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材生于1818年，当1840—1842年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刚好是冯子材进入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青年时代，当然对外国肆意侵略和蹂躏祖国的卑鄙行径感到痛心疾首。当1858—1860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正是冯子材在江南与太平军艰苦作战，并连遭败挫的时候，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相信血气方刚的冯子材仍会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而愤怒，从而滋长出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可惜，一些记述冯子材生平的作品，或很少谈到冯子材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等问题，或如《冯子材传》、《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等，虽然提到了，其可信度也令人怀疑。而在冯子材自己的文集中，也很少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只是在光绪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恭谢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恩并报开用关防日期折》称：“去春正月，养疴故里，又因督抚臣之荐，力疾办团。正冀海宇以安澜，得遂暮龄而藏拙。讵意外洋法丑竟敢跳梁，始借邪教以诬民，继思蚕食而启土，腥闻越地，肆扰藩封。凡属臣民，均宜报效，况奴才备员武职，敢不前驱奋勉，灭此狂徒！”虽然表露了冯子材关心边疆安宁，忠心报国的强烈热情，却没有我们常见的长篇大论，慷慨陈词。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冯子材以胜过千言万语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情怀。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野心，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后期。18世纪70年代，越南爆发了西山起义，严重威胁越南政府的统治。当时，法国传教士百多禄主教正往来于柬埔寨和越南传教，曾与越南政府有所接触。越王阮福映遂派人召来百多禄，请他代向法国政府请援，并以太子为质，与百多禄一同前往法国。这时法国正与英国长期对峙和战争，百多禄回到法国后向法王路易十六上奏议，认为如果能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充分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和地理位置，则无论是在平时抑或战时，法国都将获得最大的利益。法国政府深为百多禄的说辞所打动，1787年，法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约定法国派兵帮助越南政府平定西山起义，越南政府须割让海岛给法国，并给法国商民在越南经商和居住的种种特权。如果实现了这些条款，将为法国侵略越南提供条件。但是，由于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朝不保夕的法国封建王朝没能履行其对越南政府的承诺，百多禄主教只得到几条船和招募一些法国军官便回到了越南，他利用这些人和船在阮氏王朝的复国过程中起了一些作用。1820年，越南政府终于平定了西山起义，阮福映称嘉隆帝。这个越南君主也愿意看到法国政府不能履行《法越凡尔赛条约》，以免越南要割让土地给法国。
到了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法国的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迫切需要扩大国外市场，对越南的侵略也日益加紧。1847年2月，两艘法国军舰停泊在越南的砚港，并向越南政府递交已译成中文的国书一件。3月，这两艘法国军舰突然向越南挑衅，越南政府派兵防备，法舰无理袭击砚港，开炮轰击越南船只。1851年，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称帝，为了满足法国大资产阶级开辟亚洲市场的要求，他在策划伙同英国组织英法联军，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和筹备侵略越南的战争。1856年，一艘法国军舰来泊砚港，向越南政府呈递国书，要求准许法国与越南通商。越南政府调兵防备，法国悍然炮轰砚港台垒。1858年，法国出动12艘军舰驶往越南，开炮轰击越南沿海沿江大小城镇，多次打败前来抵御的越南军官。战争一直延续到1862年，屡遭败挫、损兵折将的越南政府派出廷臣与法国谈判，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法越柴棍条约》，越南将南圻的嘉定、定样、边和三省割让给法国，并赔款400万元（约合银280万两），还允许法国商民在越南设立教堂传教，开店通商。1867年，法国又蛮横地出兵攻占越南南圻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在这南圻六省地方建立起法国的殖民统治，称为“交趾支那”，设总督管辖。从此，法国侵略势力打开了越南的南门。
法国侵略越南的北圻，始于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商人。堵布益早在1861年就已来到中国的汉口做生意，以后又多次出入云南贸易。1871年，他怀着勘察红河航道的意图来到云南的蒙自、蛮耗等地，再从那里乘船循红河到达河内。了解到沿红河可以建立沟通云南和河内的航道。1872年，堵布益返回巴黎，向法国海军殖民部建议迫使越南政府同意法国借用其领土，以创设一条连接越南和云南的航道。海军殖民部表示支持他的计划，并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他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1873年3月底，堵布益带着4条船和150余人回到了河内。接着，堵布益和越南河内当局发生矛盾，当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派上尉安邺率兵到河内处理此事时，爆发了安邺侵略越南北圻的事件。这件事因为刘永福所率黑旗军很快消灭安邺一伙，法越两国签订《1874年法越条约》而暂告结束，却掀开了法国侵略越南北圻的序幕。
而李扬才事件却使沉寂了几年的法国侵略越南北圻的阴谋重新被提上法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在法国政府看来，在中越两国平定李扬才事件的过程中，越南政府在向中国请援时，再次重申并强调了中越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而中国军队则应邀援越助剿并长期留驻越境，都是严重违反1874年法越条约的。因为按照该条约规定，越南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隶属关系，而当越南遭到外敌骚扰和入侵时，只能请法国出兵帮助。为了防止中越两国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封建宗藩关系，阻止中国军队继续留驻越南，在1878年底，法国政府就策划以李扬才事件为借口，出兵北圻，武力吞并全越。1879年，是法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企图复辟帝制的王党统治随着麦克马洪总统的下台而宣告结束，接着执政的是共和派的刚必达内阁和茹费理内阁。这是两届狂热鼓吹殖民扩张的政府，他们将海军殖民部长换成更富于侵略性的游列居伯利，这人履任不久，就决心将前任扩大侵略北圻的纸上计划变为实际的行动。
冯子材察觉侵越法军北犯的野心，应该始于同治九年清政府命徐延旭到越南侦察的时候，这时他刚好在援越前线，应该闻知其事；安邺北犯及被刘永福消灭事，冯子材也应该得到情报。越南史书就记载了这时援越清兵与侵越法国人发生矛盾和殴斗的情形：嗣德二十七年（同治十三年）冬十月：“辰清弁往高谅，清地匪日加，游勇或有劫掠，差弁往来或与富人殴斗。帝欲达书撤之，下廷议。议上以为清国闻我与富定约书，商滇路，又疑我藉富势收回两广，致久留自卫。然高谅二三年来幸得无扰，则清兵在此非全无益，请修国书以达广西刘抚，祈为熟察事宜，严加禁饬，许之。”既然越南政府已把“广西差弁往来或与富人殴斗”的情况通报了广西当局，则广西当局自然会转知冯子材。
等到光绪五年冯子材率军援越追剿李扬才时，与已进驻越南北圻河内等省的法军和法国侨民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张树声曾咨告刘坤一，五月二十日他接到冯子材关于搜捕李扬才情形的咨报，其中提到曾派人到河内去侦探，知道侵越法军准备大举北犯的情报：“据河内探报，有洋人欲取越南河内、北宁等省，用火船暗运军器，交与南地各省礼拜堂。多有洋兵驻扎西贡，听候此处声气等语。”张树声为此担心清军会与法军冲突：“洋人谲诈多端，难保非虚声悯喝，探报情形既未得其要领，亦未必果与越南遽启兵端。惟李扬才未获，我军尚在剿捕，其所指北宁、山西二省，渐近谅山、太原。彼族用心叵测，虽系风闻之语，亦不可不格外加意。……现在各营皆在北宁之西，将来入关，即可径由太原，无须取道北宁。万一果有洋兵相值，则我军系剿办中国窜扰越南境内滋事之匪，本与彼国之兵不相干涉，总当督饬各营约束弁勇，不可滋生事端，自我开衅。并请萃亭派妥当晓事之员，细探确情飞速驰报。”而张树声之所以主张清军不等擒获李扬才即从越南撤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复据河内探报，如此万一北宁各省为洋人割据，将来撤调入关，师行尤多关碍。”
刘坤一则于七月初七日复函张树声，告知他已得悉类似情报，特别叮嘱张树声要冯子材约束援越桂军不要和法军发生冲突：“越南河内省法兵之警，不为无因。先据钦州莫参将密禀，犹以为事属谣传，嗣阅香港新报云云，则与萃庭所言符合，谨钞呈览。弟处已派轮船驶往西贡入口侦探，往返尚需多日，俟有确音，再行奉闻。
冯军越南之役，总署深虑其与法人滋生衅端。越南国王昨有文来，亦谓冯军经过河内等省时，与法人口角，被其拘押；且谓河内等省非冯军往来正道，请饬严加约束等语，弟已分别咨行。目前法人既与越南为难，则冯军尤宜敛避，来示我军专剿李逆，与法兵无涉，至当不易之论，想萃庭必能深体此意也。”
越南史书则记载两广总督派人赴越南南圻打探消息的情况：嗣德三十三年（光绪六年）春二月，“清国两广总督来文，……一叙札派参将吴迪文乘坐轮船，刻日驰赴东京西贡确探军情飞报。……帝令廷臣善为书覆之，略曰：……如今次之昊迪文者，想亦欲明见中外情势，以恢助弱字小之图，不特为边氓已也，不然何如此倦倦徒劳为也。”
冯相钊的《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记载冯子材对法国侵略将延及中国边疆的预感，和在结束讨伐李扬才一役后积极备战的情形称：“先君驻节北宁时，察知安南国王受法兰西所愚，同治元年擅与订立西贡条约，将下交趾割让法人，许其在富良江自由通航。嗣因饱受压迫，乃欲借清匪为名，陈请先君留军久驻北宁，为抵抗法兵之计。安南本系中国藩属，对外应由中国主持，乃安南国王竟不奏明，私与法人订约，遭受压迫过甚，无术解脱，始思借刀杀人，且又不能据实陈奏中朝。先君奉旨班师，何能遽允其请，遂即撤兵入关，回转柳州本署。既然审知法国如此对付安南，势将吞灭，中朝字小为怀，断无坐视，事机迫切，中法恐启战端。但思法人枪炮异常精利，与我国窳败军器相形，何堪对敌，急宜另谋应战之方，以拙胜巧，或能操其左券。惟练大刀、掘堑壕，待敌趋近，短兵相接之一法，最有把握。当即全军将领捐廉，雇匠采马甲铁，造犀利大刀千余柄。挑选手脚灵敏强壮健儿，学习技击，以伏地蛇行矫捷如龙者为上选，能纵过八尺濠沟者次之。又以旧法火药包，原用白布裹火药，缠鞭炮焚掷，徒警醒敌人，不适于用。改用陶土，以松沙土制瓦罐，内实火药，外上穿一孔，插香炭为燃媒，傍有环耳，以便穿绳携带。掷时罐破火发，名曰先锋煲，专备宿壕冲锋之用，当时有哂为废物者，先君乃视为异日破敌无上之利器焉。”
这时的冯子材虽然因受排挤而称病卸统广西边军，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为提高广西军队素质而举办的练军运动。广西巡抚庆裕于光绪六年曾奏报：“粤西地方未靖，营务亟宜讲求，升任抚臣张树声以西省制兵饷薄，训练不精，不得其用。拟参酌直隶练兵章程，先就省标抽练二营，提标抽练二营，左右江两镇标各抽练一营，合成三千人。”“旋准提督冯子材咨报：抽出提标兵丁一千名，立为左右练营，函商委派署理提标中军参将谢子元管带左营，署理提标右营游击林凤鸣管带右营，于八月初一日扎营训练。”庆裕将这种抽练广西军队的做法能否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冯子材身上：“伏查兵非练不能精，西省各营兵丁，平时非不操练，只以饷薄兵艰，必听兼谋生计，不能遂日讲求战阵，遂难信其得力。现在抽练之兵既加练饷，使之足资养赡，营官、哨官人等亦优给薪水、公费，俾得办公有资，自应振刷精神，力求实济。在省标抽练各营，臣就近督饬考查，自不容稍涉怠玩。其提镇各标抽练者，在提臣冯子材系老臣宿将，军旅娴习，纪律严明，又素来办事认真，必能得力。”“臣已具手札，交相劝勉，共期勤加训练，奠成劲旅。所需枪炮军火，均由省局挑选酌发，必使精良，庶平时足资镇慑，有事可期折冲。”
综上所述，可见自光绪元年至七年，冯子材一直在广西提督任上，《清史稿.冯子材传》称：“光绪改元，赴贵州提督任，七年，还广西。”就不符合事实了。
《冯宫保事绩纪实》则记冯子材进京朝觐情况称：六年二月初一日，在南宁行馆，因地方业已安静，专折奏恳陛见。三月十五日恭折叩谢天恩，并请陛见。四月三十日，差弁赉回原折，后开奉旨著俟明春再行奏请，钦此。七年四月内，准广西巡抚部院张咨请，将标兵挑出一千名，分为两营，委员训练，以备调遣，当即查照办理。
五月初四日，差弁赉回原折，后开军机大臣奉旨，著来见，钦此。旋准两广总督部堂张奏，委前署广西右江镇记名提督黄仲庆接署前来，当于七月初六日交卸，十一日自柳起程，由桂林两湖一带取道北上，八月初十日到京，十二日具折请安，十三日荷蒙召见一次，二十日陛辞请训。钦奉谕旨：“仍回广西提督本任，钦此。”是月二十三日由京起程，十一月十二日到柳。是月十六日，准署提督黄仲庆将钦颂乾字三百四号广西提督银印一颗，及日行文案事件移交前来，就日接任视事。这里提到“七年四月内，准广西巡抚部院张咨请”，可能有误，因光绪七年时，张树声已升任两广总督，而不是广西巡抚了。
冯子材本来应该在同治三年就入京朝觐陛见了，但拖了将近17年后，才在光绪七年八月完成了。为什么清政府在拖延了多次后，才安排冯子材的这次朝觐呢？考虑到在冯子材朝觐后的两个月即十月时，清政府就向各省督抚筹议法越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设想是清政府在作出这个重大决策前夕，特地借这次朝觐机会，召见冯子材这个在广西边疆作战了十余年的前线指挥官咨询意见。究竟在陛见时君臣之间说了些什么，由于缺乏资料，我们还不能悬惴。但是，在陛见时，相信忧心国事的冯子材肯定会向最高统治者谈到法国侵略越南的情况，及对广西边疆安全的威胁，从而促使清政府决策定计。不过，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等曾记录他们陛见的情况来看，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可能给冯子材什么明确的答复或指示，但可能会通过谈话的语气和表情对他的警惕性作了一些鼓励性的暗示，这从让他回任广西提督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冯子材这次在京城呆了将近半个月，除了陛见的几天外，估计他肯定还被会军机处和兵部等衙门召见过，而可能由于钱应溥在中间捣鬼的原因，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五大臣会对冯子材的年老及讷言感到失望，从而酿成后来撤换冯子材的决定。此外，冯子材还利用这次机会会见了一些广东籍的官员如潘衍桐、邓承修等，在交往中谈到自己的经历。这些同乡可能也关心地问到他譬如参劾徐延旭等情况，从而有了以后他们吁请清政府重新起用冯子材时谈到他与徐延旭的矛盾等说法。当然，他的未来的政敌如张佩纶等言官也盯上了他，认为他“老病骄满”，作为以后弹劾他的根据，不然，一直在北方活动的张佩纶何以有理由参劾冯子材呢？
回到广西后，冯子材还关心援越桂军防备法军的情况，曾于光绪八年向张树声报称：“越南军务，自法人攻破东京后，即与该国议论，纷纷不一。黄卉亭军门所部一军，进扎北宁及距宁十里之谅江渡口一带，以顾后路饷道，兼遥应该国声援。近日新中丞又委赵庆墀兄率带一军，分扎镇安各隘；东省亦奏派吴壁山军门率领大船巡防琼、廉各府海面，声势颇觉联络。近闻该法人必欲该国将其首相阮文祥、统督黄佐炎、副提督刘永福等送与法人，方能和议，该国未允。月前敝中军梁署将接据署馗纛营都司萧荣升函报内称，据探回禀，法人已将东京城垣堕去三分之二，又带法兵数百驰上山西，讵被黄佐炎、刘永福击败，法兵死者数十名，遂即转回东京，日则往来城厢，夜均回船住宿各等情，其余未闻动静。”
但就在冯子材忙着这一切的时候，一个针对他的阴谋在悄悄地酝酿着。
在冯子材称病卸统广西边军后，张树声安排黄桂兰接统广西边军，而被革职留营的赵沃也跟着在其中办事。趁这机会，淮系拼命扩充在广西军队中的势力。内阁学士周德闰于光绪九年四月初七日指出：“溯自张树声抚粤时，营勇将领多安置徽省旧人，迄倪文蔚来粤后，徽勇之闻风而至者络绎不绝，该弁勇不习地利，不谙纪律，诚恐贻误。”光绪八年，广西当局又将广西边军分为左右两路，由黄桂兰率领左路，右路则由赵沃率领。他们利用冯子材带领出来的边军，继续追剿入越反清武装余部，先后生擒其头目陆之平、击毙杨大家伙、李亚生，招抚覃四娣等，为他们以后的升官打下了基础。
但黄桂兰、赵沃都是腐败官员，他们除了克扣军饷、军纪不严等弊病外，黄桂兰还是一个酒色之徒，在北宁战前，“乃令越官征选土妓，每日三四十名，入供酣乐。”北宁战败后，黄桂兰自杀身死，“谅山孝帷中尚有乞妹十余名也，可叹！”而赵沃则喜欢在同僚间玩弄阴谋诡计，搞得内部不团结。黄桂兰曾函告张树声：“赵道与桂兰在北宁共处将近一年，遇事倾心推让，凡有会衔公事，无不由其主稿，乃犹存意见，不能相谅。”这样的腐败官员如犯在冯子材手中，必定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只要冯子材仍任广西提督，对他们就是一种威胁，说不定因为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命令冯子材重率边军，他们又会被冯子材参劾而去职，就像赵沃所遭遇过的那样。因此，一定要逼冯子材去职！但此事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冯子材自己倒并不恋栈，反而是多次称病乞休，但清政府却极力挽留。曾作为冯子材的上司张凯嵩、刘长佑、刘坤一都没少向清政府进谗，却丝毫不能撼动冯子材，那么，办法何在呢？
张树声是李鸿章的亲信部下，估计他们之间为如何排挤冯子材想过不少办法。光绪八年，李鸿章因母丧丁优，清政府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据说，在此期间，张树声通过其儿子、人称“清流腿子”的张华奎的接洽，而与当时朝中以敢谏出名的清流派头子、也和李鸿章关系密切（后来被李鸿章招女婿）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搭上了关系。
姜鸣在《清流.淮戚——关于张佩纶二三事》一文中指出：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他在任谏官期间，曾经参劾过许多高级官员如崇厚、贺寿慈、万青黎、董恂、王文韶等。但锋利无伦的张佩纶却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子”。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1880年初，李鸿章在给张佩纶要他为张印塘作墓表的复信中说：“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不以文辞？”不久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一起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鸿章派进总理衙门去的眼线。[1]
刘体智在《异辞录.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水师》中记称：“惟文忠丁优之时，张靖达护理直督，其奏调丰闰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有参四道八镇之说。……相传公子霭卿部郎，清流党人也，与之为友，先得其同意，而后奏入。”此事虽因朝廷驳回而无结果，但二张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也许就在这前后，李鸿章、张树声曾与张佩纶密谋如何排挤冯子材的事情。在《张树声来往函牍》中收有张佩纶给张树声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抗法统帅人选的问题：“蔼青言公处议以兵代守越棠，自是伐谋胜算，所难者将矣。麾下已储异材否，愿示也。”这里所提到的“蔼青”即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也就是前引刘体智提到的“公子霭卿部郎”。而张树声“以兵代守越棠”的设想，是在光绪七年末清政府下旨征求有关督抚关于联越抗法的意见时酝酿和准备提出的，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张佩纶给张树声信的时间亦即在那时。当时冯子材仍当广西提督，如果发生抗法战争，前敌主帅当然就非他莫属，可是，在这封信里却似乎视冯子材如无物，只问张树声“麾下已储异材否，愿示也。”一副合谋撤换冯子材的阴谋完全暴露出来。
于是，当光绪七年末，因反对法军出兵越南北圻，阴谋吞并全越，清政府筹议援越抗法，决定由广西、云南两省出兵援越时，光绪八年正月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指出：广西巡抚是个文吏，不习边兵，以为当以知兵大员代之。他无视冯子材治理广西边疆危机的业绩，极力举荐冯子材的对头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安襄荆郧道徐延旭久守梧州，屡出边关治群盗，得交人心，若以徐延旭领粤西一军，则交人乐附。”这里所说的“交人”，是“交跤人”即越南人的简称。清政府纳奏，于正月二十四日有旨将徐延旭连升两级，跃过按察使一级而擢升广西布政使。然而，未待徐延旭动身赴任，就因为法军李维业攻下河内，越南形势危急，清流派官员又轮番上奏，举荐徐延旭知兵，可胜任援越抗法重任。如四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名上奏：“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分别剿抚诸土匪，借以牵制法兵，抚定越地。”四月二十日，与清流派关系密切的山西巡抚张之洞两次上奏举荐徐延旭：“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正直强明，兼资文武，在粤有年，威惠及于僚属。任襄阳道数月，政绩已彰，才品俱优，洵堪大造。”“广西布政使任徐延旭可统军出关。……尤宜假以事权，责成滇、粤督抚勿掣其肘。”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张佩纶等清流派官员这些上奏与排挤冯子材有何直接联系，但从后来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等人的奏折中，我们知道朝中许多官员都了解冯子材与徐延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张佩纶等清流派官员素以消息灵通著称，不可能不知道此事。而张佩纶曾有函给李鸿章称：“徐晓山未见其人，但习于边事，历练当可成材。”即是他并不认识徐延旭，关于徐延旭“知兵”等等的许多事情都是耳食而知，但张佩纶等清流派官员却这样冒冒失失地举荐徐延旭，再结合后来张佩纶与李鸿章密谋反对冯子材复出一事，说张佩纶等清流派官员此举是有意地针对冯子材的大概也不为过。
五月，清政府采纳张佩纶等清流派官员的建议，有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徐延旭到任后。“倘边防紧急，即著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这样一来，徐延旭就成为权力很大的广西边军统帅了，即使冯子材再被派率边军作战，恐怕也得接受徐延旭的节制，到时，不仅冯子材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惩治腐败官员和部署抗法战争，连他自己的生死荣辱也全操在徐延旭的手上了。而清政府这样来处理问题，也让冯子材感到心寒，对清政府的隔阂越发加深。为了避祸，冯子材在此前后频频告病乞休。《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八年二月内，因积年风湿举发，触动痰症，呕吐过多，以致头昏目眩，随咨请两广总督部堂张代奏，请假一月，在任调治。三月，又咨请续假一个月。嗣因日久，病仍未痊，四月二十三日咨请两广总督部堂曾代奏，恳请开缺，回籍调治。六月二十一日，接准署两广总督部堂裕，会同广西巡抚部院倪恭折具奏，七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冯著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等因钦此。”据《德宗实录》载：光绪八年六月初七日有旨：广西提督冯子材奏：因病恳请开缺，得旨：冯子材着赏假两个月调理，毋庸开缺。所谓“七月初十日，军机大臣有旨”云云，可能即指此。
到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已升任署左副都御史的张佩纶上奏，极力吹嘘徐延旭：“徐延旭前在关外捕盗，甚得交人之心，以道员超擢藩司，朝廷所以驱策之者，本不在簿书之事。可否敕令出关治军，经划北圻，大修战备，与黄佐炎、刘永福联络声势，所有关外事宜，即令专奏，以归机速，如此，则粤军之稍振……以战则可胜，以守则可固，以和则可成矣。”清政府又“准其专折奏事”。而清流派言官仍不断上奏荐举徐延旭，要求清政府任其为广西巡抚。徐延旭愈是被清政府宠任，则冯子材越是感到处境危险。因为这个对头已经凌驾于自己之上了，随时可以找个借口上折参劾自己，置之于死地。冯子材为顾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频频称病请辞，《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光绪九年正月及五月，因病仍未愈，两次咨请执政代奏开缺，但仍未获准。
看到单以举荐徐延旭的办法仍不能逼走冯子材，从光绪九年起，张佩纶的攻击矛头开始直接转向冯子材。二月十三日，他上奏《越事趋重粤西，请简边材以图方略折》，其中提到：“今粤西军事所宜治者三端，一曰军政，提标有骄兵。”而促使清政府改变挽留冯子材态度的，大概是清政府于三月三十日任命已丁忧回家的李鸿章“迅速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李鸿章既然有权节制广西防军，则广西将帅的人选自然也要听取他的意见。而从他五月二十日给张佩纶的信中，可见他早就主张：“粤防宜用粤人，但须统以湘淮之将，乃渐束以纪律，愿少留意。”他的这种意见也许早就同张佩纶交换过。所以在四月十八日，张佩纶就上奏《制敌安边先谋将帅折》，其中有“请易广西文武大员”一条，矛头直指冯子材：“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戢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
从以前冯子材屡次称病请辞都被清政府拒绝而多次挽留的做法，我们可以感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长期以来对冯子材的重视态度，因为在当时的清政府，像冯子材那样可以寄托一方安危，特别是像广西那样财穷地险的偏僻省份，却又边防任务极重的将领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何况冯子材还是“中兴名臣”之一，又是区别于湘淮系以外的绿营将领，是必要时可以抗衡湘淮系势力的一个潜在因素，所以，清政府轻易不会同意让冯子材这样的将领去职。而这次，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五大臣可能从张佩纶的奏折中感觉到李鸿章的意见，大概是出于讨好和笼络淮系的原因；也许还惑于钱应溥的从中进谗，也感到将徐延旭和冯子材强扭在一起会不利于战事，从而昏了头脑，不惜违背最高统治者的一贯做法，遂决定准许冯子材因病辞职，并顺水推舟地想由淮系大将刘铭传代为广西提督。在接到张佩纶参劾冯子材奏折的当天，有密旨谕李鸿章：“提督刘铭传系李鸿章旧部宿将，声望夙著，如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赴粤西，作为后路援军，于事能否有济？”刘铭传是淮军宿将，因镇压太平天国功得封一等男爵，曾任直隶提督、督办陕甘军务，地位远比冯子材高，只不过是在陕甘时遭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排挤，早就托病辞官不做了。如果刘铭传真的复出赴援广西的话，因为黄桂兰原是他的部下，那么，广西提督一职自然归他莫属。但尽管李鸿章在复奏时对刘铭传大力榆扬：“窃查刘铭传智略勇干，度越诸将。……战功最著，平日究心史事时务，见机敏决，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寄以边防重任，于操纵控驭机宜必能措置裕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慑服。”刘铭传却因当初同为淮将的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等都已成功转型成督抚等级别的文官，已当厌了提督之类武官，这时一心也想换个文官当当，于是以“旧患目疾，现值肝阳上冲，目蒙逾甚，若冒暑远役，诚恐办事掣肘，病更加剧，而于事仍无所裨助”为由婉拒了。而李鸿章则早就在各种场合下吹嘘黄桂兰，如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致张树声函中，就称：“粤西有黄桂兰一军，自足固圉。”现在既然刘铭传不愿干广西提督一职，只好落到黄桂兰身上。他的这种意见大概也传达到清政府，六月十九日，清政府有旨：“广西提督冯子材因病解职，以记名提督黄桂兰为广西提督。”不过，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般的实缺提督如果没有朝廷的特许，已没有了专折奏事权，以致后来邓承修在出发到桂粤勘界前陛辞时，对执政的醇亲王奕譞提议：“守边提督宜特旨准具奏事，庶不至为文员所制。”醇邸言：“甚是，以后如有所见，宜具折奏闻。”由于黄桂兰毕竟资历较浅，所以虽然被任为广西提督，但当广西巡抚倪文蔚向清政府提出：“黄挂兰现补提督，应否与徐延旭会衔奏事”时，却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黄佳兰着毋庸会衔具奏”。这意味着黄桂兰这个提督，比还是布政使的徐延旭的权限小多了，更不能与能够专折奏事的冯子材相比，这也种下黄桂兰后来被徐延旭诬奏而不能自辩，被迫自杀的祸根。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冯子材是在八月初三日奉到开缺旨意的，“随派员赍印出关，交新任黄提督祗领，十一月十七日，由柳起程回籍。”随着冯子材的离开广西，也结束了广东籍将领控制广西军权的局面。《冯子材传》记其离任的情况称：“先后驻柳十八年，遗爱在民，去柳之日，柳民沿途具香案、清水、果品为敬者千余张，爆竹声连数十里，柳城黄竹巷口冯公生祠至今奉祀不少衰，桂人有冯提督遗爱记数种，传刻采载柳志。”《清史稿.冯子材传》称冯子材于光绪八年“称疾归”，将冯子材称疾辞去广西提督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就不符合事实了。
就这样，在淮系和清流派的共同排挤下，冯子材被迫放弃他倾注心血治理边疆危机的事业辞职而去，淮系完成了夺取广西提督一职的过程，冯子材则在官场倾轧中失败了。同时，这也反映了冯子材和清政府的严重隔阂：一方面是清政府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信任冯子材，另一方面则是冯子材不愿意再为清政府卖命了。
冯子材辞职后，徐延旭于九月初九日擢升为广西巡抚，权力就更大了，成了广西提督名正言顺的上司，而冯子材急于逃离是非之地的狼狈情景可以想见。后来接任广西提督的黄桂兰，在北宁战败后自杀身死，死前留有遗书给老上司张树声，认为是被徐延旭诬陷而死：“至此次（战败的）详细情形，桂兰于抵桃园总后，即据实函致晓山中丞，请加参处，岂意其所奏报，竟与当日战事大相悖谬，显系存心陷置死地。”要不是冯子材知机，仍留任广西提督的话，可能被徐延旭诬陷而死的就会是他。
清末官场的黑暗，终于打倒了冯子材这样优国忧民的赤诚男儿，这既是冯子材个人的不幸，又何尝不是广西甚至清朝治理边疆危机事业的不幸呢？
但是，张树声、张佩纶等人不久就要为他们因派别的私利，不顾国家治理边疆危机的事业而排挤冯子材的鲁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释：
[1]转引自姜鸣撰《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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