时建立了为大企业服务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但并没有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我们首先要“补课”，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政府开始允许设立地区性的、满足农村农户金融需要的小型乡村银行，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政策设计上我认为还有一些问题。首先，门槛很低。资本金达到50万就可以开办；其次，“必须与一家现有商业银行合资，而且商业银行要占20％的股权”的要求很难达到。当然，银行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经营有风险，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农户之所以借不到钱，正是因为商业银行不愿到农村去。现在让这些商业银行出资20％，将来的成败它们就要负很大的责任，因此也很难会有积极性。对于银行业这一特殊行业而言，也应如金融改革一讲中所建议的那样做到两点：一是高门槛。门槛可以定得高一点，至少要达到1000万，甚至5000万的资本金，并且开办银行的人必须自己拿出相当规模的资产作为抵押。二是严监管。

    第二，提高资源税（费）。前面提到，中国目前资源的税费大概只占资源价格的1.8％，但是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以石油来说，在美国，地面石油税费（royalty）占其价格的12％，海上石油是16％。另外，从量计征要改成从价计征，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征收暴利税，使收益变得更为合理。但是，现在的政策设计还有一个难点，即原来的国有矿产企业有很大的社会负担，政府通过压低资源税费对这些企业进行补偿，然而后来出现的很多非国有矿产企业都没有这种社会负担。因此，比较适当的做法就是剥离现有的国有矿产企业的社会负担，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它们的负担问题，然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征收资源税。

    第三，取消行政垄断，对不能引入竞争的垄断行业加强监管。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之后，价格下降，利润也随之下降。在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比如电力，政府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如果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做好，就能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中的各个产业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生产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进口来补偿，国内、国际市场得到较好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能力增强，政府不再需要过多的保护和补贴，寻租行为减少，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最终使得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全面改善，从而消费倾向就会提高，投资冲动就会下降，“三过”的问题也能够得到“釜底抽薪”式的解决。

    四、结语

    总的来说，我认为过去提出的“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思路是有问题的，而且在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时候，对效率的定义经常是以能够发展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形成发达国家那样的企业形态为标准，这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导致就业不足、收入差距加大等问题。此外，如果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还很有可能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因此，为了正本清源，还是应该在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使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就业不断增加的过程中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差距。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就有了支付能力，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也能得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外部性的问题交由政府来解决，这样就能避免资源过度密集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从而实现“五个统筹”，实现和谐社会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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