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的成果与国际经济学界的看法

    从1978年年底至今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9％，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6.3％，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改革让2.3亿人脱离了极端贫困。

    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在改革之初，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方式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资源应该完全由市场配置，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问题，是比完全的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

    相反的，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的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制度要求。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然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形成一个“J”形的发展曲线。据此，他们认为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将会引发种种困难而致失败。

    然而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事实结果与90年代初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经历的不是暂时下降接着持续快速增长的“J”形曲线，而是先急剧倒退然后长期疲软的“L”形曲线。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1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了101.55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罗斯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据2006年欧洲银行所作一项23国23000户的调查，7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开始的15年前差。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私有化。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到了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仍比较脆弱；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境况堪忧；对外贸易的巨额盈余与外汇的大量积累造成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一致不看好中国。参与了苏联、东欧改革的许多哈佛大学、MIT的经济学家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我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一）现代经济学的暗含前提和推论

    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对于“自生能力”（viability），我在第五讲给出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的问题来自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自生能力的理论总结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预期它不能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和信念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一再讨论，事实上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导致的公司治理问题。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

    日本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是由于土地面积狭小所形成的，目前劳动力价格昂贵又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图为日本明仁天皇在居所内收获水稻）

    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着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重工业中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更是这样。转型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国家一般因为经济剩余少而导致资金短缺，因为出口少而导致外汇短缺，又因为剩余分散而导致资金动员困难。这些困难与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关键设备和技术需要大量进口，以及一次性投资特别大的特点刚好形成了矛盾。因此，政府为了使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要给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那么国家就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其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盈利或亏损，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

    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建成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得好的企业和干得坏的企业以及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为了扶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由此而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现实观察与理论发展

    （一）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政策失败

    1.“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一事实。如果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根除。

    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他们就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35），两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更多的优惠和更多的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奈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尔奈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2.苏东的改革失败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国有化、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由于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2001年的《改革的第一个十年》的研究证明，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3.中国的改革挫折

    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而且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的命运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变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归国有，一部分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国有大股东就能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而获取企业管理改善的果实。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即使由于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他们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由于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的很多股票，但它们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不分红的股票来获利，但是，而且它们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的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4.其他国家的赶超失败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台湾地区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地区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中国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难以生存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而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那么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那么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像“J形曲线”的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形曲线”那样的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银行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长期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提供短期贷款帮助成员国平衡其国际收支。（图为世界银行（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右）的标志）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其实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深化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充分、对称的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等。

    经济理论是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照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所以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有各种制度安排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济才能有效运行。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三）自生能力引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重要性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能支配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以最大程度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为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同时，由于企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加工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而一旦各项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会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此外，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还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来自外部的帮助。除了人力资本以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可以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法律、监管体系等。最后，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可能过于冒进或保守，第一个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为其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外部性。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上述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和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是有一定期限的，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如何成了决定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这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

    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到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的问题，就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残余下来的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能够彻底得到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

    然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有赖于政府放弃赶超战略而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否则，政府不但难以放弃现有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还有可能再创造出更多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样政府就难以从扭曲、干预市场的“拔苗助长型政府”转变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协调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因势利导型政府”。

    四、发掘理论创新金矿，推动学科全面发展，致力民族大业复兴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主要探讨了中国在近代由盛转衰的原因，以及此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复兴民族大业所作的努力、所遭遇的挫折和取得的成就，并分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可能。

    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发明和相应制度的一再创新。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是以工人和农民的经验为主。由于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在技术发明创新上具有优势，再加上当时中国有相对先进的市场制度和有利于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儒家哲学和科举制度，因此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市场规模大，分工相对细化，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高，从而成为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文明。

    西方在15世纪时发生了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支撑的科学革命，并由此引发了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技术发明的主要机制转变为以科学为引导的实验，于是西方国家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最终在冲突中不敌而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屡遭西方列强的欺凌，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挑战。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民族兴旺为己任，救亡图强成为几代中华志士不舍的追求与奋斗目标。当时北京大学的师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高举启蒙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哲学、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在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保持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才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各殖民地纷纷摆脱了列强的统治赢取了独立。这些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同中国一样，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根据当时主流的理论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然而经过了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却普遍遭遇到各种困难，经济、社会危机频繁发生，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却被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是错误的政策。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改革之初的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就。而恰好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与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休克疗法，结果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和长期停滞。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改革后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经多方努力却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见加重。

    以上经验说明了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

    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来自于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问题的思考。以经济学理论为例，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以来，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以解释、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为目的。但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能够解释、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条件和出现的问题不断变化，其社会科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因此，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理论为目的的运动和其他各种努力，难免遇到不知引进何种理论和引进理论可能出现“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现象的困境。

    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体系。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以其科研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以其教学活动培育一批又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高素质人才，掌握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机会，克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民族大业的复兴，并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进一步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在解决它们的问题、把握它们的发展机遇上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目前，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的创新，也将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理论观点的创新者和新的思想体系的提出者同时也将成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的大学者。

    参考文献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卷第2期。

    林毅夫，“关于中国股市的四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7期（总第229期）。

    林毅夫，“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年第19期（总第151期）。

    林义相，“证券市场的第三次制度创新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46—52页。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英文版）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96；（日文版）Tokyo：Nihon Hyo Ron Sha，1996；（韩文版）Seoul：Baeksan Press，1996；（越文版）Ho Chi Minh City：Saigon Times，1999；（法文版）Paris：Economica，2000；增订版：（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韩文版）Seoul：Baeksan Press，2000；（中文繁体版）《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俄文版）Moscow：Far Eastern Institute Press，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01.

    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英文版）Lin，Justin Yifu，Fang Cai and Zhou Li，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Balcerowicz Leszek，“Common Fallacies in the Debate o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Economic Policy，Vol.9，Issue 19(1994，supplement)，s16—50.

    Blanchard O.，Dornbusch R.，Krugman P.，Layard R.and Summers L.，Reform in Eastern Europe.Cambridge，MA：MIT Press，1991.

    Blanchard Oliver，Rudiger Dornbusch，Paul Krugman，Richard Layard and Lawrence Summers，Reform in Eastern Europe，Helsinki，Finland：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1991.

    Boycko Maxim，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Privatizing Russia，Cambridge，MA：MIT Press，1995.

    Brada Josef C.，King Arthur E.，“Sequencing Measur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es to Capitalism：Is There a J-Curve for Economic Reform？”，Research Paper Series#13(Washington，D.C.：Socialist Economies Reform Unit，World Bank，1991).

    Cardoso Eliana and Ann Helwege，Latin America's Economy：Diversity，Trends and Conflicts，Cambridge，MA：MIT Press，1992.

    Chen K.，Wang H.，Zheng Y.，Jefferson G.，and Rawski T.，“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1953-1985”，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12，No.4(December 1988)，570—591.

    Chenery Hollis B.，“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1(March 1961)，18—51.

    Dabrowski Marek，“Ten Years of Polish Economic Transition，1989-1999”in Mario I.Blejer and Marko Skreb eds.，Transition：The First Decade，Cambridge，MA：MIT Press，2001，121—152.

    Desai Padma，The Soviet Economy：Problems and Prospects，Reprint Edition，New York：Blackwell，1990.

    Djankov Simeon and Peter Murrell，“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A Quantitative Survey”，NB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No.3319，2002.

    Friedman Milto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Gregory Paul and Robert Stuart，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7th edition，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1.

    Hayek Friedrich A.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35.

    Harrold Peter，“China's Reform Experience to Date”，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180(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2).

    Kolodko，Grzegorz W.，“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nd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the Lessons for Policy Reforms”in Mario I.Blejer and Marko Skreb eds.Transition：the First Decade，Cambridge，MA：MIT Press，2001，45—83.

    Kolodko Grzegorz W.，From Shock to Therap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Helsinki，Finland：Unu/Wider Stud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中译本)格泽戈尔兹·德克勒克，《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

    Kornai Janos，“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Kyklos，1986，39(1)，3—30.

    Kornai Janos，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New York：Norton，1990.

    Krueger Ann 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4，No.3(1974)，291—303.

    Jefferson G.and Rawski T.，“How Industrial Reform Worked in China：The Role of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perty Rights”，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5)，129—156.

    Lange Oscar，“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No.1.(Oct.，1936)，pp.53-71，and Vol.4，No.2(February 1937)，123—142.

    Lavigne Mari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

    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9，No.2(May 1999)，426—431.

    Lin Justin Yifu and Yang Yao，“Chines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in Joseph E.Stigilitz and Shahid Yusuf eds.，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Oxford and New York：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43—195.

    Lin Justin Yifu，“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March 1992)，34—51.

    Lin Justin Yifu，“Transition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China versus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in Yujiro Hayami and Masahiko Aoki eds.，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St.Martin'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1998，215—247.

    Lin Justin Yifu，Fang Cai and Zhou Li，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1.

    Lin Justin Yifu，Fang Cai and Zhou Li，“The 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Cato Journal，Vol.16，no.2(fall，1996)，201—231.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The Case of Poland”，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No.2(1990)，293—341.

    McKinnon Ronald I.，“Gradual versus Rapid Liberaliz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Financial Polici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China and Russia Compared”，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Washington，D.C.：World Bank 1994)，63—94.

    McMillan John and Naughton Barry，“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Lessons from China”，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8，No.1(Spring 1992)，130—143.

    Murphy Kevin M.，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Income distribution，Market size，and Industrializ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4，No.3(August 1989a)，537—564.

    Murphy Kevin M.，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7，No.5(October 1989b)，1003—1026.

    Murphy Kevin，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7，No.3(August 1992)，889—906.

    Murrell P.，“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4(1991)，59—76.

    Murrell P.，“Evolutionary and Radic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Reform”，Economic Planning，Vol.25(1992)，79—95.

    Murrell，P.，“The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Cambridge，Mas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3，No.1(March 1995)，164—178.

    Naughton Barry，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Nehru Jawaharlal，The Discovery of India，New York：John Day Company，1946.

    North Douglass，“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China Economic Quarterly，Vol.1，No.4(July 2002)，787—802(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4期，第797—802页).

    Perkins Dwight H.，“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26，No.2(June 1988)，601—645.

    Qian Yingyi and Xu Chenggan，“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1，No.2(June 1993)，135—170.

    Sachs Jeffrey D.and Lipton David.，“Poland's Economic Reform”，Foreign Affairs，Vol.69，No.3(Summer 1990)，47—66.

    Sachs Jeffrey D.and Woo Wing Thye，“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No.18(April 1994)，101—145.

    Sachs Jeffrey D.and Woo Wing Thye，“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Manu，May 1997.

    Sachs Jeffrey，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No.2(November 2000)，435—491.

    Singh I.J.(1991)，“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s There a Professional Schizophrenia on Socialist Reform”，Research Paper Series，#17(Washington，D.C.：Socialist Economies Reform Unit，World Bank，1991).

    Srinivasan T.N.，Agriculture and Trade in China and India：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since 1950，San Francisco：ICS Press，1994.

    Stiglitz Joseph，“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WIDER Annual Lecture 2.Helsinki：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1998.

    Swamy Dalip 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ization：From Self-Reliance to Globalizati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1994.

    Summers Lawrence H.，“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n and Now：Comment”in Olivier Jean Blanchard，Kenneth A.Froot and Jeffrey D.Sachs eds.，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Vol.1，Chicago，IL：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4，252—255.

    Wiles Peter，“Capitalist Triumphalism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Transition”in Ha-Joon Chang and Peter Nolan ed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London：Macmillan Press，1995，46—77.

    Williamson John，“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in Louis Emmerij ed.，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Washington，DC：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

    Woo Wing Thye，“The Art of Reforming Centrally-Planned Economies：Comparing China，Poland and Rus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Tradition of Centrally-Planned Economies in Pacific Asia(San Francisco：Asia Foundation in San Francisco，May 7—8，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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